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对“无厘头”到“恶搞”进行了社会文化分析。
　　关键词　“无厘头”恶搞　社会文化分析
　　
　　“无厘头”文化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影《大话西游》被青年一代推崇而逐渐流行，并且一度登堂人室，成为学界关注、承认的文化现象；而“恶搞”一词则是从 网络 游戏的“酷索”(kuso)演化而来，伴随着2005年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广泛传播迅速风靡，最初主要是指运用数字化的图片制作技术和音频、视频设备对已经成形的作品进行剪辑、配音等一系列加工制作，重新赋予原作主题的一种创作方式，最初的物质平台是网络，是新世纪的产物。然而，随着“恶搞”风的流行，“恶搞”文化也逐渐从网络走向大众传媒。影响风生水起，成为一种一直延续不断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 自然 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目前对这两种文化的讨论非臧既否，在分析中，也多采用共时叙事视角。本文试图用历时叙事的视角来探讨这两种一先一后出现的文化存在并风靡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及这两种文化在结构和实质上存在的问题。
　　
　　一、正面：历时视角下两种文化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
　　
　　1、两者都顺应了消费社会大众传媒和文化消费者对娱乐需求膨胀的潮流。
　　无论是拉斯韦尔提出并由赖特补充的大众传播“四功能说”还是托尔曼的“工具论”和斯蒂文森的“娱乐论”，“娱乐”都是大众传播功能的应有之意。这种界定是对从中世纪禁欲主义的批判中解放出来、作为体现人类天性和人类精神追求范畴之一的娱乐的一种正名。因此，无论“无厘头”还是“恶搞”，从其诞生起便获得了进人大众传媒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随着消费社会的出现，娱乐需求空前膨胀，对这两种文化的风行更是推波助澜。“无厘头”文化最初诞生在香港。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香港早在大陆之前便已经进入了消费社会，对于娱乐样式多样化的需求是“无厘头”电影诞生的最初动力；而在现如今的

　　二、反面：存在背后的不合理因素
　　
　　1　结构上：解构之余缺乏建构。
　　在“无厘头”和“恶搞”文化中，幽默和搞笑是它的常态，为了达到这一效果，相比之“无厘头”文化的“无限夸张”、“疯狂自嘲”、“刻意篡改”和“名讥暗讽”，“恶搞”文化的“移花接木”、“语境颠倒”、“角色反串”、“牵强附会”和“无中生有”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对公众熟悉的人物或事物进行大胆、夸张、具有讽刺意味的重新定义和打破传统理解的重新诠释却是两者都惯常的搞笑手法。这种诠释具有强烈的感官刺激，个人主观色彩和感情色彩强烈，使人们在大笑之余往往也能体会到一种对被改编对象一定程度上侧面的讽刺与嘲弄。而这，同时也蕴含了对传统文化与正统价值观的解构。
　　当创作者把这种解构与新的叙事主题结合构成解构一建构的关系模式时，作品往往会产生发人深省的叙事效果。如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就对传统的英雄模式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和懈构。《功夫》中所谓的英雄，无一例外都是些没有光环的小人物，这些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在没有显露他作为英雄的一面的时候，是很难让人生出赞赏和敬佩之情的，也徊难让人把这样的小人物和社会道义联系在一起，但随着叙事的推进。我们逐渐发掘出《功夫》的深层含义，那就是英雄列正义的承担源自于内心对美好情感的追求这一超功利、人性化的英雄观，正因为解构的过程伴随着建构，才使得周星驰的电影摆脱了流俗和浅薄，从而具备了其存在的特殊意义。
　　同样，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中对《无极》的“恶搞”也同样包含了这样的解构一建构过程。但令我们失望的是，充斥于大众媒介的大部分“无厘头”、“恶摘”作品却很难具有这样的深度。它们“以直接诉诸于人的感官和感性经验为特点，注重感官享受、视听感官的刺激甚至震撼”，在种种人们所熟悉的能指的粘贴和附会中，故有的所指被扭曲、变形，但并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的新的所指，伴随着文化内容的消解和思想内涵的歪曲，留下一副摘笑之余空无一物的符号外壳。
　　
　　2 实质上：具有“反文化”、“反智”的趋向。
　　正如前文所论证的那样，无论“无厘头”还是“恶搞”文化都是消费社会的产物，在消费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成为商品，“消费的逻辑取消了 艺术 表现的传统崇高地位”。而文化的商品化，就是文化 工业 。“文化工业的根本目的是获得利润，因此，文化产品具有多大的‘市场价值’、‘票房价值’是决定投资者投资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在这样的前提下，“愈是迎合普遍口味、消遣性、娱乐性愈强的东西……对资本的诱惑力也越大”，而“事实证明,文化产品……一旦变成商品，其精神和审美质量势必会大大降低，甚至完全丧失”，而反文化的精神内核就是以商业利益来取代人文精神，因此，“文化工业是一种反文化”，而作为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重要产品，“无厘头”和“恶搞”文化也难逃干系，目前在青少年中流行的“恶搞唐诗”、“恶搞名言”已经证明了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除此以外，这两种文化(尤其是后者)的主要传播渠道—— 网络 所具有的后 现代 主义结构、去中心、非同～性、多元共生、否定权威等特征，使得网络传播与后现代理论提倡的思想不谋而合，而“无厘头”和“恶搞”文化本身大量后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也使其带有了后现代文化中的通俗、庸俗、反智和无深度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