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湖香市在持续时间、香客来源、礼佛“祈蚕”、市场买卖等方面展现了清代江南民众的社会生活。它与承平的社会环境、蚕桑经济、佛教文化及相对开放的文化观极具关联。同时，促进了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特别促进了杭州城香作业、锡箔业的发展。其诸般面相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　清代，江南，西湖香市
　　　　
　　关于“市”的概念探讨，清时人已对此进行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康熙年间，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在《渊鉴类函》中便对“市”的定义、种类、前朝诸市的建立及管理进行了追述。就“香市”一词而言，其意有二：一为众人买卖各种制香材料或是成品香的专业性商业活动场所。如广东“香市在东莞之寥步，凡莞香生熟诸品皆聚焉”。二为如同庙会式的临时市场。前者侧重于单一的商业性，后者则融入更多的宗教文化意义。查阅相关文献，清代的云南、西藏、四川、山东、江苏、浙江、广东、湖南等处均有香市存在。然而，提及江南香市，茅盾笔下的乌镇香市甚为众人所熟知。实际上，场景最盛者，盖属杭州的西湖香市，其所蕴含的历史意义亦更为深刻。
　　明清之交，张岱记录了明代西湖香市的盛况及明末西湖香市废止的情形。其文载：崇祯庚辰年(1640年)三月，西湖昭庆寺遭遇大火，其后的两年杭城又发生大饥荒，“民强半饿死”。辛巳年(1641年)夏天，张岱游西湖，“但见城中饿殍舁出，扛挽相属”。壬午年(1642年)，在战乱及匪患之影响下，“香客断绝，无有至者，市遂废”。明代兴盛的香市渐次终结。至清代，钱塘人范祖述所著的《杭俗遗风》等相关文献又向后世展现了清代西湖香市复苏后的盛大场景。
　　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也就是从农历的二月十五到五月初五。但是，实际的时间要长于此。这期间，西湖堪称一年之中较为热闹之际。远近百姓聚集西湖，“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众人在西湖周边各寺院、杭城的庙宇中敬佛烧香。山中进香之处主要为上天竺的法喜寺、中天竺的法净寺、下天竺的法镜寺。此外，昭庆寺、灵隐寺、净慈寺、虎跑寺、大佛寺、玉泉寺、胜果寺、陆宣公祠、岳坟等处亦为香客云集之所。
　　香市时，杭城中“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无不云集……”既有普通百姓，又有士绅官员。天竺香市时，“文武百官，自抚台以下”皆于农历二月十八日前去拈香，众百姓随之。所以，前后几日，“’自茅家埠起。一路夜灯，至庙不绝……挨肩擦背，何止万万行人。”部分香客自发的组成定期班号，如天字号、坤字号、福字号等，有序的前往香市，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进香的秩序。更有苏、松、常、镇、嘉、湖等府所属各乡男女前来，他们穿着土布衣裳，身背香裳，自带米粮，数十人或数百人，成群结队，坐船到杭州进香。亦有安徽之香客顺京杭大运河南下，先至湖州白雀寺，而后南抵杭州。
　　各处香客涌入西湖及城内各山寺，敬山拜佛。各处香烛缭绕，香文化得以充分体现。就香的品种而言，主要有檀香、线香两种，日交易量“檀香数百十斤，线香千百左右”，其中少量烧点，余者皆送与和尚。所以，虽市中店肆以香铺为多。香市中所用之蜡烛亦是甚多，用余之烛，多被寺僧散放于仓中，其数量“不知其几千万斤也”。在天竺山及城隍庙两处还燃重“达数十斤之大烛”，运输之时，尚需“用架装住，两人扛抬”，众人和以锣鼓，抬至寺中而后点燃。燃烛剩余之部分由蚕农带回家中以作照蚕之用。礼佛敬香期间，善男子善女之布施大量钱财，各寺“莫不金钱满台”，“天竺出息全在香市”。“所以天竺和尚、吴山道士，白手求财，吃养不尽”，致使“各房头均有嫡派子孙，相传剃度，外人不得而与也”。香客在拜佛之同时，亦对历史上的忠臣良将进行拜祭及缅怀，其率多去向岳飞墓，以示对其怀念与崇敬之情。诗云：“香市才交二月辰，村村妇女走红裙。逢人便问栖霞路，道向祠前拜岳坟。”
　　众香客在敬香之余会在城内外的诸多市场(主要的市场有西湖的湖心亭，杭城中的松木场市、平津桥市、海潮市、龙翔桥市、佑圣观市等处)及各式店铺中购买物品，如王老娘木梳，张小泉剪刀，种德堂、庆余堂的药品等。各行生意人。面对大街小巷、挨肩擦背的香客，自然抓住此盛市之机，尽显其智，多售商品。固定店铺不足用，便有无数的临时供应店。菜馆、面店、酒楼、茶铺处处可见，就连灵隐寺的山房也开设饭铺，呈现“肆无留酿”的局面。灵隐一带的茶楼、面馆“亦莫不利市三倍”。各处买卖摊位更是不胜枚举。以昭庆寺为例：“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额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边通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大小生意尽现于市，其中“杭人编竹为小篮于香市卖之甚精”。当年范祖述往香市，居住留下镇时发现：“有业竹篮者，每逢春香，一家要做千余串钱生意。”
　　别具一观的是寺中僧人也利用此机会，出售寺中佛珠等特别物品。如钱塘人梁绍壬所载：“西湖昭庆寺山门前两廊设市，卖木鱼、花篮、要货、梳具等物，皆寺僧作以售利者也。”此外，“香市盛时，间有卖卜者”给往来香客占卜。更有趣的现象是，因受市中各色生意之泽，沿途乞丐亦能获利颇丰。他们“挨班坐索，各有位次。自茅家埠至普福茶亭以达上天竺，除棉线、蚕豆、糕饼不计外，其钱亦可乞得作一年粮草也”。足见香市期间香客之多，肆市之盛。

　西湖香市中有一部分香客来自普陀山，亦有一部分香客是欲到普陀山香市进香者。他们把西湖香市与普陀山香市联系来。清代，杭州、普陀两处水路畅通，往来方便，香客可在一日之内到达。进香普陀山者主要集于慧济寺、法雨寺、普济寺三大寺院。梅福庵、圆通庵、观音洞、说法石、紫竹林等处亦是进香之所。与西湖香市比较，普陀山香市所体现出的佛教文化气息远远胜过商品交易的肆市繁华，其热闹程度也就难与西湖香市相提并论了，所以，普陀之民大多前往西湖，其场景亦“为僧伽所艳羡”。然而，相对的冷清却使普陀山香市更好地体现了宗教文化意义。《普陀山志》载：“名山道场多矣，幽远清静无如兹土为最。数十里中，无居民夹杂，则，色空秽远，荤酗不闻，呼啼、诟谇、麈哗都绝。”别处香市“香客到处乞丐必多，独此隔远绝迹，真成极乐世界也!”其中韵味不无深刻。
　　清代西湖香市的兴盛场景，勾勒出了江南民众社会生活的画卷。来源广泛的香客以杭城的西湖为主要场域，以佛教文化为纽带，既有虔诚的礼佛，又有愉悦的游山互市，诸般面相为历史记忆注入了些许惬意之感。
　　西湖香市作为清代江南社会中的一个独特历史场景，其兴盛的原因亦值得探讨。
　　西湖香市的兴盛与相对承平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顺治二年(1645年)夏，清兵攻占杭州，至顺治三年(1646年)春，杭州境内除一些小的 山寇外，“无再与清人抵抗矣”。此后，清人通过强迫汉人留发、在杭城建立驻防兵营、兴文字狱等措施，使所辖之民渐趋臣服，社会逐渐稳定。特别是康乾盛世局面的开创，促进了生产发展及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原本富庶的江浙地区更不待言。以杭州城的人口增长为例，顺治十四年(1657年)，杭州府城在籍户数为二十八万一千八百五十一户，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上升到四十四万五千九百四十三户，男女大小丁口已达二百七十万五千二百一十一人。相对承平的社会环境、繁荣的经济及众多的人口是香市和着佛教文化得以兴盛首的重要条件。如清代庄述祖所语：“喧阗香市竺峰行，莫辨梵声与水声。岂是金人能人梦，宸章明示顺民情。”
　　西湖香市之兴盛与杭嘉湖地区的经济形式极具关联，是蚕桑文化赋予社会生活的巧妙安排。该地区是我国蚕桑业的发源地之一，明清之际，其蚕桑业及丝织业已极为兴旺，大量的农民以养蚕缫丝为生。袁枚在《雨过湖州》一诗中写道：“人家门户多临水，儿女生涯总是桑。”蚕桑业成为蚕农的主要收入来源，蚕农自然对生产安全极具渴望。因此，杭嘉湖一带的“祈蚕”习俗甚为浓厚。而此习俗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便是蚕农在香市之时到寺院庙宇中向“蚕花娘娘”等诸神祈福。农历二月正值养蚕业将要开始之时，至农历端午，养蚕缫丝结束，新茧新丝进入销售阶段。整个香市时间段与蚕农的耕作时间段大致相同。所以，蚕农随时可以赴香市祈求蚕桑业兴旺。特别是遇到灾年，该现象更为普遍。“小姑娇小颜如花，大姑盈盈秋水斜。联袂烧香三竺去，浴蚕时节便还家。”写出了“蚕娘”们前往香市“祈蚕”的情形。
　　西湖香市得以兴盛的主要原因是清代江南兴盛的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所致。此时期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成为观音信仰的中心，百姓的观音信仰发展到了极致。有“东南佛国”之称的杭州，“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且基本形成了区域性的佛教文化圈。即，以胜果寺、梵天寺等为主的凤凰山麓佛教文化圈；以灵隐寺、净慈寺、虎跑寺等为主的西湖佛教文化圈；以法华寺、东岳庙等为主的西溪佛教文化圈。此外，前文所述之普陀山亦有“海天佛国”之称，其处有精蓝(庵院)八十八处，茅蓬(包括洞)共一百二十八所，被视为观音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每逢农历二月十九日的观音诞生日、六月十九日的观音出家日、九月十九日的观音涅槃日，人们总是成群结队进香朝拜。所以，杭州城和普陀山便成为当时的进香中心。当然，此区域的民众信仰亦是多神化的，如杭州之小和山便供奉与道教相关的玄天上帝，农历三月三日为其诞辰，香客“络绎去者，何止千百十起”。法华山则供奉东岳大帝，农历三月十八日为其诞辰，杭州远近四乡农民，亦成群结队而至。庙里庙外几无立锥之地，热闹异常。农历七月，又有东岳“朝审”之日，进香东岳庙者“焚冥镪至万万。有投文舍身者，有扮犯罪许愿者”，以达惩善扬恶之情。
　　总之西湖香市是以佛教为主的宗教文化的反映，“天竺春来香市多，香风一路念弥陀。西兴渡口舟无数，争向三郎庙畔过。”它将男、女、老、幼、官、民、僧、俗统一于承平的社会语境之中，反映出江南文化的另一场景：“乡民扶老携幼，焚香顶礼大士，以祝丰年。宝马香车，络绎于道……晨钟暮鼓，彼此间作，高僧徒侣相聚焚修。洵佛国也。”
　　佛教文化兴盛之背后亦有政治因素的推动。时人对此归纳道：“两朝崇敬佛力，宏深善信，皈依慈航，接引千百香火道场。虽其间不无废兴，而至今日则崇高焜耀……”康熙帝先后六次南巡，其中五到杭州，除巡视政事外，大多参拜寺庙，封赐题字，其曾下诏“增广斋田，赐帑修寺”。乾隆帝亦六到杭州，十上灵隐，亲自撰文题诗称颂天竺观音的灵验：“灵感无不应，香市倾城走。”作为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之象征的皇帝，其此举多少促进了地方官民礼佛的兴盛及对名刹、寺庵的修建。特别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清政府下诏取消对佛教僧人的官给度制度，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良好的政治氛围。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信息传达及行为建构的重要环节，其对民间佛教文化的发展不可能无动于衷。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巡抚李卫奏请把孤山行宫改为圣因寺，同时修建了大量寺庙。官员在修建寺宇之时。甚至利用这一文化形式与皇帝加强沟通。如《明史》总裁官王鸿绪在浙省时，每年正月都去普陀山进香并召集众僧“虔祝圣寿”。其上书康熙帝的一奏折中载：“今年，全家人于正月十二日到山。十五日于合山寺观及静室进香，二十日请和尚心明拈香，并设齐本山各处寺宇与朝山僧众，共有一千三百余人，皆合掌念佛同祝。”其浩大声势给宗教文化注入了政治符号，且为其兴盛推波助澜，也自然为香市注入了附加的政治因素。此外，整个香市期间，既有众多香客又有无数买卖之场所，官方却没有从中收取赋税，这也有助于香市的兴旺，个中原因亦值得研究。
　　香市是江南地方社会的一种民俗活动，是此区域开放文化观的体现。封建社会，未婚女子不得私自外出。《礼记》载，“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若出门，“必拥蔽其面”。又有女子贞洁观的标尺一直为家庭社会所奉行之仪。香市时，诸多妇女孩童纷纷走出家门，甚至夜宿于外，期间子女游街、妇人登楼等现象也不鲜见。有时女子于众多人群之中从事敬佛烧香及买卖用品的活动，定与他人相接触。这些都是对封建伦理规避的一个冲击，自然会遭到当时诸多官员及士大夫的反对。江苏巡抚陈宏谋指责此现象：“妇女礼处深闺，坐则垂帘，出必拥面，所以别嫌疑、杜窥伺也。何乃习于游荡，少妇艳妆出头露面，绝无顾忌，或兜轿游山，或镫夕走月，甚至寺庙游观，烧香做会，跪听讲经，僧房道院谈笑自如。”由于此种伦理偏差与政府支持的佛教文化密切相关，且尚未冲击封建统治，所以，此种独特的“女性亚文化”便有了存在的合理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封建社会某种程度上守持之中略带开放的文化观，也恰恰反映出民间社会的实态。

清代江南香市向后世展现了传统农耕社会中江南民众的生活实态。繁华热闹的历史场景与当时的宗教文化、经济形式、政治环境及开放的社会风气互为表里。既是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又能促进上述因素发展，有益于江南地区民间社会的经济文化交流。生活困苦又终年劳顿的百姓，通过香市释放了情感，开阔了视野，加强了联系，自然有利于社会和谐。香市为天竺和尚、吴山道士带来巨大利益，所以，杭城庙宇寺观之建立比比皆是，竟成佛海。香市自然也成为影响杭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子。沈风人在《西湖古今谈》中言：“杭谚云：‘三冬靠一春’，连整个杭州的经济生命，都还叨了这个香市的光呢。”特别促进了与宗教文化相关的手工业的发展。
　　其一，促进锡箔业的发展。锡箔者，为表面涂有一层薄锡的纸，多被叠成或者糊成元宝形状，在祭祀或敬佛时将其烧掉，以示虔诚，其作用如冥币。香市时，香客对此之需求量甚大，因

此为更多人提供了谋生的途径。杭城内造此者“不下万家”，更有“贫户妇女借砑箔纸以度生者，城内外十家而九”。甚至产生了专门从事此业的职业工人，即“箔匠”。其具体数目难以统计，但是，有史料记载，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李秀成率部突然袭击杭城，箔匠数千人与民团、机匠、铸钱匠协助清军抵制。太平军破城时，箔匠组成二道防线，数万人群起击之，“与旗营声势相倚，遥为牵掣”。该事例间接说明杭城以锡箔业谋生者之多，而长达三四个月的西湖香市自然成为促进锡箔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二，促进香作业的发展。香市期间所需香烛无以计，遂“香火纸灰，出息不少”，杭城大小香铺、制香作坊“靠此容身亦有百十余家”。西湖香市、普陀山香市和着浙省其他地方不同时令的祈福敬佛活动，使得杭城以外一些地区的香作业也渐次发展起来。有的香作业作坊雇有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生产，颇具规模。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嘉兴府秀水县有多人在城内外开设香铺，由于工钱问题铺主与工人发生纠纷，地方政府不得不略带镇压意味的出面协调。香作业带来的利益纠纷说明了佛教文化对地方经济的巨大刺激作用。其中香市的因素自然不可忽略。
　　总之，香市为广大民众提供了情感表达的平台，在封建社会中，除了香市、庙会似的集会外，很难再找到民众交流如此活跃的历史场景。香市期间，士、农、工、商，儒、释、道等各种社会角色竞相登场。各种活动场景直接或间接地整合了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等因素，用一副栩栩如生的动态画卷展现了江南社会的风土民情。
　　然而，至清末，受战乱所及，香市盛况亦曾衰减。咸丰十年二月二十七日(1860年3月19日)、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太平军于先后两度占领杭州。期间兵事使西湖的寺院、庙宇多半被毁，美景尽失，往昔香市之盛景自然不复存在。民国《杭州府志》载：兵燹后“湖上梵宫灰烬大半”，只有天竺、灵隐及吴山各庙在官员、富户捐募下，次第加以修复。以后多年，各郡县乡村蚕桑业、农业收成好转，香市才渐恢复。但是，部分官员对兵燹后的社会秩序倍加关注因而限制香市，致使“杭城内外市面交易为之骤衰”。曾任仁和县知县的许瑶光作诗感叹到：“杭州称佛海，今日几僧存。香市虽天竺，枯堂少世尊。巡游希盛事，敕建话前恩。莫救众生苦，如来空法门。”
　　再则，近世文明使人们对香市产生了有别于旧时的认知。至光绪庚辰岁(1880年)地方政府认为香市多为迷信之举：“夫香客之来，为求福来耳。抑知福缘善庆，平时无一善之可名，而欲于旃檀求之，谬矣。习俗诬妄，踵焉不察。在上者禁之，亦黜邪祟正之一法也。”遂禁止，致使“嘉湖各属裹足”，“六桥花柳、三竺云山都为减色”。实际上，官方此举忽略了香市的另一面相，即茅盾所分析的，香客并非十足的迷信主义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仅将香市当作“狂欢节”，“借佛游春”而已，是封建社会特殊语境下民众生活方式的另一种展现。至于西湖香市何时恢复，已无从考之。但此后之香市，无论是拜山敬佛还是“祈蚕”求福，抑或买卖交易，都已不现昔日兴盛之场景。清代西湖香市兴盛的画卷亦由此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忆。
　　今天，香市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已与庙会一同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时间的流逝，香市的历史原貌越发模糊，如何更好地还原与保存关于它的历史记忆是个颇有价值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