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马骕编撰的《绎史》一书，裒集著述旧文，广征博引，熔裁成篇，纂录从“开辟”到“秦亡”之间的史事，排比先后，附以论断，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而且反映了马骕丰富的史学思想，颇有探讨之必要。

 

（一）

 

马骕（1621—1673），字宛斯，一字骢御，山东邹平人。“少孤，事母以孝闻。颖敏强记，于书无不精研”。[1]（p23）顺治十六年（1658年）中进士，谒选居京师，举为顺天乡试同考官。除淮安府推官。不久因推官设置裁撤，补派为安徽灵壁县知县。马骕为官，“有善政”，时称“廉能”。在淮安府任上，仅三个月就平反冤狱数起。任灵壁知县时，注重民情隐忧，每遇灾荒，辄减免赋税，革除弊政，安辑流民，“岁省民力无算，流亡复业者数千家”。[2]康熙十二年（1673年），因积劳成疾，卒于灵壁知县任上。马骕为官多年，迄无长物。灵壁士民皆感念其恩德，痛哭流涕，于“名宦祠”立位奉祀。

马骕不仅是良吏，更是良史。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远远超过他的政绩。他为后世之人所知，也是因为他在学术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马骕酷爱学术，“少习六艺之文，长诵百家之说”，[3]（征言）做官之余，手不释卷，博雅嗜古，尤其潜心上古历史的研究，先后撰成《左传事纬》20卷、《绎史》160卷，并辑成《十三代玮书》一部，现仅存目次。由于马骕研究历史主要集中在夏、商、周三代，且又取得了重大成就，故时人有“马三代”之誉。

马骕流传至今的两部重要史著《左传事纬》和《绎史》，在撰作上有一定的联系。马氏一生，博涉群籍，但他最喜欢《左传》，自称于《春秋左传》“笃嗜成癖”。他穷思精研，融会贯通，将《左传》的编年体裁改编为纪事本末体，成《左传事纬》。该书20卷，包括《事纬》12卷，分编108篇；附录8卷，即杜预、孔颖达序论及马骕所作《左丘明小传》1卷，《辨例》3卷，《图表》、《览左随笔》、《名氏谱》、《左传字释》各1卷。马骕从《左传》流水帐式的历史记载中选取108个篇目，以时间先后为序，按事类立目，重新剪裁排比，每事首尾完具，如“郑叔段之乱”、“齐桓霸业”、“宋襄图霸”、“晋文建霸”、“晋楚鄢陵之战”、“郑子产相国”等等，使人们对春秋时期众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由于该书分类得当，条理清晰，图表亦考证精详，故在当时就得到同道“欣赏”。[3]（征言）《四库全书总目》在著录该书时亦称其为“专门之学”。今人朱东润在编写《左传选》时，指出《左传选》“在选材的时候，基本上依靠马骕的《左传事纬》，这是一部在研究《左传》时，不可不读的著作”。[4]

《左传事纬》的编撰成功，不仅为马骕积累了编撰经验，而且鼓舞马骕在上古史研究上继续前进。他在编撰《左传事纬》的基础上，“推而广之，取三代以来诸书，汇集周、秦以上事，撰为《绎史》”。和《左传事纬》相比，《绎史》显然扩大了取材范围和记事范围，从更加宏阔的层面上对秦以前的历史进行较为全面的审视。

《绎史》一书，为马骕一生最得意之作。全书分五大部分160卷：一曰太古，记三皇、五帝等传说之事，10卷；二曰三代，记夏、商、周三代之事，20卷；三曰春秋，记鲁十二公之事，70卷；四曰战国，记春秋以后以至秦亡之事，50卷；五曰外录，记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10卷。该书取材宏富，先唐典籍大致收罗齐备，唐、宋类书中所引已遗佚的古书材料，也适当采择。在体裁上，除继续吸取《左传事纬》纪事本末体的体裁形式之外，还融合了其它各种体裁，颇有创新。诚如本书《征言》所云：“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瞭然具焉。”《绎史》在马骕生前就有刊刻，顾炎武看到此书，认为是“必传之作”。时人还将马骕的《绎史》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李清的《南北史合注》合称清初“三大奇书”。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皇帝南巡到苏州，特别垂问《绎史》之事，命大学士张玉书搜集马骕所撰史籍，令人至马氏本籍邹平，以二百两白金买下他所有著作的雕版，运抵京师，由内府收藏。

 

（二）

 

马骕曾说：“原夫载籍浩博，贵约束以刈其烦；群言异同，宜胪陈以观其备。”[3]（征言）这是《绎史》选取资料的总原则。从形式上看，《绎史》带有极浓的资料汇编的意味，很容易让人们看成是一部先秦史的资料集成。实际上，该书在编排资料时，是遵循一定原则来进行的。在资料选取、甄别、整理上有鲜明的特点和可供后人借鉴的经验。

其一，广搜博采，援据浩博。马骕作《绎史》，本着博取详稽的精神，对典籍中有关先秦之记述，竭泽而渔，搜括无遗，汇为一编。除了士子常习的《四书》之外，“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3]（征言）只《绎史·征言》中开列的引用书籍就达200余种，如果将注引书目也统算在内的话，竟多达300余种，资料丰富详备堪称先秦诸史之冠。马骕引书，范围至广，除经、史之外，子、集、传、笺、注以至类书、纬书等等，无不涉猎。李清在为《绎史》作序时，形容该书搜罗之富云：“控六籍，吞百家，驾九流，跨四部。……惟是秦焚楚火，言湮事轶之后，而能从百世以下，摘抉搜猕，使芒芒坠绪，粲然复著于斯世，与未烧无异，乃见马侯之有造于斯文不细耳。”可见，马骕对上古资料的采择，以博为胜。对点滴可用资料，都要搜集，使先秦时期很多湮没之事，粲然复彰。这是《绎史》成功编撰的基础，也是该书受人推重的原因之一。

其二，对不同的史料采用不同的取舍标准。马骕著《绎史》，广收资料，但不是滥收。对于不同的资料，马骕有不同的取舍标准。他把史料分成八类，认真鉴别，区别使用。

1、“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如《十三经》、《国语》、《战国策》、《老子》、《庄子》、《文子》、《荀子》、《韩非子》、《墨子》、《吕氏春秋》、《孙武子》、《司马法》、《楚辞》、《文选》等等。这类文献全书具在，流传比较完整，又比较可靠，“或取其事，或取其文，或全录，或节抄”，使用率最高。

2、“传疑而文极高古者，亦复弗遗”。如《神农本草》、《黄帝素问》、《阴符经》、《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竹书纪年》、《越绝书》等等。这类文献，“皆未必果出当年，要亦先秦遗书”，故也要利用。

3、“真赝杂错者，取其强半”。如《鬼谷子》、《尉缭子》、《孔子家语》、《孔丛子》等等。这类文献，“或原有其书而后世增加，或其书脱遗而后人补窜”，真假参半，需要认真鉴别，小心使用。

4、“附托全伪者，仅存要略”。如《三坟》、《六韬》、《亢仓子》、《关尹子》、《子华子》、《于陵子》等等。这类文献，“皆近代之人依名附托，凿空立言，浅肤不伦”，可信度较小，故只存其一二。

5、“汉、魏以还，称述古事，兼为采缀，以观异同”。如《史记》、《汉书》、《后汉书》、《白虎通》、《风俗通》、《淮南子》、《新书》、《新语》、《说苑》、《春秋繁露》、《论衡》、《新论》、《潜夫论》、《颜氏家训》、《华阳国志》、《拾遗记》、《搜神记》、《博物志》、《法言》、《盐铁论》、《焦氏易林》、《抱朴子》、《文心雕龙》、《高士传》、《列仙传》、《方言》、《释名》等等。这类文献，“去古未远”，虽为后人追述，但仍然保存了多少不等的有关先秦历史的信息，故而“采取详略不同”。

6、“全书阙轶，其名仅见”。如《黄帝内传》、《轩辕本纪》、《太公金匮》、《公孙尼子》、《尸子》、《鲁连子》、《燕丹子》、《金楼子》、《丧服要记》等等。这类文献，或真或伪，有佚有残，对于其中能加以利用者，亦谨慎使用。

7、谶纬之书，亦加搜罗。如《易》之《乾凿度》、《稽览图》、《通卦验》，《诗》之《含神雾》、《推灾度》，《书》之《璇玑钤》、《考灵曜》，《春秋》之《元命苞》、《演孔图》，《礼》之《含文嘉》、《稽命征》，《乐》之《动声仪》、《稽耀嘉》，《孝经》之《援神契》等等。这类文献，“立名诡异，而托诸孔子，起自汉哀、平之际，皆附会也”，但其中也决非一无可取。马骕审慎采择，以补文献不足。

8、“笺、注之言，类萃之帙，虽非全璧，聊窥一斑”。如《十三经注疏》、《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汉书注》、《后汉书注》、《三国志注》、《水经注》、《世说新语注》等等。这类笺、注之文，保存有很多远古传说资料，“旁证尚论，存古最多”。而《通典》、《初学记》、《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献通考》、《通志》、《玉海》等等“类萃之帙”，“其引用古书名目，今多未见，或联载数语，或单存片言”，都在采择之列。

由于马骕能根据资料的不同情况进行合理的取舍，故《绎史》一书，不仅取材宏富，而且运用资料恰当，体现出既“约”又“备”的特点。“约”表明作者对各类史料的价值有清楚的认识，决不不分轻重地滥收；“备”表明作者视野宏阔，决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资料。

其三，疑则传疑，考订鉴别。《绎史》汇集诸家记载，加以精心排纂以成书，然诸家所记，“或事同文异，或文同人异”，在内容上有出入。遇到这种情况，马骕就将诸家记载胪列并陈，“互见叠出，不敢偏废，所谓疑则传疑，广见闻也”。[3]（征言）甚至诸书用字不同，马氏抄录时也都依原样，不作改动。如同是记载周人杀苌弘，《左传》、《史记》、《韩非子》、《说苑》、《淮南子》、《拾遗记》等文献的说法均不相同，马骕云：“诸言杀苌弘不同，并载之，以备考。”[3]（p1819）《绎史》这样处理史料，不仅做到了疑则传疑，而且给后人以考证的余地。

疑则传疑不失为忠实传述历史的好方法，但在《绎史》中，马骕并非事事处处都疑则传疑，对于自己能够进行考订的资料，均进行了考订鉴别。其形式有：1、指出诸种文献记载的歧异。如“雍廪”一词，《左传》与《史记》记载不同，马骕指出：“《左传》以雍廪为人名，此（《史记》）以雍廪（林）为地名。”[3]（p1002） 2、对各种文献的记载进行比较，指出正确的或错谬的一种。如关于齐国的世系，马骕在比较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等的记载之后，指出：“《史》叙诸公明晰。”[3]（p1182） 3、指出文献记载的谬误。如《新序》记载楚国的司马子反与昭奚恤共同接待秦使，马骕考订云：“子反、昭奚恤，前后异时人也，此篇所载，不可据以为信。”[3]（p2288） 4、对各种文献记载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如先秦诸子记述尧、舜之间问答之语，马骕云：“诸子记尧、舜问答之言，未足据信。”[3]（p110）又如《高士传》、《古史考》等典籍记述许由之事，马骕云：“尧让（许）由辞，其人其事，俱在有无之间。”[3]（p98） 5、考订各种文献的讹、误、衍、倒等文字错误。如《礼记》云：“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会。”马骕考订云：“桓，宣之误。”[3]（p2577）又如《韩非子》云：“《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马骕指出：“菽当为草。”[3]（p2605）凡此种种，通过马骕的考订，不但增加了《绎史》的可靠性，而且为人们利用这些文献起了指示作用。另外，马骕还时常在所征引的文献之后针对征引文献的叙事、文笔、思想等发表极为简短的议论，也颇能帮助我们了解原著的优劣。

马骕在《绎史》中间作考证的做法，对其后纪事本末体史著影响很大，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都专立“考异”等项目，有明显的考史意味。

其四，征引资料，注明出处。在马骕之前，史料纂辑性的著作有不少，但在引用史料时大多不注明出处，而且时常删改原文。明代这类著述尤甚。章学诚曾言：“比类相从，本非著作，而汇收书籍，不著所出何书，一似己所独得，使人无从征信。”[5]（p483）马骕《绎史》避免了这一缺点，所引资料皆一一标明出处，对于部头较大的著述，在引文后又注明了章节。这即节省了后人遍阅群书的劳力，又便于人们去复查原书，为人们进一步利用这些资料提供了方便。

在资料选择上，《绎史》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亦有不足之处。首先，马骕取材，以博为胜，这就使《绎史》不免有“芜杂”之感。其次，在鉴别史料上，仍有识别不精的缺憾。王利器先生在《绎史·整理说明》中就指出马骕鉴别史料有以不误为误者，有以讹传讹者，有删节未当者，有引书不具备者，有出马氏臆为者五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在利用《绎史》时要注意的。但不管怎样，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绎史》）虽其疏漏抵牾，间亦不免，而蒐罗繁复，词必有征，实非罗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纪》所可及。”[6]（p444）

 

（三）

 

马骕撰作史书，对纪事本末体非常青睐，早期的《左传事纬》和晚年的《绎史》都是以纪事本末体为主的。但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左传事纬》还是一部继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后的纯粹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而《绎史》则有了很大变化，它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同时又融合了各种史书体裁形式，可以说是一部综合各种体裁的新综合体史书。李清在为《绎史》作序时称该书“独胜古人者有四”，其中“体制之别创”，盖指此也。

对于《绎史》的体裁，前人有不少的误解。人们往往把它与罗泌的《路史》、胡宏的《皇王大纪》、邓元锡的《函史》并提。实际上，《路史》、《皇王大纪》是编年体著作，《函史》则仿郑樵《通志》而作，都与《绎史》的综合题材不同。此外，以上三部著作都有取材芜杂、且多荒诞的特点，与《绎史》“无征不信”占有资料的精神也是不一样的。

《绎史》在纂录资料时，可谓独出心裁。该书因事命篇，篇成本末，依时间顺序，次第相接，清楚地勾勒出自“开辟原始”至“秦亡”的先秦历史发展之大势。在表现不同的历史内容时，采用了不同的表现方式。它以纪事本末体为中心，如叙述“商汤灭夏”、“武王克殷”、“王子朝之乱”、“三桓弱鲁”等重大历史事件，是明显的纪事本末体。但又熔编年、纪传、典制、学案诸种体裁以及图表于一炉，大胆创新，在历史编纂学上有重大突破。

《绎史》第一部分为“太古部”，描述三代以上较为朦胧的历史情况，因这段历史，文献不足，难以以事命篇，马骕就采用了编年体的方式，撰写《开辟原始》、《皇王异说》、《太暤纪》、《炎帝纪》、《黄帝纪》一直到《有虞纪》，连缀这一漫长的历史时代，融编年体形式于纪事本末体之中。在描写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时，《绎史》往往采用纪传体的形式，如《屈原放流》、《宋子罕为政》、《子产相郑》、《晏子相齐》等，内容极似纪传体史籍中专传的规模，显然是将纪事本末与纪传体结合在了一起。对于先秦典制以及名物风俗，则采用了典制体的写法，如《周官之制》、《周礼之制》以及《外录》中所载《天官书》、《律吕通考》、《地理志》、《食货志》、《考工记》、《名物训诂》等，均将纪事本末体与典制体结合在一起。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繁荣，马骕在表述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情况时，则采用了学案体的形式，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孔门诸子言行》、《杨朱墨翟之言》、《子思孟子言行》、《列庄之学》、《鬼谷纵横之术》、《鶡冠子之言》、《荀子著书》、《韩非刑名之学》等，系统地介绍了这些学者的生平、学术思想及流派门户等情况，将明清时期新兴的学案体与纪事本末体揉为一体，突出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思想领域的辉煌成就。在更多的情况下，《绎史》采用的是综合的写法，如《孔子类记》中附载《孔子年谱》，《齐桓公霸业》中插入《管子著书》等，前者将谱牒融入学案体裁，后者则将学案融入纪事之中，在同一篇中融合诸种体例的做法也是前所未有的。此外，《绎史》还采用表（年表、古今人表）、谱（世系图、诗谱）、图（地理图、天象图、器物图）等各种形式丰富记述内容，图文并茂，表现力很强。最后，马骕还在某些篇章之后，发表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和见解，少则几百言，多则几千言，这在其它纪事本末体史书中也是不多见的。

《绎史》一书在历史编纂方面的创新是显而易见的。马骕不为史书体裁所拘泥，而以全面反映历史内容为目的，他融会贯通诸种史书体裁，大胆创新，用这种综合体裁表现历史，扩大了史书的容量。对此，《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6]（p444）梁启超也充分肯定《绎史》的体例独创，认为该书“稍具文化史的雏形，视魏晋以后史家专详政令者盖有间焉”。[7]（p340）马骕著《绎史》，继承袁枢纪事本末体的体式，又突破了袁枢旧体框架，自成一家之体，其体例的独创实际上代表了17世纪以后中国历史编纂的新的发展趋势。

 

（四）

 

马骕作《绎史》，并不仅仅是要展现先秦历史发展的整体面貌，更重要的是他要探寻治乱兴衰的原因，要研究“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总结历史经验。他在某些篇章之后所发表的议论，充分表达了他的史学思想。

其一，重变通，察民隐，考盛衰。马骕对夏、商、周三代的更替演变有深入的考察，他的很多认识值得充分注意。马骕认为，三皇之时，各项制度开始出现。五帝之世，“以公天下为心，非至德不足以治天下，非得至德之人，不敢授以天下”，是以德治国的时期。到了夏、商、周三代，尤其是三代之间的更替，即商汤灭夏、武王伐纣，是符合民心天意的历史活动。马骕认为：“圣人之兴，因乎时会，顺天应人，古今一揆。”[3]（p193）商汤代夏与武王伐纣一样，都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最初，商之逐步兴盛与夏之逐步衰落形成鲜明对比，民心所向，全归于汤，所谓“四海归心，民情既有攸系”。商汤之“伐暴以救民”，实际上是“因时会而变通”，自然而然的事情。同样，由于商王未能认真总结夏亡商兴的经验教训，结果重蹈了夏亡的历史覆辙，被后起的周所灭。对于殷周兴亡，马骕指出：“读《戡黎》、《微子》之篇，知殷之所以亡；读《泰誓》、《牧誓》之辞，知周之所以兴。”[3]（p317）在马骕看来，殷亡周兴的根本原因是周“世德日积，仁声日著，殷则恶德日增，虐政日闻。故殷之天下非周取之也，殷弃而周得之也”，“纣一日不亡，民一日不生，民不生，则天心弗忍，取残救民之责，武王又安所让哉”，“纣之无道，亿兆离心久矣”。殷商的灭亡，完全是咎由自取，是自坏长城。周代殷后，开始尚能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但时间一长，逸乐之心又起。马骕在评论周宣王先兴后衰时曾提出一个论点：“从来国家之兴，必起于忧危；其衰也，常由于逸豫。人主之勤惕，多生于患难，而懈怠恒积于晏安。宣承厉王之乱，恐惧克励，所以兴也。迨其后，天下安宁，深宫晏起，宣王之志荒矣。于是不藉千亩，料民太原，立鲁侯不以适，杀杜伯而非其罪，所为如此，安得而不复衰？幽王继之，不数年而君弑国亡，周遂东迁，一迹不复起矣。”[3]（p837）很显然，马骕在三代兴衰治乱的认识上，承认“民心”的作用，承认更替易代的合理性，并指出王朝盛衰要从自身找原因，这些思想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其二，重视人才在历史中的作用，强调人事。先秦时期，诸侯争霸，得人与不得人在国家兴亡中非常关键。马骕在《绎史》中屡次论述这一问题，他认为，齐桓公能够称霸，得力于管仲的辅助，“桓公中主也，得管子而名彰”，“君子是以知管子之所以贤也，能辅君也；桓公之所以霸也，能用贤也”。[3]（p1149）在马骕看来，“国有贤人，社稷之卫也”。他在《宋子罕为政》中论述了宋国任用子罕为政前后的巨大变化，指出：“管子之秩，不参于高、国，而齐桓用之以霸；子罕之位，不加于华、向，而宋国赖之以安。故曰：国有贤人，社稷之卫也。”[3]（p1446）在评论子产相郑时，马骕罗列子产为政以后，作丘赋、铸刑鼎、杀不法权贵、兴农田水利，使郑国大治、百姓乐业的事迹，指出：“郑小国耳，居南北之冲，自庄、厉以来，晋、楚交躏其地，国之不亡幸矣。乃以五岁即位之简公，国家内乱，疆场外扰，悼、共方争，边吏日警，而不数年间，外患以平，内政以修，解甲息民，国家晏然称治焉，谓非子产之力乎？”并进一步指出：“子产为政，正郑国化弱为强之时也，而子产之贤，足以任之。”在郑国的历史发展中，子产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由此，马骕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国非有强弱也，得其人者昌，不得其人者亡。”[3]（p1553-1554）他充分肯定人才对国家兴衰、事业成败的巨大作用，重视历史发展中人事的力量，无疑是要给以充分肯定的。

其三，重视“时势”。马骕评论历史，能窥知“时势”之不同，并进而指出不同“时势”之下历史活动的不同。比如，同样是诸侯称霸，齐桓与晋文便有很大差异。齐桓称霸，以管仲为相，进行系列改革，国力强大，威慑诸侯，南方的楚国尚没有完全北上；而晋文称霸时，楚国方令中原，晋楚要相互角力。因此，“召陵之师以不战为武，城濮之战以克敌为威。时势不同，迟速异效，齐桓、晋文之事，所以并著于《春秋》”。[3]（p1274）时势不同，称霸方式便有差异，齐国以威，晋国以武，齐国不战而屈人之兵，晋国退避三舍后，仍然要诉诸武力。再如吴、越争霸，亦是时势在起作用，“吴越同域，世为仇敌，非吴有越，越将有吴，势使然也”。[3]（p2559）两国处于同一区域，都想强大自己，争霸在所难免。其它如对晏婴相齐、孔子游说等的分析，也都贯彻了重视“时势”的思想。

其四，朴素的唯物思想的因素。马骕作《绎史》，有朴素的唯物思想的因素。比如他在论述上古历史演变、人类起源时，就推翻了很多荒诞不经的观点。他认为，对于上古的各种说法，要小心对待，“百世以下，遭秦燔灭之余，而妄称上世之遗事，岂不亦迂诞哉”？他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然则盘古以上，谓无君乎？吾不得而知也。天皇以下之君，谓尽可指数乎？吾亦弗敢信也。”他还指出，对于先秦的文献记载，应首先相信《诗》、《书》、《六艺》之文，所谓“舍《诗》、《书》、《六艺》之文，而妄信诸子谶纬之杂说，未能悉三代之世及，而远求洪荒以上之氏号，斯好奇者之过也”。也就是说，《诗》、《书》、《六艺》中所记载的上古史事，应该看作是可信的历史，舍此而不用，专门追述洪荒以上之史迹，就不是作史者的态度了。马骕还认为，原始开辟，应注重人本身的出现以及君主的确立，他说：“乾坤定位，万汇繁滋，民生总总，气禀不一，意必有人焉，首出庶物以为之主者，由是君道立矣。”[3]（p7）他认为，世界上先有了人，然后为了管理社会而出现了君主。马骕的论述并不科学，但却是质朴的，没有荒诞的成分。另外，对于历史上传说黄帝、蚩尤诸人吞云吐雾、铜头铁臂等怪异迷信的说法，马骕也进行了驳斥。

总之，马骕史学思想中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方面，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给以充分的揭示，以继承这份思想遗产。当然，马骕思想中也有不少糟粕的东西，诸如天人感应思想、忠君思想、封建等级意识等等，这些也是必须要注意的。

钱穆在评价马骕《绎史》一书在清代的影响时这样说：“后此汉学家所为主要工作，如校勘、辨伪、辑逸，宛斯此书均已发其大例。即后此汉学家目光所注，从事整理研讨，以成学名家者，宛斯此书，亦已囊括其十七八。极清儒成绩所至，最要者不过为古史作发明，则宛斯此书，岂不已牢笼范围，而为之大扬榷乎？后大名崔述东壁，为《古史考信录》，亦多有从宛斯所谓‘事同文异’、‘文同人异’处著眼者，则宛斯此书，影响有清一代经史考订之学，厥功至伟。”[8]（p172）《绎史》的价值由此可窥一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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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骕.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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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8]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