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市民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标志。历来被史学研究者特别是宋史研究者所忽视的“话语共同体”，是宋代市民文化形成的知识资源与人力资源的重要支撑。此对于了解宋代市民文化的形成及揭开宋代的社会生活画卷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宋代；教育下移；话语共同体；市民文化形成
　　
　　宋代话语共同体和市民文化的形成，讨论这一宋代社会文化史与城乡社会生活问题，我想从宋代一种历史现象开始。此即是，宋代在其政治、经济全方位变革的前提下，文化教育已从阶级等级文化的低谷中走出来，其重心由上层贵族向下层平民社会转移，由此带来了宋代市民阶层思想、生活观念及其文化的内化。一种新的文化运动在此前提下形成，这在宋代文化发展史乃至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应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运动。这一文化运动为什么会在宋代形成，一经形成且以其强劲的文化势力，对宋代的城乡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对此历史事像，我提出一个话题，从一个视角来讨论这个历史现象问题，就是我提出的揭示这一历史现象的概念“话语共同体”，依此概念，我希望把宋代市民文化的形成，扩展到一个较广阔的社会层面，即在传统文化史研究上没有给予较多关注的教育下移，市民知识分子阶层的实践活动，市民阶层的实践活动，宫廷坊市的瓦解，宫廷艺人走向下层社会，民间艺人步入城市走入宫廷演艺圈，帝王贵胄、王公大臣文化生活消费诸因素来考析宋代市民文化的形成。
　　
　　一
　　
　　马克思主义文化社会学理论认为，从人类创造文化的社会属性来看，首先出现的是文化民族性，当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门槛之后，文化的阶级性即刻分化出来，即出现雅与俗的分野。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封建贵族对文化教育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支配与垄断，文化主流归附于上层贵族阶层而与社会的下层绝缘“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在世界各国封建文化发展过程中，这种历史现象都存在。
　　当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进入宋代后，社会运行机制出现了一种变化的新气象。贵族垄断社会文化特权的现象已不复存在，教育和科举权力下移，“州郡不置学者鲜矣”，且“负笈而来者相踵，诸番子弟皆愿入学”，由此而使新的平民学者崛起，更使文化大流益益泛滥渗透到社会的下层，导致知识的重新分配，由此带来了宋代平民文化的内化。
　　宋代教育的普及、学校是前提，宋代兴学分中央、地方、私学三类，终宋之世，兴学之举不断。且各类学校入学学生从身份地位上较前代大大放宽，只要是“本乡人或寄居已久，无不孝，不悌、逾滥之人及不曾犯刑责，或曾经罚赎而情理不重者。”皆可入学，对生员只重在德行修养，并无身份等级地位的要求。呈现重才气而不重家世的新风。“人生八岁，则自王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人小学。“社会群体不分等级、层次、接受初级教育已成“天赋人权”。与教育下移相应的科举制的改革也为前世无有，后世瞻目。“取士不问家世”。“凡如工商杂类、僧儒百家、狞干、黥吏之子”及“以屠杀为业”的人皆可为举人。正规考试制度的确立与门第限制的彻底取消，为下层平民子弟大开应试之门，并使下层平民子弟通过应试进入仕途确立了方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巨大的历史进步。这一进步对宋代社会文化所作的劭进之力是不可估量的。与此同时，宋中央政府又取消许多民间印书禁令，特别是熙宁后，民间印书禁令完全废除，至使宋代社会各种版本书籍，无远不至。到南宋时，便是“版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这为社会读书，特别是下层平民子弟读书创造了重要条件。
　　在宋代，平民阶级能广泛地接受社会教育，在知识领域处在一种没有完全分化的状态中，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下层社会节衣束食，劝子苦读的那种确定不移的理念中。“高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男女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富前读。”传世的《真宗皇帝劝学人》向社会的人们，不管是上层统治集团的贵族阶级或是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露骨地宣传了封建社会读书的功用。特别是宋代社会下层平民读书之风气已呈压倒上层社会之势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所谓“农工商各教子读书”，即使是“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师有学”，“虽穷乡僻壤，亦闻读书声。”晁冲之亦曰：“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这种社会现象充分地证明宋代广大穷乡僻壤的农村下层子弟读书队伍的壮观和感人。通过读书标志着宋代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知识分子队伍。但是在这些知识分子队伍中，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能进入仕途，大多数落第的知识分子，只能将自己的目标投向广阔的下层社会，执教于民间私学，或“居乡里教授数十百人”，“或在农村聚数童以自给”，或“以行文为乡先生”，这已是宋代社会市民知识分子活动的一种普遍现象。宋代已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服务于民间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群体在民间进行文化传播和社会化教育，启迪民智，再造文化，成为他们共同的行为话语。在社会性的平民教育运动中的实践活动来看，而支配他们对共同话语的讨论的是满足人性之欲的这样一些修辞方式。就是从宋代社会各群体对自身生存方式的价值选定的那种没尽的满足与不满足的意欲的角度，从构造一种通而不隔，人我无间，气脉浑然的社会政治制度角度。从历史进步与社会文明发展，通过平民教育的实践活动营造市民文化的文化场。在这个特殊的文化场，社会文化生活的重心开始走向社会的下层，文化生活市民化、社会化的局面开始形成，培育了市民文化体系。随着话语共同体的形成与实践活动而培育起来的市民文化成为反传统思维观念中一个最主要的生活逻辑支撑，一个具有特定社会生活价值上的取向。
　　宋代不同阶级，不同阶层，构成的对市民文化生活的自然需求表达了这个取向。基本上可以说，宋代市民文化是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氛围的历史性产物，但同时它又是这个氛围的创造者，它本身在发展中又创造了一个新的氛围。今天研究宋代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的人，受到习惯性理念定格的“雅”与“俗”两种文化概念的严格的规范，把教育和其它的新的文化内容排除在市民文化之外来看待市民文化，因此而导致人们看不到支撑市民文化运动更广泛的知识的运动和时代的运动。
　　
　　二
　　
　　在此要提到“话语共同体”这一概念，在社会学中，“共同体”是由具有一定的生活与经济利益的人群组成的，他们有共同的理念和生活原则，也有一套习惯性行为话语，才有一致性。但是，我所说的不是社群共同体，而是话语的共同体，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的话语是普通的生活话语，其话语内容仅仅是围绕某一特定的生活对象来展开，并由这个话语意识导向其话语行为。也就是说由这个社会中的参与这种文化活动的不同的阶级、阶层的人自觉地组合于市民文化之域内而成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生活的共同体。这是我之所以提出话语共同体的原由。

　　“话语共同体”是宋代社会的特定产物，在对宋代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中，从文本上对他们进行解读，以此分析他们的活动与市民文化的形成的关系。宋初，宫廷娱乐圈，依祖宗训诫，节目正统，同时，宋代是中国理学文化的开创之期，这种贵族文化蕴含着沉甸甸的理学思想，伦理教化意义多，娱乐的成份少。大多士大夫不能从宫廷乐府中获得文化娱情的满足，走人社会中的瓦子、勾栏、公私妓馆取乐，妓馆娇娃为了迎合他们，专事艺术训练，吹拉、弹唱、舞、棋琴书画，大都深通二三，她们“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听不厌”，使这些上层士大夫无不消魂其间。另外，皇帝参约事体之轻重，从自己生活需求和治国的需求两个层面出发，打着“与民同乐”的招牌，侧身于市民文化的娱乐活动。在进行文化娱乐活动之时，皇帝与嫔妃坐于楼中观看节目，楼下用方木垒成露台一处，共下层市民观看，为下层市民提供一席观赏之地，以显仁义之效。如：宋太祖正月十五放灯五天，并诏令纵士民之行乐，这几日，街市上的中瓦，上演百戏，而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棚，“影灯起露台，教坊呈百戏，从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国歌舞列于楼下”，纵士民观赏。皇帝则率领皇后、嫔妃，到东华门，或到东南角楼饮酒观戏，或到御楼与群臣晏饮游玩，自宋太祖以降，各代皇帝依太祖故事。在生活上，求从市民文化的俗性中获取全面娱情享受。政治思想上，“以治天下之道，不必过求高远”只在审人情，以“利民为本，则人富，以爱人为心，则人乐。……尽诚心而行之，则不待教而白成”。只要能因势利道，就能“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并以此显其王者之道。皇帝参与市民文化活动的多重效应，与士大夫参与市民文化活动的娱情行为，无形中对市民文化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到北宋中后期，教坊乐工不以艺进，抱器而不知振作，到南宋废教坊，教坊各乐工，自谋出路。大量的教坊艺人进入民间。融入市民娱乐圈，即使是留在宫廷的少数有绝技艺术活动能力之辈，如绝才知音丁仙现也在闲时进人民间献艺，这些技艺精熟，很具实力的宫廷艺人不但自身走人民间从事市民文化的活动，还把宫廷中雅的内容融入俗的题材中，使市民文化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意境，娱情艺术性进入了较完美的境界，提升了市民文化内容的质量，这使市民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和艺术基础。
　　作为一个庞大的从事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实践中，他们把自己的文化活动分为两种理想性的部分，即家庭与市民社会，他们在下层社会传播文化，考虑的最入效用是寻求谋生之路，这是他们非常强烈的，最现实的思考。同时他们也存在一种道德价值取向的思考。他们在对现实的思考与排遣中，看到了下层劳动者文化生活的贫乏以及对文化生活的渴求和参与的痴迷。他们从中领悟到了一些人生的意义，理解并形成了一种具有某种责任感的道德价值取向。在这惊人的感悟中按照自己的方式实践自己的远景中的特殊愿望，他们在教学之余，组成或加入市民文化的创作队伍，投身于对传统充满神意色彩的民间文化进行改造、提升和对市民文化的创作，编写小说、剧本、作唱词、写故事，他们除了借笔墨浇心中块垒和获取经济报酬外，还为下层社会平民百姓提供了一种再创新生活的启发，同时他们与市民文化的形成建立了一种主体与客体相互交互的关系。
　　我再要说的是市民阶层，非常重要的是他们创造了一种话语前提，这个话语前提是通过他们从事的传统民间文化活动来实现的。市民阶层是市民文化的滋生地，如果没有广大的市民阶层的文化活动也就不存在市民文化的内容与概念。宋代。受商品经济和教育社会化两大时代潮流的冲击，旧有观念受到荡涤，广大的市民阶层经过思想的启蒙，已成为具有文化主体的而区别于过去的非文化阶层，社会不在是传统的有序，文化心理和人格的重建使宋代下层社会市民群体逐渐摈弃冷漠、沉寂；无争的精神面貌，以干预生活的创造力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向往、平等的社会人格与地位，由此而拉开了宋代传统文化伦理观念巨变的帷幕和开创具有自身群体特色和现实特色的、全新的市民文化格局。
　　最后要说的是民间艺人，从事此文化活动的民间艺人，宋前主要活动于农村。从事此文化活动的民间艺人，为生活之计，撞州过府，漂萍四方，在庙会、赶集或节庆之日，卖艺谋生，其中贺节成为该文化张扬的一个传统。而宋以前的封建社会，由于得不到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参与，民间文化艺人只能师承学艺，经基本不变的定律保持着行为艺术和传承文化的传统，使民间“俗”文化的声势和影响很小。到宋代，民间农村流浪艺人，放开拘慎的行为，大踏步迈入城市文艺圈，加速对传统技艺节目的变革。即把传统艺术自觉地接受知识分子地改造，主动接纳宫廷艺术文化的融合，把充满神意的文化艺术在实践中提炼成具有广泛普适性，能满足社会生活不同消费者群体需要的描绘下层社会城乡社会的一幅幅卓越的艺术风情画，民间艺人的实践把市民文化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正是由于话语共同体从各自不同的方面进行实践，从而推动了市民文化的形成。
　　
　　结语
　　
　　宋代市民文化为宋代社会各阶层所构成的话语共同体所尊重和倡导，绝不是偶然的，从整体上看，它反映了宋代社会发展运行状况，社会生活状况、人的精神风貌。对此，我们只要深思就可理解它之所以渗透于的潜意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可以看到它的文化社会学价值和生活价值的地位来。人们在学术方面讨论宋代文化之问题的时候，主要注重于士大夫文化发展和宋代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关系。在此，我想强调的是：宋代士大夫文化在发展改造成新儒学的同时，市民文化也在改造，创造中成了具有“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的新气象，这种文化气象的实际后果是以其外在的方式存在于宋代社会中，而话语共同体则通过这种外在的方式从该文化中寻求自己内在的关于精神生活的依托。宋代市民文化是宋代社会变化的产物，但它并不完全属于这种变化。因为它有一个历史地传承过程，而这个传承过程反映在其自身上，体现宋代社会形态的变化的特征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的阶段性的一个辩证关系的缩影。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促进了宋代社会形态的变化，在变化中使不同的社会群体在观念上产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目标追求，即文化消闲。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雅”与“俗”两种不同语言在表达方式上的一种同一，这种同一创造了一种满足时代生活所追求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换言之，宋代市民文化的形成实际上是在这个背景底下扩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