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五年（1382），随着专制政体的逐渐完备，朱元璋进一步加强对佛教的整顿，仿照宋制设各级僧司、僧官。在京城天界寺内设有僧录司，僧录司的僧官由礼部任命，有善世、阐教、讲经、觉义等职。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
　　洪武二十一年（1388）二月“甲戌，天界寺灾，迁僧录司于天禧寺。先是，设僧录司于天界寺，至是以寺灾迁之”。“是月，重建天界善世禅寺于城南”。朱元璋敕锦衣卫官督役，“一切材料、工佣之费，尽出公帑”，“宇寺之清洒开廓，比旧倍焉”。[4]
　　洪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重定百官品阶秩禄，明确厘定各级僧官的品阶俸禄，[5]将僧官完全纳入政府官员的体系之中。
　　在对藏族地区统治方面，朱元璋从国家统一的角度考虑，借鉴蒙元王朝的经验，对藏传佛教相当优礼。明朝取消了元代的统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行政事务的宣政院，将藏族地区的军事行政事务划归行都指挥使司管理，设置卫所，委任藏族僧俗首领为官员，还利用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的深远影响，大力封授各派宗教首领和人士，推行僧纲制度，通过对宗教的控制加强明朝对广大藏区的影响。
　　明朝政府曾任用汉地高僧为朝廷使者入藏区施行宣谕。洪武三年（1370）六月，明朝政府派遣南京天界寺住持慧昙、名僧克新出使西藏，开创了以僧为使的先举。据《明实录》记载，明太祖“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域招谕吐蕃，仍命图其所过山川地形以归”。[6]洪武四年九月，抱疾出使的慧昙带着“不能复命”的遗憾客死西域。
　　“洪武十一年（1378）十二月戊辰，是月，遣僧宗泐等使西域”。[7]南京天界寺住持宗泐在高僧慧昙未能完成西行的情况下，奉旨再使西域，招抚吐蕃部落并“搜求（佛教）遗书”。对于宗泐奉诏万里西行的壮举，有史料记载：“佛有遗书在西域中印土，有旨命公往取，既衔命而西。出没无人之境，往返数万里，五年而还，艰难险阻备尝之矣”。[8]
　　宗泐出使西域，活动地域广阔，包括西藏阿里地区及印度。洪武八年，明朝政府在西藏阿里“诏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帕木竹巴万户府、乌斯藏笼答千户所，设官一十三人。”[9]洪武十四年（1381）十二月，“僧宗泐还自西域。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巴者万户府遣使随宗泐来朝，表贡方物”。[10]宗泐西行后，携阿里（俄力思）使者还朝，明太祖次年任命他为右善世，成为僧录司地位最高的僧官。
　　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继续致力于国家寺院的建设。南京灵谷寺、天界寺、报恩寺、能仁寺、鸡鸣寺、静海寺、栖霞寺、弘觉寺组成了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国家八大寺。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明朝正式迁都北京，南京称“留都”或“南都”，大批士族、官员随之北迁，全国佛教中心也转移至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北京。南京的佛教一度停滞不前，但南京作为明王朝的“龙兴之地”，是仅次于北京的重要政治中心，仍保留五府六部等中央军政机构，南京天界寺内也保留着僧录司以管理南直隶僧务，品级与北京僧录司相同。
　　2　“甲首天界寺”——对明初黄册里甲制度与甲首职役的解读
　　佛教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寺院作为佛教的物质载体，通过宗教形式的积累，集聚了一定数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其中，包括政府和社会上层的赐予和捐赠，普通民众的布施和奉献，以及寺院本身的经营等等，寺院经济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佛教、寺院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彼此紧密的联系。
　　面对南京城墙被发现的“甲首天界寺”的砖文，人们不禁产生疑问：明初南京天界寺为何会担当甲首和造砖人夫的社会角色？这需要追溯明初的黄册里甲制度。
　　元末明初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高度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赋役是封建政权赖以存在的重要经济基础。户籍制度是国家赋税和徭役征派的主要依据，它既是一种人口管理制度，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经济功能。
　　明朝政府建立后，对省级以下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区划作了调整，将元朝的路、府、州、县四级，简化为府（或直隶州）、县（或属州）二级，形成了省—府（或直隶州）—县（或属州）三级地方行政系统。在省、府、县各级政权之下，在城乡普遍建立基层组织，以加强对民户的管理。乡村为里，有里长；里之下是甲，有甲首。明朝里甲制度既指乡村的里甲组织，也包括城郭的坊甲和厢甲组织，但通常被视作乡村基层组织。
　　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首次向全国推行黄册制度。朱元璋“命天下郡县编赋役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十人为之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管摄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凡十年一周，先后则各以丁粮多寡为次，每里编为一册。册之首总为一图，其里中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带管于百一十户之外而列于图后，名曰‘畸零’。册成为四本，一以进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留其一焉”。[11]
　　朱元璋制定赋役黄册的基本思想是“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12]“民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历代相承，皆循其旧。”[13]黄册里甲制度成为有明一代基本的户籍与赋役制度。黄册与里甲二者密不可分。里甲组织在明朝政府攒造黄册的过程中建立起来，里甲虽不是一级行政机构，却可以传达并体现明朝政权的统治意志，直接对全国百姓进行管理，在衔接国家权力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成为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延伸；黄册制度又在里甲组织的基础上运作。
　　关于“甲首”这一职役称谓。明朝政府把有一定丁产而必须服役纳赋者，全部编为甲首户轮流应役，只有鳏寡孤独等不任役者除外。
　　“役民之制，以黄册为定。每里统十甲百户，每甲十户，里有里长。在城居者为坊，坊有坊长，各辖人户十。凡人户皆为甲首，十年轮当，终而复始。里长当年，谓之见（现）役，其本图里公务，一应粮料违犯，勾摄督催，俱责之见役里长。其余年止征纳税粮，谓之排年。甲首当年，则于十户内论丁粮多寡，分派日生出应，邑中公用科敛，皆甲首出钱供办”。[14]
　　“甲首”也称“正管甲首”。明代一里正管的110户中，除了10户为里长之外，其余100 户皆轮流充当甲首。“洪武年间，每里百一十家内，以丁粮多者十家，逐年轮充里长，其余轮充十年甲首。”[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