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三峡地区渗涌不绝的天然盐泉与远古时期发生在该地区几次大的移民潮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而巫臷文化、早期巴文化、巴楚文化等文化特质的形成则与盐和移民直接相关。本文就此内容粗作论述，借以勾画出三峡文化的早期形态与历史发展脉络。
关键词：盐泉；移民；巫臷；廪君巴；巴楚争战
回顾三峡地区的文明发展史，不难发现，其本身即是一部鲜活的移民史。自远古以来，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移民进出不断。或出于政治原因，移民由峡外涌入三峡，或迫于生计、为拓展新的生存空间而走向峡外，或为战争所逼、不得不舍弃故土转徙三峡重建家园。历史上历尽迁徙命运的三峡先民，当然不能与今日国家大力扶持的三峡移民同日而语，但在一次一次的移进移出的过程之中，却促进了南北文化在三峡地区的碰撞与交融，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三峡本土文化的生长与发育，并使之成为了中华大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独放异彩的奇葩。
饶有意味的是，最早在远古时代发生在三峡地区的几次规模较大的移民潮，竟直接与该地区巨厚丰富的盐资源相关。移民，不但在丰富多彩的三峡盐文化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而且对于进一步探究整个三峡文化的生长发育与流变亦提供了明晰的线索。本文拟就远古时代三峡盐资源与移民文化的关系粗作爬梳、论辨，借以显现巨厚丰富的盐资源在三峡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古老盐泉的初始开发史与最早进入三峡地区的中原移民
渝东三峡地区，蕴藏着巨厚丰富的盐资源，无论从有关的古籍文献资料记载，抑或是当今地质钻探、考古发掘成果，皆能有力地说明这一点。由于深埋在地下的盐矿资源，经地下水溶解后，多从河畔山麓岩隙渗涌而出，其取卤之方便，远胜蜀中其他地区，故该地区古代先民对天然盐泉的开采利用，较之秦初李冰“识察水脉、穿广都盐井”[ [66>，其时更早。
最负盛名的渝东盐泉，当首数位于今巫溪县宁厂古镇的宝源山白鹿盐泉，此处自洪荒远古迄至现今，天然盐泉一直涌流不绝。若要追述该处盐泉的初始开发史，我们至迟可向前推至距今41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据《山海经•大荒南经》（第十五）记载，虞舜时代，在三峡腹心——大巫山地区，已存在一个名叫“巫臷”的方国（即今巫山、巫溪二县所在地域，秦汉时期皆属古巫县统辖）。帝舜非常重视这片地区，就派他的儿子无淫前去治理。“巫臷民‘朌’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这真是一个丰衣足食的美好家园！为什么在生产能力十分低下的远古时期会于沟壑深切、土地贫瘠的三峡腹心地带出现这么一片乐土？考其缘由，亦正是由于巫臷先民掌握了宝山盐泉，再加上方便的水运条件，食盐方成为巫臷民众同四方部族换取布帛谷物进行原始商业贸易活动的雄厚资本，因而才显得如此的兴盛繁荣。
又据《山海经•海内南经》（第十）记载：
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
此事《竹书纪年》卷三亦有简略记载：
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
目前“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夏代基本年代的框架已作出了估定，并以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的始年。据此推断，作为夏启之臣的孟涂入巴莅讼，其时大约在4050多年前。夏启袭位后，即放弃其父所都之地——阳翟西迁，建都安邑。安邑是地，更是临近河东解池，尤可见启欲将盛产食盐的解池牢牢控制在手中之用心。三峡地区腹心地带虽然远离安邑，但巫臷之民曾经以盐立国而致繁荣兴盛，以天下为家有的夏后启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故而承接无淫之后，派遣孟涂入巴主持讼事。所谓“巴”，最早即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以大巫山为中心的一片地区。前文已经谈到，存在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所谓“巫臷之国”，以“朌”作为姓氏，而《山海经•大荒西经》（第十六）所记从灵山（即巫山）升降采药的十巫之中，即有“巫朌”其人，由此可知，巫臷之民实际上是以“巫朌”为首的部族的后裔；“朌”音“班”，与“巴”字读音相近，任乃强先生认为：“很可能就是巴族的一个祖先”[ [67>，看来巫臷之国由“朌”字之音转而有了“巴”的称呼。大巫山在古代又称丹山，丹山之西，恰好正是宝山盐泉所在之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夏启袭位立国以后，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石器时代社会所奉行的财产公有制（包括自然环境所提供的原始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等）已遭到彻底的破坏，而代之以财产私有制。这种社会变动的大浪潮，亦波及到三峡地区腹心地带。正因为如此，所以巫臷之国原来那种“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的和乐美好景象已不复存在，而代之以人际交恶成讼、需求人判断是非的场面。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人们原来所共有的自然资源，诸如盐泉、百药、土地、森林等等，人们多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活与生产资料，不断会为少数人企图瓜分并占为己有，这就势必酿成人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甚而恶性争斗，所谓“其衣有血”之说，即可见之。夏后启派遣臣下孟涂“司神于巴”，亦不过是入乡随俗，借重是地民众自古以来即有的信神好巫的习俗，貌似以巫术神判，而其实奉行的乃是夏启王朝为维护财产私有制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道德观念和是非评判标准以及与之相应的刑事法律。
随着三峡考古工作全面深入的展开，已有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可资证明远古时代华夏大地各个区域之间先民们的交往活动，并不因高山巨谷而阻隔。从巫山大溪遗址出土的黑陶与彩陶的形制和色彩能够隐约分辨出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与华北仰韶文化对大溪文化的影响这一点，即可说明，早在5000多年前，中原文化已渗入到三峡地区的腹心地带。至于“无淫降臷处”，则更能说明早于孟涂的帝舜时代，中原地区与巫山地区的联系已非同一般。
而“孟涂如巴莅讼”，必然承接无淫之后，进一步将新的中原文化因素播化到三峡地区腹心地带，上面对孟涂“司神于巴”的诠释即能说明这一点。而外来文化因素在该地区的播化则往往是靠人的活动完成的。在人的活动中，随着社会的变迁、管理层次的改变而出现的社会流动，则是将外来文化广泛地溶入该地区本土文化中的催化剂。如果说从巫山大溪遗址出土的黑陶和彩陶的形制与色彩尚能隐隐约约分辨出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与华北仰韶文化对大溪文化的影响，那么，无论是作为帝舜之子的无淫，或者是作为夏启之臣的孟涂，他们的莅临巫山，都势必造成一种小规模的社会流动，一个简单的道理，他们都不会单枪匹马，一人独闯巫山；至于随之而来的中原人马究竟能呈现出什么样的规模，我们现在当然无法考订，但有一点值得肯定，无淫与孟涂的时代，即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文化早期，以大巫山为核心的原生性的三峡文化已较鲜明地打上了移民文化的烙印，这种移民文化的特质即由外来中原文化在该地区及其周边地区不断地播化显现出来。
中原地区所谓的二里头文化，实际上是继承龙山文化发展起来的新文化，其分布范围即是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二里头文化又与夏纪年基本相当，因此可以说，二里头文化是属于夏文化范畴的考古文化。就大巫山东面中堡岛遗址的发掘情况看，其第七层地层中出土的陶器群，即与中原二里头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大口深腹小平底罐、中口鼓腹罐、小平底花边口沿罐、扁足罐形鼎等，可以说均是二里头文化中的常见器物。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亦有少数泥质黑陶，陶胎较一般的要厚一些，火候亦较高；陶器纹饰则以细绳纹为主，约占整个纹饰的三分之二以上，竖篮纹次之，云雷纹、压印纹也占有一定的比例，附加堆纹、蕉叶纹亦有发现，这些较二里头文化也是差不多的。[ [68>不仅如此，在奉节县城西去20公里、大江南岸的新铺遗址下层，发掘出土的“双唇高领壶和方格纹夹砂罐”等陶器遗存，在造型风格上，也“分别同中原地区二里岗上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陶器存在一定的共性，这似乎暗示出新铺下层遗存以及鄂西峡江地区出土的同类遗存，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中原夏商文化的影响”。[ [69>这些来自地下的考古发掘资料，如果联系上文的论述，即可隐约得知，在孟涂如巴莅讼之后的整个大夏王朝时代，中原地区与三峡地区，人员往来流动不断，文化交流亦绵绵不绝。
以上所论“无淫降臷处”与“孟涂如巴莅讼”二事，如果说可视为外部移民进入三峡地区的开端，那么发生在夏末商初“夏耕之尸逃亡巫山”一事，则是涌进三峡地区规模较大的第一次移民潮。据《山海经•大荒西经》（第十六）记载：
（大荒之中）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
对于《山海经》一类的古史资料，蒙文通先生曾十分透辟地指出，这类材料“自有很多神怪妄诞之说。其实，真正古旧史料总多妄诞，不妄诞者反而难于相信其为真正的古旧史料。”[ [70> 上面所录的这段文字，一如前面所引，似乎也有些神怪妄诞，但如果细加揣摸，则不难发现它同样亦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第一，文中所谓“夏耕之尸”的“尸”字，此处不能讲作“尸体”之义，根据先秦典籍中“尸”字的习惯用例，其义应为指代“接受祭祀的活人”。[ [71>“无首、操戈盾立”，当是叙说此传闻者对代受祭祀的活人所装扮之先灵神象的形象描绘。第二，在商汤灭夏桀的过程中，章山一战，中原地区一部分被以夏桀为首的奴隶主集团裹挟参战的农耕部族，在首领被斩，败北之余，“为逃避罪”（晋人郭璞语），而径直逃进了长江三峡地区，在大巫山一带定居下来。第二句开头用一“故”字领起，乃是表明在回述此中原农耕部族余部逃亡巫山之后，“立尸”祭灵，其先灵神象装扮之所以“无首”而又“操戈盾立”的缘由。本为夏朝遗民，如此祭灵，必当蕴含有不忘先主杀身之仇的意味。至于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此定居于大巫山地区的夏耕余部的后裔，祭祖时或以木牌、或用碑石来制作先灵的神主神象，或以帛画、岩画描形代之亦有可能。以上两点，是就这段文字本身隐含的意义所作的诠释。第三，从事农业耕作的中原部族因战争原因而逃难避罪，为什么却偏偏选择了沟壑深切、土地贫瘠的三峡腹心地带？究其缘故，首先还在于自孟涂司讼巫山之后的四百多年时间内，该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交流绵绵不断，不然，逃亡中的夏耕余部何以直冲巫山而来？其次，此地虽山高水险，然而却因拥有天然盐泉等珍贵的自然资源，选择是地，既可借地势之险而藏身避难，又可依仗盐泉之利谋生安居，则是大巫山地区对此逃亡中的夏耕余部最大的诱惑力所在。夏耕余部逃亡巫山，可视为发生在三峡腹心这片神秘的土地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由峡外涌向峡内的群体性移民。而这里须肯定的是，他们的移入，必将带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经营方式，而其中不少人则会因地理环境的变更而谋求他业以求生存，或从事盐业生产与转运，或渔猎于江河与山林……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次群体性的移民，本当属于社会流动中的结构性流动，它必然会相应地引起大巫山地区阶级、阶层和人口地理分布的一些变化。也必然会促进该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土生土长的三峡文化，由于夏耕余部的到来，再次鲜明地打上了“移民文化”的烙印。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亦使三峡文化的内涵变得更为丰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整个有夏一代，正是由于涌流不绝的宝山盐泉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方使先进的中原文化因素不断地播化到三峡地区腹心地带，而“夏耕余部逃亡巫山”，则更是将这种文化的传播，以较大规模的移民方式，再次推向高潮，使原生性的三峡文化带上了鲜明的移民文化特质。
二 由盐引发的廪君巴人之军事大迁徙
说三峡文化在远古时期即具有鲜明的移民文化特质，不仅仅在于远古先民在由峡外流向峡内的移民活动中对外来文化的吸纳与涵化，还表现在本土先民不断从峡内走向峡外的社会流动过程中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与播化。而以廪君为首的五姓巴人，为拓展生存空间、寻求新的发展所进行的军事大迁徙，则将这种形式的社会流动推上了高潮，而且直接与食盐相关。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卷一百一十六）注引《代本》（即《世本》）云：“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巫诞本为生存在三峡腹心——大巫山地区的一支巴人。其后裔大致在“孟涂司讼于巴”前后迁徙出峡，居住于湖北长阳武落钟离山一带。巫臷之国早年那种因盐致富，“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的美好和乐景象在他们心目之中早已是昨日黄花，一去不返。他们在盐泉不断为私人占有瓜分，行盐经商越来越为少数人控制乃至垄断的形势下，尽管仍可行盐与业渔，但其景况已很是不妙。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所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可见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等五个氏族组成的这一部落，其时早已沦为穴居部族，且如散砂一盘，精神上唯寄托以鬼神。为重新纠合起来，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去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于是五姓之子“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皆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知，巴氏子务相凭着他出类拔萃的“掷剑中穴”的军事才干和驾（造）土船不沉的行水本领取得了部落大酋长的职务，被尊称为廪君。在廪君的率领下，五姓巴人开始了大迁徙，“乃乘土船，从夷水（清江）至盐阳。盐水有女神，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这些文字，很具有神话传说的迷人色彩，但如果撩去神话传说的迷雾，从中犹可得知，廪君率部沿清江大迁徙，所要寻找的生存空间必须是既有天然盐泉，同时又可业渔之地。所谓“盐水”，唐章怀太子李贤注曰：“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 [72> 清江县乃隋代所置，唐因之。北周时亦曾于此置施州，隋废，寻复置，唐因之，改为清江郡，寻复为施州[ [73>。由此可见，隋唐之际，无论清江县、清江郡，抑或施州，皆在今湖北恩施辖区范围内。任乃强先生认为，“盐水，即今天的建始河，从建始县治南流，入于夷水（清江）。”[ [74>这种判定，与唐人的说法大致吻合。此地古老相传有天然盐泉，正是廪君率部溯清江而上所要寻找的乐土！尽管盐水女神（很可能是一位土著母系氏族集团的首领）愿留廪君共居，但廪君为了本部族的整体利益而毅然无情地射杀之，毫不客气地占领了这一片鱼盐所出的广大地区，并以夷城（即恩施）为都，建立起一个体制很不完备的军事酋长国。廪君本为巴氏子，以“巴”为国名，自在情理之中。至于说到“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乃是指此部巴人在廪君死后，借白虎威武凶猛的形象作为图腾，以表达对其祖先廪君的崇拜，同时亦借以显示本部族勇猛无敌，不可一世的力量。《风俗通义》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缚挫锐，噬食鬼魅。”[ [75>廪君巴人毕竟是依仗武力战胜盐水女神、“君乎夷城”而获得新的生存空间的，选择最凶猛威武的百兽之长作为本部族的图腾标志，亦在情理之中。由于巴人廪君一支以虎为图腾，对虎崇拜，故而从渝东鄂西等处地下发掘出来的巴族器物诸如錞于、戈、剑等多铸有虎形纹饰。其錞于多以虎形为纽，尤显出廪君巴图腾崇拜的特征。而虎纽錞于传世和出土的地方又基本不出渝鄂湘黔结合部今日土家族聚居区范围。联系到渝鄂湘黔边区土家族至今尚有奉白虎为家神的民间习俗，尤可见今日之土家，乃是廪君巴人在扩充其领土、迁都于枳（今涪陵）之后的漫长历史中，留居于渝鄂湘黔边区的后裔，在逐步融合了周围其他部族之后形成的。[ [76>
以白虎为图腾的廪君部巴人，在完全控制住了清江流域之后，迅速扩充其地盘。一方面沿着乌飞水（大溪古称）越过渝鄂山地，重返三峡地区腹心地带，插足于楚、庸等国西南面之空地，拼命与楚争夺自古即有天然盐泉涌流不绝的三峡地区腹心地带；一方面自古夷城（今恩施）挥师南下，直指亦有天然盐泉涌流不断的郁山地区（今彭水境内），而后为了行盐的方便，又沿乌江而下至于枳（今涪陵），并于此建立国都，故“其先王陵墓多在枳”[ [77>，又以平都（今丰都）治为“别都”。后又迁都江州（今重庆）。及至战国时期，巴国已囊括“东至鱼复（奉节）、西至僰道（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即渝东南酉、秀、黔、彭数县及黔东、湘西部分地区）”[ [78>这一大片地域了，可谓泱泱大国矣。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廪君部巴人的先祖最早是由三峡腹心地带——大巫山地区走出去的，到了五姓巴人共拥巴氏子务相为廪君的时候，大致已到了春秋时期。纵观廪君巴国疆域扩充史，不难明白，以盐立国的廪君巴人，可以说，基本上秉承了其先人依仗自然盐泉采卤、制盐、贩盐以安身立命的古老传统。为达到将三峡地区食盐生产与盐业贩运完全控制在手中的目的，自廪君始，一直崇尚武力，征战不休，可以说，一部无法形成完整体系的巴国史基本上是一部巴国战争史，所谓的巴文化也基本上以军事文化为其核心。
这里须强调的是，廪君部巴人的军事大迁徙，实质上是一次由盐引发的规模巨大的群体性移民运动。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廪君部巴人，逐盐而迁，为盐而战，可以说，均处于一种不断移民的过程之中。而恰恰在这个过程之中，三峡文化中所具有的大溪文化、巫臷文化、早期巴文化等等方面的特质，及其自古即有的崇巫祀神的文化习俗，亦随着这场规模较大的群体性移民运动而逐渐播化到湖北长阳地区以及鄂西清江流域，并与当地土著文化融为一体，形成另一种新型文化。这种新型文化，逐渐发展演变而成今日之土家族文化。
三 盐与巴楚相争及楚人大批西迁
食盐，对人而言，无论长幼贵贱，皆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正如明人宋应星所说：“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终年绝一无恙。独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匹，倦怠恹然。”[ [79>远古时代，当人工凿井取卤的技术尚未形成气候之时，在内地，食盐的获取，则主要采自由河畔山麓岩隙渗涌而出的天然盐泉。由于生产能力与科技水平的低下，极为有限的盐产往往不能完全满足生存与战争的需求，这就必然导致食盐成为至可宝贵的东西。到了巴国于枳建都之后，三峡地区各处天然盐泉，不但成为巴国迅速强盛起来的重要支撑，而且亦为日益强大的楚国所觊觎。
春秋时期，当廪君部巴人正奋力越过川鄂山地，重返长江三峡地区之际，曾列为“牧誓”八国之首参与武王伐纣战争的庸国业已臣服于楚。庸国的立国之地即在今日湖北西北部及渝东巫山、巫溪与陕西安康诸县接壤的竹山、竹溪一带，今巫溪及巫山部分县地亦曾归属庸国管辖。而早于此时的西周宣王时代（公元前827年~前782年），楚王熊渠已由荆山南向长江之滨拓展了大片领土，国势日强。为了有效地控制新开拓的疆土，摒除异姓之归国存于近旁，当熊延继熊渠登上楚王之位后，即封其兄长熊挚的儿子于原归国地，建立了“夔子国”。 此时三峡地区之腹心今日巫山部分县地，已是楚国沿江西进、从庸国夺取到手的一片新土。从西周周宣王时代直至春秋中叶，今巫山部分县地一直属夔子国管辖。其时北面尚存之庸国，虽已臣服于楚，但由于宝源山盐泉为其所有，故楚人一直虎视眈眈，随时企图吞而并之。
到了公元前634年，楚成王因欲吞并附近各附庸国，以消除后顾之忧，并准备力量，北上争霸中原，便以夔子不祭祀楚之先祖及先王——祝融和鬻熊为借口，首先除掉了这个不听话的夔子国。自此之后，巫山地区便直接归属于楚国管辖。此时北面之庸国，已是危在旦夕。为独自拥有赖以生存的宝山盐泉，公元前611年，庸国趁楚国发生大饥荒、戎人攻打楚国之机而“帅群蛮以叛楚”。当此之际，楚人毫不犹豫，联合巴、秦，一举灭掉了庸国[ [80>，夺得了梦寐以求的宝山盐泉，并在巫山设置巫郡以统辖之。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整个战国时期。正如光绪《巫山县志》所载：“战国，楚有巫郡，《国策》苏秦说楚威王曰‘南有巫郡’。”[ [81>
而近年来巫山县考古发掘的丰硕成果，亦能充分证实这一点。巫山县已发现的东周文化遗址或墓地，其年代大致都在东周晚期。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对刘家坝、蓝家寨、琵琶洲、大溪等遗址的东周遗存进行了发掘。1998~2000年，重庆市博物馆和湖南益阳市文物工作队对蓝家寨遗址东周遗存再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获取了大量的东周文化遗存。该遗址出土文物中有环首刀、箭镞、带钩等铜器以及钁、锸、铲等数量较大的铁器。蓝家寨遗址包含有一定程度的巴、楚文化因素，表明东周时期大昌盆地已是巴楚文化交汇的重要地区。1998~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和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先后在琵琶洲和麦沱等遗址发掘出几座东周（战国）时期土坑墓，据现在可见的发掘资料分析，“巫山县的东周时期文化发展已呈现出与中原地区正统周文化和湖北地区楚文化基本并轨的趋向，即文化遗物中流行的器形质地、种类、特征和组合都基本中原化或楚化，相对而言，楚文化的特点更浓一些，但个别遗物仍然保留了巴文化的特点。”[ [82>这说明，从中秋后期至战国时期，大批楚人已进入到三峡腹心地带——大巫山地区。
而所谓的巫郡，在战国时期，又成了重返三峡地区崇尚白虎的廪君巴人所建之巴国与楚国相与对抗的前沿。为争夺巫郡和巴国领地所拥有的天然盐泉以及土地、森林、水道等自然资源，巴楚相争达数百年之久。及至战国中后期，楚国以其强大的实力，凌厉的军事攻势，不断向西进逼，以攻占巴国疆土，掠夺巴国盐泉。近年来三峡地区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即能充分证明这一点。
今云阳县长江北岸汤溪河畔云安镇所在地，以及于今云阳新县城西约5华里处由北注入长江的澎溪河、在其上游清江河段的温汤峡谷（今开县境内），这两处地方，自远古即皆有天然盐泉渗涌不绝，再加上水运条件的方便，这必然让楚人垂涎，成为其西进路上首选攻占之地。1997年10月——1998年1月，考古工作者在云阳境内大江北侧澎溪河东岸的李家坝ⅱ区，清理出了战国时期墓葬40座，出土遗物丰富。“虽然这批墓葬的基本文化性质是属于巴蜀文化，但仍包含有较多的其他文化因素，其中以来自楚文化的因素为多。例如，陶器中的a型甗、长颈罐（a型）、c型豆、鼎、敦、假圈足壶（b型）、鐎壶等均属于楚式陶器，而鼎型鬲、盂等则可能受到同类楚式器的影响。在墓葬的形制方面也可见到楚文化的强烈影响。例如，拼合式的木质板式葬具以及葬具下横置垫木的习俗，在楚文化的墓葬中常见。在少数墓葬中，楚文化的因素占主导地位，例如m45和m33等墓，除了墓葬中出土了一些巴蜀式的铜器之外，几乎与楚文化的墓葬无多大区别”。[ [83>又，据河南郑州考古工作人员介绍，自2001年5月开始对云阳县长江马粪沱墓群进行发掘以来，到目前为止，共清理出战国中晚期至六朝时期的墓葬80多座，其中战国时期的墓葬10余座。出土铜、陶、铁等器物100余件，战国时期的器物竟全部具有楚文化特征，而本应具有巴文化特征的器物却难寻踪迹。而位于万州武陵镇东北约4公里处的麻柳沱遗址中，“以鬲为代表的三足器”，亦“多呈楚式鬲特点，不属于本地的文化传统”[ [84>又，今忠县 井、涂井，亦是自远古即有天然盐泉渗涌不绝之地， 井河为长江北岸支流，中坝遗址紧靠 井河左岸，距忠县县城8公里。据四川考古工作队队长孙智彬先生介绍，这里已发掘出土大量的圜底陶釜与尖底陶杯，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判断，至迟在商代末期， 井河中坝以及和长江交汇处右岸等地，远古时代的先民们，已在采取从河畔山麓渗涌出来的天然盐泉，用尖底陶杯和圜底陶釜晒制或烧煮食盐。到了战国巴、楚相争时期，楚人大举进攻巴国，就是为了夺取巴国民众赖以生存的天然盐泉。近三年来，从 井河口左岸崖脚遗址所发掘的100余座墓群的情况看，即最能说明这一点。据北京大学考古工作队队长孙华先生介绍，崖脚遗址100余座墓葬实为战国时期及秦汉墓葬遗址，楚墓最多，汉墓次之，巴墓较少。 井河口右岸，拟计划发掘的墓群，主要也是楚墓。由这些墓葬发掘的成果可知，楚人为掠夺巴国所拥有的天然盐泉，不断沿江西进，到了战国晚期，已占领了大部分三峡地区。
据《史记•秦纪》记载：“（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史记正义》亦云：“楚北及魏，西与秦相接。北自梁州汉中郡，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也。”[ [85>在楚国的强大攻势下，巴人节节败退，巴国之都，先由枳（涪陵）迁到江州（重庆），再迁往合川，最后止于阆中。巴之故都——枳亦曾一度落入楚人手中。公元前316年，本为救援苴侯和巴国的秦将张仪、司马错，却“贪巴、苴之富”，在灭掉蜀国之后，即顺手捎带，轻而易举地灭掉了巴国[ [86>。其后38年（即楚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8年），楚国又从巴国余部手中全力取枳，导致楚都郢空虚，于是秦将白起趁虚而入，攻破郢都，并在夷陵烧毁楚先王陵墓，迫使楚都东迁至陈（今河南淮阳）。由于楚都东迁，原为楚国之巫郡及整个三峡地区即全部归属于秦国了。再后五十五年（即公元前223年）楚国亦为强秦所灭。
上述巴、楚相争的史实，使我们得知，楚人步步西进，实为争夺三峡地区的天然盐泉而起。在这场漫长而残酷的争战中，楚人不仅侵占了巴国的不少土地，而且还有大批的楚人乘势移居到渝东各地，形成了涌向三峡地区又一次规模较大的移民潮。最早处于巴楚争战前沿的三峡腹心大巫山地区，大批楚人的移入，其实早在熊挚之子以巫山为夔子国都之时即已开始。此后数百年时间内，楚人的移入或过境已是源源不断。到了战国后期，则将这场移民运动推向了高潮。正如晋人常璩所言：“江州（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 [87>随着这种因战争原因而连续不断的移民运动，势必将具有雄浑、谨严、清奇、灵巧风格的楚文化不间断地播化到三峡地区，与该地区本土巴文化之强悍、素朴、神秘而诡谲的特色紧紧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这种崭新的文化形态，既富有三峡地区本土巴文化的原汁原味，同时又杂有庸国时代渗透进来的更为先进的中原文化因素，更重要的是她还具有了楚文化的绚丽多彩。这种新的文化形态，以其融合四方、汇纳百川、连通峡外的兼容性而显得千姿百态，充分展示出了她所具有的“移民文化”特征。
由以上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远古时期，三峡文化中的巫臷文化、早期巴文化、巴楚文化等诸种文化特质的形成与涌流不绝的天然盐泉均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由于生产能力和科技水平的低下，当食盐尚不能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时候，三峡地区取卤方便的天然盐泉在其生存空间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便显得非常突出！正由于此，渗涌不绝的天然盐泉即成为了引发移民浪潮迭起的源头。而一次一次的移民运动则使三峡本土文化中的移民文化因素充分展露出来，清晰地勾勒出三峡文化生长发育的历史脉络，其文化内涵亦变得越来越丰满。
注释
（66）[1]【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卷三（刘琳校注本）.成都：巴蜀书社，1984
（67）[1]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附说盐.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8）[1]高应勤、卢德佩.长江西陵峡至川东夏商时期文化初析.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1
（69）[2]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奉节白帝城文物管理所.奉节新铺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70）[3]蒙文通.古族甄微•巴蜀史的问题.成都：巴蜀书社，1993
（71）[4]参见：任桂园.说尸•兼论夏耕之尸与鳖灵之尸.大巫山文化•附录.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1
（72）[1]见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一百一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73）[2]参见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年5月初版。
（74）[3]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75）[1]【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卷八.【明】程荣纂辑.汉魏丛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影印本），1992
（76）[2]李昭明.川东酉水土家.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77）（78）[3][4]【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卷一.（刘琳校注本）.成都：巴蜀书社，1984
（79） [5]【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作咸.第五卷.沈阳：沈阳出版社，1995
（80）[1]《左传•文公十六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楚军）与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鱼人实逐之。庸人曰：‘楚不足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伐庸。”
（81） [2] 光绪巫山县志•沿革志.卷二
（82）[3] 郑若葵.重庆市巫山县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三峡文化研究.第三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
（83） [1]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84） [2]上海大学文物考古研究中心 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麻柳沱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85）[3]司马迁.史记•秦纪.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86） [4]《华阳国志•巴志》（卷一）载：“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蜀王弟苴（侯）私亲于巴，巴蜀世战争。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
（87） [1] 【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校注本）成都：巴蜀书社，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