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紫砂壶看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体系的循环

　　中国古代陶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其中渗透了丰富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因素。然而当我们看见一件陶瓷器物的时候，它所呈现给我们的只是一种单纯的工艺信息。这种信息虽然使我们对中国古代陶瓷和文化有一种直观的，真切可见的了解，并且以此为基础去认识物象，而并没有把这些因素作为历史文化的符号，或者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符号来对待。这样对陶瓷器物的认识是表面的，不是深层的。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要把陶瓷器物的符号功能看得过分神秘，因为毕竟这种符号的主体和它的对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稍加注意，或者说主动去习惯，就可以自由地运用符号演变的规律去认识一种陶瓷器物的特定内涵和这种内涵的缘由。
　　一
　　紫砂壶的出现并不始自明代，但是其开始兴旺的时期却是在明代中期。因此我们研究紫砂壶的着眼点也须从明代中期开始。
　　明代紫砂壶虽然并非专窑烧造，但是以江苏宜兴窑产品著盛。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说：“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也。陶曷取诸，取诸其制，以本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不但杜工部云：‘倾金注玉惊人眼’，高流务以免俗也。至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世日趋华，抑足感矣。因考陶工、陶土为之系。”①
　　显然，宜兴窑紫砂壶制作的著盛，得益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于宜兴独特的地理和原料条件。“以本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已经点明了宜兴的土砂，能够使茶的本香得以挥发。
　　明代中期以后，饮茶风尚的盛行。屠隆《考盘余事》中说：“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淡，寒宵兀坐。此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②此外，记载茶事的笔记还有董其昌的《茶董题词》、陈继儒《茶董小序》、郎瑛《七修类稿》、沈周《跋茶录》、陈贞慧《秋园杂佩》、许次纾《茶疏》、张谦德《茶经》、冯可宾《芥茶笺》、文震亨《长物志》、谢肇淛《五杂俎》……等等，不胜枚举。所记载茶事，论及紫砂壶和制壶名家的地方有多处，反映出紫砂壶在当时是饮茶风尚的一种带有标志性的物象。（图一）
　　二
　　中国传统的饮茶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代。魏晋南北朝时，饮茶成为一种时尚和风潮，特别是成为一种社会意识的体现。晋代杜预的《荈赋》中，有“水则砥方之注，挹彼清流，器则陶拣，出自东瓯。”的记载。③中唐时期，饮茶风尚重又兴起，不仅出现了陆羽的《茶经》，而且出现了“秘色瓷”。宋代时，饮茶不仅更为流行，而且茶事比唐代时更为精深。其斗茶使用福建建窑的兔毫盏和鹧鸪斑盏。　（图二）（图三）
　　以上所述魏晋南北朝、中唐和宋代饮茶风尚，皆处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体系来讲，汉代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指导思想的封建体制；但因未达到成熟的地步而陷入危机，进而导致社会的解体，出现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唐时期，封建体制总结文化体系的发展经验，形成了封建统治的良性循环，创造了盛唐辉煌发展的局面。中唐时，经过总结经验形成的封建统治开始失去效力，封建的文化体系再次陷入危机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宋代。甚至在理学创立，封建文化体系确立了新的指导思想之后，危机的局面也总是伴随着封建体制。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中唐和宋代，皆是封建文化体系的薄弱环节，而饮茶亦皆是这种薄弱环节的产物。如果以纵向的尺度来衡量，当魏晋南北朝封建体系弱化的时候，社会上兴起饮茶风尚，而中唐和宋代时封建文化体系再次弱化时候，社会上再次兴起饮茶风尚，不仅仅是对魏晋南北朝饮茶风尚的一种继承。这样社会一出现危机，就要以饮茶的办法来应对，因此在这里，危机是一种循环，饮茶也是一种循环。
　　明代中晚期，中国的封建社会经历着重大的历史变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社会上大兴功利风尚。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进入产生“西学东渐”，使西方文化进入中国。这些都对中国的封建体制造成极大的冲击，使封建的文化体系陷入深重的危机状态。在这里，宋代确立的以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封建体制日益陷入僵化，保守，面对重大的社会变故茫然无措。于是在封建文化体系之内，士大夫或改造自己的指导思想；或从传统文化的理念中寻求自慰，即兴起新的隐逸文化；或对功利倾向进行转化。而紫砂壶的出现正是这一历史特征的体现。而这种体现的根本境界在哪里呢？
　　《后汉书》中说：“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④此段记载中的“壶”乃为容身之地。处于大变革时代，处于险恶环境之中的人们的容身之地可以籍此而延伸，可以演化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在中国古代的园林建设中，讲究“壶井”天地，即以小见大，在有限的空间之中创造出广大而丰富的世界。隐逸文化在先秦时期已经萌芽，又在封建社会皇权一统天下和对士大夫的绝对制约下逐步发展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封建专制的压力迫使士大夫阶层必须寻找和创造一种高度发达的间接和消极的方式，以保证自己的相对独立达到社会机制所容许的程度。从东方溯的“避乱于朝廷间”，到竹林七贤，从“中隐”到理禅相融，士大夫的“壶井”世界不断变换着形式，不断发展着符合时代特点内容。如饮茶这种隐逸形式，从魏晋南北朝、中唐、宋代直到明代中晚期，不但愈加精细，愈加讲究，而且愈加外化，愈加直观。这是一个文化体系从发展成熟到不断调节直到开始衰落的必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