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律性的理性认知：通过对晚清各种文化流派和文化主张的剖析，展现出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艰难曲折历程，解读出这场文化巨变中错综复杂的各种文化见解的是非曲直，描绘出由技艺层面逐渐进入制度、思想层面，由以改良方式图谋富强发展到以民主革命方式企盼彻底改造旧国家、旧制度和建设新国家、新制度这种由低到高、由浅到深的时缓时急的进程，从而揭示出中国文化的逐步现代化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的历史趋势，为东方的文化古国走向现代的发达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引人深思的资料，对于此时此刻国人探讨中国文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大课题，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必由之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高筑门墙陶醉于自我封闭之中，拒绝与异族、异域交流，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发展和创新，甚至难以“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鲁迅语）。因为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谁也不能违背。
　　一部中国文化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随着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交流的盛衰而或进步或僵滞的历史。近世以来，我国几代学人都对此极为关注，且多精彩阐述。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之学术思想放大光明。今则全球若比邻矣，……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彼西方美女，必能为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柳诒徵在《学衡》杂志连载的《中国文化史》里，将中华文化发展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一）“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二）“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以印度文化输入吾国，是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三）“自明季迄今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
　　《中西体用之间》一书的“引论”中对梁、柳二氏的见解进行了述评，认为：梁启超“把今日全球文明简括为中西两大文明，当然是失之偏狭”，但却“生动地体现着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满腔热情”；柳氏划分三个时期之说，符合历史实际，但“亦有缺陷”，最突出的是“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而“构成独立之文化”，他没有看到这种“独立之文化”，也是伴随着长期的颇具规模的文化交流而构成的。“引论”特别强调了柳氏提出的“中古和近世两次大规模引进与融合外来文化的大潮，在中华文化史上确有划时代之性质，每次都促使中华文化开拓出新局面，展现出新特质，进入了新时代”的结论。伟志伉俪在概述中外文化交流历史时，认同梁、柳对华夏文化与佛教文化交流所持的观点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并着重阐发这一交流的巨大作用和意义，他俩认为：“佛教文化的输入，对中华文化的震撼是空前的，引起的冲突与变化也是空前的。”“中华文化确因吸取消化佛教文化，而进入了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崭新的繁荣期。”而“与佛教文化的交流融合（当然这中间始终伴随着抵牾），改造了中华文化。同时也创造性的改造了佛教文化本身，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只是，这本书的主旨是通过对晚清中西文化观的述论，探讨中华文化的近世境遇，不遑对中印文化交流问题展开更深入的研究，不免使我引以为憾，因为多年来我曾对这一交流所取得的成果以及何以取得成果怀有兴趣，很想了解其中底蕴，以长见识，借获教益。

　　四年以后的199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陈远宁的《中国佛教与宋明理学》一书，其副标题赫然在目：“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成功例证。”我终于如愿以偿。匆匆拜读一过，对于这两种文化在冲撞与交流的过程中为何能融合？如何融合？其切入口和融会点在哪里？有了个大体的了解就搁下了，“读书不求甚解”也。2002年，出版社又将它列入《学海一牛鸣丛书》，作第二版印刷。在学术界浮躁之风甚炽，“一次性消费读物”铺天盖地之际，这个事实说明：它的述论已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可能还得到不少人的认同。
　　四
　　感想之一：文化交流是无法阻挡的。
　　2002年9月，我曾作西北之旅，访“丝绸之路”。在古称西域的新疆，在以敦煌石窟闻名于世的甘肃，在我国历史上文化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且为十一个王朝先后建都于此的陕西，眼见苍茫大漠，荒凉戈壁，巍峨高山，恶劣气候，和那自“天下雄关”嘉峪逶迤东去的长城以及那“固若金汤”的西安城堡，遥想那多处古战场上的无数次的狼烟烽火、血腥杀戮与悲壮惨剧，所有这些自然的、人为的重重障碍都无法阻隔中华文化的源源西去和异域文化的滚滚东来，在搏击中，这条丝绸古道逐渐成为中华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汇流的河床，形成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陆路交流的唯一通道。其中尤以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古龟兹和古高昌境内的不同风格的石窟，为当地志书称作“创造了人类也是地球上当之无愧最宏大的奇迹”莫高窟、陕西的众多佛寺就是这种广泛深远影响的辉煌遗存。当今世界已由农业而工业化而信息化，文化交流更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封杀的。
　　之二：融合需要长过程，更需要找准切入口和融会点。
　　文化交流是彼此将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提供给对方，而融合则需要在长时间的冲撞过程中，寻求彼此间可能相谐互补的因素，取长补短，才有可能逐渐将不同的文化体系的物事合为一体，而且还需要找准切入口和融会点。陈远宁的书对此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具有开拓意义的探究。它综述了从西汉到东晋特别是到隋唐佛教经由与黄老道家和神仙方术结合、佛学玄学化到佛学与儒道进一步融合的长过程。在这过程中，佛学曾把道家的长生久视之术融会于自己的禅定之法中；也曾抓住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理”与“心”这两个重要范畴予以改造、升华，发挥其缓和社会矛盾的功能，得到当时某些统治者的鼓励，视为“皇王之化”，而援儒入佛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切入口和融会点集中在伦常道德这个覆盖面最广、渗透度最深的问题上。印度佛教把中国的伦常道德纳入自己的教义和宗教实践，因此最终形成中国佛教。
　　它在历史的回顾中，论证了佛教与宋明理学的联系和区别。它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