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崛起的社会文化解读

　　德国的崛起是以一个“后发”国家的形象出现的，但是它后来居上所表现出来的巨大能量和发展潜力，可谓是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迹。德国崛起背后的重要动力——不仅是经济实力的增强，更来自德国社会文化推动的思想创新。从社会文化的视角解读德国的崛起道路，有助于准确地反观中国式发展的文化内涵，拓宽中华民族的崛起道路。
　　德国崛起的前奏：
　　日耳曼精神与普鲁士道路
　　德意志民族的祖先古日耳曼人原是一个落后的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落后岁月后，德意志民族走向了先进，逐渐形成了自强不息、崇拜权威、严谨思辨的日耳曼精神。日耳曼精神是在19世纪初普鲁士在耶拿战役失利后被提出的，在德国统一战争中进行了完善充实。在德意志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日耳曼精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精髓，更是解读德国数度崛起的钥匙。
　　国家统一与民族尊严是日耳曼精神的核心。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辉煌历史使得德意志民族养成了一种民族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却被拿破仑战争和内忧外困所粉碎。作为一个后起的大国、迟到的民族国家，德国始终受到地理和历史问题的困扰与制约。19世纪中期的德国，尽管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已经震撼着德国各个阶层，但各邦统治阶级仍从王朝利己主义出发，竭力维护分裂状态。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力量软弱，不足以撼动传统的政治体制，下层民众则受封建思想的奴役控制，保持着对本邦统治阶级的忠诚；在外部，法、俄等邻国期望通过保持德国的分裂来控制和操纵德意志事务。虽然在国家分裂的状态下，民族的文化认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但是它只能使德意志民族停留于“语言民族”和民族的“文化概念”层面。[1]因此，从民族心理而言，越是处于一种压迫式的状态，德意志人民对于统一的渴望就愈发强烈，对于在大国对抗中占据上风的现实需求和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心理需求也就愈发迫切。因此，统一问题既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目标，又是恢复民族尊严的前提。
　　正是这种地方邦国君主专制、神圣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历史遗留和现实统一任务的要求强化了日耳曼精神中崇尚权威的民族特性。这种民族的特性本是一种历史的积淀，但却左右了德意志历史的发展。怎样才能摆脱积贫积弱的桎梏呢？既然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难以担此大任，那么德国只好回归权威崇拜的传统，依靠一个强人来领导德意志民族走向统一和繁荣。在这个民族文化背景下，专制的、军国主义的普鲁士被19世纪中期的德意志民族历史遴选为权威，这个权威又择举了容克资产阶级的代表奥托·冯·俾斯麦作为它的代表。
　　普鲁士是对日耳曼精神继承较完整的国家。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人聚居的德意志地区修建了莱姆斯防线，将其一分为二，防线以南的日耳曼人受到罗马文化的熏陶，而包括普鲁士在内的北日耳曼人则仍生活在日耳曼文化中。然而贫瘠的土地、恶劣的气候、闭塞的交通、困苦的人民，迫使普鲁士大力发扬日耳曼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黩武好战的传统，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下，一个民族国家领导权的所有者往往不是其经济生活中的领导阶级，而是其国家生存安全的保障者——军事阶层，而在普鲁士，这个军事阶层的社会基础就是易北河以东的农业容克贵族。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不仅使普鲁士容克阶级获得了大片新的土地，而且有效地维护了容克阶级的利益，普鲁士专制主义与军国主义达成了默契的配合，从而将日耳曼民族的拼搏进取发展成对外扩张，把对等级的遵循发展成对权威的迷信，最终形成了强权即是公理的普鲁士道路。因此有人说腓特烈·威廉治下的普鲁士“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2]
　　一个崇拜权威的民族，一旦有了权威的指引，便有了奔驰的方向。作为强权政治家的俾斯麦，在赴任伊始便明确普鲁士将其奋斗的目标指向国家建设而非王朝的发展，[3]符合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时代精神，从而将普鲁士君主政体的命运与由普鲁士统一德意志连成一体。[4]俾斯麦最大可能地利用人们对统一的期望，以及恢复民族尊严的热情，成功地将文化民族主义转变为政治民族主义，利用爱国热情集聚了广泛的社会力量。他制定的铁与血的普鲁士道路，依靠扩军备战唤起德意志民族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凭借着对日耳曼精神的选择性解读增强了德国崛起的民族凝聚力，顺应了当时大行其道的民族主义潮流。客观来讲，俾斯麦的强人统治推动了德意志的第一次崛起，一雪多年来积贫积弱带来的民族自卑，所以在价值中立的意义下，普鲁士道路激发的是日耳曼民族“创造性”的、革命性的力量。这条道路闪烁着古老的威权崇拜的色彩，道路的担纲者因而也享有恭顺与权威，毕竟德国人终于第一次有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都有了一个全民性的保护性框架，满足了德国人求强求富求尊严的心理诉求。因此在德国统一的进程中，没人会否定俾斯麦的统治方式，挑战他的权威。
　　由于上千年政治分裂的格局，德意志人对小邦割据状态下形成的地域观念、地域文化和族群认同已经相当牢固，特别是德国西部和南部各邦受法国民主文化影响较大，因此接受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文化就变得相当困难。为了使普鲁士文化尽快向整个德国辐射，俾斯麦特别择取了日耳曼传统文化中的纪律与服从。对于俾斯麦来说，“想要支配庞大地域或组织的身份团体，唯有以其内部非常严格的纪律为手段，方能保持住其对被支配者之确实、有效的优势；唯有靠教育，训练被支配者服属于此纪律之下。”[5]俾斯麦个人的资质此时已被一定程度的制度化了，将军队严明的纪律性与服从性作为新时期的民族精神，明显有助于普鲁士道路的迅速延伸。
　　在重新考察日耳曼精神塑造的德意志民族性格时，俾斯麦践行的普鲁士道路具有其他大国崛起中并不具备的特性。例如在普鲁士，上至国王下至平民都怀有听命于并尽责于国家的大一统观念，特别是将日耳曼精神中对领袖的崇拜升华为对国家的忠诚，这在德国崛起过程中发挥了统一思想的重要作用。尽管普鲁士道路具有强权政治的“反动”，但其铺就的国家主义却至今牢固凝聚着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认同，这同日耳曼精神中所特有的服从大局、奉献小我的民族性格存在着深层联系，从而造就了普鲁士道路具有务实、理性的全民性特征；当然也不可否认普鲁士在对日耳曼精神进行选择性强化的嬗变过程中存在着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劣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