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江南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水乡泽国，传统研究中所认为的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生产和生活习俗等方面是共同无差別的。但是应该注意，区域内地理环境所存在的细微差异，都会导致民众生活形态的很大不同。本文以乡镇为集中讨论的对象，指出江南传统的大宗生产基本己形成了“蚕桑区”、“稻作区”和“稻棉区”的分异；而且大田劳作、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外出经商、岁时节俗、民间信仰，既有着共同点，更有着诸多迥异之处，原因都与太湖周边平原低乡的地理环境差异有关。具体而言，有从西部山地延续下来的低丘，也有东部以“冈身”为界线的“东乡”、“西乡”的分域，更有滨海沙地独特的生活环境；在这些差异本属细小的区域内，乡村民众的生活形态却因此大为不同。
关键词 江南 乡村 地区差异
一 引 言
从上个世纪以来，有关明清两代社会经济的研究十分丰富，讨论的深度与广度也是学界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所不能比拟的。而江南这个区域的研究，学者们多从市镇经济与商品、市场的角度入手。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了本文要探讨的主题，即明清两代在中国最为富庶地区的民众社会生活及其地区差异。
自明初以降，直到晚清，江南的乡村经历丁许多大的变更。要而言之，一是明清两代的鼎革、嘉靖大倭寇、太平天国战乱等变乱，二是自然灾变如水旱大灾、疫病流行、潮灾等．在环境的每次变迁后，乡村民众的生存形态有何变化，与变迁前的情况有何差异，拟作另文讨论，本文要重点论述的，是在这个范围不大的小区域内民众的社会生活形态．地域上包括了明清两代的苏、松、常、嘉、湖、太五府一州之地。这里正好属于一个完整的太湖水系流域，总体上是水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土壤较为肥沃，十分适于农作。从地形上看，西高东低，西有天目山、茅山延伸下来的低丘和山间小平原，东有南北较长的沿海沙地和分布密集的小河港和湖汊。滨太湖地区和湖中水域，分布着大量的小山和暗山．这是江南地理环境的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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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题研究得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的资助，特此志谢！
另一方面，一般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就“乡村”的概念问题经常是含糊不清，只要是府级以下的，就可视为乡村。本文所言的乡，是指传统社会晚期，紧密系于县级以下基层体系的重要一环。在这个层面上，囊括了全部的市与绝大部分的镇(部分镇是县治所在地，不当属于乡)，其社会与生活的变迁，可以作为城市最低一级最真实的反映；村，则是散布于乡野地区最底层的聚落，由于文献之征的充分性远逊于前者，故村落的变迁和发展，往往是从乡(或镇)一级的层面表现出来。在这样一个概念前提下，我们看到，从明代以来，地主和部分退职的官吏和文人隐士多有乡居者，由于其财力较厚、社会关系较广等原因，城居对他们来说，也是经常性的事。因此，他们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笔录，是分析江南整个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依据①。
就明清两代的制度来说，对乡村民众生活影响较大的是徭役和赋税的征取，此外因清朝是异族入居中原，以少数人统治多数的汉人，因此在清帝国初建时，在思想意识方面有过极为严苛的制度和惩戒措施。总体而言，明代制度上的许多有效成份，都被清代继承下来，如对于明代律法，清代基本沿袭，改动甚微；而且在清代前期，对一些明代遗留下的弊政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较为注意安抚，减轻民众的赋役负担．这样，帝国的良性制度得到了稳定维续，对下层民众要求生活的稳定，无疑是最为基本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因此，在康雍乾三朝，社会很快达到了一种兴盛状态，民心大稳。尽管当时人有“国富民穷”的微词，但整个社会秩序确实已相当稳固。在这个时期的民众意识中，开始接受清廷为承续朱明王朝的正朔，任何悖逆清帝国的言行，自然被斥为“叛逆”或“反乱”。
故而本文的论述，大致上从明代较为繁荣的中期开始，持续至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的乡村社会实态。
二 乡村生活习俗的一般状况
江南乡村生活的内容十分丰富，表现形式更是复杂多样。但其总体上有着基本相同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风俗好尚方面的一体比，最典型的自然是好鬼神、重淫祀。清人指出了江南民间的风俗好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畏五通神②。这是对江南乡村睹博之风、民间信仰及民食好尚极为简练的概括。
就信仰“邪神”来说，城乡对于各种灵的祭、汜以及相关的赛会等活动，都极一时之盛。如在昆山县，清和里社相当兴盛，每月望前后三日，乡城之神都要被抬到山王庙，舁神者飞步竞前，谓之“朝山王”③。湖州的南浔镇地方，妇女不分老幼，到庙会时期“俱艳妆入庙烧香、念佛、酬愿”，镇上的东禅堂、嘉应庙香火最盛；尤其是嘉应庙，在九月初五时的“香市”期间，“游览士女阗溢，百戏杂陈，前后二旬始罢”④。吴江县的周庄镇也是如此。当地百姓极崇香信，不仅在本地行香，更远赴普陀、武当、九华等地，每岁必到；而对每年二三月间的乡村演剧，更是不惜重金，从苏州府城邀请名优到乡村集合演剧，“演不过二十出，恒费至三十余金”⑤。但对官方来说，这种演剧与“抗租”斗爭不无关系。十八世纪的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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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历史时期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概念变化，以及城、乡关系等问题，已作另文《传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理论与实践的考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待刊)，此不赘。
② (清)王士禛：《分甘余话》卷1，“马吊牌”条，中华书局，1989年，第21—22页。
③ (清)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乾隆三十四年刻本。
④ (清)汪日桢纂：《南浔镇志》卷23《风俗》，咸丰间修、同治二年刻本。
⑤ (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风俗》，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府乌青镇在政府所编的方志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指出“佃户”从“尚谨”老实、按国家规定纳租，到“奸滑成风”的变化，而且他们往往“连圩结甲”，私议纳粮数额，“或演剧以齐众心，或立券以为信约”，如发现有“溢额者”，“黠者遂群噪其家，责以抗众，不则阴中以祸”①。这对政府控制而言，都是颇为忧虑的事。因为几乎所有的迎神赛会活动，都与最下层的百姓有关。如所谓“长工生日”，就在三月二十八日的“天齐王诞辰”这天开始，乡村演戏达三日之久，近乡的田作都停下来，参与此次重大的活动②。
所有这些，都必须建立在较为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与中国的其他地方相比，江南一直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士大夫仕于朝与游宦于其地者，率目之为乐土”；百姓只知努力耕作以供赋税，到老死都不知有兵争、战斗、死亡、危阽之忧③。从明初伊始，江南巨富沈万三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成了后世人们的榜样，争以求富为务，生活饰物更是争奇斗巧④。明代人已经承认：“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⑤。到明代后期，江南的奢侈品生产已在全国处于了领先地位⑥。生活奢化的风气，无论是大的城市，还是偏僻的小村落，都有增无减。如昆山县等地的生活风尚“日骛新异”，一些趋时的时髦者“竭蹷勉应”⑦；嘉定县虽土地瘠薄，然而“俗之勤且俭者日非”，从道光末年开始．地方上“渐趋华竞”，“浮薄少年”因衣食稍裕，出行动辄乘坐车轿；就是乡村务于耕织的百姓，生活也颇习华靡，“非茶肆听书，即酒家醵饮”⑧。奢风的流行．已经使许多生计贫寒的人家都已“耻穿布素”⑨。所谓“奢靡暴殄，贫家不免”⑩。苏州等地所构成的日常生活资料市场，完全能够满足江南百姓和外来商贩的需要⑾。而且一般家庭的肆筵设席，向来丰盛，“习尚奢华”。缙绅之家宴请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羞，多至数十品”。即使是士庶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而且每品“必用木漆果山如浮屠样”，蔬用小磁碟添案，小品用攒盒，都用“水漆架”架高，主要就为观赏。有位乡绅曾请总兵马逢知吃饭，宴席极尽豪阔：珍奇罗列，鸡鹅等件都是一对为一盆，水果高六七尺，甘蔗牌坊下可以行走三四岁小儿；比较起来，明末的只能算是“土硎土簋”⑿。所以在清代乾隆时期，江浙殷富之家极多。后人称“拥巨万及一、二十万者，更难仆数，且有不为人所知者，惟至百万，则始播于人口”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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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乾隆《乌青镇志》卷2《农桑》，乾隆间修、民国七年铅印本。
② (清)陶煦纂：《周庄镇志》卷4《风俗》，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③ (明)沈烛：《石联遗稿》卷4《别郡公唐岩先生叙》，明万历间刻本。
④ (明)黄省曾：《吴风录》，百陵学山本。
⑤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97页。
⑥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87页。
⑦ (清)龚炜：《巢林笔谈》卷6，“叶寿承至老冠服一式”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149页。
⑧ 光绪《嘉定县志》卷8《风土志·风俗》，光绪六年重修、尊经阁藏版。
⑨ (清)龚炜：《巢林笔谈》卷5，“吴俗奢靡日甚”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113—114页。
⑩ (清)蔡蓉升纂、蔡蒙续纂：《双林镇志》卷15《风俗》，民国六年上海商务印馆铅印本。
⑾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页。
⑿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9《宴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清)董含：《三冈识略》卷10，“三吴风俗十六则”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2—225页。
⒀ (清)孙静安：《栖霞阁野乘》上，“禾中巨富”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4页。
三 民众生活的地区差异
正是由于江南这个财赋重地对于国家的重要，便使乡村民众处在了一种十分疲劳和艰苦的生活境地，辛勤劳动已不能简单地概括他们的一切。清代政府曾一直满足于对普通民众实行轻徭薄赋，岁入很低，并维持着有利于汉人上层的财政制度①。但私租之重，曾一度导致下乡村的贫困，这是从明末以来一直存在的弊政，已为清初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揭示。具体以吴县的周庄镇而言，“近地之人，在镇者业商贾、习工技为多；在乡者鲜不务农”。虽然这样，农民还是贫穷，而工商也因之贫困。原因在于“田租之重，又益以十数年来之谷贱”②。政府的杂税与明代相仿，仍很沉重，时人对此有“户派门摊，官催后保督前团，毁屋得缗上州府”的深刻描绘③。有些盛产蚕丝的富庶地区，大多是“将丝换钱索官串”，为此衣食往往不敷所需④。乾隆初期，江南地区最为富足的苏州府因户口的增加、米价的不断抬升，出现了“生计日益艰且窘”的景象⑤。嘉道以后，整个社会环境再次产生了急剧的变化。可以说，那时有两个因素削弱了中央政府对江南的控制力：一是这里仍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较为软弱的地区，二是受到了对外贸易和对外联系的扰乱性影响较为长久⑥。
1．社会生活的地区差异
“社会结构”变迁论者认为，社会的一体化与分化有着相互依赖性⑦，社会生活也是如此。江南区域虽存在着许多共同性，但内部仍有许多分异。
有学者分析指出，晚至清代，江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三个相对集中的农作物生态分布格局：首先是滨海地区以棉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产区”，包括松江、太仓的大部分和苏州府属常熟、昭文等县；其中，松江府的上海、南汇、川沙、奉贤、嘉定等地棉田种植比例高达60—70％。二是太湖以南地区，基本上“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包括了湖州府属德清、归安、乌程，嘉兴府属石门、桐乡、秀水、海盐，以及杭州府属钱塘、仁和与苏州府属吴江、震泽等县，为“蚕桑区”或“桑稻并重区”。三是以种稻为主的“稻产区”，包括太湖北部的常州府属无锡、宜兴，松江府属的华亭、青浦等“西乡地区”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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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8—79页。
② (清)陶煦辑：《周庄镇志》卷4《风俗》，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③ (清)陈维崧：《南乡子·江南杂咏》，载周紹九选注：《陈维崧选集》“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页。
④ 所谓“官串”，是指官仓征收百姓交纳的实物后所开的收据。清初海宁人查慎行对下层百姓的养蚕生计有过较好的描画：“去年收丝利倍三，村中家家贫养蚕．蚕多桑少叶腾贵，千钱一筐卖未甘。……蚕娘一月不梳头，懒惰却输辛苦好，东家采得茧如脂，缲向檐前索索吹。西家茧头薄于纸，一样蚕桑两样丝。将丝换钱索官串，无者价昂有者贱。贫家衣食天所悭，别许居奇营巧宦。”参其著《养蚕行》，载聂世美选注：《查慎行选集》“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4页。
⑤ 乾隆《长洲县志》卷11《风俗》，乾隆十八年刊本。
⑥ 前揭《中国：传统与变革》，第292页。
⑦ 详参peter m．blau，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john wiley ＆．sons lnc．，new york，1964．
⑧ 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载《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江南地区内部最低洼的区域，固然十分利于水稻的种植和生产，而在圩上栽桑虽有出于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目的，但无形中却起到了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①。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特性大体与这些生态系统密切有关。一般而言，男子以耕种为业，妇女以蚕桑绣绩为工，“山居者以树艺为务，泽居者以捕鱼为生”②。但也有许多人开始成为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无业人员。嘉兴府地方的濮院镇，由于机织业的发达，吸引了大量离土人员来工作。当地有些富裕的农民甚至不再亲赴农田劳作，“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所谓“西头”即指石门、桐乡县地区，那里“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年年初“挈眷而来”，年终则“挈眷而去”。当时就将这种行为称作“种跨脚田”③。
由于栽桑养蚕、植棉纺织比经营粮食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乡村农民往往以丝绵织业为主，或作为主要副业。如在湖州府，几乎是尺寸之堤必种桑树，富家大户因田地广阔，所以广种桑麻，桑麻收入完全可与粮食收入相匹敌④。苏州府丝绸业的兴盛，与湖州府能够提供稳定的原料是分不开的。当时人就说苏州之丝织原料皆购自湖州，原因在于江南缫丝“莫精于南浔人”，而且这种状况已维持了很长时间⑤。嘉兴府的王江泾镇地方，丝业极为发达，“其丝衣被天下，大贾鹜集”⑥。松江、湖州、嘉兴等地乡村的最大生活来源基本就是纺织业。如桐乡的濮院地方，百姓基本上就以纺织丝绸为生，这里的手工业、商业也以此而兴隆；其工业以织业、线作业为主，商业则有丝业、菸叶行、桑叶行等，充分体现了地方产业的基本特征⑦。再如，早在明代就以“收不尽魏塘纱”著称的嘉善县乡村，很少产木棉，村民副业就以纺织为主，每天清早将织成的纱或布入市集换取棉花，回家后再进行纺织，由此获得衣食之源⑧。这种情况在江南具有普遍性。例如，在嘉兴的新塍镇地方，村民将纺成的纱、布也在清晨入市换取木棉，回家再织，次日晨再入市交换；这样每天大约能交换纱、布四五两，村民除了务农垦田以输官偿息外，其衣食就全靠纺织⑨。城镇中的棉纺织业也很普遍，一些地方官员对纺织业的重视对此更起到了推进作用⑩。但是植棉却有不同，在灌溉不利的地区，以及沿海不适宜其他作物的盐碱地带，植棉是有利的；而在灌溉便利的地区，它会与水稻的种植产生冲突，种稻与植棉的收益对比，就在这些地方成了影响主要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因素⑾。所以，生活在浙江省其他地区的地主富室，对嘉、湖从事蚕桑经营获得大利十分艳羡，他们否认金、衢、严地土不宜蚕桑的事实，而归咎于“习俗不相尚”，从而使妇女们都“坐弃其利”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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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参其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22—25页。
② (清)徐傅编、王镛等补辑：《光福志》卷1《风俗》，民国十八年苏城毛上珍铅印本。
③ (清)沈廷瑞：《东畲杂记》，载民国《濮院志》卷14《农工商·农桑》，民国十六年刻本。
④ 同治《湖州府志》卷30《舆地略·蚕桑上》、卷31《舆地略·蚕桑下》，同治十三年刊本。
⑤ (清)陶朱公：《致富奇书》，载同治《南浔镇志》卷24《物产》，同治二年刊本．明代江南种桑养蚕最盛的是湖州府，陈子龙认为湖州“欲以供天下之织，安得不空杼柚乎”。参其著《陈忠裕全集》卷12《农政全书凡例》，裁《陈子龙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⑥ (清)谈迁：《北游录》“纪程”，中华书局，1960年，第2页。
⑦ 民国《濮院志》卷14《农工商》，民国十六年刻本。
⑧ 万历《嘉善县志》卷5《物产》，万历二十四年刻本。
⑨ 民国《新塍镇志》卷2《风俗》，民国十二年平湖绮春阁铅印本。
⑩ 如平湖的陆陇其最初到嘉定为县令时，就用小船载了纺具上任；其妻亲自纺织，给地方乡民做了很好的表率。参(清)钮琇：《觚賸》卷1《吴觚上》，“公归集”条，康熙临野堂刻本。
⑾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81—82页。
⑿ (清)胡炜著、童一中节录：《胡氏治家略农事编》，中华书局，1958年，第35页：“蚕织”。
另外，一些小型的冶金作坊，也有特殊的产地分布。如铜器制品，江南地区最有各的产地在嘉兴，其次当属苏州府的周庄镇①。因经济生活的需要，江南地区也有外出经商的人，但基本上是太湖洞庭山地区人，他们经商几乎遍及全国，其财富曾一度与徽商相埒②。而外来的各类商贩，在江南乡镇中十分活跃，并存在一定的地区性。仅以嘉定县区内而言，布商主要集中在南翔、娄塘和纪王；靛商活动以黄渡、诸翟邨、纪王镇、封家滨为主；花商多聚集于县城东门外；米商则集中在西门外；盐、典各商与大铺户等有些不同，他们往往是“侨客”，临时寓于县城或市镇中③。
从社会关系方面来讲，民众与官府的关系大多较为疏远。即使较为富庶的无锡地方，乡村百姓“望官衙如在天上，见差役则畏惧避匿”，他们向官府纳粮输税也是通过一些中介入完成的④。沿海的太仓州茜泾镇地方，告飞赌博之风盛行，有滋事之徒，常欺诈良懦，“其怕见官，往往出钱私和”⑤。有些偏僻地方，甚至有至老死未见官府者⑥。这种情况的改变，至少在清初已经产生。下层民户稍微富足一些，“便与胥吏亲热，遇细故辄控更一二事”，于是“视公庭如熟路”；乡村尚且如此，城市的情况自然可知⑦。具体的例子也很多，如在较为偏僻的陈墓镇，原先也是“别流品、重门第”、“市井虽富而吐弃不顾”，但在清初，富厚人家“莫不结纳当路，攀附荐绅”；而且一般人喜欢与其交往，竟或结以婚姻的关系⑧。
从上面这些描述，大致可以概见江南乡村下层民众在传统时代的生活景象及其一般差异与时代变迁。
2．地理环境对经济生活的影响
以普通百姓而言，尽管江南这个以太湖为中心的低洼水乡有着许多共性，但因区域内部还有许多地理条件上的诸种差异，水土条件，土地的贫瘠状况，水陆交通条件等，都会影响到农业生产、经济作业和集市贸易，使他们的生活多有不同。
根据清代乾隆年间学者的统计，沿太湖地区散布着334个河港溇渎和49座滨湖小山；湖中尚有马迹山、洞庭东山、洞庭西山等大小85座山。这些地方“地小而瘠，故物产甚寡，产亦地珍异”⑨。在著名的东山镇地区，基本上以生产橘柚为主，“贫家亦无不种”；种桑养蚕的也较多，“凡女未及笄，即习育蚕”，因此当地的三四月也号称“蚕月”。由于是山区，可耕地较贵，“凡栽橘一树者，值千钱，或二三干，甚者至万钱”。也正因为土狭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挟赀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这是江南地区离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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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土产》，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②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页。
③ 光绪《嘉定县志》卷8《风土志·风俗》，光绪六年重修、尊经阁藏版。
④ (清)黄屝辑：《锡金识小录》卷1《备参上·风俗变迁》，乾隆十七年修、光绪二十二年刊本。
⑤ (清)倪大临纂、陶炳曾补辑：《茜泾记略·风俗》，乾隆三十七年纂、同治九年增补抄本。
⑥ (明)王珣：《添设孝丰县疏》，载光绪《孝丰县志》卷1《方舆志·沿革》，光绪三年刊本。
⑦ (清)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乾隆三十四年刻本。
⑧ (清)陈尚隆纂、陈树谷续纂：《陈墓镇志》卷3《风俗》，雍正二年成书、乾隆三十五年续修，抄本。
⑨ (清)金友理撰：《太湖备考》卷2《沿湖水口·滨湖山》、卷5《湖中山》、卷6《物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商的典型地区。但从“恋土”的角度讲，当地还是不轻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①。下面再来看看沿太湖各府县地区的一般情况及其差异。
苏州府。由于苏州府的情况在江南地区具有典型性，在此略为详述之。苏州府地区除了府城附郭县地区外，吴江县地滨太湖，其最近处仅二三里，此外俱为湖荡，范围广达十余里或四五里者，以数百计；百姓生长于此，“行舟便捷，他处莫能及”，所谓“使船如使驰”，所以老幼皆善于操舟，又能泅水②。周庄镇等地，游手好闲之流，市镇往往多于村落。妇女们常以木棉作纺织，也作刺绣，蚕桑之事并不是十分擅长。近地之人在镇者多业商贾，习卫技为主；在乡者以务农为本③。陈墓镇地方务农的很少，妇女纺织棉布以资生计却很普遍，所以她们的生活最为辛苦，因为除纺织外“凡耘耨、刈获、桔槔之事与男子共其劳”；男子主要的生业是做佣工，有一半的人就是依靠窑业为糊口之计④。黄埭镇虽然“地皆平夷，田亩多种稻”，但“西南各乡大半业渔”，显然因当地河池较多之故。另外，南乡妇女织席者居多，以破布糊成的“硬*[礻+親]”也是南乡妇女多为之⑤。常熟、昭文等地，农民居住在西乡的，因地势高仰，土质强硬，“耕治尤勤苦”；而在东乡，则是“地舄卤、土轻爨、农差逸”；水乡地方，农暇时可“操舟捕鱼”；附郭地方的农民，还经营城郊农业，以就近提供城市生活所需；傍山的农民，还需“伐石担樵”。他们都不是专靠田地农作为生。日常生活用度都无大碍，乡村的茶铺、酒肆不但可供他们休闲，而且数量也在增多。即使很懒惰的人，也可以“不纫针、不举火，而服食鲜华”。其实，这也是风俗奢靡的一种表现⑥。常熟县的唐市地方，在承办县政府下达的修浚作业任务时，也要析分高乡与低乡的差异。如“在高乡则疏浚塘河，在低乡则修筑圩岸。”明代当地人陆枝指出，他的田坐落潭塘，属极低水区，“岁以水涝为忧，岁以修筑为望”；他还向县政府提出，在全县范围内的高区应重视开河工作，以防旱灾，而低区则重筑岸，以防水患⑦。在近海之地，如太仓州北、靠近常熟县的璜泾，清代前期还只是一个小村，居民却已达二干户，多边海而室，因此民风有二：“自镇而南至于城”，其田中中，宜种木棉，宜畜养羊与鸡鱼，也宜种竹，民风“柔弱而知耻”；自镇而东，距于海洼者宜种稻，百姓“慄悍而怀急”。当地还有一个岳庙，村民每岁自三月朔至四月中，盛行“进香信”活动，多抬村神往朝之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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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叶承庆纂：《乡志类稿·风俗·习尚》，民国二十三年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刻本。有关产橘情况清乾隆时已不兴盛，但种植花果，如桃、枣、栗之类则仍很普遍；而外出经商，仍以东、西两山人为多。详参(清)金友理撰：《太湖备考》卷s《风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96页。
② 光绪《苏州府志》卷3《风俗》，光绪九年刊本。
③ (清)陶煦辑：《周庄镇志》卷4《风俗》，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④ (清)陈尚隆纂、陈树谷续纂：《陈墓镇志》卷3《风俗》，雍正二年成书、乾隆三十五年续修，抄奉
⑤ 朱福熙修、程锦熙纂：《黄埭志》卷2《风俗》、《物产》，民国十一年苏州振新书社石印本。
⑥ 详参雍正《昭文县志》卷4《风俗》，雍正九年刻本。
⑦ (明)陆枝：《复邑令书》，载(清)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之上“集文”，乾隆五十七年原纂、道光十四年补纂，抄本。
⑧ (清)赵曜纂：《璜泾志略·流习》条，稿本。“自镇而南至于城”原文作“自城而北至于邑”，稿本中已改；这里本属常熟境，清属太仓州，故原文有此记录。
松江府。靠海之县较多。如金山县，百姓“擅陆海之利”；风俗方面，“似吴十之三，似浙十之七”。在上海县，“人仰耕织而食并海”，到清代嘉庆时期，已是“海人杂处”，“居游服馔，颇近于奢”。南汇县地方，田多高昂，民服耕力穑，四民各专其业。川沙县也是如此，地方濒海，风俗稍悍，与上海、南汇不甚相远。奉贤县百姓“敦本重学”．其西“文而不浮”，其东“悫而不鲁”。近太湖的青浦县，因地局水乡，除耕渔外，生计较少，与其他县有所不同①。在松江府城乡地方，有人还以“传递柬帖”为生计，以此致富者多，时称“农民”，常扬扬自得；但这种生计被鄙为“最贱”②。
常州府。整个府，从北面的靖江、江阴到南面的宜兴，从东面的无锡到西部的武进，地理条件差异较大，“土壤高下不一”，农业生产上“各随地利以顺天时”，种稻一般适于高田，但夏至后在圩田种植较为适宜；极高之田，不便戽水，多种菽粟，木棉，或者荞麦；极低易被雨水淹没的田地，往往秋前莳种③。具体以无锡县地区为例，田地还细分成“平田”、“高田”、“低田”，以“平田”为最佳；对农作来说，高田要依靠陂塘的灌溉保障，而低田则迫需堤岸的浚筑以防大水④。
湖州府。这里的情况类似于常州府，低丘山地与小平原相间．乡村农家一般都习于耕作，但七八岁的男子也“从师读书”，有空就“斫草饲羊，或随父兄作轻便工，未有以荒嬉者”。近镇的村落地方，农民多以织绢为业，男子也从事本由妇女为主的“绞线”等工作，并经常到市集上买丝和卖绢，由此“田功半荒”，却能“衣帛食鲜”，常能有醉饱于市肆的“佚乐”，这是“常农”不能比的生活⑤。孝丰县处于府境极西的山地，“负险为固”，民间“凡有科调，缓则玩，急则变”，东西两地又有差异，所谓“东地沃而侈，西地瘠而险”⑥。北面的长兴县，风土习尚与府城接，但地介湖山之间，共分十二区，上六区山乡，下六区濒湖，濒湖者种晚稻居多，山乡则多种黄秈⑦。府境南部的德清县，“地瘠土薄，耕种鲜获”。但至少在康熙初期，这些“穷乡僻壤”已是“无地不桑”，养蚕织茧，民间输课完租外聊给衣食，因此如果蚕事不利，难免“折栖变产，抵偿所负”⑧。邻近的仁和县唐棲镇地区，地多田少，遍地宜桑，出丝之多，为仁和县之首；而土性又宜果，盛产枇杷、蜜橘、桃、梅、甘蔗等；在有水地方，则多植菱藕⑨。
嘉兴府。嘉兴县地区土地较为坦衍，“饶水稻禾蚕组绣工作之技，衣食海内”。秀水县却是竞尚侈丽，“列肆多江淮巨贾”。嘉善县多为膏腴之壤，“平铺如席，无高山大泽，赋税户口最为繁盛”；四周风习稍有不同：东近华亭，妇女勤杼袖，士夫好夸诈；南近平湖、海盐，百姓“带星鬻鹾，轻命玩法”；而西乡之风习又分为两类，“近嘉兴者健，近秀水者驯”；北面毗接苏州府境，“其民不浮，讼益鲜，然知礼近于固，不知礼者近于靡”。平湖县僻处府境东南部，“工作无他技巧，枱多于桑，布浮于帛，士大夫家勤女工犹什之七”。西部的桐乡县，介于湖、秀二府之间，“上沃人稠，男服耕桑，女尚蚕织，易致富贵”⑩。从整个江南地区来看，山地并不多，平原陆地也不多，而以河湖等水体居多。因此，以河湖为基本生存环境条件的乡村，民众的生产与生活多据水源条件的优劣展开。如在吴江分湖地区，傍湖之民以农为业，其在湖之东境者耕种尤勤⑾。傍海之民就靠捕渔为生，春夏间鱼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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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庆《松江府志》卷5《疆域志五·风俗》，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② (清)董含：《三冈续识略》卷下，“煞神”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62—263页。
③ 康熙《常州府志》卷9《风俗》，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④ (清)黄屝辑：《锡金识小录》卷1《备参上·地亩等则》，乾隆十七年修、光绪二十二年刊本。
⑤ (清)蔡蓉升原纂、蔡蒙续纂：《双林镇志》卷15《风俗》，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年铅印本。
⑥ 光绪《孝丰县志》卷1《方舆志·风俗》，同治十二年兴修、光绪三年修竣、光绪二十九年补刊本。
⑦ 嘉庆《长兴县志》卷15《物产》，嘉庆十年刊本。
⑧ 康熙《德清县志》卷4《食货考·农桑》，康熙十二年抄本。
⑨ (清)王同撰：《唐樓志》卷18《纪物产》，光绪十五年著者手稿本。
⑩ 光绪《嘉兴府志》卷34《风俗》，光绪五年刊本。
⑾ (清)柳树芳纂：《分湖小识》“别录下·风俗”，道光二十七胜溪草堂柳氏刻本。
潮上，张网较为适宜；当时到城乡间贩卖的渔船就被称作“鲜船”①。对农作灌溉影响较大的是地势上的高低。例如，在松江府地方，“高乡”与“低乡”的水土条件往往随气候或环境的变化，收成因此不同，农民的生活也多受其影响，甚至出现了乡村民众于农历元旦盼望天气阴晦的情况。流行的“年朝黑漉秃，高低乡尽熟”的农谚就反映了这一点②。在乌青镇地方也是如此，如在康熙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大暴雨期间，当地河水陡长五六尺，苗禾全部烂尽，村民竞相到“高乡”买秧苗，出现了“村舟相接者数日”的情况③。而在沿海地带，潮田(仰潮水灌溉之田)很早成了低洼区人们开发利用的主要形式；明清时代的乡村民众一般都能够利用潮汐的有利条件来促进农田水利事业④。
在东部今天松江的天马山地区，“西北诸乡”多种木棉，很少养蚕。低乡地区遇大水，村民习惯用竹子制成“稻蔹”，“浮驾水面，用以承稻”；南乡地区稻田高而平，“斫稻晒谷功易成”；北乡地区是所谓的“稻田水漉漉”，人们苦无干地⑤。嘉兴府地区的嘉兴县，地势高亢而怕旱；秀水县土地卑下而惧水潦；嘉善县地势是南高北低，存在着“旱则南乡困、潦则北乡悲”的情况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天启年间，松江华亭人陈继儒写信给嘉善县令康元穗，建议他大修低乡圩岸，以防御水灾⑦。湖州府地区交错于圩田间的小溪流，是低丘山地农田的重要依靠，需要不断浚治。这些不仅是重要的排水渠道，也是灌溉的重要用水源．也有学者指出，当地除一部分高乡外，塘、浦、港、溇、浜等在水利功能上的保障及其有效管理都极为重要⑧。
就植棉而言，太湖东南部的嘉定、昆山、太仓等地，都是广植棉花，是著名的棉产地⑨。上海县也产棉花，“种植之广，与粳稻等”⑩。以故棉纺织业不但盛于村落农家，城镇中也很普遍⑾。所以当时嘉定“地不产米，民苦充漕”的情况，也表明当地不适稻产而宜植棉⑿。松江府是江南植棉纺织的重要生产地区，但乡村地区并非都宜植棉，棉适于高地生产。在今天的川沙县高桥镇以北地方，当时属“江东”八都地区，东西北三面距海浦，浮沙瘠薄，地不宜棉，也不宜种稻；但是久灌之后，棉又若蔓草，所以三年种棉，必须有一年种稻，当地有所谓“七分棉花三分稻”之谚⒀。因此整个松江府境内的植棉纺织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大体而言，东乡种木棉者居十之三，俗称“花地”；西乡土性不宜棉而女红擅针黼，故以布为恒业⒁。而田间施粪灌溉还存在着清淡与浓厚的地区之分异，并非所有浓厚的粪肥都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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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緒学洙纂：《南汇二区旧五团乡志》卷13《风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②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农谚》，中华书局，1961年，第4页。
③ (清)董世宁纂：《乌青镇志》卷1《祥异》，民国七年铅印本。
④ 黄锡之编著：《吴地水利》，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7—72页。
⑤ (清)周厚地纂：《干山志》卷3《土产》，《风俗》，松江博物馆藏抄本。
⑥ (明)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尺牍》卷3《与嘉善康中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
⑦ (明)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尺牍》卷3《与嘉善康中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桢刻本。
⑧ (日)森田明著：《清代水利史研究》，亚纪书房1974年，第250页。
⑨ 这些地方土地瘠卤，不宜种稻．如在嘉定县，植稻面积甚少，种棉花的占了全境的十分之七；米粮若有不足，就取资他县．参(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2《记加征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19-321页。
⑩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6页。
⑾ 万历《上海县志》卷1《岁序》，万历间刻本。
⑿ (清)周鼎调撰：《嘉定周氏宗谱·周氏族谱传》，康熙间著者手定原稿本。
⒀ (清)佚名：《江东志》卷1《风俗》、《物产》，上海图书馆藏抄本。
⒁ (清)周风池纂、蔡自申续纂：《金泽小志》卷1《风俗》，乾隆间纂、道光十一年续纂，上海图书馆藏抄本。
地发挥地力，当视不同地区而异。如松江府城地区就宜施淡肥，其效力远比上海地区的浓肥为佳①。
河湖分布丰富的地区，渔业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在湖州低乡地区，一遇大水往往“稔不胜淹”，但百姓“于田不甚尽力”，因为其利益所在还是“畜鱼”②。所以，低洼而水源丰富的地区，渔业是其一个重要的经济特色。如地处湖泊群中的周庄镇地方。以渔为业者就很多。由于渔业所用的器具多为竹制，就近供应渔业需求的竹器制造成了一时之需．周庄镇北栅的竹器制作在江南颇为有名，清初有朱天祥三兄弟所造竹器时称“独步”江南，故同里、角直、陈墓、金泽等镇的商贩，都争相来购。当然，一般农作对竹器的需求也是很大的③。由此，手工特产也随之出现了地区性。就纺具来说，有车、锭子等。锭子用铁制成，纺车则用以绳、竹、木造就。这些地区以金泽镇地方所产为精良，当时东到松郡西达吴江，南自嘉兴北从昆山、常熟，人们都来购买④。与此相类的，是邻近的朱泾镇地区所产的“铁锭”，也最精良，当时有“朱泾锭子吕巷车”之谚称道之⑤。
另外，农田少的地方，佃民就多，因为较好的田地都被居于城市的富户们所占有。如角直镇地方就较为典型。而这些田地也因所处地区的不同，差异较大。如近镇的田亩，在元和县之东、昆新两县之西的，不属高肥之区，但也不很洼瘠；而滨临吴淞江的田亩，“大水之年多有淹没”．同样是以纺织为生计的地方，其具体情形也有分化。角直镇四栅居民，除为工、商、佃农外，基本以织蓆为业，西、南二隅地区，“迤南迤西尤甚”。东隅则多业蒲屦，迤东南多业织棉布，迤东北多业织夏布，迤西北多业蒲篓；女红则以绩苧为多⑥。陈墓镇的情况与此略同，务农者较少，男于多作“佣工”或借“窑业”谋生，妇女多纺棉织布⑦。
上面描述的这些琐碎情况，都是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造成的，加之乡村传统影响的介入，使这些差异历时久远。
3．东西差距与不轻离乡
至于江南区域内部表现出来的东、西差异，也是多方面的。这种差异，一是表现在整个江南地区的东、西部差异，二是体现在一个府、一个县或一个乡镇地区的东西南北生活差异。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东西差距是很明显的．以灌溉而论，大旱期间，苏松的低区尚可戽水灌田，西部的常镇诸郡，率皆无禾，于是饥民多前来求赈⑧。具体的事例，前文皆有许多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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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王有光：《吴下谚联》卷2，“松江清水粪胜如上海铁搭坌”条，中华书局，1982年，第66页。
② (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运田地法”，第132。
③ (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土产》，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④ (清)周凤池纂、蔡自申续纂：《金泽小志》卷1《土产》，乾隆间纂、道光十一年续纂，上海图书馆藏抄本。
⑤ (清)朱栋纂：《朱泾志》卷1《物产》，民国五年铅印本。
⑥ (清)彭方周纂：《吴郡甫里志》卷5《风俗》，乾隆三十年刻本。
⑦ (清)陈尚隆纂、陈树谷续纂：《陈墓镇志》卷3《风俗》，雍正二年成书、乾隆三十五年续修，抄本
⑧ (清)陶煦纂：《周庄镇志》卷6《杂记》，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从奢侈风俗盛行之情况来看，江南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所用也有差异，西部地区就不能与东部相提并论。西部较为偏僻的湖州府安吉等地，普通民家的居室虽已都是“瓦屋砖墙，茅房甚少”；富户则“多架高堂，颇事壮丽”，所居楼房较多。三间五间不等①。但在东部的松江府，这方面的生活很早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台阶。万历时人范濂就曾指出在他年轻时细木家俱如书桌、禅椅之类“曾不一见”，民间所用只是银杳金漆方桌，但当有人从苏州购来几件细木家俱后，很快导致了松江日用家俱的变革，从隆庆、万历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富庶之家又开始追求更高级的家俱制品，凡是床、厨、几、桌之类，都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做成，“极其贵巧，功费万钱”②。居室的奢华还体现在门庭的营造上。清代上海人叶梦珠指出了居室大门样式的流变’认为“皆哈于世家，后及于士类，甚且流于医卜胥吏之家”，都趋于奢华③。当然，每个府或县的内部，富室与普通民众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如松江地方，富豪之家虽都是朱碧辉煌，而倾椽颓墙的贫困人家也为数不少④，但这不是普遍现象。
即使在很小的乡镇范围内，差别依然存在。以浏河镇之北、濒海的茜泾镇地方而言，因土地瘠薄，“金木上石之工绝少”，清代前期因当地河道久淤，远商裹足，所以“一阅之市，惟乡民而已”；而乡民之风气也各有不同：从西、南、北三门进城的以本分人居多，店市都乐与交易，而从东门进城的，多强赊强卖，动辄打架，被目为“海蛮”或“海贼”，东乡民众多系贩盐贩米之徒，入市必集酒肆，而且醉必寻殴⑤。
在清代的元和县唯亭镇地方，近镇田亩处于府郡城之东南塘北的，高于塘南，都属洼下之区，一遭水灾即至淹没；地滨阳城湖、金沙湖之水区．则更易淹没。这是唯亭镇周边的地理环境。镇之四隅，百姓除从事工商佃农，各习手艺。这个手艺在镇中也存在分布差异：东南隅，业毛毡；南隅，业织蒲蒌；西南隅业织芦席；西北隅，业织沙，间有业毛毡、编席、切纸者⑥。再以太仓州近海的双凤地区农民生活为例，西北专植秔稻，东南杂种木棉。就棉业生产来说，“东尚棉布，西尚夏布”，也存在着差异⑦。田赋方面，更需根据土地状况进行区划，以定出不同的等则。例如，在华亭县仙山乡七保四区的“寒圩”地方，包含了三十图(寒字圩)、三十一图(天字圩、月字圩)二图。早在明代隆庆年间，地方政府在履亩清丈时，将这里的田土还要细分成上中下三乡，这个寒圩就列在下乡⑧。又如在七宝镇地方，属“东南旱乡”，居民自耕织外生计较少，东南田土瘠薄，被列入“荒区”，又为旱地，“大熟所种，花居大半，豆次之，种稻者十不得一”，而种棉花者十居六七⑨。因此，无论是自然条件的局限，还是地方传统的影响，地区生产和生活往往各有不同，且有独立的分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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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治《安吉县志》卷7《风俗》，同治十二年刊本。
②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民国年间上海进步书店印行本。
③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3《建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6页。
④ (清)施鸿：《徵景堂宦游小集》卷4《门面》，清康熙刻本。
⑤ (清)倪大临纂、陶炳曾补辑：《茜泾记略·风俗》，乾隆三十七年纂、同治九年增补抄本。
⑥ (清)沈藻采纂：《元和唯亭志》卷3《风俗》，民国二十三年元和沈三益堂铅印本。
⑦ (清)时宝臣纂：《双风里志》卷1《风俗》，道光六年活字排印《娄水艺文汇抄》本。
⑧ (清)杨学渊纂：《寒圩小志·田赋》，嘉庆间修、咸丰元年后增修，抄本。
⑨ (清)顾传金纂：《七宝镇志》卷1《风俗》、《物产》，上海图书馆藏传抄本。
尽管江南地区水域分布广泛，地狭民稠。尤其是在明清两代，土地的开发利用已达到了极致的情况下，农村剩余人口多有流入城镇从事短期的佣工等工作。但是远赴他乡谋生或经商远行的，除了前文言及的洞庭东山、西山的两地商人外，极为稀少。在城市和乡镇地区，一般从事乡村集市贸易经营的也多非本地人①，“经年远商”的情况颇为罕见②。
对农业的重视，是江南这个经济发达地区所共有的普遍性。即使在晚近时期较为近代化的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90％以上的土地都用于种植水稻，村里极少有不干农活的人家，而且占总户数约76％的人家都以农业为主要职业③。这是江南地区不轻远离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要因，是当地谋生之途是多样化的，因此即遇荒岁，仍能固守家园。下面以江南地区最为富庶的地区择例言之。
嘉兴府新塍镇地方，在端午节前后有“青苗会”专门督促农耕和负责相关礼祀活动，所以当地百姓“耔耘粪溉各以时日，毋敢离畔”④。因此后来就有所谓“富民不出境，士夫多才能，市业生理媲于他镇”的美称。⑤太仓州璜泾镇等地，一般民众都重视农业，“蔑游手游食之习”。更重要的是“安土不好远游，无故未尝适百里”，纵使游商在外也不会超过一年，“有过期不归者，人以为异”⑥。双凤乡地区虽以贾为业，“鱼米西来，木棉东集”，但“经商远出者不闻”，当地人“故土为安，不忘根本”。⑦许多地方的乡农“以田为命”，尺寸动必相争⑧。如嘉定县诸镇，多在吴淞江北，在吴淞江南的仅高桥、纪王二镇，纪王镇地界松江府上海、青浦二县，乡村百姓以田土为性命，故牢守寸田尺土，动必相争，地方的狱讼大半由此生产⑨。
苏州府常熟县唐市镇等地，山水田地相间，除农忙时节外，男子“捕鱼灌园”，女子“擗绩纺织”，将“谋生之方”，全部寄托在田亩上，“即遇俭岁，犹守庐墓，保妻子，不轻去其乡”⑩。虽然在某些地方，如震泽的“薛埠以西因渎西村，多出外经商。……速则一二年，迟则七八年，始一返里．离父母，弃妻子，习为固然，毫不介意”，而且因获利颇丰，出现了父兄暂归即令子弟继出的情况⑾，但是较个别的，其他地区仍为罕见。总的来说，震泽县地方民众都是“重去其乡，离家百里，面有难色”，非公差仕官不远游，以故商贾少而农业多⑿。终年力田的乡村百姓都不喜远出谋生，所以“工不越乡，商不越府治各县”的情况在江南很多地区都能看到⒀。在苏州府城至昆山之间交通要路上的信义乡，还滨临水运干道至和塘，本来应该是商业活动活跃的地区，但“营业者多坐贾，少行商；食力者，多耕稼，少工艺”⒁。即使是贩卖稻谷的小商人，往来经营也“不越千里之内”⒂。城乡地区的繁荣，除了民众重视田地劳作外，还有更多的副业可以营生，故常常是“即遇荒岁，犹守妻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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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之上《风俗》，乾隆五十七年原纂、道光十四年补纂，抄本。
② (清)曹焯纂、陆松龄增订：《沙头里志》卷2《风俗》，顺治十七年纂、乾隆五年增补，清抄本。
③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1页。
④ 朱士楷纂：《新塍镇志》卷1《农桑》，民国十二年乎湖绮春阁铅印本。
⑤ 朱士楷纂：《新塍镇志》卷2《风俗》，民国十二年平湖绮春阁铅印本。
⑥ (清)施若霖纂：《璜泾志稿》卷1《风俗志·流习》，民国二十九年活字本。
⑦ (清)时宝臣纂：《双凤里志》卷1《风俗》，道光六年活字排印《娄水艺文汇抄》本。
⑧ (清)王永安纂、侯承庆续纂、沈葵增补：《紫隄村志》卷2《风俗》，康熙十七年修、咸丰六年增修，上海图书馆藏传抄本。
⑨ (清)秦立纂：《淞南志》卷2《风俗》，嘉庆十年秦鉴刻本。该志为今天上海市纪王、诸翟两镇之合志。
⑩ (清)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之上《风俗》，乾隆五十七年原纂、道光十四年补纂，抄本。
⑾ 民国《儒林六都志》卷上《疆域·风俗》。
⑿ 乾隆《震泽县志》卷25《风俗一·生业》，乾隆十一年修、光绪十九年重刊本。
⒀ (清)封作梅补辑：《张泽志》卷2《杂类志·风俗》，松江博物馆藏抄本。
⒁ (清)赵诒翼纂：《信义志稿》卷20《志事·风俗》，宣统三年修，抄本。
⒂ (清)柳树芳纂：《分湖小识》“别录下·风俗”，道光二十七胜溪草堂柳氏刻本。
轻去乡井”，就在于“谋生之方不出一途”。即使地方上有经商者，都是“少离乡远”，所以地方上的商贾性事务常被外来转贩者所占据①。另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往往使“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观念根深蒂固，如在周庄镇地区，人人“颇以作家为务”，间有不事生产的，就群起而攻之②。
四 结 语
江南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水乡泽国，区域内地理环境的细微差异，都会导致民众生活形态的很大不同。现代对于江南的田野调查，也表明这个水乡一体化下的地区，内部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本在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即使在范围极小的区域内，也是很明显的．例如在今天同里镇北面的九里湖围垦区南半部与北半部的土质完全不同，南半部非常贫瘠，而邻近吴淞江的北半部很肥沃③。这种事实必然导致南、北两地从乡村农业生产到民众文化生活的极大差距。
传统的大宗生产早已形成了“蚕桑区”、“稻作区”和“稻棉区”的分异，而大田劳作、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外出经商、岁时节俗、民间信仰，既有着共同点，更有着许多迥异之处，原因都与太湖周边平原低乡的地理环境差异有关。具体而言，有从西部山地延续下来的低丘，也有东部以“冈身”为界线的“东乡”、“西乡”的分域，更有滨海沙地独特的生活环境；在这些差异本属细小的区域内，民众的生活体现了多样化。其中，水的影响极为深远。从低丘山地到湖泊群布地区，民众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构成，都大受水的影响。一个显例，是江南水乡的特征体现在地名中十分显著，以浜、泾、桥、浦、塘等水体为名在地名中占了绝大多数。通过地名的考察，也可以透视江南水环境的普遍特征和地区差异，即水文化在地名命名中的广泛意义，也可从一个侧面探索人类活动在特定环境下的发展和变化，并照观水在江南地区的人生中的重大影响④。因此，特定地理环境对于区域社会的经济体系和社会风习，甚至社会结构的变迁，即使微小至一个村落，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⑤。
本文对于江南地区乡村民众生活和生产的差异与地理环境所作的初步分析，一方面对于传统所认为的平原水乡生活的共同无差别性进行再检讨，另一方面，也对于以往研究中对生产区、风俗区等乡村生态文化区划的界定提出不同的意见，即在根据一些表面上具有共同性的地区界定为同一区划的同时，更应注意这种区划的可靠性及其相关地域内部存在的实质性差异，重视地理环境的因素和乡村传统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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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雍正《昭文县志》卷4《风俗》，雍正九年刻本。
② (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风俗》，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③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7—194页。
④ 详参拙作《青浦区的水环境及其地名》，载《上海地名》2000年第1期，第31—34页。
⑤ 费孝通对于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的调查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参其著《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