中国传统文化对邓小平廉政思想的影响

　　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其中又以中华传统廉政文化对邓小平理论中的廉政思想的影响最为突出。然而，学术界在讨论邓小平理论时，把主要的焦点都集中在了邓小平理论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延伸上，而关于邓小平理论如何继承吸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则常常被学者们忽略，或者仅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背景提及。笔者认为，邓小平理论，尤其是其中关于廉政的观点，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剥离或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邓小平理论的影响，将无法帮助我们科学全面地认识邓小平理论，因此，本文重点从三个方面梳理邓小平理论中的廉政思想与中华传统廉政文化的联系。
　　一、邓小平廉政理论的立足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萌芽于西周之际，得益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民本思想在由“重神”向“保民”过渡的过程中萌发了。这个时期的民本思想主要是指统治者要以民为纲，勤政，体察民情：“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1]207“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共”[1]207“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1]161，理应“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1]161。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正式形成，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西周时期的保民思想，而且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标志着传统民本思想的成熟。其主要代表观点有民为君本：“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则覆舟”[2]131，民为邦本：“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2]174，以及民贵君轻思想：“民为贵，神稷次之，君为轻”[3]320。明清之际，随着有二百余年基业的明王朝轰然倒塌，民本思想再次焕发出璀璨的光芒，跃进到民本传统的极限。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顾炎武提出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4]5著名论断，认为矫正极端君主专制最有效的措施是分权；黄宗羲进一步指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5]14，提议设立具有议会性质的学校来监督朝政。
　　可以说，传统民本思想是获得全民认同的，影响中国统治方略达几千年的政治思想。邓小平晚年曾以真挚的情感说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的民本思想也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邓小平的廉政思想中，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他指出我们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6]266。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行为准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群众监督。他认为，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的民主权利，就应当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对于怎样反腐败的问题，邓小平也一贯坚持和主张要依靠群众的力量，邓小平说，“对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7]156我们开展长期和经常的反腐败斗争，其根本依据就是看“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满意不满意”。
　　二、邓小平廉政思想的道德标尺——中国古代官德思想
　　重视道德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数千年来，正是在中华民族肥沃的文化土壤上，孕育了中华民族独树一帜的道德风范，“礼义之邦”的美誉，应当说是世人对我国古代道德及道德教育的最高褒奖。其中，官德更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之魂。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官德教育，《尚书》中指出“德惟治，否德乱”[1]131，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8]7，这些话强调了为政的关键在于德治，而这些思想也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治国之本。
　　从历朝历代官箴书来看，古代官员的官德中对为官清廉的要求有三个层次：第一是保持清廉，要官员意识到“惟士之廉，犹女之洁，一朝玷污，终身玷缺”（徐榜：宦游日记），同时要摒弃以清廉博取名声，将“清畏人知”列为上等，将“畏人不知”列为次等，还要认识到“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内事”。第二是强调节俭，指出不节必贪，“惟俭足以养廉”，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大力克制自己的欲望，“居官不可作受用之想”[9]20。第三是禁戒贪污，指出“以私用而亏官帑，实为侵盗”（汪辉祖：学治臆说），“有礼物馈送，更丝毫不可受”（徐栋：牧令书辑要）。
　　邓小平同样要求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树立良好的道德形象，为广大人民群众做出表率。邓小平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因此，必须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来选拔、培养和锻炼各级领导干部。邓小平吸取了古今中外反对贪污腐败的经验教训，特别强调干部道德的具体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问题，要求建立具有一定强制性的干部道德规范。1980年，党的十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它既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也是党员干部的道德规范和要求。1997年3月，党中央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主张从严治政，“良好的政府”是有着清廉的官员、严明的法纪、高效的行政、良好的服务的政府。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德治国”，就必须加强各级领导干部与广大公职人员自身的道德建设，使他们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廉洁奉公、依法行政、公正公开、高效务实、不计名利[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