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即研究对象的庞杂。即使除去石窟艺术而单就敦煌文献本身而言，也是如此。因此敦煌学研究随之产生了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即必须以分门别类的研究作为整个敦煌学研究的基础，而且这其中的“门类”还受着敦煌文献本身内容的制约。在这一方面，已出版的齐陈俊主编“敦煌学研究丛书”、林聪明主编“敦煌学导论丛刊”、周绍良主编“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等就都既是分类研究取得的很大成果，也是对敦煌学分类研究特色的很好证明。
　　占卜文书也是敦煌文献中的重要一类。但是，由于以往学术界对这类文献关注不够，致使敦煌占卜文书的系统研究起步晚，研究者不多，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本文试图对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状况作一点回顾与展望[1]，由于水平有限，因此文章实际只不过是我在阅读和研究敦煌占卜文书过程中的一些看法和想法，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敦煌占卜文书的定义及其涉及范围

　　敦煌文献中有300余件文书涉及卜筮、占候、占梦、相面、选择、宅经、禄命等内容。这些文书应该总称为“什么”文书亦即如何给这些文书定义，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尚未见有论著做专门的讨论。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些文书迟至今日才被归为一类研究对象，而对这类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还不是很多，他们的意见还没有充分发表的缘故。因此以下意见也只是我本人的一孔之见。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想先表明自己的观点，即对以上提到的那些内容，用“占卜”表示比较妥当，具有那些内容的文书叫“占卜文书”比较合适。以下说明理由。
　　按中国古代对如今我们称之为“占卜”类的著作有过不同分类。《汉书·艺文志》[2]除“兵家”中的“兵阴阳”外，把它们都归入“数术”类，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家。这一分类，反映的是汉人的看法[3]。唐人则不然，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解释“数术”，就直接说它们都是些“占卜之书”[4]。可见，唐人是以“占卜”来概括“数术”类各家著作的。后来到《隋书·经籍志》[5]，不再遵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除“兵”仍为一类外，“天文”和“历数”单分了出来[6]，其他则全部归为“五行”。因为《隋书》作者认为“五行”最重要，“圣人推其终始，以通神明之变，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观于来物，睹形法以辨其贵贱”，即无论卜、占、相（形法），都以“五行”学说为基础。这与当时“五行”学说的流行不无关系[7]。《隋书·经籍志》用“卜、占、形法”来概括一切占卜术，与前述颜师古用“占卜”来解释“数术”有相通处，而颜师古也正是《隋书》的撰写人之一。到《旧唐书·经籍志》[8]，沿续了《隋书·经籍志》的分类，并在《经籍志》总叙中介绍“开元盛时四部诸书”时说“丙部为子，其类一十有四……十三曰五行，以记卜筮占候”。这也是用“占（候）”、“卜（筮）”来概括“五行”类的内容。所以，至少在唐人那里，已经用“占卜”来解释“数术”或“五行”的内容了。
　　清修《四库全书》，恢复了“术数类”。这是《四库全书》的编者适应宋代以后“以数为宗”[9]类著作如《皇极经世书》等盛行的状况而做出的分类调整[10]，与唐人看法明显不符[11]。
　　近年以来，凡综合介绍或研究此类知识或学说的著作，大致使用了三个概念，即占卜、方术、术数（数术）。使用“占卜”的书如有卫绍生《中国古代占卜术》[12]。使用“方术”和“术数”者则在概念上常有混淆[13]，但都以“占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李零主编的《中国方术概观》[14]，在《序言》中解释“方术”为“数术方技”[15]，认为“数术”即“预测学”，以“占星候气、式占选择、龟卜筮占等占卜为特点”[16]。这是以“占卜”来解释“数术”，再加上巫术法术等就是“方术”了。宋会群《中国术数文化史》在给“术数”定义时说：“术，指各种带有可操作性的占卜和方术[17]。数，秦汉指历数，以后指气数、运数、数理”[18]。这是用“占卜”加上巫术法术（即方术）来解释“术数”中的“术”。所以可以这么说，在现代人看来，无论使用“方术”还是“术数”概念，将其中的巫术法术、以及《太玄经》《皇极经世书》类学说除去后，都可归为“占卜”。
　　因此，无论从唐人对“数术”和“五行”的解释出发，还是遵从今人对“方术”或“术数”的解释，用“占卜”来概括那些除巫术法术之外的、一切预测未来吉凶祸福的方法即“预测术”，应该可以成立。
　　这里特别要强调唐人的解释。因为敦煌文书大致的年代是唐五代。在这一时代“以数为宗”的著作还很少。敦煌文书中似乎还没有发现可归入后世“术数类”中“数学”类的文书。因此我以为遵从唐人对“术数”和“五行”的解释是必要的。
　　这样，我们就为这类文书定了名，自然也就划定了大致的范围：我们用“占卜文书”来概括敦煌文书中涉及“预测术”的所有文书，主要内容是《隋书·经籍志》所说的“卜、占、形法（相）”。由于是“占卜”文书而不是“方术”文书，所以其中不包括那些以巫术法术为主要内容的文书。为与科技史区别，“占卜文书”中也将不包括“历日文书”，但《历日》中的占卜性内容，则是研究“占卜文书”时应该据以比较或参考的对象。
　　以上就是对“占卜文书”定名理由和涉及范围的一个简单说明。

　二、对诸种《目录》分类收录占卜文书研究论著的分析

　　由于此前的敦煌文献研究没有将占卜文书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对象，研究者和研究论著也都不多，因而就造成了在为敦煌学研究论著编目时，诸家目录对占卜文书研究论著分类不一的状况。这种分类状况与占卜文书研究的学术史密切相关，因为“分类”从来就是目录的核心，“类例既分，学术自明”[19]，通过分类状况的演变可以间接看出某种学科的发展轨迹来[20]。
　　刘进宝编《敦煌学论著目录（1909—1983）》（简称《刘目》）[21]是出版较早但份量较轻的一本论著目录。《刘目》著录与占卜文书相关的论著仅3件，其中2件归在“科技”类下的“历日”中，另1件即王国维关于《灵棋经》的跋则归在“文书专题研究”类下的“《灵棋经》”中[22]。《刘目》设“文书专题研究”类，与其他各类有相当的交叉，似不合理，但它反映了大陆在敦煌学发展初期以“文书”为“专题”研究的现状。这时在大陆，真正意义上的占卜文书研究还没有什么成果。
　　卢善焕、师勤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1909—1984）》（简称为《师目》）[23]与《刘目》几乎同时但收录论著较全。目录中著录与占卜文书研究相关的论著约17件，分属两类，即属于“古籍、古籍考述”类者11件，属于“科学技术”类者6件[24]。《师目》续编（1985—1989）[25]著录相关论著8件，分属三类，即“专著、专集、专辑”类中1件、“古籍、古籍考述”类中3件、“科技文化”类中4件。这里有几个问题。一、将专著单列为一类，失去了分类的意义。其实属于此类的研究占卜的著作即何丙郁、何冠彪的《敦煌残卷占云气书研究》，完全可以按本目录的分类，归在“科技文化”类[26]。二、将笔者关于梦占的论文归在“古籍、古籍考述”类，而将另一篇有关《相书》的论文却放在“科技文化”类，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因为若从两篇论文均涉及了《解梦书》或《相书》看，似乎应该放在“古籍、古籍考述”类；而从占梦和相面都是文化现象看，又可以都放在“科技文化”类。但是，将二者分归两类就似乎不太妥当了。三、《师目》续编将原来的“科学技术”类改为“科技文化”类，说明编者意识到在整个目录的分类中若没有“文化”类的话，一些论著将不好安排。这实际反映了敦煌文献研究在领域上向文化研究方面扩展的现状。
　　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论著目录卷（1900—1999）》[27]（以下简称为《文库目》）仿照《师目》而有所调整。《文库目》共著录有关占卜文书研究的论著约38件[28]，分属五类，即“文献及研究”类3件、“考古”类1件、“宗教、民俗”类21件、“科学技术”类11件、“专著”类2件。其中“专著”单列的问题与《师目》相同。此外的问题还有：一、如何定义“文献及研究”类中的“文献”是个重要问题（前述《师目》中定义“古籍、古籍考述”类中的“古籍”也同样）。我们看下面的例子：1、邓文宽发表了二篇关于《年神方位图》的研究论文，《文库目》将其中的一篇归“文献及研究”类，另一篇则归“科学技术”类。2、《解梦书》或应是文献，但《文库目》将高国藩、戴仁、杨自福等三篇研究《解梦书》的论文都放在“宗教、民俗”类而不归在“文献及研究”类（前述《师目》就将关于梦书的论文放在“古籍、古籍考述”类），是不把它视为文献。3、同样是研究《占云气书》，《文库目》将马世长的论文归在“文献及研究”类，而将何丙郁、陈槃的两种论著归在“科学技术”类。可见对“文献”定义的模糊。二、《文库目》将“宗教”与“民俗”并列一类似亦不妥。像占卜文书的研究或与宗教信仰还沾边，但像饮食、婚丧等就与“宗教”关系不大了。
　　郑阿财、朱凤玉编《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29]（以下简称为《郑目》）所收有关占卜文书研究的论著最多[30]，达55件[31]。分类也最细，但同时归类似稍嫌混乱[32]。我们看这55件研究论著，《郑目》将其分属6大类10小类[33]，即“社会”类中“民俗、体育、游艺”类4件、“其他”类2件；“语言文字”类中“蕃文”类4件；“经子典籍”类“子部”类下“儒家”类“类书”类中1件、“子部”类下“其他”类中5件；“宗教”类下“道教”类“通论”类“概说”类中1件、“其他宗教”类“其他”中1件；“艺术”类下“壁画”类中1件；“科技”类下“历术”类中3件、“天文”类中33件。这其中的问题是：一、同样是研究《宅经》，1件放在“社会”类，另一件则放在“经子典籍”类；同样是研究《阴阳书》，1件放在“经子典籍”类，另1件则放在“科技”类。二、同样是研究《梦书》，1件放在“经子典籍”中“子部”的“儒家”“类书”类，另3件则放在“科技”中的“天文”类。放在“类书”中的是杨自福等《敦煌写本〈周公解梦书〉残卷初探》，它与“儒家”与“类书”有什么关系？放在“天文”类的有汤浅邦弘《梦の书の行方：敦煌本〈新集周公解梦书〉》以及郑炳林、羊萍《敦煌本梦书》等，它们和“天文”又有什么关系？三、同样归在“天文”类中还有关于《灵棋经》、《占筮书》的研究，这些研究都与“天文”基本无关；而应归入“天文”类的关于《都利聿斯经》的研究却又归在“宗教”类。由上可知《郑目》对有关占卜文书研究论著分类的混乱。这种混乱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第一、有关占卜文书的研究成果还不够多，因此学者还不能将它们单独归为一类。第二、有关占卜文书的研究又逐年增多，为安排这些论著入目，学者只能在原有分类的框架中做些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新成果和旧框架的矛盾。第三、编者可能对占卜文书的范围、性质等还不大熟悉，因而在分类中就会有归类不当的问题出现。
　　当然，在分类中列出“占卜”项的目录书也是有的。比如邝士元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34]（以下简称为《邝目》），“科技”类的第一小类就是“天文占卜”，收录了13件与占卜文书研究相关的论著。由于有“占卜”的名目，因此其中收有关于《周公卜法》[35]和《相书》的论著就很名正言顺了。但是不知为何，同是关于《阴阳书》研究的论著，其中1件归于此类，另1件却又归在“历法”类中。另一种目录是敦煌吐鲁番学北京资料中心主编、李德范、方久忠编著的《敦煌吐鲁番学论著目录初编（日文部分）1886—1992．3》（以下简称为《李目》）[36]。在《李目》的“科技”类中，与“总论”“历法”“天文”“算术”并列，单立了“占卜”一小类，收录论文5篇[37]，其中主要是星占，但也有关于梦书的论文1件。尽管《李目》仍在“民俗”和“宗教”类中著录了有关占卜文书研究的论文2件，与其体例不合，但将“占卜”单立一类（比《邝目》还要前进一步，即同时与“天文”分开），确实反映了编者的眼光。要注意的是，以上两种目录虽都单立了“占卜”一类，但也均将“占卜”视为“科技”类下的一个小类。这是很有意思的。即占卜虽然常被视为迷信，但从一开始，对它的研究就被看成为科技研究的一部分。这一点正是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一个特点，详见后述。

三、以往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历程与特点

　　通过以上对各种目录书中敦煌占卜研究论著著录状况的分析，结合一些未著录的论著，我们来看看以往有关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历程中反映出来的一些特点。
　　第一、如同其他门类的敦煌文献研究一样，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首先也是从对古籍特别是已佚古籍的关注开始的。这些最初的研究往往是即兴的、零碎的，没有什么系统，但却起着指引门径的作用。这些研究以王国维、罗振玉、陈槃等为代表，例如有王国维的《唐写本灵棋经残卷跋》、罗振玉对《阴阳书》《星占书》《周公卜法》等残卷的刊布和题跋、陈槃《敦煌唐咸通钞本〈三备〉残卷解题》等。这些成果大多集中收录在王重民编写的《敦煌古籍叙录》一书[38]中。从这些文章看，陈槃的研究最具研究性，当然他所处的年代也稍晚一些。罗振玉则主要是公布资料，研究倒在其次。他在《唐写本卜筮书残卷跋》中说“千余年久佚之秘籍，一旦归我大云书库中，喜可知也。不忍私之巾笥，爰影印以饷好古之士”[39]，表达的就是这种宗旨。因此，《师目》单立“古籍、古籍考述”一类是有道理的。它正确反映了敦煌文献研究也包括占卜文书研究初期的研究实况。
　　第二、随后，有关天文占方面的研究论著多了起来，而且这一发展势头一直保持到现在。这其中的原因值得研究。我想起码有这样几条。一，“天文占”这一研究对象具有边缘性，研究科技史、思想史、民俗史的学者都可以研究，这就使研究它的研究者多于研究其他类占卜文书的研究者。二，在大陆，可能由于“天文占”与“天文”研究密不可分，而天文研究属于科技史研究范畴，没有研究“迷信”问题的危险，所以在其他占卜文书无法研究的情况下，还可以研究天文占。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的1966年，还有关于《敦煌星图》的文章发表[40]。而且研究天文占的主要是研究科技史的专家即席宗泽、严敦杰等。三，港台地区可能是由于陈槃研究的影响。不过陈槃是把天文占作为“谶纬书”来研究的。这一传统对今天的研究仍有影响。
　　不过我们要注意，尽管有关天文占的论著较多，但研究对象却相对比较集中，即集中在对星占特别是对云气占的研究上。代表性研究例如有陈槃《影钞敦煌写本占云气书残卷解题——古谶纬书录解题附录（3）》、马世长《敦煌县博物馆藏星图、占云气书残卷——敦博58号卷子研究之三》、安居香山《敦煌写本占云气书残卷考》[41]、何丙郁、何冠彪《敦煌残卷占云气书研究》等。直到2000年，还有许子滨《敦煌〈占云气书〉残卷与云雷兴象》的文章发表[42]。这篇文章继承了以往对《占云气书》从科技角度和从谶纬角度进行研究的传统，又增加了与“诗兴”的比较，反映了近年来对天文占研究的角度变化。除对《占云气书》的研究外，值得一提的是饶宗颐《论七曜与十一曜——记敦煌开宝七年（974）康遵批命课》[43]。文章在考证文书的同时特别详释了“七曜”的两种意义，研究的文书和研究的角度在以往的占卜文书研究中并不多见[44]。另一篇刘永明《ｓ．2729背《悬象占》与吐蕃时期的敦煌道教》[45]虽然文章有很多问题，但以敦煌天文占中的一大类即《悬象占》为直接研究对象的还不多见，这也是近年来天文占研究领域开始逐步扩大的一个反映。
　　正是由于以往对占卜文书的研究，以天文占的研究为最多，而“天文”又属于“科技”，所以不仅上述各种目录都不约而同地把占卜文书的研究归在“科技”类特别是其中的“天文”类中，而且有的目录还直接把“占卜”与“天文”并列为一类。这样分类，如实反映了占卜文书研究历程中的一个很鲜明的特色，以及学界对占卜的理解。但是，混乱也往往由此种分类发展而来，即当学界开始从文化从民俗从术数的角度研究占卜、目录也开始在其他各相关门类中给占卜文书研究留出位置的时候，仍然将大部分占卜文书研究论著归在“科技”类，就产生了混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
　　第三、大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后期，大陆兴起了第一次“文化史”研究热。这一研究热潮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对传统文化方方面面的研究，特别是对以往研究不够或不许研究的问题的研究。占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占卜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研究也就理所当然地开始发展起来了。到九十年代初期，这种研究的成果陆续发表，形成了占卜研究的第一个热潮。前述《中国古代占卜术》出版于1991年、《中国方术概观》（全10卷）出版于1993年。其他大型的或综合性的书籍还有如《四库全书术数类大全》出版于1993年[46]，《四库未收术数类古籍大全》出版于1995年[47]，《中国神秘文化研究丛书》（全6册）出版于1992年[48]，《中华神秘文化书系》（全12册）出版于1993年[49]，《中国神秘文化典籍类编》（全6卷12册）出版于1993年[50]，《中国方术大辞典》出版于1991年[51]，《中国古代民间方术》出版于1991年[52]等等。这其中，《中国方术概观》与《中国方术大辞典》都有意识地选录或介绍了若干敦煌占卜文书，说明敦煌占卜文书开始受到研究方术史或术数史学者的注意。在这一热潮中，高国藩将敦煌占卜文书作为民俗文化现象进行研究，陆续出版《敦煌民俗学》[53]和《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54]，研究了卜卦风俗、看相风俗、算命风俗、眼润耳热预兆风俗、《解梦书》和《宅经》等，内容涵盖了敦煌占卜文书的主要部分，对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影响所及，占卜研究往往被视为民俗研究，后出版的《文库目》和《郑目》就都将部分占卜文书的研究论著归入了新设立的“民俗”类中。
　　第四，从上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有关占卜研究的书目中可知，当时的研究实际以介绍、整理占卜典籍为主要内容。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也有着同样特色。其中做的最好的是关于敦煌梦书的整理和研究。自从高国藩在《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给出了《新集周公解梦书》的录文，以及刘文英在《中国古代的梦书》[55]中移录了几种重要的敦煌本梦书后，大陆学者又看到了法国学者戴仁对《新集周公解梦书》所做的录文[56]。最后由郑炳林、羊萍整理出版了《敦煌本梦书》一书[57]。这本书是整理研究敦煌本梦书的集大成著作。其难能可贵之处一是给出了当时所知的敦煌梦书的全部录文，为今后研究这批文献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二是该书并没有停留在梦书的整理上，它不仅对敦煌梦书的研究进行了学术史整理，而且围绕梦书研究了一系列与社会历史相关的问题。因此，敦煌梦书因本书的出版，可说是成为了敦煌占卜文书中整理和研究水平最高的一类占卜文书。
　　第五、将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历史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应该是历史研究者研究敦煌占卜文书的一个思路。笔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发表《唐代占卜之一——梦占》[58]开始，就有意识地从这一角度来研究敦煌占卜文书。也就是说，不仅研究敦煌占卜，而且希望清理整个唐五代的占卜现象、进而研究占卜在唐五代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后来出版《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一书[59]的宗旨就是试图在系统整理敦煌占卜文书的基础上，研究敦煌占卜文书与当时内地使用的占卜书、与书目著录的占卜书、与现存占卜书的异同，以及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等。希望在唐五代占卜研究的大的框架下来研究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当然初步而肤浅，但自忖所取角度与科技史家、思想史家、术数史家、民俗史家似均有所不同。《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的出版可能还有一个意义，即它既是对以往占卜文书研究的初步总结，也意味着全面研究敦煌占卜文书的新阶段的开始。
　　第六、要重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法国学者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法国学者中，如有茅甘对堪舆、九宫图、乌鸣占，戴仁对解梦书，侯锦郎对相书[60]，以及马克对卜法[61]的研究等。这些研究重视姓名、方位、颜色中反映出的吉凶及其意义，即使研究梦书也重视“解梦”的方法和“梦的作用”；特别是对卜法，着重从演卦法的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还注意不同地区占卜术之间的比较。这些都与大陆的占卜文书研究不甚相同，反映了不同的学术传统。至于日本学者的研究，则与国内占卜研究的领域大致相同，即对天文占的关注比较多。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即日本流行至今的“阴阳道”中保留了许多唐代的占卜典籍特别是天文占方面的典籍如《大唐阴阳书》、《天文要录》、《天地瑞祥志》等。这就很自然地引起日本学者对天文占的研究兴趣。不过最近也有其他方面的研究文章发表。例如宫崎顺子的《敦煌文书〈宅经〉初探》[62]。文章试图从《五姓宅经》开始，归纳出一个《黄帝宅经》的发展过程。归纳虽有牵强处，但以敦煌《宅经》本身的渊源和流变为研究对象，还是很少见的。
　　由以上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特点可知，对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可以有很多角度，例如文献整理、天文历法、民俗文化、历史社会，以及占卜术本身等。因此，各种论著目录在分类时就往往将占卜文书研究论著分到了不同的类别中，当然也有在一个类别中容纳不同类型的占卜文章的现象。这种现象实际是由敦煌占卜文书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多学科性决定的，与学界目前尚未将敦煌占卜文书作为一个特定类别的研究对象也有一定关系。

四、对今后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几点意见

　　随着敦煌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学界对文化史民俗史甚至方术史研究兴趣的高涨，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必然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为适应这一发展，我想今后是否应该注意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是否能将敦煌占卜文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群固定下来。在今后的研究论著目录的分类中，能否考虑单立“占卜”一项（或可归在“社会”类）。当然这一问题要与目录的整体分类结合作通盘考虑，但无论如何，将有关占卜文书的研究论著分属五类或十类总归不便。现在的分类现状既不便于研究者查找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利于促进这一课题的研究扩大和深入。其实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关占卜著作的分类适应当时人的研究当时人的观念也在不断的变动中。因此适应目前占卜文书研究现状，在目录分类上作些调整，应该是可行的。
　　第二、文献整理是研究的开始也是研究的基础。现在的状况是，敦煌占卜文书的整理远远落后于其他门类文书的因此应该尽快组织人力，像已经取得很大成绩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那样，将敦煌占卜文书中的主要文书进行认真整理，给出录文，以方便大家使用。这是要深入研究敦煌占卜文书的十分重要的一步。
　　第三、在这一整理占卜文书的过程中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这是以往敦煌学研究的既成经验。要注意的是，这些年轻的研究者除要具备敦煌学知识，以及唐五代史的知识外，还应该具备术数史乃至思想史方面的知识。而这一点却恰恰为许多研究占卜文书的研究者所缺乏。我以为，要想将占卜文书的研究深入下去，没有术数史思想史的知识储备是很难做到的。
　　第四、就具体的研究而言，以往的研究中对《梦书》和《占云气书》的研究比较充分，比较成熟。这主要是说在对这两种文书的研究中，不仅有对文本的认真整理，有完整录文，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对与这两种文书相关的问题都做了比较详尽的探讨[63]。相关论著也最多。而其他占卜文书的研究就相对弱一些，有些如“禄命”类、“葬书”类、“事项占”类文书的研究则更弱，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有针对性的加强[64]。

　　总之，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不多，是敦煌文献研究中的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有更多学者关注这一研究课题，共同把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做的更扎实一些也更深入一些，以此来促进敦煌学学科的更大发展。

[1]关于这些研究状况，拙著《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一章第二节《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概况》已有涉及，请参看。另，本文在介绍敦煌占卜文书的研究状况时基本不涉及非汉语的占卜文书，但在做论著目录统计时仍将其包括在内。这主要是因为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相关成果较少，因而在统计成果时标准放的相对较宽的缘故。
[2]《汉书》卷三十。中华书局点校本。
[3]《汉书·艺文志》依据的是刘歆《七略》中的《术数略》。
[4]《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
[5]《隋书》卷三四《经籍三》。中华书局点校本。
[6]可能在《隋书》的作者看来，“数术”的概念主要指天文和历，所以在“天文”类小叙中有“是以数术错乱而难明”；在“历数”类小叙中有“是以道术破碎而难知”的话。将“天文”和“历数”单列出来，“数术”类自然就不存在了。
[7]系统总结“五行”学说理论的重要著作、萧吉的《五行大义》就成于隋代。
[8]《旧唐书》卷四六《经籍上》，中华书局点校本。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0八，中华书局影印本。
[10]所以第一小类就是收有《皇极经世书》等著作的“数学”类，而将“占卜”只作为“五行”下的一小类，定义为“凡依托《易》义，因数以观吉凶者”。这当然是在极狭义的意义上使用“占卜”一词的。它并不具有广泛适应性，且很容易造成概念的混乱。
[11]比如归在“术数类”中“数学”类里的《太玄经》，在《旧唐书·经籍志》中就归在“儒家”类。
[1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13]关于此点本文无法展开，详论请俟他日。
[14]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
[15]这是认为“数术”是“方术”下的一个概念。
[16]方技则“杂揉针药与巫诅禁咒（祝由）”。
[17]这是认为“方术”是“术数”下的一个概念。
[18]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17页。
[19]郑樵《通志》卷七一《校雠略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通志略》影印本。
[20]由于本文并非全面评介各种目录的优劣（笔者也无此能力），因此以下所论若对各目录的分类有所议论的话，也不过是在查找有关占卜文书研究论著目录时的一些想法。不妥之处敬请谅解。
[21]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再早还有王永兴编《七十三年（1909—1981年）来敦煌文献研究的专书和论文编目》（载丝绸之路考察队编著《丝路访古》一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但该目录只是逐年列出了相关的研究论著，没有分类，因而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
[22]其他如罗振玉关于《阴阳书》的题跋等，则没有从“专著”类如《鸣沙石室佚书》中单列出。“论文”与“专著”的矛盾，是论著目录的通病。
[23]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1985年8月。
[24]该目录分“内地”与“台港”二部分。在“台港”部分将“科学技术”类改称为“科学技术及其他”类。
[25]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1990年。
[26]或者在两类中均著录。
[27]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
[28]另在“专著”类中有若干件，但由于其内容不全是占卜，故不计算在内（主要有罗振玉、王重民、高国藩的著作以及下述法国学者的论文集。其他目录也有同样现象）。在这些专著中，编者只将其中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有关占卜文书研究的几篇论文单独列出，放在“宗教、民俗”类，使读者不致漏掉这几项研究成果，处理比较妥当，而其他专著中的相关内容则没有各归其类，容易使读者漏看。这一问题在其他各种目录如前述《刘目》《师目》和后述《郑目》中都存在。
[29]汉学研究中心编印，2000年。
[30]这与前两种目录不收国外论著有关。
[31]另有若干件或属论集或属专著，内容不全是占卜，故不计算在总数内。其中如前引《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关于梦书、相书、乌鸣占、九宫图等几篇论文没有单独列目，可能会使读者漏读这些重要研究成果。
[32]本目录是在1987年出版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的基础上增编的。与87年的目录相比，编者适应敦煌学发展的现状，在分类上作了一些调整，比如在“社会”一类中增加了“民俗、体育、游艺”等（这比《文库目》将“民俗”与“宗教”归在一类要好一些），但整体结构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33]若算上“综述”类下“论集”类中的几种著作，则共有7大类（11小类），占全部12大类中的一大半。
[34]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
[35]《邝目》错写作“周公十法”。
[36]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
[37]另有1篇关于《吉凶书仪》的论文实与占卜无关，故不统计在内。
[38]中华书局，1979年。
[39]载《罗振玉校刊群书叙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
[40]席宗泽《敦煌星图》，《文物》1966年3期。
[41]《李目》错将“安居香山”写成“安属香山”。
[42]此为2000年7月在香港召开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
[43]载《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44]虽然这里的“七曜”“十一曜”名义上属天文占，各家目录也都将其归入“天文”类，但饶宗颐先生的文章显然视其为“禄命”类占卜文书，与天文占没有多大联系。这一点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45]《敦煌学辑刊》1997年1期。
[46]刘波、张文主编，海南出版社。
[47]刘永明主编，黄山书社。
[48]王玉德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49]广西人民出版社。
[50]顾颉主编，重庆出版社。
[51]陈永正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
[52]张荣华著，安徽人民出版社。
[53]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11月。
[54]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
[55]中华书局，1990年。
[56]见戴仁《敦煌写本中的解梦书》，载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中华书局，1993年。又，关于敦煌本梦书的研究史，以及这几种录文的优劣，请参见郑炳林、羊萍著《敦煌本梦书》中“敦煌本梦书整理研究中的有关问题”一节。
[57]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58]《敦煌学辑刊》1986年2期。
[59]学苑出版社，2001年。
[60]均见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一书。
[61]马克《敦煌数占小考》，载《法国汉学》第五辑，中华书局，2000年11月。
[62]《东方宗教》第85号，1995年5月。
[63]当然，这并不是说对这些文书已经没有研究的余地了。相反，可作的研究工作还有很多。
[64]2002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生朱俊鹏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敦煌风水类文书初探》。朱君有意在今后对敦煌占卜文书进行系统的分类研究。这是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将有一个大发展的很好的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