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风俗文化的交流 
一、马  球 
吐蕃马球盛行，唐太宗时已传入长安，由是成为汉地深受欢迎的体育运动。 
《封氏闻见记》记载过汉藏球手在长安比赛马球的经过。当时唐朝皇帝及文武大臣均临场观看，尚未继位的唐玄宗也亲自驰马参赛，场景极为热烈壮观。据该书载，早自唐太宗时吐蕃马球已传入长安，“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即吐蕃人）好为打球，欲令朕见此，胡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诫。”这说明吐蕃人常在长安街内打马球，而唐太宗已经令人学会，观看过吐蕃赛球，还曾受到吐蕃人打球邀请的。只因他身居皇位，故表示不宜沉溺于马球之戏。既然皇帝已悉马球之技，其群臣岂能不学，从中宗公开提倡赛球，并已组成汉人组成的马球队，而他自己的技术也身手不凡，可知马球已遍及长安。 
《封氏闻见记》详载了中宗观汉藏马球赛的情况：“景龙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附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其都尚赞咄，犹此仆射也。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数百段。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献诗。”③唐诗记此事：“侧身转臂看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又说：“击鞠（即球）由来岂作禧，不忘鞍马是神机，牵缰绝尾施新巧，背打星球一点飞。”蔡孚亦为诗云：“金键玉凿千金地，宝仗雕文七宝球。”④在唐宫廷中打马球成为当时的时尚，连贵为天子的皇帝也积极参与，下场比赛，就可知其影响之深刻了。诗人杨巨源的《观打球有作》诗，如此描绘打球情景： 
亲扫球场如砥平，         玉勒回时霑赤汗， 
龙骧骤马晓光晴。         花鬃分处拂红缨。 
入门百拜瞻雄势，         欲令四海氛烟静。 
动地三军唱好声。         杖底纤尘不敢生。 
马球之球藏语谓之“波罗”，唐代所谓之“金颇罗”当时指此而言。马球在汉地直传到明代，同时也传至国外。欧美及阿拉伯语称“球”为“颇罗”，均源自藏语。对此，阴法鲁教授已于20世纪50年代着文做过详考①。马球后来被唐朝做为训练骑兵的“军中常戏”，因而“虽不能废”。1972年在乾干陵发掘唐章怀太子李贤的墓，其墓道西壁上即绘有完好的彩色马球比赛图，可知吐蕃马球戏在汉地影响之深。遗憾的是，不知何因，西藏的马球术后来竟失传了，国内仅蒙古族尚存此技。 
吐蕃另有“骑马之戏”，在长安也受到皇室官员的赞赏，此“骑马之戏”似即马术。桑耶寺落成时举行过盛典，其间即有精彩马术表演。据《全唐诗》载：“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正月五日，移仗蓬莱宫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因重为柏梁体联句”②。 




③ 唐封演著《封氏闻见记》，卷六，第2至5页，打球。 
④ 按：马球手乘马，手持球仗（即宝仗），驰击用革或木所做之球，球上涂色雕纹，谓之“七宝球”。 
① 阴法鲁《唐代西藏马球戏传入长安》，载《历史研究》，1959年6月号，第41至43页。 
② 《全唐诗》卷2。
二、饮食习俗
1、饮茶
饮茶喝酒茫是汉藏族共同爱好的生活习俗。茶叶及饮茶在汉地早已有之，藏语中的“茶”是汉语译音。虽然藏文典籍对茶叶何时传入藏地有各种说法，但对它的描述均十分生动。
据《汉藏史集》说，茶叶在藏地的出现始于吐蕃赞普都松芒保杰（676~704）时期，即公元8世纪初。故事说都松芒保杰害了一场重病，当时吐蕃没有很高明的医生，赞普只能调剂饮食，注意休养。有一天，王宫屋顶的栏杆上飞来一只美丽的小鸟，口衔一根树枝，树枝上有几片叶子。开始赞普并未留意，翌日旭日东升，小鸟又来婉啭啼叫，于是赞普命人将小鸟口中的树枝拿来榻上，竟是一种藏地没见过的树，摘一树叶入口品尝，顿觉清香袭人，煮沸饮用，更是浓香入心，精神也大好了。于是，赞普命人去寻找这能治病养身的树。吐蕃的臣民们四散去找，其中一个忠于赞普一心想着赞普早日康复的大臣，在汉藏边境的汉地看见了这种树。可是，有一条河挡着他的去路，便淌过河采得一捆茶树枝。后来又来一只白色母鹿为他引路，跋山涉水，来到赞普王宫，赞普用树叶疗养病体，果然大获效益。这便是茶传入吐蕃的来历③。
吐蕃赞普颇喜饮茶。自731年唐蕃会盟设立“茶马互市”于赤岭后，汉地茶叶开始大量传入到藏区，成为吐蕃人民不可缺少的饮料。吐蕃赞普喜好收藏汉地名茶，还派称为“汉地五茶商”的商人负责唐蕃之间的茶叶贸易。
汉籍《唐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手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靳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④。
传说茶叶与藏族语言学的发展也有一定联系。《汉藏史集》又说，屯弥桑布札去印度学习创制文字。印度文字元音有16个，辅音有34个，虽然都能发出声来，但吐蕃人很不容易把音发准。屯弥想不出好办法，就将寝门紧闭，昏然睡去。醒来时见身边有一位瘦小的老太婆。便问：我将门紧闭，老太太是如何进来的。老太太说天空是我的路，你将门紧闭又有何妨。屯弥听了迷惑不解，再次询问路程有多远。老太婆说没一定，屯弥再问路上带什么口粮，老太婆回答说是茶叶。说完顿然消隐。此事过后，屯弥才从老太婆的话中请出有等6个印度文字中没有的音构成藏文30个字母。等等。
2、饮酒
从藏语对酒和酒糟的称谓可知汉地酿酒传入藏地历史更为久远，当不只是在文成公主入藏之后。早期，藏族称酒为stsang或rtsang，后来又称为chang。据藏学专家研究，这一称谓与古汉语的称谓有渊源关系。汉地在商朝时就有叫鬯或鬯酒的高级饮料，见于甲骨文。西周大盂鼎的铭文中就有“锡汝鬯一卤”之句。鬯的读音zang，与藏族对酒的上述读音十分接近。而藏语称酒糟为“phab”，与汉语糟粕的粕字存明显关系。从藏族对茶、酒的称谓关系可以看到藏汉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①
此外，据当代学者杜蔚兰考证，中国中原地区在先秦的主要食物“糗”即吐蕃藏人食用之糌粑，这是吐蕃同中原饮食文化交流的又一成果。不过只是中原的原料是米和麦，藏族用的是青稞麦而已。②




③ 《汉藏文书》上册，第123页至第126页下。
④ 李肇《唐国补》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6页。
① 王尧《吐蕃文化》，第191页。
② 参见《糗即糌粑小考》，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4期。

三、服  饰
1、蕃人及赞普喜好唐人服饰
《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入藏后改革藏民族的服饰习惯：“因公主恶其人东者面，异赞遂合人罢之，身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墀松德赞赞普之时……唐地财富丰饶，于西部（上）各地聚积之财宝贮之于瓜者，均在吐蕃攻陷之后截获。是故，赞普得以获得大量财物，民庶、黔首普遍均能穿著唐人上好绢帛矣。③
《册府元龟·谏诤部》记载，到长安学习的吐蕃人“服改毡裘，语录华夏。明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亲，知侄丹之要。”吐蕃人所穿之长袖服装似由来已久，这从敦煌壁画《吐蕃赞普礼佛图》中可以看出。但对照晚唐敦煌壁画营伎图（第156窟）的汉族男女营伎长袖服装看，当时汉藏服装颇多相似之处。这可能是互为影响的表现，但清以后汉人此种服制，而藏人却依然延袭至今。④
2、汉僧与藏人的僧服“堆噶”
“堆噶”（坎肩）是藏区独有的僧服之一，它是在后宏期出现的。……堆噶上的两个伸用力胳臂的洞形似大象的两只耳朵，并且用蓝现缝有边子。这是为了纪念后宏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后宏期之初，约格迥乃和藏绕赛等人给喇钦·贡巴绕赛受戒时，有几个汉僧参加受戒。这些蓝线边子正是为了纪念这几位汉僧的功德。①
3、藏族服饰对汉族的影响
（1）仿椎髻。椎髻本是当时吐蕃人的一种发型，其特点是将头发盘结于头顶或脑后椎形。因这种椎形发型比较高耸美观，一时成为唐代妇女争相模仿的时髦发型。
（2）仿赭面。赭面本是吐蕃人的一种习俗，据《旧唐书》记载，吐蕃人“以赭涂面为好”。赭面的主要是吐蕃女子，她们将赭色（赤褐色）合成膏剂涂面，起防风润肤作用并用它来美容。这一习俗传到唐朝，曾被许多妇女模仿。以上仿椎髻与赭面之风，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公元820年）最为盛行，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元和妆”。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时世妆》一诗专门记载了这一情况：“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年，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
（3）戴吐蕃式帽子。吐蕃人戴的帽子式样别致，戴吐蕃帽子也成了唐人的一种时尚。唐朝人刘言史在他写的《王中丞宅夜观胡腾舞》一诗中写道：“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毡胡 衫双袖小。”陕西西安唐韦顼墓中的侍女石刻画更形象地说明了唐人喜戴吐蕃帽子的情况，其石刻画中有两位完全胡妆的汉族女子，她们所戴的帽子与敦煌壁画中吐蕃妇女所戴的帽子极为相似。
（4）穿毡裘。毡裘是用薄毡做的衣服。因其挡风遮雨防寒耐用，也为唐朝汉人所穿用。唐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
（5）穿长袖服装。吐蕃人服装一般长袖。敦煌壁画《吐蕃赞普礼佛图》中吐蕃人的服装都是长袖的。唐朝汉族人的服装本不是长袖的，如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一诗中写道：“小头革奚 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据此可知，直到唐玄宗天宝末年还流行窄衣裳，即衣襟衣袖都比较窄短的衣裳。后来受吐蕃服装影响，当时汉族人民也穿起了长袖服装。晚唐敦煌壁画营伎图中的汉族男女营伎都是穿长袖服装的。这是唐人仿效吐蕃人穿长袖服装的有力证明。
（6）用莲华纹图案作衣饰。莲花本为佛教图画中喜欢用的一种图案。吐蕃人接受佛教后其衣饰多用莲花图案。后来这一图案传到唐朝，莲花图案也成了唐朝人喜欢使用的一种图案。
（7）戴念珠璎珞。吐蕃人因崇信佛教，在脖子上喜戴念珠。后来这一服饰传到唐朝，许多唐朝妇女也喜欢挂念珠璎珞于颈部，如同戴项链一样。
（8）穿藏靴。唐人喜欢穿所谓“胡靴”，其中包括藏靴。
（9）穿袒胸露乳妆。传统的汉族妇女装束在儒家封建思想的影响下，是紧裹全身的。但到了唐朝，在包括吐蕃女妇服饰在内的所谓“胡妆”影响下，出现了袒胸露乳比较开放的女子装束。唐朝诗人周喷写的《逢邻女》写道：“日高邻女笑相逢，慢束罗裙半露胸。莫向秋池照绿水，参差羞杀白芙蓉。”②




③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页。
④ 见《敦煌研究文集》附图。又，巴黎1977年版《西藏艺术论文集》，第73、75页附图。
① 次仁白觉《藏传佛教僧服概述》，载《西藏民俗》1995年4期。
② 本目参见陶柯《谈藏族服饰对汉族的影响》，载《安多研究》1998年1—2期合刊。

四、婚  俗
《日土婚礼歌集》有两个称谓，即《僧格卡巴》及《岗嘉拉江》。现在使用的经文其意为《婚礼歌及日土迥宗噶波的四条河》，从其名称来看，显然婚礼歌很久以前就产生于古格地区的迥垅努卡宗，并从那里传开。这部经文的起源无人知晓。据一些口头传说的说法，婚姻习俗在西藏形成于公元7世纪中叶藏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之时，这一婚姻习俗逐渐传到日土②。
1、看八字：藏族《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二）载，结亲过程大概是这样：
（1）向求婚的人家（有男方向女方的，也有女方向男方的）送第一次聘酒，取回对方生辰庚子，请喇嘛卜卦，看八字是否相合。
（2）如果八字合了，就送第二次聘酒，送这次聘酒时，要送衣物首饰……表示姻亲已定。①
2、婚礼唱词说：麦、斗（切玛）、哈达来源于汉地
在岗巴藏区，婚礼头一天，入席后，男方请来的道吉祥者说唱艺人手捧哈达道房屋吉祥：哦拉索！请听我道吉祥词：四面墙体永固，是于马年砌筑，端端直立如马……柱子坚牢不倾，是于牛年立就，挺梃直立如牛……
又拿一条哈达系于门楣，手持一条哈达道“切玛”吉祥词：
……切玛置于方桌上，立在座首表吉庆……斗内麦从汉地来，公主出嫁时随身带，象征福如翻麦浪。“切玛”斗上置盐块，亦是公主随带品，象征万事遂心愿。
此下婚礼正式开始。道吉祥者把婚礼场面描绘后，手持哈达，叙说哈达的来历：哈达来源于汉地，七位汉女将它织。这条哈达名阿西，哈达之中为上品……然后对新郎道祝词：
愿得吉祥与安乐，五行积成须弥山……为使婚礼喜又欢，愿献汉地白哈达，此由公主福运织，光泽亮丽又柔软。纵是日月亦失色，要说花纹美不美？八幅瑞相竞折腰。挥向上空耀天界，众神欢喜人畜旺；挥向下界耀龙宫，龙王惬心雨水足；挥向人间耀王宫，四柱八梁显风采。将此哈达献给你，祈愿吉祥又美满。……
将哈达献新郎后，对新娘道吉祥词，中曰：
为使婚礼喜又欢，愿献汉地白哈达，此由公主福运织，光亮洁白花又美。洁白否？皑皑雪山竟低首。要说花纹美不美？八幅瑞相亦失色。
以下给父母叔道吉祥献哈达，婚礼管家道酒坛祝词，婚礼管家道酒壶祝词，手持系白哈达的竹条左右挥动：
此棍共有三竹节，竹竿长在南谷中，一把利斧将它砍，汉地花绳把它缚。长毛公牛把它驮，棍头饰有五色绸。……
以下为与酒女祝酒与对歌：
（酒女答）其一：要说四方四古瓢，东头挂有古铜瓢，象征汉地浓香茶……其四：要说三种好盐巴，一是藏北水晶盐，二是汉地红色盐，三是披碱小白盐……①
3、墨脱门巴节俗与工布箭歌：中原钱庄与丝线
假如你在藏历十月进入雅鲁藏布江两岸的门巴组村寨，就能亲身体验到墨脱地区“仁珠”节的热烈场面和奇特风情。
专门请来的红教喇嘛，坐在很高的垫子上……他的几个助手，身披白色的棉绸，手里拿着五色绸子缠绕的话彩箭大声喊：“恰古秀，央古秀！”（吉祥来啊！福德来啊！）“愿中华皇帝带来吉祥！……”
“洛渝山上的竹林，请借我一把金竹。……藏北旷原的野牛，请借我一条牛筋。中原汉地的钱庄，请借我一束丝线……缠好中原丝线，嵌上库加箭镞，制成漂亮的金箭。”②




①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二），第106页。
② 洛桑、沙吉《西藏阿里日土地区的婚姻习俗》《西藏民俗》1995年一期）
① 班丹《岗巴婚俗拾零》《西藏民俗》1995年4期。
② 廖东凡《雪域西藏风情录》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349页、第345—346页。

五、丧葬习俗 
1、吐蕃的“七七之祭”源于汉地 
根据藏文史上《拔协》及《贤者喜晏》的记载，吐蕃的“殡葬仪轨”（俗称七七之祭）的习俗是在金城公主出嫁吐蕃后，由她建议将唐地的丧葬习俗引入吐蕃的。《拔协》中记载：     
吐蕃过去对死去的大臣们，没有祭奠的习惯。金城公主说道：‘我们汉地佛法宏扬，对死者有七日祭的习惯。吐蕃佛法不昌盛，人死后享受不到祭奠，实在可悲可怜！’以后，便倡兴七日祭。从此，人死后，立即向成千的人天施焰食，摆设供养，以为祭奠和悼念。这就是所传的‘吐蕃七日祭’的由来③。 
据民族学者廖东凡的调查，西藏至今仍保留和发展了这一丧葬习俗。他说： 
“拉萨的丧事活动也是七天为期，七七四十九天结事。相传这是唐代金城公主立下的规矩。第七天，亲友来向中达献哈达、茶酒，取下供死者饮食的陶罐，到拉萨河边，一边撒糌粑，一边撒陶罐里的灰，撒完，将陶罐扔掉。河边插一经幡，上写有死者属相，藏语叫‘龙达’，意为风马。风吹过，经幡似马一样奔驰，为死者祝福。 
到第四十九天（七期之末），家人去大昭寺，给门口的乞丐施舍，散点钱，让他们帮助祈祷：“神佛啊，请保佑死者快快投胎为人身吧！投胎为一个男子汉吧！投胎为好人之后吧！投胎为虔诚的佛教徒吧！”在此之前，家人不多唱、不舞蹈、不洗头、不饮酒、不游戏④ 
2、松赞干布及蕃使像陪葬乾陵 
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三年逝世后，在他的陵寝昭陵，为蛮夷君长凿石刻像，背后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⑤。其中就有赞普弃宗弄赞（松赞干布）的形象，以示宠异⑥。后高宗逝世，建乾陵，其下有吐蕃使大论悉囊然的石像⑦。 
杜齐说： 
松赞干布的墓地也象周围其它的墓葬一样坐落在一块巨大的方形底座上。这块巨型底座很可能是作为举行与神圣建筑有关的仪式之用的。也有可能象汉文资料提到的那样是用来种植树木的。 
根据钦则（钦则旺布，宁玛派僧人，著有《卫藏道场胜迹志》一书— —译者注）的说法，当时在松赞干布墓的上方有一尊松赞干布的浮雕像。赞普生前左右内相中选一至二人，专门派去守护赞普陵墓，为守陵制。守陵者免赋役①。 
从陵墓建筑来看，唐蕃皇帝陵墓建筑有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据汉文史上记载，唐太宗在修建其陵墓昭陵时，吐蕃赞普特派使者常驻昭陵。唐太宗死后，又特别将松赞干布的石浮雕像立于墓前。吐蕃自松赞干布时期，对唐朝的昭陵、乾陵都非常熟悉，因此有意仿效唐制。 
以山南琼结藏王墓为例，从陵墓布局看与唐陵类似的是也有主次之分和等级之分，主陵高大，从陵相对略小，从陵墓封土形制看，均为依山为陵，封土为丘；以方形为尊、圆形为次。按主次顺序排列。前者以松赞干布陵为代表，后者以顿卡达陵为代表。再从陵前仪制，陵内设置制度等方面，均可看到吐蕃陵墓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唐代皇陵有立碑制度，而赤松德赞也立有墓碑，且碑上图形有龙蛇纹饰，与唐代皇陵石碑的纹饰完全一致。龟蚨制是唐代皇陵墓碑制度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赤松德赞、赤德松赞的墓碑均有龟蚨，这明显是效仿中原陵墓立碑的定制。中原地区自秦汉以来就有墓前设立石狮的制度，唐陵的石狮更成为墓葬的典范之一。 
至于陵墓内部的设置，唐代王陵中均有五方镇墓石，以青、白、赤、黑、黄五色代表五方，以为“镇墓压胜”。而昂仁县布马村有吐蕃近似王陵的大陵墓，其中的一号墓中就有五件黑色砾石，与内地秦汉以来王陵内设的“镇石”之制相似。自唐代起，中原王陵中置设陶罐，内放粮食，即敦煌文书所见的“五谷仓”，旨在免除死者饥饿入陵之俗。昂仁县布马村吐蕃一号墓中也设有陶罐储粮。 

六、其  他
1、吐蕃佛牙等传入西安广仁寺
黄灏说：“笔者曾在西安广仁寺调查，竟听到与此有关（指文成公主入藏时所带的释迦牟尼佛像）有关的信息。据该寺住持说，该寺有一座度母殿，有个藏文名称，较叫‘卓玛拉康’，显然这正是汉文‘度母殿’的藏文译称。殿内曾供一镏金铜度母橡，此像造于唐开元年间，系藏族由西藏送至长安的。为什么呢？意为藏族感谢汉地将珍贵的无价宝释迦佛像奉送给西藏，使西藏得到了佛的赐福为了报答汉地赠佛之情，藏族人民特造度母佛像送到长安供奉，以保护汉地人民。此像供奉，很久许多来长安（西安）的藏族领袖人物都曾到此寺，驻锡朝拜，其中就有在达赖及班禅、嘉木样等高僧大德。可惜今日只存其殿，度母像在文革中失踪，至今仍在查找之中。
据日本唐代高僧圆仁的赴唐游记中载，圆仁曾多次参礼长安的寺院的法会。有次他在法会上发现，朝拜祭祀的是‘吐蕃佛牙’，仪式极为隆重。这‘吐蕃佛牙’无疑是吐蕃赠送的佛牙。佛牙是极为珍贵的佛教文物，吐蕃赠此佛牙，说明汉藏佛教文化关系的密切。”①
2、藏佛与汉族年节的关系
（1）年前也要扫墓，炸油果子（不同之处是用酥油）。
（2）除夕也要一家聚会吃年夜饭（藏族叫古突），汉族饺子中包的是钱币等物，藏族则包的是石子、盐巴、羊毛、佛像等来预测运气。
（3）春节也是从正月初一开始，只是藏历与汉历时间有差异，但藏历也受到汉历的重大影响。
（4）大年初一都不出门，全家按大小相互拜年，燃放鞭炮。
（5）初二开始出门拜年访友。
（6）正月十五举行灯会（不同的是藏族点的是酥油灯）②
3、松赞干布喜好唐人铜镜
18世纪藏族学者让琼多吉在其著作中指出：在松赞干布墓的内室中，藏有一幅铜镜：“令人注目的是松赞干布生前十分喜爱的一面吉祥铜镜，有一腕尺长，用丝绸包裹着。”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唐代是汉藏文化交流相当频繁的时代。吐蕃王朝时期只不过是藏族历史长卷中的一页，但这一时期却是藏族为缔造祖国大家庭而做出伟大贡献的时期，不仅在政治上吐蕃与唐朝结成了“甥舅”“宿亲”的“社稷如一”的关系，在文化上通过交流的多种渠道也使汉藏文化密切交融，从而使汉藏两族结成了密切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为后来汉藏两族继续携手并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吐蕃时期汉藏两族在宗教文化方面的交流，显然有益于双方文化的丰富发展，也有助于汉藏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来看，汉藏佛教文化是两族人民所共有的，它们都是我国多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历史悠久的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发展，无疑为中国文化宝库增添了有益的成分，是应该加以认真总结的。
 




① 黄灏《吐蕃文化略述》，载《藏学研究论丛》第3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② 袁光厚《漫游世界屋脊》，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③ 谢热《古代藏族的祖先崇拜及其仪式》载《《藏学研究论丛》第三辑》。





③ 拔塞囊著，佟锦华译《拔协》，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④ 廖东凡《雪域西藏风情录》，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399页。 
⑤ 《通鉴》卷199.第6269页。 
⑥ 《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二》卷964,第.11340页。 
⑦ 《长安志图》卷中。 
① 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