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潜耗于外洋，凡在臣工，谁不切齿！

　　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本大臣誓为天朝断此祸根，万不肯使夷船鸦片再留有萌孽。

　　　　　　　　　　　　　　　　　　　臣　林则徐声明谨奏

　　　　　　　　　　　　　　　　　　　　　道光十九年

清道光年间湖广总督林则徐的这份奏折，是中国历史上一份著名的历史文献。它直接导致了此后

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也在某种程度上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一、屈辱的第一步――《南京条约》
像历史上任何封建皇朝都必然由建立辉煌到走向衰亡一样，十九世纪中叶的封建清皇朝，已经远

离了“盛世”的繁荣，越来越表现出衰败的迹象。这种迹象既表现为其统治本身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如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农民起义的冲击，以及清皇朝赖以存在的八旗军的空前疲弱；同时，更表现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个曾盛极一时的东方大国，已经明显地落后了。在这一时期，以英、法、美等为代表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迅速发展的历史轨道。而随着近代工业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各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增加利润，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就把扩张的触角伸向了中国。这一点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因此，东西方两种制度，两种文明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激烈的冲撞。在中国，这种冲撞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的。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在自然经济下生产的商品茶、丝等很受西方欢迎，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出

超的优势地位。而且，自十六世纪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基本遵循着闭关锁国。这一政策曾经起到过防御外国入侵的积极作用。但到了近代，却客观上成为中外贸易发展的障碍，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可能获得的经济利益。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扭转贸易逆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的一些商人，竟然采用鸦片走私的方式掠夺中国人民。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从事鸦片贸易的垄断企业。它自1773年取得鸦片专卖权以来，到1800年“就已经将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在中国推销鸦片的技术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从十九世纪初年到鸦片战争前夕，走私进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急剧上升。1800年这一数字为4570箱，1838年即达到了40200箱，增加了近8倍。不仅如此，英、美等国政府还大力支持鸦片生产、贸易，鸦片贩子则利用武装力量来保卫走私，在中国内地步下走私网。鸦片贸易的日益猖獗，一方面使得白银大量外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一方面又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体魄，同时也使得本已十分腐败的清政府官僚体制变得更为愦烂。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纷纷以各种方式打击鸦片贸易；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也深刻地认识到

鸦片的危害性，力主戒除，林则徐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上述奏章中所指出的“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充分表现了他心急如焚，强烈要求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之情。道光皇帝为林则徐的爱国激情所打动，也为鸦片吸食将带来的严重后果所震动，于是决定采纳严禁派的主张，下令“上紧查拿”鸦片贸易。

在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1839年1月8日离京前往鸦片

走私最为猖獗的广东厉行禁烟。他采取积极的外交与行政措施，取得了禁烟运动的初步胜利。虎门销烟就是这一运动胜利的集中体现。

然而，以英国鸦片商人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能容忍鸦片贸易的受挫，他们借此机会将

蓄谋已久的战火烧到了中国大地。

1840年6月28日，由英国16艘军舰、4艘汽船、28艘运输船及540门大炮、4000名士兵组成的

“东方远征军”封锁广东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国资产阶级政府为攫取更多侵略权益，在战前就已经做了充分准备，战争中又调兵遣将，反复攻战；中国人民和爱国将士浴血奋战，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抵抗；主张妥协投降的主和派与主张“羁糜”英军的地主豪绅及商人，则完全是一副奴才嘴脸，钦差大臣琦善甚至在1841年1月擅自与英国公使义律签订《穿鼻草约》，私许割让香港、开放广州、赔偿烟价600万元。封建统治者的代表道光皇帝由于不了解世界形势，盲目自大，又害怕人民自发组织的力量发动起来于己不利，在主战与主和派之间左右摇摆，最后归于妥协求和。这样一来，在统治阶层意见不一，相互牵制的情况下，下层爱国官兵的奋勇抵抗终于无法抵挡敌人的大炮。1842年8月上旬，英军76艘舰船侵入南京江面，清政府决意求和。29日，钦差大臣耆英代表清朝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因南京又称江宁，故也称《江宁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1843年7月22日与10月8日，耆英又在广东与英国侵略者先后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

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作为对《南京条约》的补充。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一条约共计13款，加上后来的补充条约，英

国侵略者从中国攫取的特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强占香港。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英国侵略者就认为，香港有非常安全、广阔的停泊港，

给水充足，并且易于防守，是极好的控制中国的据点，用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话说：“香港是插入中国领土的一个楔子，同中国大陆的关系正如瓦特岛之于英国，长岛之于美国”。有了这样一个据点，一切军事、经济上的侵略活动都可以在英国的公开保护下进行。在琦善与义律秘密签订《穿鼻草约》之后，英国即已霸占香港。《南京条约》第三条则对此加以确认，规定清政府将香港割让英国，英国“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从此，中国领土不再完整，英国在南中国建立起殖民统治，直到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香港1997年归还给祖国的联合声明，笼罩在中国人民心中的阴影才彻底散去。

二，  赔偿巨款。《南京条约》的第4、5、6条分别规定，中国赔偿英国鸦片烟价六百万元、商欠

三百万元、军费一千二百万元，共计二千一百万元，分四年付清，这其中还不包括广州的“赎城费”六百万元。这笔巨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约三分之一，并且全由中国的“白银支付，并且装运到伦敦或加尔各答，……在那里重加铸造，每一银元约可得四先令六便士”。

三，  五口通商。《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

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从此，中国东南沿海各省门户大开，资本主义商品汹涌而来。中国白银为之大量外流，“华人生计，为其所夺”。其后的《虎门条约》更进一步规定，准许英国人在五口租地建屋，永久居住。外国侵略者利用这一点，恣意引伸，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直接管理的租界，以其为控制和掠夺中国的据点。如果说割让香港标志着外国列强对中国领土的强夺，五口通商则以合法的形式公开承认了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四，  控制关税。《南京条约》第10条规定中英协定关税。所谓协定关税，是指 “英国商民居住

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这事实上意味着中国从此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也就是说，只要英国不同意，中国就不能自主地增减海关税率。《五口通商章程》更规定“值百抽五”即百分之五的低税率，摧毁了关税壁垒保护封建经济的作用，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至于能够为英国资产阶级带来暴利的鸦片，虽然在《南京条约》中只字未提，但实际上达成了允许它免税大量输入的默契。这样，中国事实上已经无法独立自主地行使国家控制经济的权力，从而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能力。从经济学的角度说，这一规定直接导致了现代中国工业完全置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打击之下，无法正常发展。

五，  破坏中国司法主权。《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凡是英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交涉词讼”，或在中

国领土上犯罪，其如何定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官）照办”，中国官员无权依据中国法律进行判处。这就是所谓的“领事裁判权”制度，它严重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开创了外国人在中国犯罪而不受中国法律管事的先例。不仅如此，对曾经为英国鸦片贸易和军事侵略效劳的一小撮民族败类，《南京条约》第九条还规定，“均由大皇帝俯降谕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被拿监禁受难者，亦恩加释放。”这样，就以合法的方式保护和豢养了一批卖国求荣的外国代理人。

六，  片面最惠国待遇。按照国际惯例，最惠国待遇应该是缔约国双方的对等权利。但《南京条约》

及其附带条约，却将这一制度歪曲为外国片面享受的特权。《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后来，清政府与美、法等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也都有同样规定。通过这一规定，英、美、法等西方侵略者利益相关，在侵华问题上结成了肮脏的伙伴关系。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接踵而来。1844年2月，美国专使顾盛率船队到达澳门，以“面见皇

帝”相要挟，又以武力相威吓，胁迫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于7月3日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通过这个条约，美国不仅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攫取的一切特权，而且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进一步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由英国的所谓“秉公议定”到须经美国领事官“议允”，规定美国兵船可以任意进入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易”，以及允许美国在五口建立教堂、医院等。条约还规定12年后续约，为日后向中国勒索新的侵略作准备。《望厦条约》的这些条款，是对《南京条约》的扩展，因而也就更加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望厦条约》订立后，顾盛得意洋洋地报告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它把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

在此之后，法国、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西方国家，也

纷至沓来，要求“共同分享”英国所得到的侵略权益。清政府抱定“一视同仁”的政策，统统给予满足。在列强的逼迫诱骗下，近代中国以空前屈辱的方式“开放”了自己的大门。

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前，中国是一个政治

上独立的国家；战后，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战前，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封建国家；战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日益解体，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南京条约》的签订，就是中国向半殖地半封建社会迈进的第一步，它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耻辱的标记。

随着近代中国发生的这一系列重大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鸦片战

争之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此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但是，与上层统治者中的投降派形成鲜明对照，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对侵略者痛恨万分，

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当地百姓即扶老携幼，当众唾骂璞鼎查等人，还打伤了英国人；朝廷中的主战派亦采取激烈的措施抗议投降割地。所有这一切都昭示着，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必将到来。

二、难填的欲壑――《天津条约》、《北京条约》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鸦片贸易事实上已经公开化，但是，英国资产阶级还不满足，他们还要进一步扩大对华的工业品销售，为此就要迫使中国开放更多商埠，进一步控制中国海关，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因此，英国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约”要求，并随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美国充当了这次战争的帮凶。

1856年10月，一艘名为亚罗号的划艇停泊在广州黄埔，因其窝藏海盜，被广东水师发现，船上有12名水手被捕。由于这只船的船长为英国人，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就借此机会大加发挥，说中国政府侮辱了英国，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强硬照会，要其立即送回全部人犯，并向英国道歉和赔偿。但当叶名琛遵照他们的要求送还全部人犯时，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以种种稀奇古怪的理由诸如送还水手的清朝官员职位不够高，道歉诚意不够等等，拒绝接受，并于23日向广州发动海上进攻，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此开始。在此之前，法国也以“西林教案”为借口，积极准备侵华。1854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到广西西林县传教，因包庇作恶教徒引起公愤。1856年2月被西林当局逮捕，并在站笼中死去。当英国发动对广州的战争后，法国立即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予以响应，出兵东来。英、法的军事行动，对于早想获得更多“共同权利和利益”的美、俄来说正中下怀。于是，由英、法联合出兵，美、俄充当帮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成为列强共同进行的侵华战争。

两广总督叶名琛在整个战争中的表现既狂妄又无知。在英国第一次攻击广州城时，他未作认真备战，由于英国当时还不具备足够的兵力，广州得以保全。到了1857年7月，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带着陆海军部队再迫广州时，他依然认为英军必不敢进攻，拒绝英、法照会，而且不作任何战守准备，加之其同僚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和广东巡抚柏贵卖国投降。所以，尽管爱国官兵和广州人民奋起抗敌，广州城还是在12月底被侵略者占领。

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国各率军舰陆续北上到天津大沽口，并以威力相威胁，要清政府派出全权代表与其谈判，答应其无理要求。1858年5月底，被侵略者的大炮打开，满载着1000多名英法侵略者的12艘兵舰趾高气扬、耀武扬威地溯河而上，26日直抵天津。在此之前，俄、美以“朋友”的形象出现，他们积极地“从中说合”，通过“和平的”欺骗手法，诱使大学士桂良等清政府代表于6月13日和18日，分别签订中俄、中美《天津条约》。英国代表额尔金和法国代表葛罗则始终以强横态度，迫使清政府全部接受他们的条件，一再以中断和谈、进军北京相威胁，大发淫威，充分展示了侵略者的本质，让中国人看到了他们的肮脏嘴脸。正如额尔金所说的那样：“由于手枪正对准咽喉，所以钦差大臣们也只得接受英国的全部要求。”6月26日和27日，桂良等人分别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

　　这四个《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一，  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这一规定改变了以往外国使节只能在香港、上海活动，而且不能与清朝中央直接打交道的惯例，严重干涉了中国的外交与内政。

二，  开放牛庄、登州、台湾、潮州、淡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在各口租房居住，买地建教堂和医院。在后来具体实行时，牛庄改为营口，登州改烟台，台湾选台南、潮州改汕头。

三，外国人可自由进入内地传教、通商、旅游，外国商船和军舰皆可驶入长江各口。

四，扩大领事裁判权，规定外国人之间的任何纠纷与刑事犯罪，中国官府都不得过问；中外民人之间的案件，则由中外官员在外国领事监督下进行“会审”。

　　 五，对英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

　　 六，减低关税。

在此之后，桂良、花沙纳还在上海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于11月8日和24日，分别与英、法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各十款，内容主要是：承认鸦片贸易合法，每百斤征税三十两，一般商品抽时价5%的关税；洋货运内地只要再抽2.5%的子口税，即可畅行阻；各海关税务务请外国人帮办。

《天津条约》是《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扩大。通过这一条约，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自主权丧失得更多，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了。可是英国大资产阶级仍不满足；清政府则对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的条款，感到有损“天朝尊严”，也急于改订条约。可是当时的咸丰皇帝没有想到，“天朝”的强盛决不会失而复得，中外的军事力量差距也绝非一日之寒，所谓的“修约”，其结果只能是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绳索更多更紧，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更加加深了。

1859年6月，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和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先后抵达上海，为了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他们拒绝在上海会见清朝的代表，交换《天津条约》的文本，而是派海军北上要挟清政府。6月17日，20艘英法美军舰驶到大沽口，寻衅挑战。在受到重创之后，1860年2月，额尔金、葛罗再次分别率领大大扩充后的英、法军队来到中国，先后占领大沽北塘、新河、军粮城等。8月24日，英法联军攻陷天津。清政府没有料到一再退让，寻求和局的诚意，换来的是这样一个结局。他们惊恐万分，急派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英法联军以继续进行军事进攻相要挟，不断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并于9月18日与21日，攻陷张家湾和通州、八里桥等地，咸丰皇帝惊慌出逃。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闯入北京西北郊，疯狂抢劫了圆明园。圆明园是明代皇室花园，周围三十华里，经清朝近两百年增修扩建，集中了中国封建时代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内有精美建筑二百余座，收藏着大量历代珍贵文物，图书字画和金银珠宝，其中有无数欧洲人从未见识过的金石、玉器、瓷器、珐琅制品等。侵略军入园后，将凡能搬动的种种艺术品和精美的文物，统统抢走。抢不走或一时来不及拿走的，便加以打碎、撕毁，就连额尔金也承认说：“劫掠和蹂躏这样一个地方，已够坏了，但更坏得多的是破毁，原来总值一百万镑的财产，我敢说五万磅也不值了”。当时参与抢劫的强盗这样描述自己的丑态：“一大群各种肤色、多种式样的人，……全部闹轰轰地蜂涌而来，扑向这一堆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着，争先恐后，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来，赌咒者、辱骂者，叫喊者……谁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镶有珠玉的时计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最后，额尔金为掩盖英法联军的抢劫丑行，并给中国皇帝以公开的屈辱，使其永怀恐惧之心，又下令烧毁圆明园。大火延烧三天，烟云笼罩北京全城。这座凝聚着中国人民智慧和血汗的“万园之园”，在侵略者的践踏下，化成一片废墟！对于这一践踏人类文明的野蛮行径，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抨击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夏宫。一个进行洗动，另一个放火焚烧。胜利原来可以成为强盗”，“在历史的审判台前，一个强盗将叫做法国，另一个则叫做英国。”

10月13日，英法侵略军占据安定门，北京陷落。10月16日，英法代表向清政府主持和议的代表奕訢提出要求赔偿英国三十万银两、法国二十万银两，作为抚恤金，在22日交付。并规定23日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订“续增条约”。在交涉过程中，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继续充当可耻的“调停人”角色，从中国东北抢得了更多的权益，强迫清朝同意批准了《瑷珲条约》。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下令说：英法联军已经入城，“一经驳斥，必致决裂，只可委曲将就，以期保全大局”。奕訢秉承此旨，全盘接受侵略者的条件。10月24日，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共九条。次日，中法《北京条约》也签订，共15条。与此同时，参约各方还互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两个《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

　　二，增开天津为商埠；

　　三，准中国人出洋做苦工；

　　四，将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

　　五，归还从前没收的教主教堂，为进一步扩大对华宗教侵略制造依据，法国统治者还在条约中文本擅自加上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内容。

六，  赔偿英、法军费，各八百万两，同时支付英国“抚恤金”50万两，法国20万两。

《北京条约》签订之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宣告结束。通过《天津条约》和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国门户为之大开：通商口岸一下子增加了11个，且深入长江和南北沿海，尤其是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天津开放，更使得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外贸主权、司法主权等进一步丧失；而各国公使常驻北京，又极大便利了各国对清政府就近施加影响和加强控制；准华人出国做义工，事实上承认了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合法“地拐骗、贩卖人口，将广大劳动人民在饱受摧残的道路上又向前推动了一步；教堂的恢复与重建，则公开地认可并保护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文化侵略与渗透，并给教职人员收集中国各方面情报提供了便利条件；更为严重的是，九龙半岛被割让给英国，中国割地的历史再次上演，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再次被破坏，英国在南中国的侵略据点扩大了。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清政府在战争开始之初要保住“天朝上国”的体面的想法，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以国家主权进一步丧失，人民更加困苦为结局。

三、150万平方公里黑土地的悲泣――《瑷珲条约》
在英法联军对中国进行的侵略与掠夺的同时，与中国领土毗邻的沙俄，还乘火打劫，软硬兼施，“调

停”与军事威胁双管齐下，从中国强行占去大片领土。

沙俄垂涎我国东北领土由来已久，早在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历届沙皇都没有放弃对

中国黑龙江流域的觊觎，也从未对《尼布楚条约》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感到过满足。在他们眼里，占有航行便利的“阿穆尔河”对俄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的衰弱暴露无遗，沙俄按捺不住自己的侵略本性，不断以武力侵略、强占等方式蚕食黑龙江流域的领土。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这只双头猎鹰更是将目光瞄准了整个东西伯利亚地区。《瑷珲条约》就是它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

1858年5月，沙俄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之机，派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大批俄军到瑷珲，

与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他在会上大肆恐吓，以开枪放炮制造战争恐怖。奕山被穷凶极恶的俄国人吓得方寸大乱，不顾朝廷批准与否，私自与之签订了《瑷珲条约》。

　　《瑷珲条约》总共只有3款，其主要内容为：

　　一，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讷河至松花江海口，划归俄国所有；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归中俄“共管”。这样，俄国得以侵占我国东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只有江东六十四屯仍由中国人永久居住和归中国管辖。

　　二，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两岸所住之居民，可以自由通商。　　　　

《瑷珲条约》是沙俄对中国骇人听闻的掠夺，通过这短短的几行字，东北地区富饶肥沃的大片国

土就易于敌手！签约的第二天，穆拉维约夫就兴高采烈地在新侵占的领土上祈祷，狂呼“阿穆尔终于归俄国所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就指出：“俄国由于最近的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八百英里。”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尽管奕山的态度与签字并不代表清政府，但《瑷珲条约》最终还是被批准生效。它成为沙俄割地的首例，也是近代史上割地面积最大的条约。然而，这只猎鹰那里给予中国人民的屈辱，才刚刚开始。

在《瑷珲条约》订立后半个月，6月13日，沙俄还诱迫清政府订立了中俄《天津条约》，除取得其

它侵略者的利益外，还规定“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给日后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土地埋下伏笔。

1860年10月，乘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机会，沙俄公使伊格纳切夫向清政府进行战争威胁，同时又

表示愿任中国和英法之间的“调停人”。通过这种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清政府同意批准《瑷珲条约》，并于11月14日另订中俄《北京条约》，条约明确规定：把乌苏里江以东和江源头以南直到滨海的中国领土割给俄国，这些土地面积总计达40万平方公里。只留下少数居民点及渔猎区，仍由中国人居住、渔猎；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从沙宾达巴哈经斋桑淖尔、特穆尔图淖尔（今伊塞克湖）至浩罕边界，以山河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为界。根据这一条，1864年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获得了以下特权：增开喀什噶尔（今喀什）为商埠，俄国商人可在库伦（今乌兰巴托）、张家口等地零星从事贸易；俄国还可在这些地区增设领事官，享有领事裁判权。更严重的是，贪得无厌的沙俄从中国又侵夺了4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这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乘人之危，掠夺了中国东北一百余万平方公里土地，接着又

夺去中国西北4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合计共达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5个浙江省那么大，这是近代中国失地最大、最严重的历史。它说明沙俄在侵华战争中得到了最大的权益。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后起的或较小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葡萄牙、荷兰等，见清政府老态龙钟，软弱可欺，也竞相派使臣来到中国，索取与英法同样的侵略权益。这更使得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雪上加霜。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了。历史已经到了非有大的变革不可的时候了，如果不改，就只能在屈辱、挨打的局面下继续历史的悲剧。而腐朽的清皇朝，这个时候已经不可能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它的阶级本性与历史地位决定了它只能一面奴颜婢膝地对侵略者妥协退让，一面则不遗余力地剿杀一切进步力量。这样，近代中国的历史，还将通过更多的不平等条约，更加忍辱负重地蹒跚前行。

四、宝岛蒙尘――《马关条约》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到九十年代，这一

过渡已日趋完成。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必然会引起对世界范围内殖民地的争夺与分割。而这个时期，亚洲只有中国、朝鲜、波斯、土耳其等，还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因此，帝国主义列强围绕着中国这块肥肉，在东北亚展开了一系列的角逐。在这场角逐中，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俄国与日本的争夺尤其激烈。而要争夺中国，朝鲜又是一个重要的据点。

由于1868年进行了明治维新，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道路，并仿效西方，积极地推行殖民扩张政策。明治天皇在即位时的《御笔书》中狂傲地宣称，要以武力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明治初年，日本统治者制定的“大陆政策”更明确指出，其征服世界的具体步骤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东北和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南洋、亚洲以至全世界。而“为了征服中国，我们必先征服‘满蒙’；为了征服世界，我们必先征服中国”。为了实现这个狂妄的野心，在此后20余年时间里，日本不断利用各种机会，扩充在朝鲜的特权。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所作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公然提出了“大陆是日本生命线”的侵略理论。他把所谓“守卫主权线”和“保卫利益线”作为日本“国家独立自卫”的基本方针。这样，日本的“大陆政策”就进一步具体化了。此后几年中，日本政府把国家年度收入的60%用于扩军备战。随后，以煽动向大陆扩张为职志的军国主义团体，如东邦协会、东洋俱乐部、殖民协会等，竞相成立。日本出现了一个向大陆扩张的狂热时期。1893年5月22日，明治天皇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规定以天皇直接领导和统辖的战时大本营为陆海军的最高军令机关。这标志着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日本向朝鲜和中国发动战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道”起义，斗争迅速席卷全罗、忠清、庆尚三道。

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一次出兵朝鲜，挑起战争的良机，于是指派驻朝使馆武官和参谋本部的情报官员，到实地收集情报，为出兵作准备。5月30日，日本参谋本部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与此同时，日本驻朝鲜公使还一再向清政府驻朝鲜的代表袁世凯探询，诱使中国出兵朝鲜，以便作为日本出兵的借口。袁世凯在接到朝鲜政府的正式请求后，于6月4日决定出兵，并于7日行文通知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早在6月2日知道朝鲜向中国请求援兵的消息后，当即在内阁会议上对派兵朝鲜作出秘密决议。决定“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力求“尽可能的居于被动地位，事事使清国成为主动者”，并避免第三国介入。之后，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到可在朝鲜采取任何断然措施的训令，立即率领4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20名警卫，于6月9日在仁川登陆。10日强行进驻汉城，扼守险要，构筑工事。到16日，进入的朝鲜的日军已有5000人，进泊朝鲜港口的日舰也有10艘。至6月底，侵朝日军更是达万人之多，数倍于驻朝清军。

在日本侵略朝鲜进而觊觎中国的意图路人皆知的情况下，清政府掌握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为了自己晚年的安逸和享乐，却想维持已有的安定局面，不愿自己的60岁万寿庆典受到干扰，力求通过妥协退让来避免即将到来的军事冲突。而北洋水师的掌权人物李鸿章，则出于保存淮军与北洋水师实力的目的，也想尽早和解。因此，他们非但不急整军备，反而压制主战者的要求，致使驻扎牙山的清军孤立无援。在外交上，他们又忙于向英、俄、美等申诉乞情，把解决战争危机的希望，寄托于列强的干涉上。

日本政府充分利用清政府的求和方针与列强的“调停”，从容地做好了军事部署。7月24日，在日本的主使下组成的朝鲜傀儡政府宣布向中国宣战，还“委托日本将驻扎在牙山的中国军队，驱逐出境”。与此同时，日本军舰也奉命直航朝鲜西海岸。25日上午，日本军舰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突然袭击中国护航舰只和运兵船，正式发动了战争。一直对中日和解寄予厚望的清政府，不得不仓促应战，8月1日，光绪皇帝颁布谕旨，对日宣战。同一天，日本天皇睦仁也颁布了宣战诏书。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所以中日两国之间的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被称为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历时八个多月，可分为三个阶段。从7月25日到10月中旬，主要战场在黄海海面和朝鲜境内。陆路军队由于清将叶志超的腐败无能，在9月中旬兵败平壤，弃城而逃；北洋水师在海上的战斗中英勇顽强，广大爱国官兵临危不惧，勇猛抗敌，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忱。与此相反的是，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有意夸大损失，坚持避战，竟然下令舰队开进威海卫，不准出海作战。

从10月下旬起，日军将战火烧至中国境内，到1895年2月中旬北洋海军覆没，是甲午战争的第二阶段。由于清政府地方将领大多贪生怕死，遇战即逃，所以虽然有爱国将士的浴血奋战，日军还是先后攻占了海城、大连、旅顺等战略要地，之后还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海军要塞毁于一旦。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李鸿章的错误指挥，通过威海卫海战，以及一小撮民族败类的叛变投敌，洋务派苦心经营了三十余年的洋务事业之重心――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威海卫失守后，战争进入最后的阶段。虽然有些将士尚能搏击沙场，但已经无法扭转日军长驱直入的侵略态势。2月28日到3月上旬，日军相继攻占牛庄、营口和田庄台，不到十天功夫，辽东战场6万清军全面溃败，京津受到威胁。在清政府的央求下，英、俄、美、德、法就中日战争进行“联合调停”，只是列强各怀鬼胎，都想乘机扩大本国在东亚的势力，调停很快以失败告吹。走投无路的清政府，只好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

1894年3月14日，李鸿章由其子李经方和美国顾问科士达等人陪同，前往日本马关(今下关)议和。谈判过程中，李鸿章乞求为清朝“稍留体面”，而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则动辄以战争再起相要挟，肆意勒索。李鸿章抱定妥协投降的决心，卑躬屈节，乞求日本为清朝“稍留体面”，即使在被暴徒小山半太郎枪击，左眼下角受伤的情况下，依然感谢日本方面的“厚待”，乞求尽早举行条约谈判。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李经方与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春帆楼签订了中国近代空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中国讲和条约》，通称《马关条约》。《马关条约》共11款，附有《另约》3款和《议订专条》3款。其主要内容为：

一，  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这实质上是承认日本对朝鲜享有完全的控制权，这就为它进而侵略中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据点，日本的“大陆政策”第一期目标基本实现；

二，  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及所属诸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宝岛台湾及广大人民从此陷于殖民统治的水深火热中。

三，  清政府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亿两。该款分8次在7年内还清，并规定：“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

四，  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船只可以沿内河驶入上述各口搭客装货，日本可以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

五，  日本人可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设立工厂，其产品免征各项杂税，日本货物均可设栈寄存。“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台湾人民更是强烈反对割让国土，而被各种力量掣

肘的光绪帝，百般无奈，只好“顿足流涕，奋笔书之”，咽下了这颗饮鸠止渴的苦果。日本政府则志得意满，兴高采烈。睦仁天皇称此举“洵足显扬帝国之光荣”，外相陆奥宗光则以“发扬国辉，增进民福”自诩。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来看，《马关条约》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清政府承认日本控制朝鲜，使日本终于实现了20多年梦寐以求的扩张目标，并把朝鲜变成入侵中国的桥头堡。条约的割地规定，不但使中国失去大片战略要地，而且使中国数百万台湾同胞，长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深重灾难中。条约规定的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所谓“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共计二亿三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当时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倍。清政府除了进一步搜刮人民外，只能大借外债，而列强通过附有苛刻政治条件的贷款，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在各方面的控制和掠夺。条约允许日本在华直接投资设厂，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同样享有这些权利。这样，列强在中国开设工矿企业或修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劳动力，就成为合理合法，这不仅沉重打击了中国尚未成长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而且更阻碍了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4个新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内航行特权的攫取，使各国得以深入长江流域的广阔地区，直接掠夺那里丰富的资源和倾销商品，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甲午战争的结果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国防力量的脆弱，并打破了

一段时期以来列强在东方所取得的暂时均势，骤然改变了远东国际关系原有的格局。俄、德　、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不满于独享远东，遂出现所谓“三国干涉还辽”的历史丑剧。日本自忖无法与三国公开对抗，不得不表示“日本帝国政府根据俄、德、法三国政府之友谊的忠告，约定放弃东半岛之永久占领”，忍痛吐出了这块已含在嘴里的肥肉。但同时又向清政府勒索了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这样，清政府对日赔款总数达到了2.3亿两白银。战后，帝国主义列强都以中国为宰割的对象，争先恐后地输出资本，掠夺利权，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在短短几年间，俄、德、法、日、英、美等国，在东方这块辽阔富饶的土地上，互相勾结，互相争霸，使中国陷于被瓜分的危局。这一切都表明，清朝这个老大帝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继续滑行。

五、“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辛丑条约》
在国家危亡的历史时刻，虽然清政府极力压制，但伴随着新兴的生产力与社会思潮而产生的爱国

力量，却奋起抗争，保护国家与民族的独立与自主。资产阶级维新派于1898年发动的百日维新，就是这一力量在政治上实现自身主张的尝试。这一改良运动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与力量不足而失败。但是，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民，仍然以各种方式继续进行斗争。义和团运动就是这一斗争的历史延续。

义和团主要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为主。它以反对外国教会、传教士及其教民，反对一切外来事

物为主要斗争目标，至1900年形成了高潮，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帝运动。广大团民以“灭洋人，杀赃官”为目标，并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其势力最盛时遍及华北地区，达到“羽檄一飞，四方响应”的声势。到1900年夏天，义和团运动已广及长城内外、黄河中下游的广阔地区，并曾一度控制京、津一带。下半年，又扩及长江下游、两广、西北和西南的边远地区。延续几十年的反洋教斗争，这时汇成了高峰。在这一斗争形势的鼓舞下，许多省区的会党也纷纷起义。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其蓬勃发展，动摇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更影响到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

利益。1900年3、4月间，帝国主义列强即以出兵“平乱”胁迫清政府，要其严厉镇压义和团。4月6日，英、美、法、德四国驻华公使奉本国政府密令，联合发出通牒，限令清政府两个月内把义和团“剿除”，否则将派出水陆各军代为“剿平”。5月28日，奥、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国一致决定，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进入北京。就这样，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狼狈为奸，联合发动了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它们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带领，向天津进犯，并于6月17日攻陷大沽炮台。清政府再次被推到战争的边沿。

在帝国主义大规模入侵面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主战派在清政府中占了上风。事实上，他们之所

以愿意与帝国主义开战，一来是因为与帝国主义有磨擦，一来则是有人伪造了一份“勒令太后归政”的洋人照会。列强反对废帝立储，已使慈禧太后怀恨在心，现在又听说要强迫他归政于光绪，更是恼怒万分，当即大喊：“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当以灭此朝食！”担心列强用武力强迫她交出权力的恐惧，使这个权欲熏心的独裁者，贸然于6月20日发出诏书，宣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但是，自保的根本目的决定了所谓主战派不可能真正与各国交战，而是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打击帝国主义的气焰，同时再借帝国主义的枪炮来缴杀义和团。

慈禧太后的宣战诏书下达后，各地方政府不是“奉旨”抗敌，而是忙于“互保”。6月26日，盛宣

怀代表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官员与驻上海的各国领事议定《东南互保章程》等文件，规定各督抚与各国“两不相扰”，共同维护社会秩序，阻止义和团向南发展。对于地方上这种公然“抗旨”的“互保”，慈禧下诏说与自己的意见“正复相同”。与地方政府这种“抗旨”行为相反，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各国使馆，并在天津等地对入侵的列强军队进行了英勇抗争。但随着战争的进行，慈禧太后见“归政”的传言未见证实，就逐渐从主战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开始对侵略者表示“友好”。在数万军民围攻使馆的过程中，她还派人给侵略者送去蔬菜和水果。天津新任帮办北洋大臣宋庆深知“老佛爷”的真正用意，竟下令军队攻杀义和团，使义和团腹背受敌，死伤惨重。7月14日，14000多侵略军占领了天津城。

8月4日，侵略军集结两万多人，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推进。虽然义和团官兵奋勇抗敌，但终因武器

简陋、组织松散，无法阻止联军的西侵。8月14日，俄、日两军抢先破城而入，北京陷落。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特许士兵公开抢劫三天。实际上，直到侵略军撤退之日止，各种形式的抢劫从来没有停止过。日军自供，仅从清政府的国库（户部）中，就抢走263万两银子。一个英国侵略者描写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的抢掠情况说，城门刚一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的一点有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日军抢光天津盐道衙门库存的几百万两白银后，美军接踵而至，强迫被俘的40名中国人，挖掘埋在地下的财物，挖了4天，又抢走了几百万两银锭。仅颐和园里的东西，侵略者就“括其所有”，用骆驼运往天津，运了几个月。就连平日大讲慈善仁义的外国传教士也乘机大发横财。北堂的法国大主教樊国梁一次就从户部尚书立山家里抢走价值100万两银子的财宝。

早在北京陷落以前，慈禧太后为了勾结帝国主义以对付义和团，便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

从广东进京与列强谈判。8月24日发布上谕，允准李鸿章便宜行事，会同庆亲王奕劻迅速办理“和局”。为了求得帝国主义列强对她的“宽恕”，慈禧太后还于9月7日发布“剿匪”上谕，正式宣布“痛剿”义和团。9月25日又惩处放任义和团的载漪、载勋、刚毅、赵舒翘等亲贵重臣，并加派亲英国和日本的刘坤一、张之洞参与谈判。12月24日，武装入侵中国的八个国家与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经过多次正式的与非正式的、会上的与会后的计议策划，联合提出《议和大纲》12条，照会清政府。逃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见“大纲”并未把自己当作“祸首”惩办，喜出望外，马上表示：“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

清廷批准《议和大约》后，又按照各国公使的要求，将这个上谕加盖御玺，作为同文照会的副本，

于1901年1月16日分送各使馆。但其后的议和谈判活动事实上不是在奕劻、李鸿章等与列强代表之间，而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进行。在“惩凶”、赔款等问题上，他们争吵为时近一年，直到基本满足了各方利益要求之后，1901年9月7日，奕劻和李鸿章才代表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西、比、荷11国代表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字。这一年是农历辛丑年，所以议定书称为《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的正约12款，附件19个。主要内容包括：

一，  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付清，加上年息四厘，共达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此外，还有地方因教案等原因的赔款二千万两以上，总数超过十亿两。这项赔款史称为“庚子赔款”。列强按照所谓“损失”多少分赃。条约规定，清政府以“关余”、“盐余”和“常关税”作为担保，通商口岸50里以内的常关，归总税务司管辖。从此，清政府的重要税收，除田赋以外，几乎全被帝国主义控制。清政府海关和盐务税收机构，成了替帝国主义收款的代办机关；

二，  准许各国在北京以及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派兵驻扎；大沽炮台以及从大沽到北京沿线的炮台，一律削平；天津周围20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军火和制造军火的原料根本上运入中国，禁运期两年以上。帝国主义由此完全控制了京津地区；

三，  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辟为专门的“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内驻兵，而中国人一概不准在界内居住。这样，使馆区成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

四，  清政府惩办“首祸诸臣”。最后被认定要判罪的有近百名各级官员；在外国人遇害受辱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5年；今后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具有反帝性质的组织，“违者皆斩”。清朝地方官吏所属境内如再有所谓“违约行为”，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五，  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指定由亲贵担任大臣。帝国主义妄图操纵中国的对外机构，硬要提高外务部的地位，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六，  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杉，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击毙，条约规定为克林德建立牌坊，对杉山杉“用优荣之典”，并派王公大臣赴德、日“谢罪”。

《辛丑条约》的订立，使帝国主义勒索到巨额赔款，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贫困和社会经济的衰败。条约赔款的基数四亿五千万两平均到每个中国人身上是1两，其总数则高达十亿两。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笔钱是根本无法还清的。帝国主义侵略军长期驻扎在中国的战略要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国防安全。从此，几十万清军对外来的侵略不起作用，只能起到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的作用了。设置特殊性质的使馆区，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改变清政府外交机构的地位，使之更适合帝国主义向中国勒索、发号施令的需要。另外，这一条约还不同于以往的不平等条约。一方面，它没有规定割让领土、开放口岸的条款；另一方面，却进一步设立军事据点和占领区。它表明，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控制愈加严密，所取得的权益愈为广泛了。

对于这样一个空前屈辱的条约，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却全盘接受了。她在《罪己诏》中竟厚颜无耻地宣称：“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还保证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是愿意做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忠实奴才的表白，从此，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1901年10月6日，慈禧太后随带行李车3000辆，离开西安，回返京城，沿途修路设宫，远近征调，勒索供应。1902年1月7日，回到紫禁城。见出逃前埋在地下的珍宝未被抢走，大喜过望。后来又大修颐和园，日费万金。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在战争前后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深刻地说明，帝国主义已经与清政府完全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共同奴役中国人民。以此为标志，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已经完全确立下来。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近代中国就这样一步步地变成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同时依然继续着残酷压榨人民的封建专制统治。然而，在无边的黑暗中，黎明的曙光已经在酝酿，促使人民觉醒的钟声已经回响在神州大地。无数有识之士在这黑暗中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于改写了屈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