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前后,日本有贺长雄、小野冢喜平次等人对国民外交思想进行了系统地阐述,这引起了

1904年3月9日,由袁世凯主持创办的《北洋官报》在译介日本政治学者小野冢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一书时表示:“对外政策当为国民的”,“国民的对外政策者,乃以达其国家之目的者也。夫对于他国而起各种之行动,当以全国国民为原动力,而非徒恃一二外交官左右之、进退之也”。国民立于“外交最终之地位,其监督总在国民,是以有职之外交家务使国论一致,以为后援”。《北洋官报》作为清末创办最早、最有影响的地方政府报纸,其

上述言论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国民外交思想已引起清政府一些官员的关注和重视。
　　无独有偶,1905年10月8日,《大陆》亦刊登一篇题为《对外政策概论》的时论,提出“对外政策须为国民的”,“对外政策所以须为国民的者,厥有两义:其一在原动力,其二在着眼点。(一)对外政策之原动力,在乎国民。……(二)对外政策之着眼点,亦在乎国民”。颇为有趣的是,查阅日本小野氏的《政治学大纲》第四章第二节,发现与该文的表述完全一致。从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判断,《大陆》所刊载的这篇时论当译自《政治学大纲》,只是作者未做说明而已。
　　此外,《外交报》亦不断对国民外交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深人探讨。1905年12月11日,该刊登载《论民气之关系于外交》一文,指出:“积民而成国,国有外交,即国民与国民之交涉也。国民不能人人自立于外交之冲,于是有外交当局以代表之。代表者所权之利害,即国民之利害也。所执之政策,亦国民之政策也。”1906年11月11日,《外交报》发表题为《论国民当略知外交》的文章称:“欧西学者,讲求外交有公法私法之分,而皆以国际名之。公法者,国与国相交涉者也,私法者,此国之民与彼国之民相交涉者也。”我国民对此皆茫然不知,故“吾国今日国权扫地尽矣。条约文告,日日言保护,而外人不信,有时至重惩本国人以谢外人,而外人愈不信,今者变政伊始,恢自主之法权,其亟亟矣。顾欲恢国权,非去外人之裁判权不可,欲去外人之裁判权,非更定法律不可,欲法律之众信而有效,非开国民外交之常识不可”㈣。1907年12月9日,该刊一篇题为《论外交之机当伸民气》的文章亦称:“今夫外交之主体何在乎?在国民而已。外交之目的何在乎?将以保民而已。立宪之国,民事而外,无所谓庶政也,保民而外,无所谓外交也。国之所以存者,以有民耳。缔友邦之好,而失万众之心,民之不存,国其奚托?”
　　1907年10月,为推动立宪、提高国人宪政意识,梁启超、蒋智由等人在日本东京组织政闻社,并创办机关报《政论》。同年11月15日,蒋智由以　“观云”为名在《政论》发表《国民的外交之时代》,对国民外交思想出现的历史过程做了较为详细地论述,称“往古之时,国民无预于一国之外交者,外交之事,皆以国君当之,而近日之国家反是,凡外交无不以国民为其主宰之原动力”。“今后之办外交,其着眼点不可不专视为政府的,而当视为国民的。既视为国民的,不可不以外交之问题,先求得国民之同意,而以国民为外交之后援。夫今世固未有无国民后援之外交,而能成为有力之外交者也”。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文末尾的附识中,蒋毫不讳饰地表示,其上述言论参照了日本政治学者小野氏的《政治学大纲》。
　　需要补充的是,1909年6月,有贺长雄在《外交时报》发表《国民外交官僚外交》一文时,提出:“政府有实行反映民意的国民外交的义务。”该文刊出后不久亦被

外交“不可不定一主义以为标准”,其时“普鲁士宰相斯底因者,独侃侃持正论谓:‘外交之政策不足恃,君权之历史不可据,当以国民固有之资性为标准。所谓国民之资性者,盖一国之民与他国民之所以异者,则其国民之历史、习惯、言语及气禀之为之也。大抵国民之资性相同者团合为一国,而相异者则分离为二邦,此自然之趋势,非可以人力变易也。国之分疆及其对于外国之关系,当一以此为标准。’所谓国民主义也。于是国民主义之呼声乃于国际史上开一新纪元。”在“国民主义”为中心的国家思想影响下,各国人民在对外交往中逐渐认识到:“欲制外交上全局之胜利,必须国论、政策定一,举国一致,国民为外交官之后盾。”
　　三是日本明治政府仿效帝国主义殖民政策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天皇作为日本国家之代表,国民对其有高度的认同感,故日本“国民外交”形成的原因与历史背景,较欧美等国略同。日本自江户时代起,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促使了日本的官僚外交逐步向民众外交过渡。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现了脱亚人欧,明治政府亦仿效西方帝国主义海外扩张途径,迅速走上了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甲午海战之后,日本将侵略重点放在近在咫尺的

应当指出的是,在国民外交思想输入
　　【作者简介】曾荣,男,1983年生,湖南永州人,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