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使命
一、人文学者的使命是历史的神圣召唤
时运交移，世风代变。今天，人文学术研究已成为一种职业。职业者，工作之类别与谋生之手段也。被职业和谋生双重挟持，学术研究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专业化和世俗化。专业化分立门户，各自为业，使人文学术远离激荡的现实生活和不安的灵魂，把有机整体世界分割成部分，使研究者成了社会体制沉默运转中的一个螺丝钉。世俗化使传统人文学者贵族式的超越感、高贵感、责任感、使命感渐次消解，学者们纷纷掉进功名利禄的泥淖，或被利益收买，或被现实捆绑。
“学术使命”这样的话题有点英雄主义乃至神秘主义的味道，与这个世俗时代的主旋律不甚和谐。“使命”这个词原本指国家交付给外交使节的重任，对于受差遣者来说，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去完成。在人的生命中也有一个神秘之“国”，常常会真切地感到受这个“国”派遣来完成某项任务。这项任务超越养家糊口、当教授、做博导、成名成家这样的个人生存需求。它是生命中一副神圣崇高的担子，这担子仿佛是神交托的，如摩西在西奈山蒙召一般。当这副担子不能挑起时，你的心会隐隐作痛，在临终前会有莫大的遗憾。如同诗人陆游离开这个世界前仍放不下那个一生梦魂牵绕的心愿：“北定中原”。
可见，使命是人的一种具有神圣感的精神性存在。这种藏于生命深处的精神活动被称之为“使命感”。孟子就曾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来描述这种使命感。他一生把治国平天下看成自己最大的使命，并认为若要完成这项使命“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注：《孟子•公孙丑下》第十三章。）在今人看来孟子的口气的确有点太大，这种气魄正是儒家之大精神，它灌注滋润着两千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灵命。在中国古代学者中，谈论人文学者使命最到位的莫过于宋代哲学家张横渠四句精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注：《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20页。）。所谓“为天地立心”，用老子的话就是发现大化流行之“道”，用康德的话就是“为自然立法”；所谓“为生民立命”，用基督教的话语来阐释就是为人类确立生命的根基；“为往圣继绝学”，是指担当宏扬传统学术智慧的历史责任；“为万世开太平”，即为人类寻找理想居所。在西方学者中，苏格拉底的使命感一直是后世的楷模。他居然把自己看成神送给希腊的礼物和使者，把他的哲学研究——追求真理改善雅典人的灵魂看成是“神的命令”（注：《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页。）。他别出心裁地把自己比“牛虻”，坚信神把他赐给雅典，是因为雅典这匹骏马肥大懒惰变得迟钝昏睡了，需要一只牛虻紧紧地叮咬它，责备它、劝说它，使它从昏睡中惊醒。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秉承苏格拉底的神圣气质，把为人类“生产道路”“指引方向”当作自己的毕生使命。他在耶拿大学的一次演讲时说：“我的本分就是把我这个时代和后代的教化工作担当起来：从我的工作中产生出来各代人的道路，产生出各民族的世界史。”费希特不无自豪地把这种使命感称之为“大丈夫的思想方式”和“大丈夫的道德学说”（注：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5页。）。从这些历史巨人身上使我们看到，“使命感”实际上是一种理性观照下的宗教般的情愫和信念。惟禀持这种信念和情愫的人方可生出广博的境界和强大的意志力；方可将普遍之责任伦理升华为神圣天职；方可百折不回痴心无悔乃至奉献生命。也惟有这样的人方能激发出生命中无限潜能，如神佑般创造出不朽之学术。
使命感有大小、重轻、高低之别。并非人皆可以为孟子。使命感也不是人皆有之，只对那些生命中惴惴不安并时常听到一种声音在召唤的人才会存在。一个以追求快乐为上的人，一个想安逸地度过一生的人，或者一个醉心物质和权利的人，不可能有使命感。但对于群体——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来说，共同的使命意识则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共同使命感的强和弱、大和小、高和低，具有使命感人群的多和寡，以及使命选项的对和错，决定着一个民族和时代的品质与高度，光荣与耻辱。
所谓共同的使命感其实就是时代人共同之生命律动，它具有浓郁的社会历史特质，故又称之为历史使命或时代使命。是否有明确的历史使命和强烈的使命感，是否能肩负起并完成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是评价一代人功过优劣的硬件指标。常有人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凭什么说无愧？怎样才算无愧？我觉得“有愧”还是“无愧”，不能只看是否用功了、卖力了，不能只看是否对得住自己的天地良心，关键要看“有亏”还是“无亏”，即由历史来审计你的财务。历史就像一场始终没有闭幕的接力赛论文联盟http://，每一棒都书写一个时代，一段历史。那一棒传给这代人了，大家没跑好或者没有跑对路，最后让整个队伍输掉了比赛，作为这代人中的一员你就亏欠了。清朝的皇帝们并没有比中国历史上其它朝代皇帝们的德行和智能差，甚至还出现了像康熙、乾隆这样敬业守职的能人皇帝，但由于他们在历史的接力赛中跑错了方向，让中华帝国在世界竞技中输掉了整场比赛，作为历史主要责任人，无论他们当初怎样卖力，都成了一群渎职者。他们没有资格说“无愧于历史”!当然，把历史的责任全推给皇帝和朝廷并不公正，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人民创造历史？应当受审判的至少还应当有作为社会眼睛和思维的知识分子和作为时代栋梁的达官贵人。
如今，历史又把接力棒交给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些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人真的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我们会不会忙中出错？会不会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放下该做而没有做的事？会不会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会不会为了小康实惠忘了人间大义和国家担当？
寻找一代人共同的学术使命是一个重大而困难的思想学术课题，它需要学术界、思想界共同讨论相互激发，需要一代人的生命一起涌动。也许一时半会找不到统一答案，也许答案就在生命相互拥抱的过程中。但把共同的学术使命作为一个话题，本身就是一项最重要的使命和最有价值的思想。正是捧着这颗神圣虔敬而又激奋不安的心，我试图就这一代人文学者的共同使命献上一份浅想陋识，意在扣门问路，寻觅知音，就光方家。
二、确立中国问题是寻找人文学者使命的思想和逻辑前提
对于中国当代存在的问题，八十年代讨论得较多，并且形成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共识。但由于历史的突然转向，这些共识或被雪藏或被放弃，大多没能融入政府及社会的改革中，也没有在学术界和思想界生根开花结果。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又发生了很大变化，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了。它的复杂性可用一句话来概括：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社会问题更加严峻。针对这一现象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从正面看的人认为，它充分说明我们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从负面看的人认为，更清晰地暴露了体制的严重缺陷。由于对体制的讨论政治的气息太浓，意识形态的成分太多，很容易变成“主义之争”、“诸神之争”，作为学术研究，我主张避开直接的意识形态讨论，以更科学、更理性、更学术的方式与各方对话。也就是说，我们不去讨论“主义的优劣”，我们只以事实、数字、经验和逻辑为依据讨论问题本身。我个人把当代中国的问题归纳为三项：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第一个问题是讳言真实、掩盖真相，简称为“讳真”。很显然，“讳真”并非避讳所有真实，对于自己的优点，长处自然是不避讳的，讳莫如深的是自己的缺点、弱点、问题、暗区。从政府到企业，从学校到媒体，从学术到思想，从个人到组织，从大人到小孩，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到处都可见到为掩盖问题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形形色色花招。伪哲学、伪理论、伪口号、伪科学、伪规律、伪技术、伪劣产品、伪感情、伪事实、伪数据充斥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你买到的香喷喷的包子可能是病猪肉馅或地沟残渣，你看到一身正气在主席台上宣讲廉政建设的领导可能是贪污犯，你读到的那些自称最科学最先进的理论可能是巫术或骗术，在你面前信誓旦旦热泪盈眶的动人语言可能是精心策划的表演，那些以国家和政府名义免检“三包”的最安全商品可能含有三聚氢氨或苏丹红，那些权威机构公布的科学数据可能是领导们为政绩进行的科幻创作，那些国家级、部级的科研课题或奖励很可能里面就含有猫腻。随着全球化中国的“讳真”文化传到世界各地，中国被污称为“制黑中心”，光荣的“中国制造”被嘲讽为“中国造假”，甚至在一些国家的商场，那些狐狸般的商家为了促销竟然在商品上公开贴出“非中国制造”的标签！令人惊奇的是国人对这些现象司空见惯，并没有引起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景象，倒是像可卡因，吸食者一方面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却又乐此不疲爱不释手。有识之士们早已看到，“讳真”像一种毒素流经我们每个人的血液，让我们的机体——文化品质、人格品质和生活品质在无声无息中溃疡糜烂，在圣洁处也闻到腐臭。它造成人人自危，让个人不相信政府，不相信组织，不相信社会，不相信同事，不相信朋友，不相信亲人。它对我们的文化和心灵如同一场浩劫。它是中国社会的问题之母，一切问题均以此为逻辑起点。仿用一幅古代著名对联表达：“百善真为首，万恶假为先。”
为什么我们时代会盛行这样一种“讳真” 文化，源头要从中国传统智慧讲起。在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热中有一个观点被学术界思想界广泛接受，那就是由李泽厚发现的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这种“实用理性”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个是强调实践的“目的主义”。只要对我“有用”“有利”，我就“那样”去说，“那样”去想，“那样”去做。至于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在功利面前不仅退居次要，而且很可能被看成迂腐之见、麻烦之见。二是思维方式上的“意向主义”、模糊主义。回顾自孔、孟、老、庄以降的中国学术史，有一个令人惊奇处，就是几乎没有概念和定义。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究竟是什么，孔子自己并无定见，后学也没人对此存疑追讨。这种思维方式用西方哲学的话来说就是不追求“确定性”、“普遍性”和“边界义”，不对“存在之真”较真。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不求死学问，而求活智慧。”所以数千年的中国学术，没有形成知识学，不追问知识、真理何以可能的“傻问题”，而是在如何解释，如何运用，如何对朝廷对当代皇上有用上用智慧（这也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不能独立思考，依附于政治的原因）。
中国人不仅对“存在之真”（真实）不大感兴趣，对现象之真（真相）也同样采取实用主义。对我有用有利的真相，我就公开传扬，对我不利的真相就掩盖修改。在讳真者那里真相最终被定义为“描述的样子”。既使你发现真相与我描述的不一样，也不要紧，我可以运用“辩证法”把真相“辩证掉”。可以把你看到的真相解释为“个别现象”、“局部现象”、“偶然现象”，可以批评你没有一分为二，没有看主流，看大局，看发展，甚至说你动机不纯，世界观和立场出了问题。轻则批评，重的话你的麻烦就大了，可能你一生就断送在说了某一真相上。一句话，你别想较真，别想拿知识、真理、事实、真相当令箭。真理的标准不是知识、事实、真相，而是我的利益、我的看法、我的感觉、我的愿望、我的意志。自然，最后成了我的描述。即使是“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的真理，也要“适可”而止。对我有用它就是“标准”，对我不利就用别的标准。可见“实用理性”的儒家智慧许多时代就成了唯我主义。在这种文化中，怎么可能有怀疑、提问、追问、质问的科学精神？怎么可能有较真、认真、求真的科学态度？当真不能成为第一价值时，“伪”就成了第一现象，当科学理性不能成为法则时， 一种适者生存独具中国特色的“潜规则” 就会盛行。
第二个问题是缺乏有效制恶能力，简称为“制恶无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腐败、渎职，二是社会道德沦丧。关于腐败的严重性，我们党几代领导人都曾有过极深的认识。早在1980年1月，陈云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注：《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5页。）不久，邓小平又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后来，江泽民续陈、邓之说，把反腐败上升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5页。）“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网,2002-11-17。）可实际的反腐形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触目惊心，用胡锦涛的话来表达叫“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严峻”（注：《胡锦涛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3-02-20。）。与腐败、渎职互动的是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毫不夸张的说，它污染了几代人的心灵，毁坏了我们的文化，如果说腐败关系到一个党的生死存亡，那么，社会道德沦丧则可能导致一个民族走向危险的悬崖。
为什么天天治恶而无力制恶？作为学术研究我们必须对此作出回答。从现代社会学、伦理学和政治科学来看，无力制恶的根源在于缺乏对恶的科学认识和用科学的方法治恶的体制。首先，从认识上来看，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历来主张“性善论”，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注：王应麟：《三字经》，岳麓书社，1986年，第1页。）正是在对人性的这一理论假设基础上，中国古代形成了 “圣君明主”、“君子”“贤臣”、“人皆可以为舜尧”的诗化政治学说。
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长期以来我们拥有了一个不证自明的政治逻辑：应当相信“圣君明主”，相信他们一定是代表“天道”。相信他们都是善良的、正派的、勇敢的、勤劳的、廉洁的、英明的、智慧的、伟大的。
当“天道”以“人民”的身份出现，当人民大众和组织永远只是一个集合概念而失却了具体所指的实体时，当多少个体才会接近或者等于人民大众和组织在逻辑上得不到证明、数学上得不到求解时，“恶”往往就会被我们的文化理解为“个别化”、“小众化”、“特例化”。
儒家“性善论”和“无产阶级性优论”产生“相信论”，而相信论必然导致恶以善的名义、假以真的名义、丑以美的名义、常以特的名义、普遍以个别的名义获得合法身份。正如北岛在一首《结局或开始》的诗中所发现的：“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正地掠夺。”当然，我们社会并不是不想制恶或没有防恶制恶机制，只是说它制恶无力。为了防止“个别恶”的出现，我们社会通常采取两大措施：一是鼓励教育。教育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保持先进性”，实践“三个代表”，教育社会其它成员 “向雷锋同志学习”，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另一措施就是事后惩罚。一旦发现干部队伍中有人贪污、腐败、渎职，或者发现有人造假药、生产毒奶粉、卖假货，文革以前往往把这些人打成反革命或“走资派”，将他们推出无产阶级阵营以纯洁革命队伍，现在一般采用开除党籍后送交法律惩处。至于如何科学有效地预防、限控、牵制、堵塞、监督、揭发“恶”，“性善论”和“性优论”都缺乏这方面的智慧，更缺乏科学化、技术化、程序化的体制设计。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第三个问题是创新能力低下。虽然我们经济持续增长了30年，但在社会整体水平上仍属第三世界，即便是发展得最快的经济，人均国民总产值也还排在100位以后，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起点低，发展初期可以利用劳动力及原材料成本低等条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一旦劳动成本和原材料接近或达到一定值，就会对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出必然要求。而这恰恰是我们最大的软肋。请看下面事实：百年来，我们在知识创新方面，没有产生过一位世界级的思想家、科学家，也没有出现过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60年来我们还没有一位称得上哲学家的人提出过自己的学说，没有一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创造过一个具有世界思想价值的概念，更不用说建立个人的思想体系。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教科书中都是清一色西方人发明的定理、原理、学说、概念。以图书出版贸易为例，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5年全国新闻出版事业基本情况》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向美国输出16种图书，美国向中国输入3932种，中美文化逆差是247.75倍，与英、德、法、加、日的逆差分别为22.26倍、40.67倍、45.71倍、39倍、47倍。而期刊情况更为严峻，为1：374.5。以上逆差中还包括了大众文化，如只论创造性的精英文化，差距会更大。在技术创新方面，除杂交水稻、胰岛素等少数几个项目外，我们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逆差也是无法计算的天文赤字。然而在人才数量上我们现在已是世界上拥有在校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授最多的国家。对此我们不得不问：是中国知识分子智商偏低，还是我们的文化和体制严重束缚了创造力？
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创新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怀疑精神、批判态度、问题意识，求真精神。虽然我们在经济上已融入世界，在上层建筑领域基本上还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思想理论和体制框架，在精神领域依然强调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依然在我们的脑袋中设置许多禁区和雷区，依然恐惧新的哲学、新观点、新的学说妖言惑众削弱我们现有的思想权威，破坏现有的精神秩序。媒体编辑们谨小慎微地审查每一篇文章每一句话是否方向、路线正确，大学教师严格监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是否越过“警戒线”，科研管理机构对与主流思想不同的学术课题不予立项和经费支持，在人才选拔和培养上对有个性能独立思考的创新人才敬而远之。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怎么能够产生伟大的思想、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科学？伟大的学说？怎么能产生领先世界的大学、企业、技术、品牌？
以上三大问题形态各异，从根上来考察都是思维方式、认识能力、信念选择、价值判断中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文化智力心理结构的问题，文化模式问题。只有改变文化心理结构，才可改变认知方式和信念方向，然后才可最终改善行为模式。正是从这一逻辑立场出发，我把“再举五四旗帜完成未竟的理性启蒙”和“复兴古典智慧赓续断裂的生命寻义”作为当代人文学术研究的两大使命。
三、再举五四旗帜完成未竟的理性启蒙
有世界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在十七世纪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诸方面都创造过灿烂的文明。大约17世纪后，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才开始急剧下滑。下滑的原因并不是自己倒退，而在世界的另一极——西欧，因发明了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思想革命而迅速崛起，历史学家称之为“启蒙运动”。
“蒙”字最早在甲骨文中没有草头，表示人的眼睛被蒙盖起来了。后被引申为“蒙昧”、“无知”、“看不清事物的真相”。“启蒙”在汉语言中的原始义为揭开蒙住眼睛或心灵的罩盖见到光明。从历史的视角看，文明和蒙昧是个比较性的动态概念，不同时期的聪明和愚蠢有不同意指。“启蒙运动”所言蒙昧，指在思维判断时不用逻辑、不用计算、不用事实、不用实验、不用对比、不用自我体验、不用证明或证伪，就盲目相信某种权威的结论。尤其指统治者编造各种宗教或政治神话欺骗人民并强迫被统治者接受，不许民众怀疑、提问、反驳、证伪，不许独立思考自由讨论。最典型的如各类宗教或世俗统治者把自己说成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弥赛亚”、“天子”、“上帝代理人”、“哈里发”，夸耀他们是最高尚、最道德、最善良、最仁爱、最公平、最正义、最无私的人，是最聪明、最正确、最科学、最文明、最先知、最先觉、最先进的人，是最会替百姓着想为百姓谋福的人，是不会犯错误或最少犯错误的人，是不会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人。一句话是与正常人不一样的“神人二性”的特殊存在，他们代表天，代表地，代表神，代表真理，代表智慧，代表正义，代表美好。就像耶稣自诩的那样：“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注：《圣经•约翰福音》和合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年，第123页。）
启蒙运动之所以伟大，之所以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其根本就在于它看到了人类在认识上存在的巨大智力盲区，并找到了医治这种智病的良方——科学理性，它主张对世间的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心灵的是非真假进行理性重审，唯有逻辑和事实证明了的才能确信。正是这场伟大的智力革命使西方社会从原来与东方世界同步发展，甚至在不少领域落后于中国，蜕变为世界的领头羊。可以说，没有理性启蒙就没有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就没有经济繁荣，就没有人类民主、自由的政治解放。
起初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中国的智者们还陶醉在中世纪的优越感里。即便在国破家亡后也只承认洋人在“器”的层面胜过我们。直到1919年“五四”时期，一批社会精英才最终认识到，要改变落后，不是“道”“器”“体”“用”的问题，而是需要学习欧美的智慧、思维、观念，进行一场新的智力革命。正是在达到这样一个认识高度后，才出现了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五四”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算起已整整90年，其中1978年至1989年又出现过第二次短暂的思想启蒙。90年间，虽然思想启蒙先后被“救亡图存”、“阶级斗争”、“富民强国”中断，走了许多弯路、迷路和错路，仍取得了较大的历史进步。尤其是1978年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行改革开放，再一次结束了闭关锁国自我孤立，使民族智慧和眼界获得新一轮的解放和提升。正是这场智力解放给我们社会带来了持续30年经济快速增长。
但由于第二次思想启蒙是在文革后期“政治荒诞主义”走到尽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国家文化陷入毁灭时，为实现“拨乱反正”“强国富民”进行的，而且很快被再次中断。这次启蒙的成就主要局限在两大领域：其一、清算 “极左”思想，“告别革命”，复归生活；其二，市场启蒙。而在政治、文化、道德、宗教各领域仍较多地保持原有的“旧时代社会文化智力结构”。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马克思所断言的“经济基础论文联盟http://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平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86页。）。正是这种不平衡，使得我们过去掩盖起来的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必须经过再一次思想解放，从对待世界、社会和人的基本态度上，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上，从大是大非的观念上释放我们心灵的捆绑和蒙蔽，使我们的生命获得新的智慧、新的活力。而再次思想解放的内容不是别的，仍是“五四”未完成的理性启蒙。由于这场启蒙在中国出现过两次都被迫中断，故又把它称为第三次启蒙“补课”。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虽是补课，由于历史处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主题也有了很大的提升。第一次启蒙的主题是“反帝反封，科学民主”。第二次启蒙的主题为“驳乱反正，复归人道”。我认为新的启蒙主题应当是“求真究理”。其理由有两点：理由之一，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反帝反封”、“驳乱反正” 、“复归人道”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而“科学民主”的使命还任重道远。为什么科学和民主的使命难以完成，因为“反帝反封”、“驳乱反正”、“复归人道”都只是阶段性的政治事件，而“科学民主”属于“思想事件”和“智力事件”。反思九十年启蒙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对“科学”“民主”的理解似乎一直存在着政治浪漫主义和简单主义的幻想，以为“科学”就是发展科学技术，“民主”，就是选举投票或三权分立。结果呢，国民政府三权分立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科学技术重视了，并没有真正出现科学的繁荣，在其它国家，如南亚的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东南亚的印尼、菲律宾，南美的委内瑞拉等都实行了民主选举三权分立，也没有看到所期待的现代化。可见“科学民主”不只是一种口号，一种事件，一种行为，一种体制，而更是一种智力文化结构，即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生活信念、新的游戏规则。这种智力结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而是从“求真究理”的文化中生长出来的。理由之二，长期以来，启蒙运动被理解为思想政治运动，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权”“契约”“制衡”等价值完全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一谈到这些概念就政治神经紧张。“求真究理”主张去意识形态化，主张不设定价值选项，不谈“主义”好与不好，只谈问题是与不是以及如何得到解决。例如可以说民主好，可以说民主不好，还可以说民主在某些方面好，某些方面不好。甚至可以说专制好，集权好。但必须讲真话，讲事实，讲数据、讲逻辑，讲常识。不能设禁区，不能说这个可以讨论，那个不能讨论；这个可以讲真话，那个不能讲真话。
“求真究理”最主要的需坚持两个原则：第一、把讲真话讲逻辑确立为认识和伦理的最高价值和准则。因为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太灵活，太模糊、太没有标准、太没有是非，太易随权力和利益变化。只有确定性的死的东西，才可能破解“实用理性”的硬壳。只有确定性才有科学理性可言。有了这样的确定性价值和准则，除国家法律禁止的内容外，公民就有说出任何想说的心里话的权力和自由，就有要求并督促政府和社会组织公开真相、尊重客观事实、遵循逻辑规则的权力。国家就有监督公民、政府、社会组织说真话讲真相讲逻辑和惩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责任和义务。只要坚持讲真话讲逻辑，就必然培育出尊重客观事实和科学规律的新智慧新文化。有了这样的文化智慧，我们就能用科学理性的智慧看待人性、社会和政治。我们就能看到人性存在的欠然、政党存在的欠然，政府存在的欠然，国家存在的欠然。有了这样的科学理性，我们就自然会承认共产党员也是人，领导干部也是人，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和“不坏金身”，若无科学的政治分权制约机制和舆论监督环境，他们和所有的人一样，也会成为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公式中的一个商数。只有在这样的科学理性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讨论如何防止公共权力腐化、独断。才可能真正地用智慧用境界而不是用利益和“主义”讨论正义、公平、民主、自由、人权、契约、制衡。才可能根据人性、政党、政府、组织的客观存在规律最终设计出一套科学有效的政治程序，甚至设计出一套比英美更科学的一种制度，直到那时政治学才可能真正成为一种科学。我们民族才可能成为马克思•韦伯所理想的成熟的“政治民族”。
第二、把发现问题看成现代文明的第一智慧。如果说讲真话讲逻辑是现代文明的第一德性，那么，发现问题、承认问题则是第一智慧。在科学理性看来，掩盖问题不仅是一种道德和政治上的恶，更是一种违反科学精神和科学原理的蠢。科学思维与传统思维的根本区别在于，传统思维习惯于用现成的结论作为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前提、归宿和警戒线。而科学思维则以发现问题为起点，以解决问题为终点。只要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不管是什么理论体系，不管是经验还是逻辑，不管是神话还是幻想，不管有没有现存的权威理论做依据，只要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采纳吸收。科学理性坚信世界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真理，只有不断出现的问题和需要解决问题的办法。换句话说，科学思维与神学、形而上学、唯意志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标榜自己是一种真理思维和结论思维，而把自己看成是一种问题思维和过程思维。“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就是著名的科学思维的口号。纵观当今世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哪个国家揭露问题发现问题的渠道畅通机制健全，哪个国家就发达；相反哪里掩盖问题越多、发现问题的机制越不健全，哪里就越落后。从历史哲学来看，人的历史不是时间自然史，也不是阶级斗争史、科技进步史，而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
发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就得分析问题成因，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科学理性主张无论是分析原因还是寻找办法都不能完全按现存的经验或理论提供的一家之言——即使这些理论或经验是常识或真理，需要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提出不同的假设。假设越多，越大胆，对问题的认识就越深入越丰富，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就越多，犯错误的可能性就越小，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当代杰出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提出了著名的“知识是假设”的命题。波普尔发现，一切知识(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真理)从它的前提到结论在其本质上都只是假设，只有驳不倒的假设才构成知识或真理。而驳不倒也只是历史的局限，待进入新的历史，原有的驳不倒的知识(真理)可能被重新驳倒，于是，人类再一次进入新的困境、新的问题，人类就是这样在问题中不断进步。
发现问题——确立问题——找出问题成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设——实验假设——检验假设——排除实验中的错误——解决问题，这就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找到的一条智慧之道。自这条智慧之道被发明后，人类的智力成倍提高，创造力空前丰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经济高速增长。根据这条智慧之道，人类像设计电脑、卫星一样设计出政府体制、政党制度、企业制度。虽然像电脑、卫星仍需要不断改进一样，启蒙理性设计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市场机制仍存在许许多多不尽人意之处，但经过几十个国家和几百年的实验，历史证明其“产品”已基本成熟，最重要的是启蒙理性已基本形成一种自身不断反省、不断修正、不断调节的功能和模式。中国作为一个已进入上升通道的后发民族，必须尽快掌握这种智慧，然后才可能去改造创新。从日本、新加坡、韩国、东南亚、南亚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等正反例子证明，是否在文化上完成现代理性启蒙，是否掌握科学理性的智慧，是决定现代化道路走得好与坏、快与慢、安与危的关键。
四、复兴古典智慧赓续断裂的生命寻义
中国究竟该不该再次启蒙补课，学术界、思想界一直存在着不同思考。反对者认为，启蒙运动在西方已经进入反思批判场域，它暴露出环境污染、唯利是图、恶性竞争、生命意义失落等众多社会问题，为什么我们还要拾人牙慧、重蹈覆辙？这种声音虽对启蒙运动的反思具有批判价值，但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它超越实际的社会发展进程和具体国家对象，把不同历史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问题混为一谈。发达国家因启蒙运动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并不意味后进国家就应放弃政治民主、科技进步、经济富裕。其二、没有看到启蒙理性仍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有活力最优秀最进步的文化。这也是为何资本主义垂而不死、腐而不朽、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预言失灵和社会主义在北欧看到了曙光的原因，因为列宁没有看到启蒙理性在进入二十世纪后已建立起一种自省、提问、修错的智力结构。其三、启蒙理性的“幽灵”加速了人类古典意义的崩毁，但这不完全是启蒙理性之过。就像人在孩提时代天真烂漫幸福快乐，长大后烦恼不断增多，小时候以为爸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妈妈是自己的天和地，长大后，发现爸爸不仅不伟大，甚至还有许多毛病，难道应责怪我们拥有了知识和独立的判断力？启蒙运动掀开了上帝的长袍，让人类看出了天父的破绽，难道人类不该成熟？同样，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难道改革开放错了？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就像人从童年到成年，成熟是一种必然，一种进步，也是一种渴望。成熟必须面对新的问题和挑战。对发达国家来说其任务是在保持社会进步的同时，重新寻找人生的意义；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任务则是双重的，既要完成理性启蒙的历史使命，尽快割掉落后的中世纪文化智力结构的尾巴，实现政治、科技、经济、文化现代化；又要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不忘寻找生命意义、拯救迷失的灵魂。如果说，“完成未竟的理性启蒙”是为了培养和构建科学民主的智慧，完善制恶导善、激励创新的社会体制，“赓续断裂的生命寻义”则是为了生命和谐美好充盈。
所谓“生命寻义”，就是寻找人类失落的意义。人类究竟是否存在一种叫“意义”的东西，该不该寻找它，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似乎成了一个大问题。如上个世纪风行全球的存在主义就认为，人生在本质上是一种虚无、荒谬、偶在、无意义。忧郁、恐惧、烦恼、焦虑、沉沦、痛苦是人存在的客观状态。加缪以西西弗斯永恒的苦役来喻人生的徒劳，海德格尔则创造出“抛入”和“抛出”这样轻蔑不屑的词来描述人的亲在。在存在主义影响下世界出现了两种主要的社会思潮，一种是存在主义与神学结合，把人重新引向上帝。他们认为，人类是一种不自足的存在，其“残缺”和“断片”决定了永远找不到“出路”，只有超验的上帝才能给予人类意义。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马塞尔、拉纳、蒂利希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受这种思潮影响，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文化基督徒”现象，至今仍活跃在思想界。另一种思潮是存在主义与唯物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结合，把人变成追求快乐的动物。其基本理路为：人不过是一种受必然支配的高等动物，人的生死与其它生物亦无二致，主张极时行乐，追求物化所得及感官生活，避谈或遗忘意义话题，最有代表性的口号是“快乐每一天”。在中国这种思潮与“重商主义”结合，除了确信钱、权、色等能带来当下快乐的“唯物”的东西外，其它通通成了“难得糊涂”。
与理性启蒙相比，“生命寻义”的任务更复杂、更艰难、更长远。启蒙理性虽是“后起之秀”，但它的主题、目标、方式都基本定型，它的有用性和有效性也已被证明。“生命寻义”的主题虽然古老，但目前还处在“前知识”阶段，其主体性、民族性、文化性、感受性，决定了它的模糊性和多样性。但从人类现代智慧来考察，并不是没有确定性可依。对于中国人文学界来说，至少可从以下两方面努力。
首先，针对时代精神特质开展意义理论的基础性研究，探讨诸如“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需要意义”这类精神哲学问题。在这个领域，西方哲学、神学从康德为理性设置“限度”、为信仰留下“地盘”以来，就一直在为意义寻找科学根据。其基本特点为，把“意义”的起源锁定于人。认为人的外部世界不存在“意义”这样的事物，“意义”只是人的需求和创造。人作为一种生物，从生到死同世间一切存在一样服从无情的宇宙铁律，而人与所有存在物不同处在于，人不仅依据发现的客观规律创造新的物质世界——第二自然，还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一个属人的意义世界。正是在这一逻辑起点之上，现代哲学把意义的本质看成人的创造。当代瑞士神学家奥特为描述人对意义的追求，甚至在人的生命中“发明”了一个新的“器官”，命名为 “创造性空穴”，就像心脏需要血液、肺需要空气，胃需要食物一样， “创造性的空穴”需要意义。奥特把人的这种对意义追求的现象称之为“人类学的基本事态”（注：
奥特：《不可言说的言说》，三联书店，1994年，第73页。）。除西方现代哲学、神学外，马克思早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化的自然”、“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人本思想，也为我们探讨意义哲学提供了宝贵资源。相对而言，中国当代人文学术对精神哲学的探索极为薄弱，成果甚微。意义基础理论是人文学科的基石，它不仅决定着人文学的思想路径，而且为生命意义提供一种底线支持。在这方面中国学界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其次，从中国古典智慧里吸取养料，把意义根植于日常伦用中。中国古典文化与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不是把意义设定在彼岸的上帝之城，而是扎根于此岸尘世生活。在二千多年时间里，中国人以德为根基，以诗乐自然为寄托，以“三不朽”为终极关怀，以“逍遥、无待”为补充，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建构了一种以伦理代宗教、自然代宗教、艺术代宗教，进退从容、达穷通变的意义世界。虽然这种文化阻碍了科学理性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但从另一方面却证明了，人类除了从上帝那里确立意义外，亦可在此岸世界找到意义，这对“上帝死了”的今日世界尤具启示。
值得特别警醒的是，复兴古典智慧并不是现代国学家们说的那样，简单化地提倡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老子的“道”和“天人合一”。它需要我们在中国文化“场”中通过东西文化的杂交试验培育出新的学术胚胎，生成新的思想作物，从学术上来说，就是要生成新的学说。复兴古典智慧也不仅仅指中国的文化，还应包括西方古代智慧和亚洲古代智慧。从基督教和伊斯兰古代智慧中我们懂得了神、天国、灵魂对人类意义世界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那种把宗教看成鸦片、愚昧或骗术的观点显然已经落伍了。因此，在日常伦用中创造意义世界的同时，人文学界应加大对宗教和神学的研究，像在美国有三分之一的传媒和人文研究与宗教有关，相对而言，我们对宗教的重视和研究差距太大，对宗教的认识还很肤浅。其实对宗教的研究和重视，不一定就等于号召大家都去信教，它对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层次，创造丰富多样的意义世界，继承和革新传统宗教都具有重要作用。
近百年来的中国学术一直在译介和注疏间忙碌，在西学和中学间徘徊。更有一些学者，蝇营狗苟，唯利是学，欺世盗名，游戏学术，丧尽学德。这样的日子还在持续。也许我们这一代人仍不具备产生新学和大师之历史条件。但至少我们这一代人文学者已被历史推到了思索中国当代文化困境和人类生存意义的学术门坎前了。这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之大幸。我们能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吗？我们能无愧于时代和历史吗？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