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向民间与认同大众

　　应该说，20世纪中国文学有一个很好的起点。由于时代提供的条件，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不再陪伴君主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而是开始被迫确立知识分子自己的位置，这种状况使他们在国家权威话语和民间大众话语之间建立了自己的话语空间。因此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辉煌。遗憾的是五四高潮过后，五四文学的一些可贵的方面很快就丢失了。李泽厚曾经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感叹救亡压倒启蒙。我以为更大的遗憾还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五四高潮过后一些知识分子一步步走向民间，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而向民间大众认同。从所谓“革命文学”运动开始，经过30年代“大众文学”的倡导，再到40年代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知识分子从由于对苦难大众的人道主义同情而为其呐喊请命，到深入到大众生活中充当大众的“留声机器”，一步步放弃自己的话语而获得所谓民间大众话语。那些走向大众的作家因为在感觉中有了依靠而由本来浪漫文人的一副穷愁相而一下子变得语气强硬起来。他们向知识分子发出声声断喝，令其放弃五四新文化立场，甚至要敦促那些不愿服从者“上断头台”。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一步步丢失了自己的主体性，不再有自己的话语权。最后落到必须通过思想改造而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大众保持一致。甚至工农大众虽然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也比知识分子干净得多。甚至仅仅因为上过几年中学，也成为不可信任的，必需经过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重新做人或者“大有作为”。正是这个过程导致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当代文学，几乎所有难以克服的弊端都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大半个世纪文学民间化和大众化的顶峰是终于出现了1958年的大跃进文艺、新民歌和史无前例的文革文学。

　　80年代中国文学终于从死谷中走出，回到鲁迅，回到五四，重新接续一些被中断的主题而且重新找回了丢失的知识分子－作家的主体性。然而，世纪末文坛却再次出现了民间化的潮流，作家们由于种种原因而纷纷走向民间。一些批评家也努力鼓吹而为之推波助澜。他们一厢情愿地认定民间是自由的，自在的，远离权威的；是新鲜的，活泼的，充满生机的，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从80年代寻根开始，文学就再次走向了这一条路。世纪末文坛民间化的倡导者同样劝说知识分子克服自己的精英意识，放弃启蒙导师的姿态，不要以为自己比大众更高明。呼唤和劝告再次影响了六神无主的中国文学，迅速地推动了民间大众话语的膨胀。然而，事实是明显的：中国文学在民间再次大量收获了泡沫和浮藻，收获了在纸上反复克隆的平面化的大众生活。

　　作为一个倾向性的存在，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时候了。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这一重大遗憾，我感觉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民间文化大众文化认识的误区。20世纪中国文学界一直有一种误解：占正宗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文化是腐朽的，而民间文化则是新鲜的、活泼的、富于生机的。其实，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机械观点。民间并不一定是充满生机的、新鲜的、活泼的，而往往是守旧的、僵化的、腐朽的。民间文化不过是不同时期废弃的主流文化汇集而成的一个垃圾场。垃圾场上也可能开出花朵或者长出蘑菇，但就其整体和根本来说，它并不是新鲜活泼充满生机的。

　　恰恰相反，在20世纪中国，民间一直具有一种历史的滞后性。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外源性，民间的则意味着传统的，非现代的；走向民间，则意味着复归传统和丢弃五四带来的全部现代性。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现代化的发动不是由于本国的力量，而是由于外来的影响。由于伴随外来文化一道进入中国的是西方列强的大炮和民族的屈辱感。这种现代化起点上的屈辱感使中国人对现代化有更多的不适、抵触和反抗。而且愈是民间，这种抵触心理愈为强烈。然而，现代化却只可以被拖延而不能最终被避免。

　　同时，民间文化之所以被看重，往往因为它和自主性、自然存在状态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种种不同。然而，民间的自主性和自由自在状态往往是被夸大了的。从历史上看，无论政统还是道统，对民间的统治是严密的，民间文化在价值层面上不过是正统与道统的民间版本。当然，民间话语有其复杂性，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多元的话语系统，但是，任何复杂而多元的东西事实上都有中心或者强势存在，民间的中心和强势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

　　对于世纪末的中国作家来说，还应该看到，无论乡土民间，还是都市民间。都经过了世纪风雨的高度污染。对于这样一个空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其现存状态过于信任。从20年代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人们，到今天的民间大众话语鼓吹者，往往都喜欢乐观地宣告阿ｑ时代已经死去，觉悟的大众已经不需要启蒙。然而，中国现实的民间社会的健康状况却无法令人乐观。历史证明，20世纪中国最丑恶的东西（包括文革的全部丑陋和卑鄙），也都是从民间和它保存的传统中生长出来的。

　　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民间和向大众认同的悲剧，但愿新世纪不再重蹈复辙。

二、独立人格与精神持守的欠缺

　　在世纪末，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如果认真考察20世纪中国作家，我以为一个重大的遗憾是作家人格现代性的欠缺。大多数作家在这个世纪没有完成人格的现代性转化。

　　那些从五四立场上迅速退下来的人，那些追风弄潮四处寻求依附的人，那些今天是叛逆而明天就成了惩罚叛逆的打手的人，已经充分暴露了20世纪中国作家整体存在的局限。正因为这样的作家太多，甚至也被称作“现代知识分子”，五四新文学的精神缺少继承者，应该被守护的东西往往没有被守护，不该丢失的东西往往丢失了。象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的高潮落潮之后，总是伴随着人群的转向、分化、甚至是反戈一击。这种现象带来了种种文学思潮的变化，却没有为文学带来真正的收获。绝大多数背离五四精神、放弃现代性追求的作家都没有再写出象样的作品，没有达到他们在五四时期和30年代曾经达到的高度。

　　谈到这个内容，人们很容易强调外在因素的影响，强调作为现实的人的种种无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二十年代末放弃自己话语而充当留声机器的喊叫，到后来对知识分子启蒙精神的声讨，一次次导致知识分子主体价值失落和文学枯萎的悲剧事件，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由于政治力量的压迫，而往往是一些文人自身要进行调整。许多最终使文学陷落的口号都是作家自己首先喊出的。令后人难以理解的是：作为作家，竟然那么努力地消解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作为知识分子，竟然把知识分子说得一无是处而自己并不脸红！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但一大群这样的文人混迹于作家和知识分子之中，就导致了守护现代精神的作家的孤独、无奈、四面楚歌。

　　之所以如此，只能说是现代人格的欠缺。由于现代人格的欠缺，他们在反抗一种权威的同时必然寻找另一种权威，告别国家权威话语之后就只有走向求民间话语立场。非庙堂即民间，总是简单地二元思考。传统的依附观念使他们不能做魏征就去做吴用。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传统。很多人总是走不出这个传统。

　　中国的文人作家很灵活，善于顺时应势，调整自己。这种灵活性可能与中国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有关，与中国文人长期以来需要看统治者的眼色吃饭有关。这种灵活性使20世纪中国作家暴露了很不光彩的一面：无操守，无恒心，容易摇摆而不能坚守；东风中西倒，西风中东歪，审时度势，总是为潮流所裹挟。这就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创造和发现，影响了文学和一切精神生产的质量。

　　世纪末的中国文坛再次发生了大分化。聪明人再次适时地调整自己。一些人认为世纪末中国需要的不是呼唤人文精神，而是反省知识分子自身。因为新潮又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千呼万唤的那套西方人文传统，在西方已经面临危机，后现代思想家已经对其进行了掘祖坟式的批判。于是，一轮新的超越和自我否定立即席卷了大江南北。这种知识分子适时换季无所持守的遗憾可能真要带到21世纪了。

三、“狗熊掰棒子”式的趋新择取

　　进化论给中国带来的东西很复杂。没有进化论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启蒙运动，但是，一种将进化论简单化而形成的思维给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带来的负面效果是明显的。一个世纪中，中国作家更多的时间处于浮躁的追潮之中，象黑瞎子掰玉米一样，看到新的就抛弃旧的，结果常常是抛弃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而最后留在手中的却往往只有最时髦的包装而未必有值得珍视的内容。

　　遗憾的是２０世纪的中国文坛往往只认新的包装，不愿进行鉴别，唯新是趋，制造着一场又一场的热闹。如果只是娱乐，那倒没有什么不可。可是，作为民族的精神文化建构，却往往是新事物还没有站稳脚跟，就遭到了更时髦的东西的猛烈炮火。人们往往把新生婴儿学步的蹒跚视作垂暮老人的龙钟之态，匆匆宣判其末日。结果往往是极大地破坏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生长。

　　我们用有限的时间在幻觉中走完了西方文学几百年的历程。匆匆忙忙，没有消化的时间。这种匆匆走过的历史是没有质量的。看一看文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新潮迅速推进构成的发展迅速的假象。但它本身是破碎的、残缺不全的、很不健康的。我们能够看到一堆又一堆没有长成就被流产的婴儿。看到一些刚刚出生就因为母亲怀孕而营养不良的面黄肌瘦的孩子。看到地里种下的庄稼刚刚发芽就锄掉重新播种的悲剧。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给文学史留下的一个独特景观。由于过多的接纳使中国文坛这位体弱的母亲不胜重负。她匆匆忙忙，送往迎来，却已经难于孕育出健壮的果实。

　　这是很可悲的。新潮滚滚应该是值得庆幸的，因为20世纪中国文坛曾经有过死水一潭而容不得任何生机的时期。但是，潮水过后却沉淀甚少，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一切思潮都可能是有价值的，但是，由于时差压缩而造成的共时性，各种有益的因素却可能相互冲突，相互抵消。

　　因此，在世纪末的今天，应该特别警惕盲目的趋新和“过时论”的危害。常常看到一种简单的“过时论”。什么什么是不好，什么什么应该否定，那理由是极为简单而明了的：过时了。好象一天应该有一天的思想，一天应该有一天的学术，一天有一天的真理。人道主义过时了，因为人已经死了，还讲什么人道主义？现代性过时了，因为已经后现代了，还不扔掉可恶的现代性？

　　正因为这种过时论，创造社太阳社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否定鲁迅、胡适和新文学运动，90年代的文坛新秀又可以理直气壮地与80年代划清界限。

　　应该注意，在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上，一些理论和学说的发展并不完全呈现线性的发展模式。

　　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之中，我们那些激进的年轻人总以为最新的就是最好的。然而，当时代的文化冲突在进行着历史过程的否定时，引进的最新的东西却往往是否定之否定的力量，结果最新的东西可能恰恰成了旧势力的援军。它的作用往往是使新文化腹背受敌而一败涂地。先锋们当然有理由欢呼胜利，但真正的胜利者却往往不是先锋，而是根深蒂固的旧势力。90年代各种最时髦的西方思想的这种作用正在充分地显露着。

　　四、精神承传的断裂

　　在发起人文精神讨论的时候，王晓明说过这样一段话：“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危机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这段话在讨论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却是人文精神讨论必须首先明析的前提。虽然一些人理所当然地不承认这一基本判断，但是，它不是凭空提出的，而是王晓明十几年来研究结晶，也是他一直痛苦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虽然这种忧思早已与启蒙知识分子一起受到种种新潮后学的嘲笑。但它所指示的问题却并不因为嘲笑而有所改变。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精神素质持续恶化的现象？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我认为，20世纪中国不是没有思考者，也不是没有出现一定的精神高度。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精神承传的断裂，使探索者的思考成果得不到承传，使最珍贵的收获往往被弃忘于荒漠的风沙之下。

　　从世纪初开始，精神的发展总是断断续续，一次次出征又一次次溃退，热潮过后往往是死寂和荒芜。春去秋来，潮起潮落，这之间往往造成代际的精神断裂：前一代人艰难的探索突然中断，脚印被风雨清洗，收获被风沙埋没；后一代再次出发，一切从零开始，进行艰难的摸索，终于获得一些进展，却往往再次中断。尽管历史呈现着前仆后继的悲壮景观，这“前仆后继”却往往只是一次次重复，一代代都需要由自己重新证明一加一等于二的算式。当50年代的探索者高喊五四精神的时候，他们在什么程度上了解了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当文革废墟上崛起的一代开始思考的时候，有几人能知道50年代的探索者已经达到的高度？有多少人知道遇罗克的思考？有多少人知道顾准到达的方位？30年代文学大师的后继者何在？40年代学术大师们的衣钵授予了哪些弟子？

　　文革结束之后的文坛和学界可谓人才辈出，但如果认真考察，一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在那些有人迅速成长的地方，往往存在私淑式承传。如今国内大学林立，几所年轻人文学者迅速成长的学校却格外引人注目。在那些优秀人才迅速成长的摇篮里，往往存在着一种私淑传授。那里往往有一两个承载了某种历史的精神积累的幸存者，象探险者最后遗弃的拐棍，在茫茫沙漠中充当了路标。

　　在传播工具高度现代化的时代，知识的传播仍然需要手工业时代的授徒方式，这也许是非常可悲的。但是，历史却应该感谢这种方式，因为20世纪中国曾经连一些基本知识都得不到传播，经过大嗓门传播的却往往是伪知识。当写进教科书的知识因为适应某种需要而改写或遮蔽得极不可靠的时候，手工业时代的传授方式也是可贵的。

　　精神承传断裂的问题在世纪末的今天并没有完全解决，对于世纪末的青年来说，许多知识都是陌生的：五四不过是一个片面抽象的概念，文革只是一个朦胧的传说，甚至80年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探索，虽然刚刚过去不过10年，却也已经是一片茫然。正因为这样，新生代作家和新生代学人往往与国外汉学界一样，许多研究都建立在不可靠的基本知识之上。比如，说20世纪的文学史是政治权威话语与知识分子精英话语压迫了民间话语的一部历史，认定文革与五四是一个历史的整体，把鲁迅说成遵命作家，不过是极左政治的一根棍子，等等。

　　但愿精神探索不再时时中断，但愿一代人的探索能够成为下一代探索者的铺路石。果然如此，民族的精神素质或可有所改观，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或许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