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编纂作为新世纪的一项巨大学术文化工程，在以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为编委会主任的主持下，已于2003年正式启动。这件事为海内外所瞩目，笔者在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参与部分具体工作，工作中也曾常常思考编纂清史的重大意义，清史应如何编纂，以及它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本文拟就这些问题，特别是《清史》纂修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谈点浅见。

 

一 新修《清史》是中国历代修史传统的继续

 

如所周知，在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始终绵延不断，其结晶就是人所共知的二十四史。史书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有数千年的修史传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构成部分的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在春秋时期一个“礼崩乐坏”的背景下，深感“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1]。由此，孔子不仅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且也开创了纂修史书的先河。

孔子之后，绵延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无论是鼎盛之世，还是衰弱年代，亦或易代之际，国家（或私人）修史连绵不绝，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

一般说来，鼎盛之世和易代之世修史主要是封建朝廷主持的，私人修史则起辅助作用；衰弱之世修史大多为私人修史。但不管以哪种形式修史，第一，都表明史籍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封建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有序”的“顺礼”等级秩序，就是在思想上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制造理论根据。第二，都表明史籍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文明传统，在任何时期（包括分裂割据时期），都是连接人们思想的纽带。例如，“大一统”的思想，在封建统治阶级和一般社会下层群众都深深地扎了根，成为他们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理论基础。

具体而言，盛世修史和易代修史，其旨大抵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通过修史来表明本朝的正统地位。西汉史学家班彪、班超父子在修史中以五德终始说为依据，反复申言“刘氏承尧之祚”、“汉绍尧运，以建帝业”[2]。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都有这种情况。第二，宣扬帝王的圣功明德。这在清朝表现得最为突出，不要说《清史稿》、历朝实录，就连种类繁多的方略、纪略、会典、“三通”和“续三通”，无一不是歌颂清代帝王的圣功明德。第三，总结前朝或历代封建统治的历史经验，为本朝统治者巩固封建统治而出谋划策。这在人们所熟知的《贞观政要》和许多史籍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乱世修史更多地表现为史家具有忧患意识，积极探求历史治乱兴衰之道的色彩。例如，人们所熟知的生活在天崩地裂的明清之际大史学家黄宗羲发出的“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3]就是明证。

自清朝灭亡至今，已近百年，但一直没有一部科学的、被列为正史的《清史》（《清史稿》虽被列为“二十六史”，但一直未被列为正史），全面系统反映有清一代的历史及其发展轨迹。为此，海峡两岸有关方面，一直很关注新型清史的纂修。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有一次毛泽东给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提出一个问题：满族是东北一个小民族，怎么就把中国都统治了，并且统治了二百多年，其中道理何在？他说他很想研究清史，可是现在没有时间。[4]那时，相当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和一些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清朝是怎么建立的，为什么会灭亡；清朝统治中国几百年，统治这么大面积、这么多民族，它是怎么兴起的，其灭亡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1949年后，董必武建议编写《清史》。1959年，周恩来委托吴晗考虑编纂清史的规划。从此，直至1966年，编纂清史始终是吴晗心中首要思考的问题。首先，他大力赞成和支持国家编纂清史。吴晗说：“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征。我们伟大的祖国也同样有许多自己的特征。特征之一是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私人和国家编修的国家历史，一直沿续下来，从来没有中断过。”“总结前朝的经验，以国家的名义，颁布或刊印前朝的断代史。这个好办法……一直被保存下来，是我们国家的好传统，也是历史特征之一。”吴晗对编写清史的困难有清醒的认识，并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解决办法。[5]第二，吴晗还有一个较宏大的设想，拟设立清史馆，先从培养清史研究人才和大规模征集整理清史史料开始。第三，他在学界积极争取专家学者的支持。他先后与著名明清史专家郑天挺、著名近代史专家戴逸等人多次谈过设想并征求意见。郑天挺先生就清史编纂的体裁、篇目的具体安排和编纂要求都向吴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郑天挺提出，编纂清史要：“（1）摆事实，讲道理。（2）从政治、经济的总和，阐明当时的具体情况，指出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3）宣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国内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一律平等待遇。尊重邻近国家的自尊心。”[6]

1965年秋，周恩来和有关部门决定设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作为编纂清史的领导机构，委员由七人组成：郭影秋（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关山复（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戴逸。

郭影秋于1963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为编纂清史呕心沥血，付出了许多艰辛。第一，积极组建清史研究机构。1965年底，郭影秋授意戴逸草拟成立清史研究所的规划，意将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大型清史的执行机构。1972年，他领导成立了清史研究小组，该小组是此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前身。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在该小组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清史研究所。郭影秋领导了所内重点科研项目《清史编年》的编写，为编纂清史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强调纂修清史的意义，指导和确立清史研究项目。郭影秋把清史所的长远目标定为编纂大型清史，为了摸清楚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过程，建议先写一个简本，这个简本可以看作是大型清史的研究提纲。80年代，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以及集体编写的多卷本《清史编年》，就是按郭影秋的指示，经过深入研究后推出的研究成果。第三，关心爱护清史研究工作者，为编纂清史组织队伍，积蓄力量。由上所述，正如戴逸所说：“郭影秋同志始终坚持搞清史，他对清史编纂功不可没。”[7]

70年代末，编纂清史的呼声又在学界响起。1978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等单位起草了《清史编纂规划（草案）》。《草案》的内容包括七个方面：一、清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现状；二、任务和方针；三、体例与篇幅；四、机构；五、研究人员的培养；六、预备时期规划要点；七、编纂时期规划设想。还有四个附件：一、关于成立清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出版清史资料的建议；二、关于为配合清史修撰而加强清代档案整理工作的建议；三、编辑清史图录的建议；四、清史（1840年以前）研究拟题。《草案》在阐述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时说：“深入研究清朝的历史，对我们分析和批判现实生活中封建主义残余的历史根源以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对于了解近几个世纪的中外关系以促进我国今后外交事务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草案》指出了清史编纂的重要意义：“全国史学工作者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编写一部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科学水平的清史，大力促进历史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以迎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高潮。”《草案》还表示：“我们必须树雄心、立壮志，在我们这一代完成清史编写任务，不能把这个任务留给子孙后代。”[8]

《清史编纂规划（草案）》制订以后，引起了学界日益广泛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史研究通讯》1982年第2期开辟了“关于清史编纂体例的讨论”专栏，著名明清史家商鸿逵、王锺翰教授对编纂清史都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议。

80年代初，又有人写信给邓小平，建议国家纂修清史，邓小平对此十分重视，立即将这封信批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此时，国家正在制订社会科学的“六五”规划，清史是历史规划中最重要的项目。本拟先写一部清代人物传和一部清代通史，作为整个大型清史的主要架构，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七五”规划。当初的社科规划基金较少，资助的力度不够以及其他原因，大型清史的编纂工程未能继续实施下去。

2001年4月6日，著名国学大师、清史专家季羡林、任继愈、王锺翰、戴逸、李文海等教授再次呼吁编纂清史，得到社会科学界的积极响应。

2002年11月，在国务院办公厅的指导下，组成了清史编纂领导小组。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并在京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由清史学界的专家学者组成，戴逸教授出任编委会主任，全面负责清史纂修的学术组织工作。至此，久所期待的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

与此同时，台湾省有关方面对清史编纂也予以很大关注，并付诸于行动。

1961年10月，台湾省以清史编纂委员会名义出版了《清史》一书，共八册。该书就《清史稿》体裁、立论、书法等均有所匡正，对清史编纂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该书对于《清史稿》“底本及诸重要史料，则多未能悉睹，仓促成书，脱漏舛讹，在所难免”[9]。这就是说，《清史》一书的编纂者都承认，该书的编纂是不成功的。实际上该书分为两编，正编529卷，补编21卷。其中，补编将郑成功、洪秀全放入“载记”也是不妥的。再有，该书中也不时露出如德宗“崩”的封建字样。

1986—1991年，台湾又出版了十六巨册的《清史稿校注》一书。该书以数十位台湾学者的努力，对70多年来一直牵动海内外人心而争议颇多的《清史稿》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共出校四万条注文，300余万字，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该书的出版对《清史稿》的研究整理，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该书囿于各种条件，只能采取“不动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10]的办法，加新式标点，因此正如清史专家张玉兴先生所说，该书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留下了不少缺憾，诸如校订不细，校订标准不一，一些重要文献遗漏或未被征引，遗漏与错误所在多有，甚至有些明显的错误亦未出校，有些出校的又系编纂者的错误。[11]

 

二 继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有必要科学地总结有清一代的历史

 

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不能不对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做出准确评价。

对清史的定位，不同时期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由清朝遗老编纂的《清史稿》，为了证明清朝的统治是正确的，其定位是清朝天子是圣明的、功迈千古的，清统治的三百年间造福了苍生百姓，因而极力歌颂它的光辉一面；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出于推翻清朝统治的需要，把清朝统治描写为一个血腥的、残暴的、腐败的、落后的皇朝，因而尽情揭露它的黑暗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对清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研究的角度，是从反帝反封建而言，因而对清朝的评价都是负面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对清史逐渐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如果没有清朝的入关和清朝对全国统治的确立，那么中国就不会处于近代那种落后挨打的局面；另外有些人认为，清朝的闭关政策和固步自封自大的心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缓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显然，对清朝定位的准确与否，是清史编纂、尤其是通纪编纂成功与否的关键。

对清朝的定位，戴逸先生是这样说的：“在清朝这段历史时期，中华民族走过了漫长曲折而又光荣艰难的路程，既有光辉的历史事迹，也有悲惨屈辱的遭遇，既有不幸的痛楚和苦难，也有执着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希望。” [12]这种评价较为公允、客观。清朝三百年的统治，最大的功绩是奠定了中国的版图，实现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一统”局面。这份遗产对我们乃至后代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再有，康雍乾时期清朝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和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也是需要我们认真予以评价的。当然，清朝统治也暴露了许多致命的弱点，例如人们常说的严重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闭关政策等。不过，对此我们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首先，怎样认识清朝入关和清朝对全国统治的确立。清朝入关和清朝统治对全国的确立，是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的三种政治势力（满族贵族、南明王朝、农民军）角逐的必然结果，不是满族贵族和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玄烨等人的意愿所能决定的。显然，把清朝入关和清朝对全国统治的确立看作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源流是错误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其次，怎样看待清朝的闭关政策。无可否认，清代的闭关政策确实是使中国落后了，而且是越来越落后，对中国社会发展有一定负面影响。但是，清朝的闭关政策并不是满族贵族的独创，而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显然，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完全归结为清朝的闭关政策也有失公允。

清朝历史有两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第一，鸦片战争后，在欧美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之下，中国逐渐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中国人民却逐渐觉醒，有了学习先进的意识，有了近代爱国主义的意识，并且付诸行动，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显然，对拯救、复兴中国的这种伟大精神和行动的研究是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二，清朝从一开始，就和外国有所接触，而且越来越多以后，这种接触越来越多。因此，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研究清代的中西交流，也是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所必需的。

由上所述，有清一代历史，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总结，又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开端。因此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外交流等方面都和现在有息息相关的联系，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编纂新型《清史》一方面是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同时，也是由于已有的《清史稿》存在较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再谈谈《清史稿》是怎样编纂和叙述清朝历史的。

1914年，北洋政府设立国史馆，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馆长，开始编纂清史。最初，编纂者大体上以清朝遗老为主。1917年张勋复辟时，编纂暂停，后靠奉系军阀张作霖资助才得以最终完成，1927年刊印，历时14年之久。全书共536卷，其中本纪十二，25卷；志十六，142卷；表十，53卷；列传十五，316卷。《清史稿》是清朝灭亡以后，仿照以往封建时代“正史”的体例而编纂的一部清代通史。可以说该书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人们学习、研究清史的基本参考书。

赵尔巽在《清史稿》发刊时说：“窃以清史关系一代典章文献，失今不修，后来益难著手”[13]。可见，《清史稿》在纂修者的眼里是一部有清一代典章文献的总汇。事实的确是这样。

《清史稿》资料来源丰富，有清代国史馆的国史底本，清代历朝实录、起居注、圣训、方略、会典、文献通考、方志、文集、碑传，同时又参阅了清代史馆大库、内阁大库及军机处档案。这些资料和档案虽然目前都很容易找到，但可以与《清史稿》相互对照、比较。《清史稿》标点本“出版说明”指出：“它把大量资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这就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史事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仍有它的参考价值。”这种评价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中肯的。

但是《清史稿》的舛误也是很多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   过分赞扬清朝统治，对不利于清统治的史料竭力掩盖。

《清史稿》的编纂者过分赞扬和夸美清朝统治。清朝统治时期，曾经对全国各省实行了数次蠲免措施，对促进农业生产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负面影响。但《清史稿·食货志》却无限夸美清朝这一措施：“凡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又普免天下钱粮，至再至三。呜呼，古未有也。”[14]

《清史稿》的编纂者对不利于清统治的史料竭力掩盖。清朝入关以后，清统治者竭力掩盖满族先民臣明的史实，《清史稿》的编纂者迎合这一意愿，对建州三卫讳莫如深。此外，《清史稿》的作者还对清统治的一些重要罪行，如清军入关后对汉族的大肆烧杀劫掠、震动朝野的文字狱等案件也竭力抹杀或掩盖。 

第二，对反清革命和反清组织、志士诽谤谩骂。

有清一代，反清活动和反清革命此起彼伏。《清史稿》的作者对此大肆诽谤谩骂，例如，骂民族英雄郑成功为“海寇”，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李文成、洪秀全、陈玉成等为“贼”、“匪”、“寇”、“逆”；对以下层贫苦群众为核心的民间宗教谩骂为“邪教”；对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也竭尽谩骂侮辱诽谤之能事。这些在《清史稿》中比比皆是。

第三，诋毁辛亥革命，鼓吹复辟清廷。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然而，编纂《清史稿》的遗老们却对此大肆仇恨，谩骂辛亥革命为“谋乱”；拒不承认中华民国，也不用民国纪年。例如，《清史稿》把民国元年写作壬子年、民国六年为丁巳年。

清廷灭亡以后，编纂《清史稿》的清朝遗老们如丧考妣，时刻梦想复辟清廷。据说，在讨论《清史稿》的纂修时，有的遗老竟提出把“宣统本纪”写成“今上本纪”；他们为清廷殉葬者大唱赞歌，例如，在记述汉军正白旗人李秉钧时，《清史稿》写道：“（辛亥）革命变起，（李）慨然曰‘国亡与亡，义也！第县治无官，民将失所。’召绅士议保卫，法既定，仰药死。”[15]

1912年“移宫事起，（民国政府欲）修改（清皇室）优待条件”，康有为坚决反对，上书称此举“实为民国羞也”。《清史稿》的作者称赞康有为的奏疏“悲愤动人”。

1917年清朝余孽张勋演出了一场复辟闹剧，编纂《清史稿》的遗老们对此欣喜若狂，对张勋复辟和张勋本人大加赞扬。例如，《清史稿》写到：“（张勋）临战，尽纳家属妻妾子女别室，不听避，盖自怼负国，誓骨肉俱殉。”

《清史稿》的作者对康有为和张勋的评价是：“丁巳复辟，甲子移宫，实为（清廷）逊位后两大案，而勋与有为又与清室相终始，亦不可遂没其人。明末三王及诸遗臣，史皆勿讳，今仿其体，并详著于篇，庶几考有清一代之本末者，有所鉴焉。” [16]这就是说，《清史稿》为康有为和张勋立传，就是赞扬他们对清廷忠贞无二的精神。

第四，对帝国列强的侵华罪行不予揭露。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欧美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相继侵入中国，对中国居民大肆烧杀劫掠，任意摧残中国文化，并强迫清政府签订数十个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但《清史稿》的作者们抱着“为亲者讳”的理念，对“天朝大国”所受耻辱百般遮掩。例如，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沙俄“借地修路”和强占旅大、八国联军血洗北京等为妇孺皆知、中外人士强烈谴责的罪行轻描淡写；而对爱国的、具有正义感的君臣及地方官吏、下层群众的愤怒谴责和英勇反抗行为却持不闻不问，甚至敌视的态度。例如，光绪皇帝在获得《中俄密约》中文本时怒斥说“举祖宗发祥之地，而卖与俄人也”，而此话却不见于《清史稿》和官方文献，相反《清朝野史大观》倒披露了这句话。

第五，顽固抱着“华夷之辨”的观念，百般阻挠中西交融。

清朝从兴起、发展到衰亡的整个过程中，都和世界历史紧密相连的，而且越到后期，清廷越离不开世界一体化的大趋势。然而纂修《清史稿》的遗老遗少们，顽固抱着传统的“华夷之辨”的观念，宣扬“西学中原”、“中央大国”的优越感和封闭自大的心理，以及拘囿于传统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贸易观，[17]即中外贸易对清廷来说，本身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只是用于怀柔“远人”的手段和赐予“外夷”的恩惠。这种宣传无疑在清末一体化的世界形势下，阻碍了中国人民打破樊篱，更新观念，认识世界，以至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发展进步、走向世界的历史机遇。

此外，《清史稿》在其他方面也有阙失。例如，该书没有一个主编，体例庞杂，内容重复，有一人两传者。

《清史稿》发刊后，84岁高龄的赵尔巽也说：“今兹史稿之刊，未臻完整，夫何待言。然此急就之章，较诸元史之成，已多时日，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盖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18]

《清史稿》面世以后，遭到了民国人士的斥责，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和社会各方均有意重修清史。1929年12月，故宫博物院院长李石曾具呈行政院，“列举清史稿内容反革命、反民国、不合体例等乖谬浅陋十九项”[19]，要求禁止《清史稿》发行，获得政府批准。但实际上，此禁令并未认真执行。当时人们对《清史稿》的认识不一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1935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在其《关于清史稿意见书》中说：“重修清史，此自是国家应作之事。然此时国家力量恐不能顾及。且十年来史料之大批发现，史学之长足进步，皆使重修一事，更感困难。”[20]显然，他的意思并不赞成禁绝《清史稿》。1934年11月行政院呈准国民政府，聘吴宗慈撰成“检校述略”一册、检正表九册、补表六册。次年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签注意见，主张：“在该史稿未修正以前，原稿似亦不妨仍准国内书店印行，惟须责令附印吴氏（吴宗慈）之检校述略或检正表，以资纠正。”[21]清史学界泰斗孟森先生也撰文不赞成禁止《清史稿》发行，他在评论该书的史料作用时说：“清一代掌故，无有搜辑宏富，纲举目张如此书者。”[22]

总之，《清史稿》面世后人们尽管对它认识不一，评价悬殊，但重修清史的呼声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始终不绝于耳。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正进行中的清史编纂应该是对上世纪重修清史呼声的一个良好的回答。

不可否认，清史编纂工程启动前后，社会各界及学者个人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甚至提出反对意见。当然存在不同意见并不足为怪。但我们认为，国家的决定和大多数学者的呼声是正确的，清史的确应该重新编纂。这是因为：

第一，   编纂清史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如所周知，《清史稿》只是一部有关“清史”的初稿，“仿王鸿绪《明史稿》例，称为《清史稿》”。因此它未被列为正史，也未经当时政府的承认。[23]正如赵尔巽在《清史稿发刊缀言》中所说：“盖此稿并非视为成书也。”另外，《清史稿》也存在很多谬误，已如前述。可见，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重新编一部清史与二十四史（或二十六史）相衔接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当代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   编纂清史有极强烈的现实意义。

    今天的中国是昨天中国的历史发展，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又是明天的中国发展的历史基础。清朝如果从皇太极1636年建立“大清”国号起，至1911年灭亡止，共计276年。这么长的历史，既有康乾盛世的辉煌，又有因闭关锁国而落后挨打、任人宰割的屈辱，其成功、失误、教训，实足令人深思。“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在中国历史上，清朝距离我们的时间最近，因而和当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等方方面面息息相关。所以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潮流中，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要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就必须深入研究有清一代的历史，就很有必要编纂一部内容详尽、资料丰富的清朝历史。

第三，   当前修清史的条件基本具备。

    首先，当前国家总体上看来，政治上稳定，经济上繁荣发展，财政、金融上比较宽裕，这就使国家有力量把文化建设提到一个重要地位，启动清史纂修工程。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纂修《清史》，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其次，清史研究机构迅速扩大，研究人员急剧增加，研究领域逐渐深入，研究成果日趋显著。编纂一部大型清史，就必须动员全国各地（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学术力量协同努力。清史研究被提到了重要地位，受到政府和学界的广泛重视，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从研究机构来看，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祖国大陆即有64所院校、20多家社会科学院所、20多个文博单位，香港有3所高校，台湾26个科研院所、高校有清史研究机构；从研究人员来看，上世纪初至70年代，只有孟森、邓之诚、萧一山、范文澜、郑天挺、莫东寅、商鸿逵、王锺翰、庄吉发、许大龄、李洵、戴逸、陈捷先等为数不多的专家及他们的一些学生研究清史；现在祖国大陆高校、社科院所、文博单位即有千余人，香港有20余人，台湾有400余人研究清史，他们中一半以上具有高级职称，学术日臻成熟，研究能力颇强。从研究领域来看，无论是祖国大陆，还是台湾、香港，清史研究领域日益深入，涉及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宗教文化史、社会史等各个领域。从研究成果来看，祖国大陆清史研究数量急剧增多，不仅有清朝通史，而且几乎各个领域均有数量不菲的著作出版，台湾清史研究成果也颇为喜人。[24]

再次，学术资料积累日趋深厚。

编纂清史，必须要有充足的、可靠的学术资料；没有充足的、可靠的学术资料，就等于巧妇为无米之炊。近些年来，有关清史的学术资料发现、出版日渐增多，特别是档案的出版和利用形势十分喜人。如所周知，档案是原始资料的原始资料，其原始性、可靠性和真实性是其它史料所代替不了的。现存清代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档案就有2000多万件（册），分存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包括台湾），这些都是编纂清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贵材料。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第一和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各地档案馆在改革开放后，大都对外开放，供研究者利用；同时，他们也都在认真整理、出版部分档案，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70年代以后，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整理出版了一百多种档案，4亿多字。这种深厚的学术积累，是编纂一部高水平、高质量的清史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又次，学术交流日趋密切。

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海峡两岸清史学者很少能进行学术交流；而祖国大陆的清史学者与国际的学术交流也甚少。进入新时期后，特别是启动清史工程以后，这种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两岸清史学者之间、大陆清史学者与日本和欧美清史学者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和增多。例如，清史工程启动以后，海峡两岸学者就多次进行学术座谈与相互访问；中日学者也在一起举行研讨会；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米亚斯尼科夫院士在2004、2005年两次来华访问，与清史编委会及其有关部门就利用俄文档案的合作事宜进行商谈。所有这些，对清史编纂无疑都会起促进作用。

最后，研究手段逐渐现代化。

以往学者们多用手抄卡片的形式，进行学术资料积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末，大多数学者开始用电脑进行学术资料积累，以及把档案、文献进行数字化整理，这就使研究手段逐渐现代化，研究速度大大提高，对推动清史编纂的进程大有裨益。

 

三 清史编纂既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发展中华传统文化

 

清史纂修要本着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原则，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全面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又要反映时代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中国社会的继续发展；既要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勇于进行学术创新。

第一，   关于清史纂修的历史思想。

1.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成一家之言。

二十四史蕴含着丰富的、明确的历史思想，这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成一家之言。

古代的所谓“究天人之际”，一方面是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道是不相干的；另一方面又注重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25]清代历朝皇帝都是非常相信天人感应的君王，诏书中每每都要写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字样，往往把自己的统治以及社会安定与否以天人感应进行解释，但实际上他们更注重从民本思想出发，通过民气来感召天和。清史纂修应该对此加以重视。关于人在清史发展中的作用，将在下面细谈。

所谓“通古之变”，在清史纂修中，就是要贯穿清代自发祥至灭亡的全部历史，勾勒出清代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戴逸先生在谈到《清史·通纪》的编纂时说，“通纪”就是要用8卷本、300万字的规模，把清朝三百年的历史加以扼要的、概括的叙述，做到前后贯通，充分表现有清一代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我们的历史观，阐明清代从崛起到发展与鼎盛时期，到衰落以至于灭亡的全过程，这里面，当然要多方面反映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内容，包括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各个方面，包括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把三百年的清史划分为以下八个阶段：1.满族兴起和清朝建立（1583—1643），2.清朝入关和确立全国统治（1644—1683），3.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康熙之治（1684—1722），4.雍正改革和乾隆统一全国（1723—1776），5.清朝中衰（1777—1839），6.外国武装侵略和国内农民战争（1840—1864）7.清朝自强运动及其失败（1865—1895）8.清末改革和清朝覆亡（1896—1912）。[26]通过这八个阶段的历史叙述，我们就将能够看到清朝从发祥到建立、康乾盛世、嘉道中衰、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各族人民反对清朝统治、辛亥革命和清朝覆亡的一个完整的历史面貌，并能反映出各个时代的不同的特点。

“通古之变”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见盛观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例如，戴逸先生在回答毛泽东关于满族几十万人口怎么把汉族一亿人口都征服了的问题时说：第一，满族当时处于社会发展发生了根本变化的阶段，这个民族产生出一种蓬勃的朝气；第二，清朝开国领袖们英勇善战和把满族八旗人统一在自己周围；第三，满族内部在发展过程中较好地解决了内部矛盾，使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加强；第四，向汉族学习，学习汉族的文化制度，重用汉人；第五，联合蒙古及其他各民族，尤其是满蒙联盟，成为清朝统一全国的重要支柱。相反，明朝统治和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却日暮途穷，无法承担统一全国的重任。[27]这种观点可说是对明清之际历史经验的正确概括，值得清史编纂专家们借鉴和参考。此外，有清一代历史上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借鉴的问题。例如，清代盛极而衰，清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对外政策和民族政策，中西交流，民间宗教的盛衰，等等，都需要我们提供一个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答案，并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借鉴作用。

2.秉笔直书、广征博采的信史原则。

自古以来，中国历代史家在纂修史书时非常讲求信史原则，即“《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28]。这个原则就是名垂史书的“书法不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秉笔直书。秉笔直书要求史家要有良好的史学修养，即要有才、学、识“三长”。清史在纂修中，自然也要求撰写者有“三长”的良好的史学修养，和秉笔直书的信史原则，对历史事实、尤其是重大历史事实（包括有争议的历史事实），更要给予事实求是的直书。例如，清初的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继位、乾隆身世等问题，都要求撰写者在认真研究史料的基础上，得出一个比较恰如其分的、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而又比较易于为读者所接受的结论。再如，评价历史人物，也不应依据个人好恶为依据。前些时候，一篇文章说，李鸿章在与俄财政大臣维特签署《中俄密约》时，只收了维特一次贿赂，而且未落入自己腰包。作者的言下之义显然是告诉人们，李鸿章在签订《中俄密约》的过程中不应该受到谴责。这种观点就违反了历代史家讲求的信史原则。因为第一，未落入自己腰包的不义之财，本身也是违法的。第二，俄国历史学家罗曼诺夫依据俄档案而撰写的《帝俄侵略满洲史》，明确无误地指出，李鸿章先后两次接受了维特百万两银子的贿赂，另据它书记载，李鸿章将百万两银子存入了英国的一家银行。由此看来，李鸿章在《中俄密约》签订过程中的罪恶是不可饶恕的，更不要说《中俄密约》给清政府和近代中国所带来的巨大的恶劣影响了。

“广征博采”是“秉笔直书”的前提，只有先对史料进行广征博采，再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得到可信的史料，然后才能成为撰写史书的资料依据。国家清史编委会于2003年先后成立了文献组、编译组、出版组，对国内外现存的清代档案、文献等进行了广泛的摸底调研，并在搜集和整理的基础上，于2005年底前出版了图书40余种、300余册。这无论对清史纂修，还是对整理保存国家文献都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事，同时也为清史撰写者们提供了大量的、可信的历史资料，对他们“秉笔直书”大有裨益。清史撰写者们应广泛、细致地研究这些史料，以写出有价值的“信史”，从而使新编“清史”成为一部传世之作。

清史编纂还“要有世界眼光，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29]

清史编修要有“世界眼光”的认识，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要用世界的眼光，实事求是地认真研究，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着眼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更要联系世界发展的进程。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主动还是被动，清朝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地融入了当时世界发展进程。清王朝的兴、盛、衰、亡无一不是在当时的世界格局里发生的，同时也对当时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0]

以上编纂清史的指导思想，既体现了大型清史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又体现了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由于大型清史尚未编成，这里只能再从清史编纂的体裁体例和内容设计上加以考察。

第二，从体裁体例上考察。

2003年，清史编委会的主要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关大型清史体裁体例的大讨论，规模较大，参加讨论的人数较多。先后在北京、上海、大连、广州以及台湾的台北、宜兰等地展开了13次体裁体例的大会，700余人次与会，发出的调研大纲、调查问卷有1000份，回收率在96%以上。这期间，海峡两岸的学者分别在北京和台湾聚会三次，台湾的专家、学者就体裁体例也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宝贵的意见。

经过充分讨论和研究，清史编委会设计了清史纂修的主体部分和基础、辅助部分的十年总规划。主体部分是大型清史的主要内容，设置五个部分，即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其中，《通纪》采用章节体，其它四部分采用传统体裁——纪传体。这种安排既符合了中华文化有关史籍编纂的传统，又体现了史籍编纂的历史发展和演变。

我们知道，二十四史主要是纪传体史书，而纪传体的优点正如戴逸先生所说，“包含量大”，能“从各个方面反映清代历史内容，体现历史发展演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样，通过大型清史的编纂，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为加强现代先进文化建设提供借鉴经验。

    章节体是上世纪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开始采用的，并沿用至今。其优点是“能表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揭示历史的规律，可以对历史进行连续性的、立体式的、有重点的编写”。[31]显然，章节体在大型清史编纂中的运用，既反映时代精神，同时又有助于人们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既着眼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能联系世界发展历史的进程。这样，大型清史的编纂不仅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

第三，从设计内容上考察。

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只是指中国的古代文化，还应该包括一百多年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新文化”。[32]这就是说，不仅清代前期、而且清代后期（以往俗称的一百多年来“近代”）的历史，都应该包含在中华传统文化内容中，也就是金先生所说的“迅速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而要对这一“迅速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进行研究，首先应该了解清代三百年来的历史定位问题。

新编清史除了通缉以外，还有传记、典志、史表、图录。

传记是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来揭示清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并反映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清史稿》的史观是英雄创造历史，所以其列传主要是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活动和作用，极少反映或贬低下层群众的作用，更不能反映广大劳动妇女的活动。而新编清史特别注重为下层群众和劳动者编写传记，例如，为历史上起作用的民族资本家、华侨、科学家、艺术家（戴先生还想编个《诸艺传》，为处于社会低层的老艺人立传），在反侵略斗争中牺牲的下级官吏，为对大一统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首领立传。

典志主要是记述清代典章制度和社会生活。以往曾流行“读书先读序，读史先读志”，志就是典章制度。这句话充分反映了典志在史书中的作用。新编清史在典志部分纠正了《清史稿》的许多错误，并有很多创新。例如，《清史稿》在称呼少数民族时，常用反犬旁（如带反犬旁的苗字），而新编清史一律改为人字旁。[33]这对于增强民族团结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均大有裨益。

史表历来为传统史家所重视，被称为“谱列年爵”，“以收复杂事项”，有省去繁冗记载的功用。新编清史要求史表的设置和撰写应具有显示清代历史演进阶段性的意义，并应有助于显示清代历史的特点。例如，《藩部封爵表》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清代藩部封爵制度的性质、特点及其演变和发展。通过此表，人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清代藩部封爵制度是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同时该制度在完备过程中又促进了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巩固。

图录是新编清史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创新，它收录了许多珍贵的、罕有价值的历史地图、清代绘画作品、文物图片和历史照片等，既为清史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又为该书增加了形象性和直观性，对于人们完整地了解清代历史及清代的历史地位有极强的作用。

 

作为新世纪一项巨大学术文化工程，新型《清史》的新纂，对于发扬中国历代修史传统，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延续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均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相信，海峡两岸的学者，一定能为编纂一部传世的大型《清史》而积极努力。

 

 

 参考文献：

[1] 《孟子·滕文公下》。

[2] 《汉书·叙传》。

[3] 《明夷待访录·原君》。

[4] 蔡美彪在清史编纂座谈会上的讲话，《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

[5] 吴南星：《论修清史》，《前线》1963年第2期。

[6] 郑天挺：《关于编写清史、民国史之设想》，《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年。

[7] 参见王俊义《记明清史学家郭影秋》，《史苑》2004年第5期。注，《史苑》为国家清史编委会主办“中华文史网”电子期刊。

[8] 清史编纂规划起草小组：《清史编纂规划（草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体裁体例工作小组编：《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187—1188页。

[9] 《清史稿编印、禁售及进行校注之经过》，《清史稿校注》卷首。

[10] 《清史稿编印、禁售及进行校注之经过》，《清史稿校注》卷首。

[11] 参见张玉兴《评〈清史稿校注〉》，《明清史探索》，辽海出版社，2004年。

[12] 《在清史通纪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史苑》2004年第7期。

[13] 赵尔巽：《清史稿发刊缀言》。

[14] 《清史稿》卷一二0《食货志》。

[15] 《清史稿》卷四九六《李秉钧传》。

[16] 以上引文俱见《清史稿》卷四七三《康有为传》、《张勋传》。

[17] 黄爱平：《十八世纪世界发展的趋势与中国的世界观念》，张岂之、方克立、王俊义主编：《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东方红书社，2002年。

[18] 赵尔巽：《清史稿发刊缀言》，《清史稿校注》卷首。

[19] 朱汇森：《清史稿校注序》，《清史稿校注》卷首。

[20] 引自朱汇森《清史稿校注序》。

[21] 《清史稿编印、禁售及进行校注之经过》，《清史稿校注》卷首。

[22] 孟森：《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3卷，第4号。

[23] 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61页。

[24] 参见王江、颜军：《大陆清史研究队伍现状调研报告》，《史苑》2005年第2期；《关于台港澳清史研究队伍的现状》，《史苑》2005年第3期。

[25] 本文在写作中参考了著名史学史专家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二版。

[26]参见戴逸《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史苑》2005年第5期。

[27] 参见戴逸《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史苑》2005年第5期。

[28] 《春秋谷梁传》桓公五年。

[29] 参见《光明日报》2003年3月13日。

[30] 郑明：《清史纂修纪实（一）》，《史苑》2005年第5期。以下引用此文不在加注。

[31] 戴逸：《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新修〈清史·通纪〉内容要旨》，《史苑》2005年第5期。

[32] 金冲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华文化走向》，《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上卷，第19页。

[33] 国家清史编委会典志组：《〈清史·民族志〉编纂凡例》，《史苑》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