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电视由统一的垄断性的总体性媒体领域分化成各不相同的多元竞争的媒体地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由国家一元话语到国家话语、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多元生成和竞争的过程。中国当代电视出现的话语分化，既是中国社会现代性发展的结果，又都蕴含着对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参与性力量。
　　[关键词] 现代性 当代中国电视 国家话语 精英话语大众话语

　　中国电视由统一的垄断性的总体性媒体领域分化成各不相同的多元竞争的媒体地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由国家一元话语到国家话语、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多元生成和竞争的过程。本文将从现代性的角度探究三种话语系统形成的原因，分析其精神文化特质，展现它们之间竞争与共生的复杂关系。
　　一、占主体地位的国家话语
　　中国当代电视出现的话语分化，既是中国社会现代性发展的结果，又蕴含着对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参与性力量。从国家话语的角度来说，国家话语系统的出现是对现代化的文化回应，它是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宣传国家意志、统一全民“国家”想象，在全局上推动现代性发展的一种电视话语。
　　如果把电视节目形态划分为新闻类节目、娱乐类节目、教育类节目和服务类节目的话；那么，国家话语的最主要节目形态是新闻类节目、教育类节目、以及娱乐节目中的红色经典电视剧以及一些贯穿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型晚会。目前无论是从栏目的覆盖面还是从收视率来看，国家话语系统都占据着电视媒体的主体性地位。
　　在由国家话语统摄的电视节目中，观众的收视意志在节目制作的环节中其实是很少被考虑的，但近10多年来的收视率报告却证明着这套话语对观众一直保持着吸引力。如最反映上层声音的央视“新闻联播”节目，开播30周年一直都占据着平均收视率最高的地位。在全国所有频道的电视节目收视率比较中，新闻时事类这种最直接与国家权力意志挂钩的节目，在各类收视中也起着收视领跑的角色。
　　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反映上层声音的国家话语虽然是从上层政治需要出发的，但它用的是“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名义，而观众对自己所处的民族－国家有一种潜在的认同需求和理解需求。那么，什么是民族国家呢？民族国家也常常被说成是现代民族国家，指一种现代的、以“国族观”（nationhood）为中心的公民－国家关系模式。[1]一般认为16-17世纪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开端，而17世纪的英国被视为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典型。[2]到了20世纪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已成为世界政治形势的一大主要潮流，而民族主义则凸显为世界各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代表全体国民利益的民族国家，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却是想象出来的，“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3]那么，如何来达成这一想象呢？在安德森的研究时代，是报刊和小说，安德森曾经以小说、尤其是报纸为例说明印刷文字作品如何协同社会时间及空间的想象能力，人们如何因为报纸版面的共时框架和统一的阅读仪式而彼此认同。而在今天，更为广泛、便捷、渗透力强的电视，利用卫星同步传播的优势，则更能营造一种共时框架和统一的观看仪式以在全社会造成彼此认同。相对于报纸，电视显然提供了一个远为广泛的公共空间。不同的性别、年龄、文化阶层都可能围绕电视形成种种共同体。[4]以cctv的《新闻联播》为例，每晚19：00准时播出，且全国各地方台被强制性地集体转播，所有收看这一节目的观众，无疑就在同一时间被整合到一个共在的国家认同空间当中，集体听取着一场关于整个国家的最新报道，并从这样的报道中了解自己的国家。
整理　　为了统合观众对民族-国家的想象，作为国家话语体系的最大制作主体，央视在内容变革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身份特色，并以此形成自己的优势资产。具体可概括为：一、在《新闻联播》、《朝闻天下》、《晚间新闻》等新闻类节目中，以新闻资源的垄断性为优势，对观众传达一种自上而下的灌输式想象；二、在《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新闻会客厅》、《面对面》等新闻评论类节目中，为了传播国家意志并吸引观众的广泛注意，这些节目对观众进行了引导式想象；三、在电视剧、综艺节目、大型晚会等娱乐类节目中，央视强调的是寓教于乐，要在与民同乐的气氛中隐含式地引导观众进行想象。
　　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民族国家是公民寻找自身身份定位和文化认同的的一个主要场所，只要国家权力能充当现代性发展的有力的政治保证，能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不断崛起，那么，由国家权力制定的电视国家话语系统就仍然会是人们寻求国家想象的一个主要场所，是一个国人互相认同的宝贵的精神空间。
　　二、来势迅猛的大众话语
　　大众话语系统是一个在当代中国电视中涵盖面最广的话语系统，只要是个电视台就有大众话语的存在。它高扬快乐原则，迎合大众的文化快感取向，成为感性现代性的娱乐工场。
　　所谓感性现代性，最主要的是指被释放出来的人类生存欲望，它既是传统圣化社会解体的结果，也是现代性形成发展的深层动力；主要表现为心灵秩序的感觉化，简单来说就是放弃或不追求理性的思索和超越性的解脱，而让感觉停留在物欲的此岸世界上，“感觉上升为生活的主导原则，追求感觉欲望的满足成了生活的意义界限。这种心理体验结构将一切固定的、永恒的或终极的神圣价值消解在流逝的感觉性的心理因素中,在这种只剩下‘现在’、‘瞬间’的感觉性的体验结构中，当下即是的心态必然以贝尔所描绘的感性的‘及时行乐’为归宿。”[5]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某种快感的流通，把感觉上升为生活的主导原则，释放人的感性创造力。这种以感性“及时行乐”为归宿的文化追求，在现代市场和现代科学技术等的多方推动下，其结果就是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娱乐工场：通俗小说、流行电影、流行音乐、电视综艺节目、肥皂剧等等。
　　在中国，对感性现代性的追求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被肯定的，在经济领域的“扩大内需”，“以消费拉动生产”等改革口号的强力召唤下，“人类的生存感性欲望是现代性发展的深层动力”这个道理在全社会的民众生活中确立下来，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消费”和“时尚”成了年轻人生活的主导意识，与20世纪70年代之前以“勤劳”、“节俭”为美德的社会风尚形成了巨大的代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20世纪90年代电视娱乐作为一种大众话语的代表，在与国家话语和精英话语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根据胡智锋在《电视美学大纲》中的观点，纯粹意义上的电视娱乐工场的出现，其标志是1998年岁末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节目的推出。受这影响，“一时间，冠以‘快乐’、‘欢乐’等名称的电视游戏节目在各种主流电视媒体中纷纷亮相，令广大电视观众耳目一新，趋之若鹜。”[6]自那以后，湖南卫视一直以“快乐全中国”为口号引领着国内各大小电视台的电视娱乐之风。
　　一般的省级电视台既然在国家话语的制作方面无法撼动央视的权威地位，也就转而向大众化方向发展，热衷于开辟地方性民生新闻及平民娱乐等大众文化的领地，各台之间相互竞争又相对割据。在此过程中，东方卫视、湖南卫视、江苏卫视、贵州卫视、江西卫视等地方电视新秀从地方性电视台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全国电视观众中争得了不少的眼球，在市场利益的驱使下，它们小心地避开国家话语的禁忌，淡漠精英话语的诉求，极力推崇大众娱乐文化，极大地满足、煽动大众的感官享乐需求，一时间，中国的大众娱乐热情极度膨胀，大众文化一片繁花似锦。
　大众话语系统的竞争特色是为观众打造一个亦真亦幻的快乐“梦”工场。主要体现为：一、新闻娱乐化，通过对正统新闻理念的解构，为观众制造一个从理性世界逃离而纵情娱乐的现代神话；二、用肥皂剧的迷幻人生、“灰姑娘”和“大人物”的现代神话，来替代性满足观众消遣、幻想、逃离现实的欲望；三、在娱乐综艺类节目中，通过各种明星类节目和造星类节目，建构起自恋式地让自我而不是他人感到满足的神话。
　　大众话语的竞争优势在于感性现代性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也是这个消费时代大众最乐意消费的关于梦想、奇迹、欲望的神话。但是欲望的泛滥与过度膨胀又导致了社会人文精神的堕落与国民整体素质的下滑，这些都需要一种理性的清醒之音来加以纠偏和批判。
　　三、艰难求生的精英话语
　　精英话语系统是一套旨在建立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化公共领域的话语系统，其使命是在电视这个公共平台上对社会进行协商式的批评，期盼以一种自由、理性的声音协助国家进行现代性建设。和国家话语注重于将自己的意志上传下达，以形成全国性的舆论统一不同，精英话语的追求主要是打造一个公共话语平台，以让更多的社会声音得到表达。因为精英的身份就是一个致力于建立公共领域并期望其充分发挥作用的人。

　　根据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公共话语平台的出现要以政府承认公共领域的存在为前提，亦即如佐藤卓己所说的“要以政府和社会分离为前提”[7]，利萨•泰勒和安德鲁•威利斯也提到：
　　如果公众想在民主体制中扮演主动的角色，他们就需要拥有一个在体制上有保证的空间，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挑战既有权力。德国哲学家尤根•哈贝马斯定义了这样一个民主论坛，或称公共领域的组成元素。他将公共领域定义形容为调节社会与政府关系的场所；在这里，私人可以讨论公共议题。公共领域通过生成经过理性批判的公众合意来影响政府权力，使政府对公众负责。[8]
　　对公共领域的期盼，实际上是精英们希望自身力量能参与到社会的进程当中，公共领域的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一点就像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所说：“观点得以流通、基于知情而做出选择，以及善于批评的能力……所有这些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沟通与传播而得以实现的。”[9]
　　由于我国内地电视领域的改革开放尚处在初步探索阶段，在内地还没有形成公共领域的成熟条件，我国内地精英话语的存在相对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常常受到“强大”的国家话语和“繁盛”的大众话语的双重挤压，因此精英类节目还显得相对零散，“势单力薄”，不成规模。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央视的《对话》、广东卫视的《财经郎眼》、深圳卫视的《22度观察》、凤凰卫视的《新闻今日谈》、《时事辩论会》、《总编辑时间》、《时事亮亮点》、《锵锵三人行》、贵州卫视的《论道》、宁夏卫视的《意见领袖》、东方卫视的《可凡倾听》、厦门卫视的《tv透》等。其在竞争中的话语特色是：一、在新闻资讯类节目中，以一种全球化的思维，结构性的资讯对全球大事进行播报，拓宽国际社会中的华人话语空间，争得对事件解释的华人话语权，并成为中西交流的窗口；二、在评论性、互动性、对话性的新闻节目中，注重华人意见的公共表达，尊重多元观点的交锋和对话；三、在人文类节目中重视民族文化，致力于华人文化认同的生产，但也以开放的思维吸收西方文化思想。这类节整理目得到了广大高学历观众以及政府高端人士的青睐。
　　对精英文化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人们对社会文明的需求。中国正处在大刀阔斧的建设进程中，知识和理性的力量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高等教育的普及也使得知识阶层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中产阶层也在逐步形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精英文化的需求实际上非常巨大，知识精英型观众对电视文化的需求主要体现为希望电视能够作为一个公共话语平台，让知识精英有效地参与到社会的话语建设进程中，提供对社会理性批判的声音，以期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发挥自己的力量，也充实丰满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想象。
　　不可否认，在电视媒体所营造的巨大的文化场中，相对于国家话语的权威强势和大众话语的赢利强势，精英话语空间显得非常狭窄。但大量存在的有责任感、有学识的知识精英是精英话语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基础和重要动力，他们关心民生，关注现实，他们有学识，有眼界、有思考能力，他们忧国忧民，希望通过电视媒体，以“协商式的批判者”的身份来批评社会的不公正，拷问社会的良知，追求真理，弘扬正义，探索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和途径。他们虽然受到国家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双重挤压，但是仍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对于推动中国电视文化的健康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发展都有着重要作用。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电视由统一的垄断性的总体性媒体领域分化成各不相同的多元竞争的媒体地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由国家一元话语到国家话语、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多元生成和竞争的过程。电视领域中国家话语系统的出现是对现代化的文化回应，以民族国家的立场来宣传国家意志、来统一全民的“国家”想象；精英话语系统是在努力通过电视去建构一个以“协商式的批评”来推动现代性发展的公共领域；大众话语系统的建立则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化对感性现代性的追求和肯定。这三套话语系统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围绕话语权与话语理念而展开。
　　
　　注释
　　[1]徐讯：《民族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2][美]威廉•奥尔森：《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6页。
　　[4]南帆：《双重视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5]李佑新：《现代性问题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第35-42。
　　[6]胡智锋：《电视美学大纲》，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7][日]佐藤卓己：《现代传媒史》，诸葛蔚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8][英]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吴靖、黄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页。
　　[9]玛格莱特•苏丽文：《政府的媒体公关与新闻发布：一个发言人的必备手册》，董关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