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丝??默多克（1919-1999）是一位卓越的小说家，也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道德哲学家。她出生在都柏林一个英裔爱尔兰人家庭，是家里的独女，还在襁褓中时就随父母移居到了伦敦，在伦敦长大，有着非常幸福的童年生活。在牛津上大学期间，她读了大量的古典名著。“二战”前后她在欧洲大陆做过一段时间的临时公务员。1948年回到牛津，受聘在圣安妮学院讲授哲学。1956年她和同事――文学教师和批评家约翰白利结婚。1976年她被授予cbe（最高级巴斯爵士）头衔。1990年，因为在文学与哲学领域突出的贡献，默多克又被皇室封为“高级英帝国女勋爵士”。两次封爵，这在英国女作家中是史无前例的。默多克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从1953年首次发表作品以来，共创作了26部小说、8部哲学专著、9部剧作以及大量散文与诗歌。1999年，默多克因患有阿兹海默症去世，她的丈夫发表了回忆录。两人动人的爱情故事一度被拍成电影（2001 iris）。
　　默多克早年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古典文学名著。战后初期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后师从维根斯坦，也是柏拉图道德哲学的热心倡导者。她曾有“英国最聪明的头脑之称”。她的小说创作和哲学思考密不可分。默多克式的小说成了一种特指，她的小说在写实的细节与人物描写之下隐藏着复杂甚至晦涩的哲学思考，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小说是“精神探索故事”。 默多克的小说创作有自己的指导原则，她对小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社会功用、小说创造的原则和标准以及价值判断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散见在她的讲稿、散文和访谈录中。
　　
　　一
　　默多克认为艺术如果不为生活服务就毫无价值。为艺术而艺术是不道德的。她喜欢托尔斯泰、狄更斯式的现实主义作家，认为他们能够向读者揭示一些关于社会现实的真理。文学关乎我们的生存方式。艺术家不能逃避揭示真理的任务。好的艺术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要知其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知其所以然。
　　在艺术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上，默多克支持模仿说。艺术是模仿，是对自然的最高的模仿。但模仿绝不该是简单的复制。在谈到艺术与哲学的关系时，默多克提出哲学的目的是单一的，即澄清和解释；而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往往是多义的、立体的。它所带来的愉悦在于让欣赏者认识到之前模糊地意识到其存在却从来没有认清的东西。艺术不是说教性的，它是启发性的。默多克认为，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小说相对松散的结构、叙事的特点使得它比哲学，比诗歌都更适于描述和反映人的生存境遇。
　　哲学与艺术尽管有天壤之别，但它们的核心理念都是真实。“真实”首先是去除自我中心，慷慨地容纳他人的客观存在。这一概念对默多克来说是个人的道德追求，也是艺术追求的终极目标。它就像柏拉图洞喻里面毕生被囚禁在山洞里面面对着自己的影子的囚犯费劲周折终于看到的太阳。太阳才是真实的存在，而要放弃一直都占据着人们头脑的虚幻的自我的影像需要艰辛的努力。这个努力过程是一种对善的追求。默多克用“幻想”来代表差的小说创作，用“想象”来代表好的创作。“幻想”是自我陶醉的个人行为，是虚假的。而“想象”是一种智慧，是对自我之外的个体存在的无私的、具体的认识。好的小说家应始终能够比被自私的焦虑蒙蔽的普通人看到更多。在此意义上，好的艺术家也是一个至善之人。
　　小说所要揭示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应当是他人的存在。小说家应当具有这么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默多克认为“不是理性，甚至不是宽容，而是爱。”小说家寻求的不是自我表达，而是艾略特所说的自我牺牲，去除自我。道德始终是默多克哲学思考与文学创作的最高追求。“艺术与道德可以说是一回事。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两者的本质都是爱。爱是对个体的洞察，理解。爱是一种极度困难的认识。要认识到自我以外的他者的真实存在。爱是对现实的发现，因此艺术与道德也如此。”
　　对于现实的接受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有价值判断。作者的道德判断不一定要直白地说出以避免说教，可以是暗示性的，通过口气、笔调透露出来的。“作者的价值判断是读者呼吸到的空气。”。伟大如荷马、莎士比亚或托尔斯泰等作家能够创造出一个广阔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物自由活动，并不受艺术家本人的支配，同时却服务于故事的主题。他们具有一种宽容的精神，一种平静的慈悲，因为他们能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又能理解这种差异的原因。
　　尽管在默多克的小说中哲学之思与故事的趣味性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但她并不愿意自己被称为萨特式或西蒙??波伏娃式的“哲学小说家”。她坚持小说创作要继承维多利亚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创造出活生生的人物。她所喜爱的作家有托尔斯泰、狄更斯、奥斯丁、乔治??艾略特等现实主义作家，并主张向他们学习如何塑造人物。小说家在写作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做出自我牺牲，去除自我，才能把虚构的人物请进来，让他们鲜活地站起来。小说应该提供一个敞开的空间，让人物自由地活动，而小说家此时无疑“就是善人的同义词，在特定的意义上他就是个善人：一个去除了自我，只是让其他东西通过自己的有爱之人。”在《反对干枯》一文里面，默多克提到了十九世纪的小说关乎的是人的生存状态，是活生生的不同个体在社会中的挣扎，而二十世纪现代小说往往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新闻式的，是对现实细节的简单复制；一种是晶体式的，是对概念观点的半寓言式说明，没有人物形象。这种“干枯”（小气、明白、自足）是浪漫主义文风的一种报应般的延续。

　　默多克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对生活的荒诞、偶合和无序始终抱有极大的兴趣。她所反复强调的真实的另一层含义，就是生活的偶合无序性。默多克要求小说能展现生活的不定性和偶然性，在她看来这也是善的必然组成部分。它动摇了我们的只看重自我的倾向。她认为我们需要从存在主义自我中心的真诚概念回到他者中心的真实概念。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必须接受而且能够处理现实的混乱局面。小说比其他文类都更能反映生活的不定性就是因为小说形式松散，更接近生活的本来面目。
　　
　　二
　　自启蒙时代以来，对科学的崇尚，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经历。进入二十世纪后，经济结构的变化、战争的阴影、宗教传统的覆灭与不同政治体制的冲突，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经受着急剧的变化。这些错综交织的变化无疑给哲学、艺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首先是战争的恐怖，“二战”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浩劫让人们陷入了一种惶恐不安的境地。社会秩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一切都陷入了无序的状态。默多克出生在“一战”后的第二年，“二战”爆发的时候她还在上大学。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与野蛮，促使默多克积极地思考道德问题。包括默多克在内的许多艺术家都在思考人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审视个人主义传统。默多克坚持艺术家的社会责任。艺术必须要为社会服务才能产生意义。“二战”的元凶就是浸淫在西方几千年基督文明与理性传统中的“文明人”。这场由文明人发起的前所未有的野蛮战争传递给人们的最大信息就是人性的恶。自由主义传统过于以个人为中心，导致了人性中邪恶一面的膨胀，极权的产生。人性的恶成了小说家普遍探讨的问题。《蝇王》、《动物庄园》等文学作品以寓言的方式明白无误地展示了人性之恶。在这种社会语境下，人们质疑一切传统，包括宗教和西方哲学二元论的根基。上帝死了，世界没有了中心。而柏拉图的善的理念在默多克看来是上帝缺场情况下最为客观可行的道德准则。
　　其次，技术的膨胀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富足，然而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负面效应。“我们从来没有解决启蒙主义所留下来的人的个体问题”。二十世纪人的命运被极权主义、核武器和电视改变了。商业时代的整齐划一、缺乏个性的大众文化吞噬了传统文化保留下来的最后差别。丧失了传统的宗教、哲学基础又没有新的价值导向的现代人类的娱乐享受只能是肤浅的。根深蒂固的信心已经不复存在了。技术不可能解决人的价值观问题。默多克认为，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缺乏个性、忽略人的独特性的科技时代更需要一种具体的，指导人们行为的哲学。
　　默多克不是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徒，她不支持传统人文主义人性本善的乐观主义，但也不相信人性本恶的观念。她积极地召唤人们回归道德生活。“我们需要一种道德哲学，在这种哲学里，现在极少被哲学家提及的爱的理念能够再次被置于中心位置”反映在美学思想中，作家能够超越自我，以客观的笔触描绘出个体独一无二的生命状态。这不仅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美德。
　　默多克认为，当代的艺术陷入了一个混乱的困境，而小说依然是反映时代困境的最具表达力的艺术形式之一。默多克始终把小说家的道德感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彼得??康拉迪说：“她对道德生活的紧迫性和虚幻性的描写当代作家无人能及。”。尽管默多克反复强调人物塑造的重要，但是在主题关怀的维度之下，情节过剩、脱离现实等都不算是什么缺点。在近年来文学理论与社会生活愈演愈烈的道德回归大潮中，默多克的声音越来越多地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和重视。通过自己的哲学与文艺主张，也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默多克表达了对小说创造价值导向的关注，那就是，艺术创作应通过道德提升，为整个社会带来益处。“伟大的艺术能够展现和探讨我们现实生活的最核心领域。我们实际的意识观念、艺术的探讨比科学，甚至比哲学都更加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