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社会转型中文化方位的战略选择

　　讨论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前提，是界定好“文化”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古今中外，有关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本文使用的“文化”概念，是指对文化的内涵、层次性及其外延进行细化，从中分解出能够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产生推动或阻碍作用的政治文化。其核心内容，是指在政治文化层面上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形成的合力（即政治学意义上的“主导型政治文化”），被当政者用来引领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其思想体系。本文拟通过考察20世纪墨西哥政治文化的发展路径，试图阐明墨西哥社会转型中政治文化方位选择的特点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纵观20世纪以来墨西哥政治文化的发展路径，大体上经历了世纪初和世纪末两次重大的战略性选择。1910年，在拉丁美洲这块古老的大陆上，墨西哥民众第一个举起反专制主义传统的革命旗帜，把统治墨西哥长达34年的铁腕人物波菲里奥·迪亚斯赶下台，经过多年曲折的斗争于1917年颁布了当时最进步的《1917年宪法》（la　constitución　de　1917），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将革命的胜利成果固定下来。到30年代，拉萨罗·卡德纳斯（1895—1970年）总统依照《1917年宪法》确定的革命原则把社会改革引向深入，成为拉丁美洲地区力图触动社会结构，把政治革命引向社会改革的第一位总统。时至八九十年代，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1948—）总统通过法定程序修改了《1917年宪法》中的核心条款和相关法律，进行了“社会自由主义”改革，成为拉美地区第一个融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拉美国家。这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拉丁美洲现代史上都占有特殊地位。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围绕着墨西哥宪政史上具有界标意义的《1917年宪法》进行。从政治文化方位选择的视角上看，它们的不同点是，第一次是着眼于制定一部体现“革命民族主义”精神的《宪法》，并认真付诸实施；第二次是修改《宪法》的核心条款，放弃“革命民族主义”的原则，走向“社会自由主义”的道路。由于这两次当政者在政治文化方位选择上有所不同，因而对墨西哥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在现代拉丁美洲国家中，墨西哥“闯”出两个“第一”，特色耀眼，非同一般。美国著名的拉美史学专家、《简明拉丁美洲史》作者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在该书（第4版）中曾对20世纪初爆发的墨西哥革命做出权威性的评论：“墨西哥革命的弱点显然很多，但它仍然是拉丁美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是20世纪将过去同现在和将来划分开来所做出的第一次努力。墨西哥革命完成了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造。它指出了墨西哥今后的发展道路。”伯恩斯在认可墨西哥革命在拉美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同时，又十分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一条道路是否可以导致真正变革和发展，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墨西哥人偏离了这条道路。”①伯恩斯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在一个多元的世界里，一个主权国家的人民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应当受到各国人民的尊重。作为史学工作者，这里需要我们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是：墨西哥人民为什么崇尚体现“革命民族主义”精神的《1917年宪法》呢？从崇尚“革命民族主义”转而崇尚“社会自由主义”的历史是怎样演进的？有哪些历史条件和动因促成了这种转变？这种政治文化作用于社会的传导机制是怎样形成的？这一独具墨西哥特色的发展道路对我们有什么启示？等等。我们关注这些问题，意在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知兴衰，以人为鉴明得失。
　　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墨西哥现代化进程进入了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墨西哥现代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非唯一因素）受制于墨西哥政治文化方位的战略性选择。
　　1910年墨西哥爆发革命的时代背景和国内条件是，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基本矛盾趋于激化，亚洲觉醒，俄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正在酝酿中；墨西哥波菲里奥·迪亚斯总统34年独裁统治致使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经济上有所发展的中产阶级强烈要求政治上的发言权和经济上的发展空间，主张有效选举、反对独裁，保护民族工商业、反对垄断和特权[1]　（pp.294～295）。但是，这些要求不仅遭到迪亚斯的拒绝，而且他还阴谋连选连任。从社会政治文化层面上看，墨西哥革命的爆发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墨西哥革命是墨西哥人民在独立以来所追求的“土地与自由”“墨西哥人的墨西哥”[2]　（p.251）的理想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以暴力手段推翻现存政权，以图改变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革命义举。在拉美国家中，墨西哥能够第一个举起反传统的革命旗帜，是墨西哥人民文化自觉性提高的表现，是墨西哥“文化民族主义”（el　nacionalismo　cultural）形成的标志。
　　墨西哥革命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复杂的过程。从墨西哥跌宕起伏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以下事实：没有迪亚斯在竞选总统中妄图连选连任，对竞选对手弗朗西斯科·马德罗进行政治迫害，就不可能产生马德罗的《圣路易斯波托西计划》；没有马德罗《计划》中提到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等方面的内容，就不可能吸引南、北方各地农民起义队伍对马德罗的支持；同样，没有马德罗后来背弃农民起义的行动，也就没有农民领袖萨帕塔《阿亚拉计划》的出台；没有革命进程中工人、农民力量的不断壮大和各界联合起来在制宪会议上施压，就不可能打掉以贝努斯提阿诺·卡兰萨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保守派提出的宪法草案，而使得以弗朗西斯科·穆希卡将军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提出的包括土地改革等项重要内容的宪法草案获得通过[3]　（pp.252～253）。墨西哥《1917年宪法》文本的通过，是墨西哥革命取得政治上胜利的重要标志。墨西哥革命的历程表明，革命进程中政治文化方位的选择，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其最后结果，以通过国家宪法的形式把革命的成果固定下来，这不是任何个人、政党、某个社会团体、政治派别主观臆造出来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当时社会上各派政治力量（也包括美国等外部势力）之间博弈、斗争和互动中形成的合力促成的。《1917年宪法》的问世，标志着20世纪初墨西哥主导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并为墨西哥社会的转型建立起必要的法制基础。

　　墨西哥《1917年宪法》是该国宪政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当时世界上资本主义类型宪法中最具革命性的一部宪法。由于当时俄国十月革命正在酝酿中，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尚未问世，因而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一部宪法②。它的许多条款，特别是第27条和第123条，集中代表了20世纪初墨西哥政治文化的最高水平。它抵制了保守派的守旧思想，把直接关系民众，特别是劳苦大众切身利益的土地问题和国家主权问题，用规范性的法律语言写进国家宪法中。在对待财产问题上，经过激辩和斗争，制宪会议没有沿用当时广为流行并被普遍接受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的原则，而是直面迪亚斯时代土地问题空前尖锐的现实，从墨西哥国情出发，以社会利益为基础，毅然对财产权的问题作了全新的界定和诠释。宪法明确规定：“国境线内所含土地与水流之所有权原属国家，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将这些土地与水流的产权让予平民，构成私有财产。”[4]　（p.267）宪法还规定：“一切矿物，或埋藏于矿脉、矿层、矿块或矿床中的资源，其性质不同于土壤成分者，其直接所有权属于国家。”[4]　（p.268）这些条款从法律上确认了国家对这些财产、资源之所有权，拥有完全的合法性及不可侵犯性。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依仗迪亚斯政权发财致富的国内外大庄园主、大资本家侵占墨西哥农民土地和损害国家主权的合法性，从而为新政权日后进行经济改革、推进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宪法第123条，对劳工（包括农业工人）劳动保护权及其社会福利问题作了详尽的规定。宪法对每一个墨西哥人应享有的权利的确认，特别是第103条、107条，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权的确认，不仅保证了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而且也维护了宪法的尊严。尽管宪法的根本性质仍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但是，它毕竟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改善劳工生活状况、壮大民主力量、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墨西哥人民对法理学做出的独特贡献。由此可见，从宪法规范上看，墨西哥《1917年宪法》，既不同于英国不成文的宪法，也有别于成文的美国宪法；就其政治文化的内涵来看，它既反映了墨西哥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特点，又体现出20世纪初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特征。正是由于墨西哥人民做出这种政治文化方位上的选择，才使得国家的命运开始掌握在墨西哥人民自己的手中，为民族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打开了大门，为解放社会生产力、发展民族经济、推动墨西哥走上工业化道路创造了有利条件。
　　墨西哥《1917年宪法》，作为20世纪初墨西哥政治文化的集中表现，是革命的记录和总结，又是巩固政权、建设政权的一面旗帜和纲领。从20年代起，到40年代初，是墨西哥人民为重建国家政权而斗争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二十多年中，由于受到国内外大庄园主和垄断资本势力的破坏以及社会保守势力的阻挠，也由于政党林立和社会不稳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定，一个时期内土地分配进展缓慢；但是，在各地农民夺取土地斗争的强力推动下，历届政府迫于农民斗争的压力，或利用农民力量对付自己的政敌、稳定统治秩序，或出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考虑，都先后程度不同地进行了土地分配。历届政府在分配土地之前，一般的都制定了相关的法令和具体政策、措施，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了土地委员会。虽然历届政府在分配土地的类型、方式、数目上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分配的土地数目和受益的户数日趋扩大。1934年，拉萨罗·卡德纳斯出任总统后，《1917年宪法》得到了认真的实施。在他执政期间，为了巩固墨西哥革命的成果，卡德纳斯以《1917年宪法》为依据，强力推行了土地改革，分割、改造了封建大地产制，把4500万英亩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近100万户印第安人和印欧混血人，这个数字约等于革命开始以来历届总统分配土地总和的两倍多，为建立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奠定了基础；将外国垄断资本控制的石油、铁路部门收归国有，维护了国家主权；政治上进行了政党制度改革，将国民革命党改组为墨西哥革命党，并就党的思想原则、指导思想、组织结构进行了重大变动。把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广大民众吸收进党内、强化了党的社会基础。把过去按地区结构建立的党，改造成按工人、农民、民众和军人四个部门组织起来的职团结构型的党，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有学者评价说：“墨西哥革命党的建立，是重建1910年革命期间丧失的中央集中制进程中的一部分。这个进程早在革命斗争时期就已开始，卡兰萨曾提出并承诺树立中央的权威，这一进程到卡德纳斯改革期间达到了顶峰。”[5]　（p.163）卡德纳斯在六年的任期内，依靠农民和城市工人的支持推进改革，农民和工人从改革中受益，“他是20世纪将权力基础移交人民群众的第一位拉丁美洲总统”[6]　（pp.245～246）。
　　卡德纳斯能够认真实施《1917年宪法》，绝非偶然。他出生在一个手工织工家庭，当过印刷工人，15岁参加革命活动，后来成为革命民主派的杰出代表，1930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党的主席，1934年当选为总统，深得广大民众的支持。1934年9月12日，卡德纳斯当选总统的当天，《墨西哥时代报》（tiempo　de　méxico）在报道时强调指出：“去年12月8日，在克雷塔罗市（querétaro）召开的国家革命党代表大会上委派卡德纳斯为总统候选人两天之后，卡德纳斯就开始了在这个城市的竞选工作。他动用了他拥有的一切交通工具——飞机、火车、汽车、船舶、货运车和他自己的双脚——跑遍了全国各个州，上百个城市、农村及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落，他行走了三万公里的路，以设法了解人们的心愿。”[7]卡德纳斯与其前任历届总统不同，他善于体察社会底层民众的迫切需求，他不把解决土地问题仅仅看成是消极地缓解农民情绪的权宜之计。他的治国理念是，“没有经济独立，政治独立就是谎言”。他认为，墨西哥是个农业国，“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支柱”，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满足人们需要，必须进行土地改革，以最适宜的方式把农业组织起来。他的这些治国理念和改革举措，曾一度遭到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政治反对派的强烈抵制和反对。然而，在关键时刻，他总是站在人民大众一边。他顶住了各种政治压力，支持游行示威的工人要求，下令将攻击政府的代表人物、他的“老上级”、前总统卡列斯流放到国外，并清除了政府中的卡列斯分子。被流放的卡列斯竟然在国外攻击“卡德纳斯政府是共产主义的政府”，诬称“这种出于天性的举动很可能挑动起一种法西斯式的反抗”[8]。墨西哥劳工联合会领袖比森特·隆巴尔多·托莱达诺发表声明，严厉批驳了卡列斯，强调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唯一能做的是在人民政府和法西斯制度之间做出选择。而卡德纳斯政府是人们和进步的标志。”隆巴尔多排除了卡列斯有任何回国的可能性。他指出：“上帝绝不会允许卡列斯再回到墨西哥，如果他回来，无产阶级将恭候他的到来并将他重新驱逐出国门。”[9]卡德纳斯坚持《1917年宪法》的“革命民族主义”原则，推动社会改革，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响应。其结果是，人民得到了实惠，中产阶级得到了发展的空间，为建立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转型铺平了道路。

　　墨西哥1917年的宪法，是一部反映本国国情与人民需求，不是简单照搬欧美国家政治思想的立宪文献的范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1917年宪法》是墨西哥人民文化自觉性提高的集中表现，是墨西哥“文化民族主义”“革命民族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①。这里要指出的是，1940年接替卡德纳斯出任总统的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到任后，立即宣布墨西哥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发展经济的时代即将开始。卡马乔这些话原则上没有什么错误，关键在于，此后的事实表明，卡马乔政府及以后历届政府的着眼点大多是，修改《1917年宪法》中体现“革命民族主义”精神的原则条款和相关法律，对卡德纳斯时期推行的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进行调整；至萨利纳斯执政时期（1988—1994年），就放弃了“革命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开始走上“社会自由主义”的道路。
　　萨利纳斯总统执政期间，把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执政时期开始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向了顶点。在开放市场、金融改革、税制改革等诸多方面出台了许多政策措施。尤其在私有化方面，不仅出售了过去被禁止出售的大型国有企业、银行、国家航空公司等，而且还出售了过去波蒂略总统执政时期已经国有化了的大型企业。在农村，不仅放弃了分配土地的政策，而且鼓励村社社员转让、买卖土地。在对外关系上，萨利纳斯总统还积极推动美、墨、加三国之间历经14个月的自由贸易谈判，最终于1992年8月2日达成协议。1994年1月1日，协议正式生效。自此，墨西哥成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个成员国，实现了三个国家之间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美墨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现在需要着重讨论的是，有哪些既定的前提条件和历史动因促使墨西哥重新进行政治文化方位的战略选择，从崇尚“革命民族主义”转向“社会自由主义”道路的。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立党的指导思想，是指导党的全部活动的思想理论旗帜，十分重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否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改变党的指导思想以及怎样改变党的指导思想，这不取决于某一个人或某个政党的主观意愿。唯物史观提示我们，人们改造世界，第一，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的。第二，最终的结果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②。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与下半叶墨西哥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及其内在的历史逻辑，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20世纪下半叶，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束以及东欧剧变、苏联瓦解，美苏之间的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已被全球范围的经济竞争所取代。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时代的主流。面对这种全新形势的到来，世界各国政要都在思考如何调整本国的发展战略。墨西哥的政治精英们也不例外。
　　（二）西方世界，首先是美国，利用世界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渴望，在全世界推行其全球化战略，利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暂时困难推销其新自由主义和全球治理的意识形态，为国际垄断资本扩大世界市场开辟道路。1982年，墨西哥暂时停止支付外债引发了本世纪第二次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墨西哥原先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墨西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遇到了严重困难。1985年墨西哥大地震造成人民生活雪上加霜。面对这种严峻挑战，德拉马德里总统决定接受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实行自由化的开放政策。1987年，墨西哥爆发了上百次的工人罢工，执政长达近60年的革命制度党受到保守派和左派两面夹击，组织内部发生分裂。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社会变革势在必行。
　　（三）伴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官方党革命制度党内部的政治文化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墨西哥政党制度形成较早，19世纪20年代成立了自由党和保守党。20世纪初，革命年代一度出现政党林立局面。1929年成立的国民革命党（革命制度党前身）是由众多派系联合组成。该党在一个长时期内处于执政党地位，党内的团结和社会稳定，得益于采用了职团主义的组织结构，把全国一切革命力量整合起来，而且创造了两个“奇迹”。然而，这不意味着在革命制度党内部，在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在事关国家发展方向和重大政策问题上思想认识都是一致的。事实上，对卡德纳斯的激进改革，一开始就遭到了大庄园主和大企业主阶级的坚决反对和强力抵制。党内也有不同的声音和派别出现。只是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卡德纳斯改革才得以进行下去。从40年代到80年代初，这种政治上的斗争和较量从未停止过。时至1982年债务危机引发经济危机之后，由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党内的思想渗透和影响，导致党内思想上的分化和组织上的分裂。在党内外政治生态发生变化的形势下，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思潮的汇合，加速了反对党的崛起，加之民众参政意识的增强，就从根基上动摇了革命制度党赖以生存的职团主义结构的基础。1988年总统大选到来时，从革命制度党分裂出来的“民主潮流派”，联合其他组织推举夸乌特莫克·卡德纳斯（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之子）为总统候选人，并在大选中得票占总数的30.59％，居第二位；革命制度党候选人卡洛斯·萨利纳斯仅得票50.71％。萨利纳斯虽然赢得了总统宝座，但是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一党执政多年的政坛上，跃出了一个“民主潮流派”（后形成“民主革命党”），且得到大比例民众的支持，无疑是给萨利纳斯敲响了警钟。为了扩大自己执政的社会基础，萨利纳斯先后于1989、1993、1994年进行了三次选举制度的重大改革，在议会席位分配方式的民主化、选举机构独立性的强化和选举程序透明化等方面为反对派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并以政治民主化的举措来确保其经济自由化政策的顺利实施。由于国家选举制度的变化导致各种利益集团的出现[10]　（pp.37～38），官方党的革命制度党内部组织结构上的变化和政治文化方位选择上的失误，革命制度党指导思想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就难以避免了。
　　（四）革命制度党指导思想上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国民革命党创建之初，它以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主义为指导思想，明确表示要以1917年宪法作为党的纲领。1938年，卡德纳斯主持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党的名称更改为墨西哥革命党，同样表示要遵守1917年宪法，并指出，党的思想原则是革命民族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的混合。1972年，在革命制度党的“七大”上正式把“革命民族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1988年，萨利纳斯出任总统后，推出了他的“社会自由主义”

理论，并通过召开革命制度党全国党代表大会，将“社会自由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取代了“革命民族主义”。几个世纪来，墨西哥人民一直生活在侵占了他们大片国土的北方邻居——美国的阴影下。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人民的尊严，是墨西哥人民多年来追求的神圣事业。墨西哥革命中形成的、体现“革命民族主义”的《1917年宪法》，已经成为历届总统必须遵循的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萨利纳斯用“社会自由主义”取代“革命民族主义”，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自然使人们心存疑惑、产生质疑。面对这种情况，萨利纳斯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向国会议员、政府公务人员和平民百姓阐释他的观点，指出：“经过75年，墨西哥革命已经建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现在面临着与过去不同的环境。”“为了将进一步改善民主和社会公正的根本任务继续下去，为了维护墨西哥革命的原则及其制度的生命力，为了使1917年宪法中体现的社会契约得以恢复，就要重新唤起墨西哥革命的精神，保持过去那种革命的冲动和能力，以修正和确定由革命本质所标定的方向。”萨利纳斯为了给他推行的“社会自由主义”理论寻找根据，这里他讲了三点理由，然而，谁都看得清楚，这三点只不过是他为自己的极右思想涂抹上的几道“革命”色彩而已，其目的说得十分清楚，是要“修正和确定由革命本质所标定的方向”。萨利纳斯还针对一些人担心推行“社会自由主义”政策会损害国家独立和主权的问题强调指出，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把国家看作施主，搞中央计划经济和保护贸易主义，“是一种傲慢的态度”。他要求人们的思想要适应国内外出现的新形势，树立“新的安全观”。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要保持国家独立、主权，就不能关上大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与维护主权并不矛盾[11]　（pp.186～187）。萨利纳斯这番话，显然是承受着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和国内经济衰退、政局不稳造成的巨大压力，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一位当政总统为自己施政所做的辩护。然而，我们从中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他之所以放弃“革命民族主义”改为信仰“社会自由主义”的某些蛛丝马迹。《萨利纳斯传》一书的作者托马斯·博尔赫是这样解释的：“作为经济学家、政治家的萨利纳斯总统，试图以这样的理论来回应国际社会的挑战，回应全球化和互相依存的现实，回应对形势持盲目乐观和悲观主义两级态度的人，回应世界三大经济区的涌现，回应理论范式的危机，以期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在一个观望的社会和忙于公开辩论的社会之间找到新的交叉点。”[11]　（p.175）博尔赫为萨利纳斯所做的辩解十分到位。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萨利纳斯的“社会自由主义”在本质上就是“新自由主义”，它并没有“在国家与自由市场之间”找到平衡点。萨利纳斯总统的问题，不在于他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而在于他忠实、全面地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把私有化、自由化推向了极致；在理论上放弃了“革命民族主义”这面凝聚人心的旗帜，鼓吹“修正和确定有革命本质所标定的方向”；在政治上代表国内外大资本家、大企业主和大地主的利益，把许多事关国家和民生切身利益的国有财产和战略资源都统统卖掉；在对外关系上屈服于美国的压力，鼓吹“要保持国家独立、主权，就不能关上大门”的怪论，最终导致改革的成果和社会财富都集中到国内外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少数人的手中，而社会贫困化却日益加剧。其利弊得失，后人自有评说。

　　1996年9月，革命制度党召开了党的“十七大”，并作出决定：革命制度党重新举起“革命民族主义”的旗帜，摒弃“社会自由主义”的主张[12]。这虽说是一种“亡羊补牢”，但毕竟反映出是革命制度党对问题的一种反思和认识。然而，在实行总统一元化领导的体制下，墨西哥的一切政务都是总统说了算。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左翼领袖卡德纳斯总统，在工农大众的推动下，可以进行带有某种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措施①。革命成果达到顶峰时，他做了最大努力，但他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墨西哥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原因很简单，20世纪初爆发的墨西哥革命，属于资本主义体系内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范畴。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这一“确定的前提”条件决定了改革的局限性，决定了总统只能做条件允许他做的事。卡德纳斯是如此，萨利纳斯的历史命运也没有例外。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萨利纳斯作为一个显赫的官僚家庭出生、专家治国派中的精英，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猛烈冲击下，决定选择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这并不奇怪。同样道理，在埃内斯托·塞迪略在担任总统期间（1992—2000年），虽然革命制度党“十七大”作出重新举起“革命民族主义”旗帜的决定，可结果如何呢，塞迪略总统没有按照“十七大”的决定办事，而是继续奉行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历史再次证明，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将党的指导思想停留在纸面上，束之高阁，而任凭总统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行事，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一案例所反映出的制度和体制层面上的局限性，值得人们深思。
　　通过以上几点简要分析，我们看到，在墨西哥发展的关键时期，以萨利纳斯总统为代表的当政者，做出了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政治文化方位的战略选择，并在实践中将其推向极致，绝非偶然。萨利纳斯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代表了一种社会思潮。它标志着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化的意识形态及其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墨西哥思想领域占据了上风，并淹没了墨西哥传统的“革命民族主义”，从此墨西哥彻底改变了过去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保护性政策，进而成为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部分。从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上看，有它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墨西哥社会发展的历史角度上看，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刚刚实践了十几年，可圈可点，可说是见仁见智。然而，有一点可见端倪，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由于墨西哥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加之国门大开，使得墨西哥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就业、毒品、移民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不管今后哪个党派掌管国家政权，墨西哥都将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希望墨西哥今后能加快国家现代化进程，更期盼墨西哥广大民众，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印第安人和印欧混血种的农民，能以早日分享到他们理应得到的改革成果，以解决社会贫困化问题。至于墨西哥今后能否做到这一点，这只能由实践来回答。
　　从20世纪墨西哥政治文化的嬗变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政治文化现象的存在：即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与国家现代化的相关性，取决于墨西哥社会中以下四股政治力量的整合结果：
　　（一）广大民众参政意识的提升及政治诉求的提出。墨西哥人民独立以来所追求的“土地与自由”“墨西哥人的墨西哥”的理想，就是这种诉求的集中地表现。这是墨西哥革命精神和改革动力所在，也是墨西哥社会转型的社会基础。
　　（二）知识精英对其民族历史使命的认同。以中产阶级为

代表的知识精英，排除保守势力的干扰，制定和通过了《1917年宪法》，并带头先后举起文化民族主义、革命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思想旗帜，成为墨西哥政治文化的先导力量。
　　（三）社会各阶级、各利益集团和各党派政治上的博弈、竞争、互动和整合。这是催生政党诞生和政党政治发展的中坚力量。由政党整合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形成的主导型政治文化，凡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反映社会进步发展方向的文化，都属于先进的主导型政治文化，以此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必将起到推动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作用。反之，对社会发展和进步必将起到阻碍作用；
　　（四）执政党及其主要当政者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尤其他们对世情、国情认识的程度，对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关系的认知程度及其处置方式，对国家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20世纪前半叶和中叶，执政党以革命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为指导思想，引领社会改革，曾在一个时期内出现了被世人广为认知的“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使墨西哥多数人受益，也推动了国民经济、政治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此后，选择社会自由主义，亦即新自由主义为发展方向，虽说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也有一定刺激作用，但结果是富了少数人，穷了大多数，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
　　现代墨西哥发展的历史表明，以上四股政治力量的对比，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革命制度党执政时，党内有派，党外有党，党派轮流执政，就是各派政治力量消长、变化的表现和结果。时至20世纪80至90年代，萨利纳斯出任总统时，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萨利纳斯希图通过选举制度改革扩大反对派民主的办法，巩固执政党的地位。但改革的最终结果，未能免于自己下野、反对党上台执政的历史命运。令人感兴趣的是，不久前（2012年7月2日），12年前失去执政地位的革命制度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恩里克·培尼亚·捏托，又当选了墨西哥新一届总统。对此，美国舆论界指出，华盛顿对捏托其人“知之甚少”，“是30年来第一位没有在美国精英学校如哈佛或耶鲁求学经历的墨西哥总统”①。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重新上台执政这件事本身，以及由此产生的这番出自北方邻居之口的评论，不仅耐人寻味，而且值得人们思考。
　　现代墨西哥发展的历史还表明，无论是革命制度党执政，还是国家行动党执政，抑或将来由其他政党执政，他们执政的理念都反映着他们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只是在政治倾向上有左、中、右翼之别。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试图在维系自己的政党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将其主导型政治文化，通过总统国情咨文等形式传递至议会等国家权力机关，再由国家权力机关按照既定的法律程序审议批准，而后由总统将其形成治国方略、具体规划和相关政策，以此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在此，一种政治文化作用于国家现代化的传导机制的形成过程就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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