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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佛教文化与陶瓷装饰
天下陶瓷甲景德,景德镇在陶瓷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景德镇在历史上是当之无愧的瓷都,现在和未来也依然以世界瓷都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佛教与陶瓷文化直接或间接地相互影响,主要表现在教义、文化和造型、装饰的融合,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借助陶瓷渗透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国陶瓷因佛教文化而丰富多彩,促进了人们的物质生活。 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和中国石窟艺术的繁荣。南方更注重佛理的推敲,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北方更注意佛的形迹宣传,开凿大量的石窟。从现存石窟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印度犍陀罗王朝佛教艺术对中国的影响。东西方艺术的交流和融合表现于壁画内容中,是北朝石窟壁画题材大量从印度传入的佛本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传统神话逐渐绘入壁画,与佛主和菩萨并列的是伏羲、女娲、东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王公、西王母、白虎、青龙、朱雀、玄武等。早期印度的佛、菩萨、伎乐人多为圆脸、高鼻深目、半裸体,佛身上所饰字形花纹也是从印度传来的。随着佛教中国化,在石窟壁画的风格和技法中,中国传统因素也逐渐增强,体态也由圆脸变为魏晋时江南人的瘦削、清秀,又向半圆的隋唐式转化。 中国陶瓷雕塑,揉合了泥塑、石刻等姐妹艺术,特别是吸收佛教艺术及石窟造型的精髓,故造型优美、技艺熟练。甚至连衣冠服饰,社会生活也生动地反映了佛教文化的特点,如1955年在北京西城区出土的瓷雕《影青观音》,高66厘米,观音头戴宝冠、身披袈裟和璎珞飘带、体态匀称端庄、脸容腴润、神情温雅慈祥,确有一种大慈大悲、降福救难的独特气质。考古分析其制作方法是先用瓷土捏制出形体轮廓,再用刀具精工细雕,璎珞飘带则是贴上去的,施明澈莹润的影青釉再经高温一次烧成,具有清新雅致的艺术效果。七级塔式盖面绘莲叶脉络纹,中国陶瓷不再简单地就塑像而模仿,而是把这些佛教人物溶入各种陶瓷器皿中,既再现了佛教的宗旨,又丰富了陶瓷的使用功能。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生在七宝七茎莲花上,莲花在佛教及佛教艺术中占有特殊地位,被奉为“佛门圣花”。我国自古即有爱莲花的习俗,历代文人墨客多有称颂,称它为“君子”花,李白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佳句,周敦颐更是赞其“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美妙品格。基于佛教的盛行,我国人民崇尚的莲花便自然成为一种理想的装饰,以刻、印、绘的浮雕,堆、贴等不同的手法出现在瓷器上,随着佛李国化,莲花已失去了其宗教含义而成为优美的装饰是 八宝是佛教庙宇中供在佛、菩萨“神桌”上的吉祥器,也称“八吉祥”。西番莲、海马、垂云纹,金刚杵本为印度兵器,被佛教借为法器,用以“断烦恼、伏恶魔”,在景德镇青花瓷器纹饰中,称为“结带宝杵”。与佛教有关的图案都成为陶瓷装饰极为普遍的题材,其使用功能也扩大了,并不局限于佛教供器上使用了。缠枝莲纹是借鉴佛教艺术中的忍冬、卷草纹之类波形纹,同时把它和汉代彩绘以及漆器上的云气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缠枝纹。清代乾隆把佛教作为笼络某些少数民族上层集团的一种手段,在各地广建庙宇,于是景德镇粉彩法器得以大量制作,元明以来八宝一直是青花瓷器的主要图案,但到了乾隆时,却制作成了精细的粉彩瓷器,佛教的达摩、观音等瓷雕得到了发展。 再以法门寺佛教陶瓷为例,法门寺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距离历史文化名城西安仅120公里。法门寺始建于东汉桓灵年间,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法门寺在唐朝以前叫阿育王寺,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将阿育王寺改名法门寺,一直沿用至今。法门寺因供奉佛指舍利而
闻名于世,在唐代时就是皇家道场。1987年,封存于地下1113年的法门寺唐代地官重现于世,出土了包括四枚舍利在内的2499件大唐珍宝,一时轰动了世界。法门寺佛指舍利先后被迎请到泰国、韩国和台湾、香港地区供奉,每到一处,盛况空前,万人空巷,夹道欢迎,顶礼膜拜,感人至深,为东北亚的和平与发展以及海峡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2499件大唐珍宝中,就有16件瓷器,其中碗、盘、碟等13件被同出的《物账》碑记载为“瓷秘色”,这是秘色瓷失传上千年后的首次亮相。“秘色”是一种青绿中泛湖绿的釉色,它是越窑青瓷中极为罕见的一种色调,釉面青碧,晶莹润泽,有如湖面一般清澈。法门寺13件秘色瓷的问世,使世人初次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典型的秘色瓷。尤其是两件银棱金银平脱秘色瓷碗的出土,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金银装饰瓷器,为中国瓷器制造业五代以来所采用的金银装饰找到了源头。 瓷都景德镇和千载佛门圣地法门寺之间,因为陶瓷文化和佛教文化的融合而结下了殊胜因缘,相信在未来的文化战略合作中,法门寺的佛教文化会借助景德镇陶瓷制品而广泛传播,千年瓷都的陶瓷文化也会因法门寺佛教文化的注入而丰富其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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