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获茅盾文学奖的影响，在《长恨歌》之后创作的《富萍》在书市上重又热销。出版社甚至赶印了一批标签装在已经进入市场的《富萍》上，上面印着“茅盾文学奖得主王安忆最新力作”。的确，《富萍》是王安忆创作生涯中最出色的一个长篇。
一、
王安忆说：“《富萍》写的是“文革”前——六四年、六五年的故事。……我从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题目——移民入手，描述上海人怎样到这个城市来聚集。我分头写了许多上海中层、底层的市民，他们以什么样的理由来到上海，又慢慢居住下来。富萍这个人是在一个城市组织严密、生活秩序已经相当完善、已经不太能够允许有外来分子的时候，慢慢潜入上海的。当然她背后有许多榜样。六四年、六五年的上海对我来说，是有感性经验的，内容涉及到我个人的经历和我的家庭及我小时接触的人，不像《长恨歌》凭的是想像。”
《长恨歌》是王安忆受20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怀旧风潮影响而写出的一部作品，那个时候的王安忆似乎相信旧日的选美小姐王琦瑶代表上海这个都市的本质，那个时候王安忆看到的上海是浮华的、艳丽的、雅致的。但是，到了《富萍》王安忆有了巨大的变化，王安忆意识到，“上海这个城市很奇怪，它固然繁华华丽，但真正它的主人，是在这个华丽的芯子里面的，未必参与这种华丽的”，《富萍》依然是写上海，但是王安忆放弃了对“浮华”、“优雅”等质素的描写，而是从在上海当保姆的“奶奶”这个人物入手，奶奶是一个“什么都见过，但他们可能过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的人，这一点正好和《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构成对比。的确上海表面浮光掠影的那些泡沫之所以能绚烂着，就是因为底下这么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奶奶”式的人生。奶奶是一个有趣的人，“她是一个扬州人，本身带有一种绚丽的乡气，然后她来到这个城市，完全不同的文化，她完全融在里面但又保持着自己很‘俏’的色彩。”据说，奶奶的原型是在王安忆家家里做了许多年的保姆，王安忆对她的把握正如她自己所说是有生活经验支撑的，不是全凭想象。这部小说的人物都是“日常的”，王安忆不再像当初那样把目光放在一些特殊的人物身上，例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那是一个选美胜出者，尽管不是花魁，却也是美冠群芳的。《我爱比尔》中阿三的名字尽管“日常”，作为一个美院学生，热衷于当艺术家的阿三的身份却一点儿也不寻常，阿三的性格更是不“日常”，为自己所爱的人停学，当妓女，能算是“日常”的性格吗？现在，《富萍》中王安忆不再依靠这些个性型的人物，也不再依靠这些人物身上的故事，而是依靠“日常”的生活本身。
《富萍》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再写爱情。王安忆觉得“现在的人把爱情和性夸张了……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可以蒸发出一点戏剧性来，但其实都是重复。现在好像离开爱情别的故事都没有了，事实上爱情只是很小的故事，爱情背后有很多很丰富的故事。”《富萍》中的另一个主人公富萍要的不是爱情，也不是财富，而是一个家，一个以她为主的家，在小说里，王安忆为富萍的这一理想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她“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男女关系，仅有的是和‘孙子’的关系，以及略微接触了一下的舅妈的侄子光明。她是一个没有太多欲望的人，但有一点她特别强烈，就是她特别要一个自己的家，因为她从小生活在不是至亲的人当中，最后她遇到一对母子，这方面给了她最大限度的满足。她有一个婆母，一个丈夫，他们在生活上都依赖她，所以她就有可能在做主人，覆盖她整个感情世界的就是这些。”
王安忆的小说，“三恋”、《乌托邦诗篇》等写得过热，语言被激情溶化了的感觉，《香港的情与爱》、《叔叔的故事》等又太冷，语言被理智冷凝了的感觉，到了《长恨歌》给人的感觉就像上海话里的“作”，《长恨歌》实际写的是失落感，一个女人从鲜花浪漫的花季进入花谢风飞的中年的感觉，人在这个时候自我感觉特别不好，但是又说不出不好在哪里，找不到地方发泄，只是在生活中无端地不气顺，上海人把这种情况叫“作”。这些小说受激情的影响比较大；当然激情的含量不同，表现形式不同，“三恋”、《乌托邦诗篇》比较直露，激情以情欲的方式表现，人物行动盲目，看不到理性的力量；《叔叔的故事》、《香港的情与爱》、《长恨歌》比较冷静，类似人到中年，暴风雨的时代过了，留下的是回忆和反思，心境是沉了，却并不平静，气还没有顺，不满、失落主导着，有点儿心灰意懒的感觉。特别是《长恨歌》这种感觉做的非常足。但是，《富萍》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崭新的作品。
写《富萍》，王安忆真正具有了一份平常心，她能平静地观察日常生活，并且对日常生活抱以感激的心态。此刻的王安忆已经拥有了一份祥和的内心感觉，她已经拥有了一种心理力：认同现实生活的法则，不再从表面上抵抗它，而是试图深入到这种生活的骨子里，对它作细密的、传真的描摹。在无限的庸常的生活中发现了生活本身的力量和乐趣，这些都使《富萍》表现得特别的大气，有一种水源离开了风流激荡的山谷，渐渐地汇入到开阔的江河里的感觉。
这种感觉也表现在《富萍》的结构上，《富萍》叙述了"文革"前，六四、六五年左右“奶奶”、“富萍”移民上海的故事，但是这里没有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没有反复幽秘的结构线索，有的只是一幅幅人物素描。相对于王安忆的其他作品，《富萍》更细密，更写实，并且有着一种更为日常的叙述语调和温暖情调，整部作品显得干净而又简洁，稍有一点儿压抑，但依然是明快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以画廊展览的形式分头写来，有的人物放置在过道里，有的人物放置在大厅里，有的经过一个拐角才能看到，有的则可以一进门就一览无余，但是，也正是这些人物和事件微妙的相互作用，将富萍一一步一步推进了谁也不曾预料的结局中。这部作品是日常的，而它的戏剧性则完全被包容在了这日常之中。也正是因此，我们会发现，王安忆现在再也不用依赖报纸上的新闻故事了（《长恨歌》的故事来自于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我爱比尔》等故事来自王安忆在女子监狱的采风），王安忆甚至不再依赖“想象”，现在，她找到了自己的经验，真正地把捉到了自己的经验，《富萍》中，王安忆完全是让经验原生态地自然地流淌出来的，在这里经验依然是经验本身，经验通过依然保持自己是经验而成为小说的审美要素，这时《富萍》的最大特点。
没有什么奇绝的人生故事，有的是密密麻麻的生活场景，而且对于这些生活场景本身作者充满了自信，她知道这些就是小说，她本身就有小说的结构，并不需要作者加以可以的刻意地篡改和加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富萍》拥有了某种大气和雍容，王安忆冷静了下来，她已经得到了可以平静地观察生活本身，进而在平静的生活中透观生活本身的力量了。
二、
《富萍》中的人物“奶奶“、富萍等从地位上讲都是社会上地位低下者，从生活上讲她们的生活可以说四处都充满了危机，但是，我们看到作者在描写她们的时候是平静的，而且这种平静中渗透着欢乐的因子，一种对平淡的生活的感激――细心的读者决不难发现《富萍》语言中的这种精神气质。这些人物形象要是拿到鲁迅等现代启蒙者的笔下，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被批判，他们会变成麻木、愚昧、落后的代名词，例如“奶奶”那种坚持主仆规矩，叫东家“先生”、“师母”的习惯，会被认作是奴隶心态（这正可以和鲁迅《祝福》中祥林嫂构成对比），但是，在王安忆这里，这倒反而成就了生活本身的质地，“奶奶”正是在这些规矩中成为一个“生活”着的爱生活和能生活的人。“奶奶”是仆人，但是即使是在仆人的位置上，奶奶也活出了自己的特点、自己的生机、自己的情趣、自己的尊严，这些和“革命”、和“翻身”没有什么关系，革不革命、翻不翻身，都一样，生活依然如此地继续着，底层的人的使命就是把生活进行下去，并且在这不可更改的生活中活出平淡的滋味和平和的意绪来。
这种精神和儒家、道家、佛家三教合一的中国正统完全不是一回事，因而在正统的语言中一直是被压抑、抹煞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虽然在精神气质、品位上反对三教传统，他们提倡小说、收集童谣，试图深入民间文化中汲取养料，但是他们也没有发现这种民间性格和精神的力量。鲁迅就常常将这种精神简单地理解成麻木愚昧、奴隶意识、看客心理等等，他没有看出这也是一种“力量”。和鲁讯的《祝福》等小说比较，王安忆《富萍》中所透露在那种对民间忍受、从容的理解完全是不同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启蒙知识分子对此是盲视的，因为追求功利主义“现代化”目标，一切都要统一到这种目标上来理解，这就使民间的忍受与从容被当成了现代启蒙的反面力量（蒙昧）来加上反对。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王安忆是中国南方民间精神的最好的表达者，她发现了这种精神的意志性，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意志，真正的千百年来支撑着中国人生存的意志，它深深地潜藏在生活的底层，不为世事变迁所更改。
这种南方市民精神没有北方的张扬和狂狷，是内敛的，一如“奶奶”的性格、富萍的性格。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富萍》和莫言的《檀香刑》比较。如果说王安忆是中国江南性格、海派市民精神的代表，那么我们则可以说莫言是中国数千年北方民间笑谑与狂欢精神的继承者，这在莫言是一贯的，不仅表现在莫言的《红高粱》等早期小说中，也充分地表现在莫言的《檀香刑》等一系列近作中。《檀香刑》关注的不是历史是非，也不是人物功过，而是狂欢和笑谑，实际上整部小说都贯穿着民间节庆的形式，眉娘的浪、赵甲的狂、钱丁的酸、孙丙的烈，都具有笑谑的特征，吃喝、唱戏、行刑以及性等正是在笑谑和狂欢的意义上被放在了小说的首位。将生活当成一场狂欢节表演，不管它是否合理，是否有意义，都要将这出戏演好，这是中国民众在数千年历史中学会的生存技术和生存精神，它在笑谑和狂欢的外表下突现着人这个要素的主导力量，这正是莫言所要告诉我们的。从面上看，王安忆笔下的内敛的江南市民精神和莫言笔下的张狂的北方民间精神是不同的，但是，从深深的扎根在生活的底层，坚韧的承受生活的重压，保全自己的角度说，它们又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嘲笑赵甲、孙丙（莫言的《檀香刑》）、“奶奶”、富萍（王安忆的《富萍》），说他们是愚民，说他们是阿q、祥林嫂，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了这种生存力量的意义。俄国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曾经写了大量极端荒唐的司法案例，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就是毫无正义可言，草菅人命，在《古拉格群岛》中写到一个让人震惊的“笑话”，一个囚徒被契卡人员问起：
“你被判了几年?”
“二十年”
“为什么被判？”
“我不知道，反正平白无故地就被判了刑！”
“这不可能，平白无故的都只判十年！”
实际上极权统治之下，人们并没有坚持正义的自由和权利，上述草菅人命的案例在极权国家里一点不缺，并且车载斗量，比如因为写了一封信被判刑，在公众变态场合举手慢了一点被判刑，上厕所用了印有某个鸟人头像的报纸被判刑，《古拉格群岛》里写了一个造纸厂厂长因为开会时第一个停止鼓掌而被判了十年劳改，一个裁缝把一枚针扎在一份印有斯大林像的报纸上而被判刑，诸如此类，不是应有尽有吗？在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里，这一切都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日常生活。所以，准确地讲，在这样的国家里，所谓的司法仅仅是一场戏——一场演给人民看的防止人民猜测的戏，如果急着要对某人判刑，那就连走过场的审讯也不会有，所谓秘密审判、秘密关押、秘密处决在这一类国家里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脑子里只有正义和非正义，黑和白，对和错，那你怎么能活下去，你除了自杀还能有什么选择呢？你只能权且将这些东西放一放，在这种时候，阿贵的精神是可贵的，不如把这场戏演好，不能启发民众，至少也能娱乐民众，不能拯救自己，到底也能安慰自己一下。莫言发现了这种力量，而且他找到了展示这种力量的最佳形式。
与此相同，王安忆则发现了在严酷的等级社会结构制约（城乡登记差、户口制度）之下中国南方市民社会中蕴含着的文火慢烤般的生命力。它是一种忍受方式、顺从，富萍常常为有得劳动而欢欣，并不管这种劳动是低人一等还是如何，她还满足于嫁给一个残疾人的生活，“奶奶”则满足于仆佣地位，甚至为自己做好了、做稳了仆佣二感到自傲，她们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但是，她们没有试图从制度或其他方面来反抗这种生活，而是接受了这种生活；它同时也是一种抵制，一种抗争，富萍那种沉默寡言、孤僻顽固的性格，本身就意味着反抗，她对不公的命运不是没有意识的，她抛弃了“奶奶”的孙子，在没有任何人帮助她的情况下，毅然地选择了城里的生活，“奶奶”也是如此，虽然表面上她似乎是麻木的，但是内心她也有对幸福的渴望，对爱的追求和幻想。也正是这种江南市民精神的双重性让她们在那样的环境中生活了下来，她们没有夭折。事实上，这种生活的力量和革命的力量几乎是一样崇高、伟大的，革命者以决绝的态度的抗社会的不合理，而富萍者则是用沉默的、忍受的力量扭转着这个社会的不合理，前者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整个社会崩溃、坍塌的代价，后者则常常使双双成活，渐进的也改观了，他们的结果，哪一个更好呢？
王安忆笔下的江南市民精神也不像西方的个人主义、自我决断，它是依附的、合群的，甚至是优柔的。富萍总是在关键时刻依靠着自己的亲人，投奔自己的亲人，“奶奶”也总是要和自己的朋友们商量着，商量那，她们的性格也不是那种棱角分明的，外张、开放的类型，“奶奶”终身没有决绝地追求过爱情，富萍也没有以惨烈的、革命的方式抵抗过什么，她们并不符合启蒙主义者个性解放、人性解放的理想，但是，她们却在这方原来不属于她们的土地上扎下来根，她们移民来到这里，不仅留下来了，而且还活了，这就是她们的精神。王安忆，仅仅是从这个角度，我们都可以说她是个大师。
三、
《富萍》的语言非常简洁，到了日常白话的地步，但是也正是这种语言，它标志着王安忆在文学语言上新的进展。过去王安忆小说的语言几乎是没有自己的风格的，例如《乌托邦诗篇》的抒情语言，《小鲍庄》的“圣经体”语言，都比较特殊，有个性，但没有形成系列，也没有成就王安忆的语言风格，大多数时候王安忆用一种杂糅的语式，这种语言在语调上、节奏上、用词上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这也难怪，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其语言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南方作家在掌握这种语言方面和北方作家比处于劣势。
但是，此次王安忆的《富萍》让我看到王安忆在语言上的巨大进展，王安忆在《富萍》中发展了一种新的语体风格。这种风格可用两个字来概括――日常。
它是平淡的。王安忆的上述语言基本上用的都是短句子，这种语言完全是中国式，而且是南方化的，中国现代作家，多喜欢用长句、复句，当时人称欧化病，这种毛病一直到当代都没有彻底解决，《富萍》是彻底的南方口语作品，它不似北方口语那种饶舌（如王朔作品），没有“侃”劲儿，而是简洁的、短促的，一句话很少超过20个字。这是一种很有韵味的南方语言，王安忆在这方面做得比余华还好，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活着》中发展了一种简洁的叙述语式，但是，那种于是在骨子里依然是知识分子气的，而王安忆则不同，她找到了这种语言的民间的、日常的语法规则、风格样式。这是南方语言在白话文学写作中的一次胜利。
当然《富萍》的欠缺一二十明显的，一是这部小说的人物形象依然单薄了一些，除了富萍、“奶奶”等有数的几个人物，其余的人物都不够丰满。另外，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说“平心而论，王安忆并非是写下层都市民间最合适的人选，与另外两个大陆女作家的作品——方方的《风景》和虹影的《饥饿的女儿》有力度的场景相比，富萍所遭遇的棚户区文化显得过于诗意化和表面化（也是花气袭人之一种），下层生活的野蛮与粗鄙却被忽略不计，从而也显示不出多元的都市文化的强烈反差和对比。上海在开放与发展过程中同时发展起来的同情底层的人道主义思想——一种善意的、高贵的，但对社会变迁缺乏深刻历史洞察力的泛泛而谈，似乎对王安忆构成了某种影响，以致使她对自己不熟悉的生活状态发生了表达的强烈愿望，而对上海下层移民所构成的血淋淋的生活的严酷性，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创作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