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博弈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式面临着时代的淘洗，人们的价值观也走向多元。我们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文明成果，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非主流”文化是对“主流”文化的颠覆，本是指一种不拘一格的、不盲从当今大众潮流的文化，是文化界后现代性的一种体现。但是在中国，“非主流”的主体却从艺术界中跳了出来，成为了青少年的一种独特的行为现象：他们另类、张扬个性、非大众化，讲究符合自己心性的服装、衣着、言行。而因为青少年的不成熟，“非主流”的行为论文联盟http://正在被扭曲，引起越来越多的非议。基于网络对青少年的深刻影响，“两会”代表对此深表忧虑，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等1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建议教育部等相关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组织专家队伍，深入研究、准确把握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和信息传播规律，尽快开发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材，把网络素养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本文主要立足于当前中国的社会背景，对“非主流”的现象的社会成因进行深入分析。
　　一、“非主流”现象：对非主流文化的扭曲
　　广义上说，一切未成为主流的事物（包括思想、艺术、行为、服饰等）都可以称作非主流。非主流本来就是是相对于主流而存在的概念。没有绝对的主流，也不会有绝对的非主流。
　　主流的文化价值观，是一种已经被绝大多数接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主流对外通常显稳定结构，也就是倾向于确认、树立、划定、保持一种状态，也就是自身所对应的状态。然而世界的本象并非因人而在，不断的发现—再发现，创造—再创造，对世界的认知也就越深刻，当然也更繁复而深奥。非主流在对主流的颠覆中不光破坏自身，也破坏外界世界。因此，大多时候，非主流的主体都难以被大众社会所接纳。
　　非主流则是指小众文化价值观，与现实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一般来说，真正的思想家必定是非主流的，因为他们是时代精神的引领者，他们是第一个发觉出问题的存在的人，必定要别具一格，自成一派。我们今天要谈的并不是这种真正意义上的非主流，而是被泛化使用，成为专有名词的“非主流”。我们将本文中所讨论的非主流现象用引号突出，表明是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特有的“非主流”现象。
　　据研究，现在这种“非主流”的时尚风格，正是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朋克（punk）文化，其中以哥特摇滚风（gothic rock）和视觉摇滚风（visual rock）为代表。朋克文化属于后现代虚无主义，以带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奇异装扮表现愤怒，破坏，死亡等情绪，风靡于摇滚音乐人和爱好者之间。90年代末，由punk文化衍生出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它融合了pop流行元素，在视觉的表现手法上更加多元化，并且开始表达一些忧郁，悲伤的主题，于是便产生了emo文化，emo即是emotional的缩写。emo文化同样发源于音乐领域，但很快变成了一种时尚风格，风靡于全球的青少年中间。
　　但传至中国后，只被学习了视觉外观，而并未真正得其内涵。中国青少年的“非主流” 更多追随的是日韩风的服饰，行为上体现在照片上ps成蓝、黑等阴暗色调、添加上抑郁的语句，人物发型、姿势趋向同一风格。“非主流”个体本该尽可能地展现自己的个性，但是如今反倒体现为“同一化”；而另一些则太过另类，为了追求“另类”不断以一种极度夸张的形式夸大自己的一些特点，反倒是破坏了自己的形象，也会引领一些跟风的人走向一种扭曲的“个性展示”。如堪称“非主流天王”的杨诚俊，他大胆地改造了非主流，在他的音乐里，把社会、人类、生命突出得极为黑暗，使“非主流”达到了另类的极端，从而使他思想堕落，难以自拔，最后造成心理疾病。
　　二、社会背景：文化工业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早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状况进行了批判，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更是有一整套的“文化工业”的理论。这里的“工业”是指文化创造的目的和手段与工业生产方式相似，是一种标准性的、复制性的、大批量的生产，其目的是创造消费使用价值，经济效益是其运作杠杆。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说法是：“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都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状况下，也会被灵活地消费。但是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所有的人从一开始，在工作时，在休息时，只要他还进行呼吸，他就离不开这些产品”。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说所有的人都离不开文化工业，实际上就是指大众文化的存在这一普遍现象。由于社会的信仰和价值中心解体，公众陷入无理想、无信仰、无追求、纵欲放任的状态之中，精神消遣、娱乐成为大众的普遍追求。于是，媒体信息中的符号，成为控制人们行为的关键。法国“后现代主义”者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更是将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带来的文化变异解释为一个“符号自动复制和无限增殖”、“符号的能指逐渐压倒所指，符号日渐排斥实在”的过程。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在鲍德里亚看来，一切都被符号化，人再也接触不到实在，早已习惯于把符号当成实在，把符号制造的幻像世界当作真实的世界。资本主义文化再也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而进入“复制”时代，文化生产蜕变为抽象的符号化运作，审美价值贬值为商品价值，意义彻底空洞化和虚假化[2]。这一进程随着网络文化的大肆扩张而全面加速：电脑和信息技术所制造的文化产品（如好莱坞电影《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黑客帝国》等等）混淆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限，愈来愈充斥文化市场，主宰文化消费。批量生产和复制图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已经习惯这种单一格调的图像模式。“后现代”是一个复制的而不是创造的时代，有的仅仅是各式各样的新的复制过程。在“后现代”泛滥成灾、软弱无力的复制中，创造美学滑落为大众趣味的单纯再现与模仿，电影、电视、一切声像制品和大众传媒无不如此。美国弗·詹姆逊指出：“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是无处不在的。”“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英国伊格尔顿则认为，随着整个社会的商品化，文化表征就成了推销的一种包装形式，也就是社会认可的美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