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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译者主体性看宗教文化翻译

从译者主体性看宗教文化翻译

  一、引言
  《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自问世以来,该书已被译成20余种外国文字,其中被译为英语文字的版本多达9种,对《红楼梦》的研究已经形成一门学问:红学。自20 世纪70 年代《红楼梦》的两个英文全译本(杨宪益夫妇的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霍克斯先生的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 相继出现以来,它们也因译者主体性的不同和其各自的翻译艺术成就而成为目前所有英译版本中最为著名的两种译文。许钧认为:“翻译主体性”是指翻译的主体及其体现在译作中的艺术人格,其核心是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1]屠国元眼中的译者主体性: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2]而陈大亮从哲学视角进行阐述:主体性说到底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也就是说,主体性只有在与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中才能表现出来。[3]杨宪益夫妇与霍克斯先生的译者主体性在《红楼梦》翻译中的体现是不同的,霍克斯通过翻译体现了从“它是”到“我是”的主体性张扬,维护了解构理论;杨宪益夫妇则实践了从“它是”到“我是”的主体性抑制,消解了解构理论,维护了传统的“作者中心论”和“原著中心论”。换言之,杨宪益夫妇在翻译中注重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以原著为中心,强调对于原著人文气息和风土人情的再现,而霍克斯先生在翻译中注重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读者为中心,将异域文化转化为目标读者易于接受的语言。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两种翻译译本的目的都在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更好的交流。在成功的翻译中,较掌握两种语言而言,掌握两种文化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语言只有在相应的文化背景中才会有意义。[4]在《红楼梦》的译本中,该点体现得淋漓尽致。译者的背景、身份、地位、所处的社会环境都会对翻译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从自己的价值观念出发,来理解和评价其他文化, 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倾注在自己的译作中,给自己的译作打上译者的烙印。
  《红楼梦》是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座宝藏。其内容不仅包括诗词曲赋、建筑风格、人际关系和医疗保健,还反映了宗教文化,深刻的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因此,《红楼梦》英译本无疑将成为世界上其他文化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文章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出发,对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先生的《红楼梦》译本中的部分宗教文化的翻译进行举例分析,说明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从译者主体性看宗教文化翻译
  宗教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组成部分,宗教信仰、宗教著作、宗教规章制度等等都属于宗教文化的范畴。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中,人们信仰不同的宗教。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该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宗教文学翻译作为文学翻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也显得尤为重要,它将成为传播民族文化,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在《红楼梦》的两个译本中,宗教文化的体现是迥然不同的。
  例1、《红楼梦》
  杨宪益夫妇的译文是(以下简称杨译):a dream of red mansions[5]
  霍克斯先生的译文是(以下简称霍译):the story of the stone[6]
  “红”常让中国人联想到兴旺、喜庆、热烈等等。汉民族喜爱红色的历史源远流长,这体现了华夏子孙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向往和追求。杨宪益先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在对《红楼梦》进行翻译的时候,发挥译者主体性,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将其直接翻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英语国家的文化源于希腊古罗马文化及《圣经》。在西方文化中,人们信奉《圣经》,通常会将与《圣经》相关的意象都会被赋予某种特定的文化内涵。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把红葡萄酒递给圣徒时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鲜血流下来之时,生命之花也将凋零,所以“red”使通常会使西方人联想到“警告”、“危险”等不好的意象。 霍克斯先生受西方基督教影响严重,在翻译《红楼梦》题目的时候,受到译者本身文化因素的影响,避免了使用在西方文化中不吉利的“红”,而将其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既保留了文化内涵,也避免了在目标读者中可能造成的文化误解和文化冲突。
  例2、世人都晓神仙好。(第一回)
  杨译: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5]
  霍译:all men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6]
  “神仙”指一些具有特殊能力、长生不老的人。中国的神仙之说大多根据道家而来,以修道来达到神仙不死之身的境界。道教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认为“天人合一”,人逝世后都渴望能够成仙升天。而基督教则认为,人生而有罪,所以要不断地赎罪以便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与拯救。由此可见,在译者主体性的影响下,杨译反映了中国佛教文化和道教思想,将神仙翻译为immortals;而霍译则带有明显的基督教的价值取向,删减了译文的道教意象,将神仙翻译为sal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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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3、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第六回)
  杨译: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5]
  霍译: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6]
  在封建时期的中国,人们把“天”奉为自然界的最高主宰,而在基督教文化中,“上帝”是自然界的最高主宰。霍译直接套用现成的英语谚语,原著中的佛教色彩就转变为了基督教色彩,易于目标读者理解和接受,而杨译将“god”转化为中国封建文化中特有的“heaven”,更好地保留和传播了中国传统的佛教文化。总体而言,受译者主体性的影响,杨译遵循忠实于原作的原则,保留了原著的宗教概念,将“heaven”翻译为“天”。而霍译考虑到读者的宗教背景和接受能力,将原著中的佛教或者道教概念转换为西方的基督教概念,把“天”译为“god”。这两种方法所取得的效果各有千秋,都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例4、且说那个玉皇庙并达摩庵两处, 一班的十二个小沙弥并十二个小道士, 如今挪出大观园来, 贾政正想要发到各庙去分住。(第二十三回)
  杨译:the twenty- four young buddhists and taoists from the dharma convent and jade emperor ’s temple in the garden had now been moved out, and jia zheng had been thinking of sending them to various temples elsewhere.[5]
  霍译:the twenty-four little buddhist and taoist nuns having now been moved out of the two miniature temples in the garden, jia zheng had been thinking of dispersing them among various temples and convents about the city.[6]
  沙弥和道士分别是佛教和道教的信徒。同西方的基督教不一样,如果译者直接把沙弥和道士用音译出,译文读者便会不知其然。鉴于这一点, 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先生都发挥译者主体性,采用译意的方式, 分别用了buddhist和taoist,有助于传达和传播这一宗教文化。另外,杨译将“玉皇庙”和“并达摩庵”分别译为“jade emperor ’s temple”和“ the dharma convent”,而霍译将它们译为“the two miniature temples”模糊带过。杨宪益先生受中国传统佛教和道教文化影响,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象做出准确的理解、分析和表达,而霍克斯先生受西方基督教影响,不能很准确地理解中国传统的佛教意象,所以模糊地将其带过,整体上不会影响读者的理解,但就更好的传播中国传统的佛教文化而言,霍克斯先生的译法是不可取的。
  例5、袭人又道: “昨日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 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 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 唱戏献供, 叫珍大爷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节的节礼也赏了。”(第二十八回)
  杨译:“and yesterday the imperial consort sent the eunuch xia here with a hundred and twenty taels to be spent on masses, theatricals and sacrifices on the first three day s of the month at ethereal abbey. she wants lord zhen to take all the gentlemen there to burn incense and worship buddha. she also sent over present s for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5]
  霍译:aroma continued, “her grace sent that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 mr xia of the imperial bedchamber yesterday with a hundred and twenty taels of silver to pay for a three-day pro viventibus by the taoists of the lunar queen temple starting on the first of next month there are to be plays performed as part of the offering; and mr zhen and all the other gentlemen are to go there to burn incense. oh, and her grace’s presents for the double fifth have arrived.” [6]
  在旧时的中国,家中有丧葬病逝之事都会请僧道到家里来“打醮作法”。“打平安醮”是指为了消灾祈福而请僧道来举行的宗教仪式。英美读者可能并不了解 “打平安醮”是一种怎样的场面,但在西方信仰的基督教中也有类似的宗教仪式。因此,对于这一文化盲点, 杨宪益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直接用基督教中的 “masses”来代替打平安醮。虽然这两者具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其目的和形式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选用“masses”会让人感觉亲切熟悉而自然。而后面使用“buddha”一词也不会使读者误以为中国也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这样翻译,使译作读者在不产生误解的前提下,了解了中国的的传统宗教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霍克斯先生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将其译为“pro viventibus”,一个拉丁文的宗教术语。总体而言,两种翻译方式都促进了宗教文化的的交流与传播。
  三、结语
  在东方文化中,大多数人信仰佛教和道教,这两个宗教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佛教和道教甚至成为了旧时部分群体的精神支柱,影响着东方人的世界观和精神世界。《红楼梦》中处处闪烁着中国宗教文化之光。翻译是一种语言之间的的交流活动,它不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移植过程[7]。因此,在《红楼梦》的翻译过程中,做好宗教文化翻译,显得非常重要。翻译将极大的促进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作为翻译主体,译者在整个翻译中起作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本身就是信息内容的重新组合与再创造的过程,译者个人的背景、身份、地位、经历、职业、世界观和价值观,都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译文的风格,译者主体性在这个层面上的重要性也得到了极大的彰显。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先生在翻译的过程中,都注重再现原著的文化艺术价值,但是由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其在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运用上有较大的不同,翻译出来的译文风格也不尽相同,译者的主体性导致译文的多样性,但其译作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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