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例体裁论证

关于新修《清史》的体例，笔者主张：大体以传统的纪传体为主要框架，再加以现代的改造、补充和发展。理由如下。

我国有着悠久的修史传统。在修史实践中，史家们创造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许多体裁，以及各种衍生体。每种体裁都得到了发展，尤以纪传体突出。自从《史记》问世后，以纪传体修前朝之史，便成为史家的传统，甚至由私修发展为官修，之所以如此，当与纪传体所具之种种优长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纪传体被史家们长期应用于后朝修前朝之史，并成为一贯之做法，直至《清史稿》。新的《清史》之修纂，应象征性地与二十四史相衔接，以体现当代中国史学界对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

梁启超先生曾经评论道：“纪传体的长处，在内容丰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纳入。”这是其它传统体裁不具备的。清朝统治中国近300年，清代又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内容异常繁富，书写这样一个时代的历史，恐非纪传体莫属。即使西方传来的章节体，也难承斯任。章节体基本上是“分层式”的，而纪传体则是“结构式”的，后者比较适合于新纂《清史》的要求。当然，无论何种修史体裁，均是在不断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必然有一些缺憾和不足，纪传体之不足更是显而易见，“大势难贯”尤其突出，这正是史学留给后人之继续发展的空间。因此，我们要对纪传体加以改造、补充、发展，将这一优秀的历史体裁推向新的高度。

笔者认为，此次修纂《清史》，应以尽量如实、客观地展现清代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主要面向现实和未来，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各种未刊档案和海内外的珍贵文献，能够为今人提供全面、准确的清史知识和丰富深刻的历史借鉴”，以其“质量在总体上胜过并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过《清史稿》，能够象征性地与二十四史相衔接”为目标。也就是说，要留给后人一部清朝（或者说“清代”）的全史、信史。《清史稿》瑕疵难掩，屡遭非议，系情理之中；清代历史又影响深远，这段历史实有重修以取代《清史稿》之必要。

关于新修《清史》之文体，笔者主张采用精炼、优雅的现代书面语。

关于新修《清史》之规模，笔者认为3千万字左右为宜。

二、设计方案

笔者设计之《清史》，主体包括凡例、纪、志、表、传、图各部分，并附“考疑”。

关于《凡例》。史著必有凡例，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传统，所谓“发凡以言例”。新修《清史》之凡例，说明是著之编纂目的、编纂体例、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凡例具有导读的性质，因此，对其内容，要经过反复讨论，细致研究，方能妥善确定。

关于《纪》。纪者，史之经也，是表述清史全过程的关键。《纪》又有三大部件组成：《总纪》、《纪》、《载纪》。

《总纪》。《总纪》概括有清一代历史，以纠纪传体“大势难贯”之弊。《总纪》内，可按（一）（二）（三）……之结构，从不同的方面分述清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具体结构如下。

（一）此部分，近乎于“概说”，对清代历史的前承后续、总的趋势，进行一番提纲挈领、高屋建瓴般的概括和总结，以精炼的文字，揭示有清一代的时代特点、清朝的历史地位、清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以及清史内容的丰富与复杂，有助于人们更加深透地认识清代历史。

（二）此部分，概述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尤应侧重内陆、边疆的统一与中国版图的奠定，近代列强各国侵略给中国造成的危害与领土损失，以及中国人民的反抗侵略斗争。

（三）此部分，从政治角度概述清朝历史的基本线索。

（四）此部分，概述清代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其中包括人口等相关内容。

（五）此部分，概述清代文化、社会观念等方面的线索与状况。

（六）此部分，概述晚清的近代化事业与社会结构变迁。

《纪》。《纪》，近似于《本纪》，但不冠以帝王庙号，而是按年号设置。这里有几点说明。

第一，《纪》应首列《清朝前纪》，叙述女真族兴起，努尔哈赤天命年间、皇太极天聪年间之后金历史。

第二，次列《崇德纪》，为正《纪》之始。理由是：此次所修之《清史》，既是清代史，也是清朝史，二者是不可截然分开的。清朝史是清代史的载体，没有清朝，也就不会有清代史；清代的一些历史特征，又是通过王朝历史体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说现在所修的是清代的历史，而不是清朝的历史。此其一。其二，现在，多数甚至大多数学者，反对因以1840年作为划分中国古代、近代历史之界标而将清朝一斩为二。清朝历史应有其整体性与连续性，这是正确的。同样，完整的清朝历史，开始于1636年，而不是1644年。1636年清朝建立时，虽然还是偏处一隅的边疆政权，但它不是地方政权，而是与明朝、蒙古鼎立的政权，丢掉了入关前的崇德朝，清史又失去了其完整性。1644年清朝定鼎燕京，并不意味着其统治全国的开始，它只是与南明、大顺、大西政权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政权之一，如果以1644年（清顺治元年）为清史之开端，不仅又斩断了清朝史，而且是对南明、大顺、大西政权的否定，是王朝正统观的又一种体现。故此，《崇德纪》不可或缺。

第三，崇德以后各《纪》，一朝为一《纪》，依次为：《顺治纪》、《康熙纪》、《雍正纪》、《乾隆纪》、《嘉庆纪》、《道光纪》、《咸丰纪》、《同治纪》、《光绪纪》、《宣统纪》。或许有人认为，这不过是纪传体《本纪》之翻版，尚未脱离帝王正统观的羁绊。但笔者认为，在封建专制时代，每一位帝王君主统治时期，都有其政治特点或特征，这是不必、不能也是无法回避的。以年号而非庙号冠于《纪》，就是要淡化对专制帝王个人的渲染，而揭示这一时期的特点、特征，同时显示专制皇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种种变化。

第四，较长时段的历史事件，如清朝与准噶尔部的关系、对西藏的统一、中西交流等，因其跨朝，应在《总纪》之相应部分中作通贯性概述。

《载纪》。《载纪》记与清朝相抗之政权，包括：《大顺载纪》、《大西载纪》、《南明载纪》、《吴三桂载纪》、《准噶尔载纪》、《太平天国载纪》。太平天国时期各地起义建立之政权，附于《太平天国载纪》。疑者或以为，《载纪》之设，有宣扬清朝正统、贬低其他之嫌，其实不然，关键在于如何诠释。若在《凡例》中向读者交代，《载纪》仅仅表示与清朝相对立之政权，分类小异而已，言明事例，问题自然解决。

无论《纪》抑或《载纪》，应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为宜。每卷之前，应序一提要性短语。

关于《志》。志者，史之纬也，总结历史之各个方面，揭示历史复杂的结构。清朝历史时间较长，内容繁富，《清史稿》虽列有16《志》，仍显不足，尤其于社会诸项，鲜予地位，新修《清史》，应于此作重点补充，使历史整体性昭然于世。具体设《志》如下。

《地理志》。《清史稿》以《天文志》居首，笔者主张《地理志》为先，以突出中华民族生于斯养于斯的这片土地。新修《清史·地理志》可以保持《清史稿·地理志》的原有框架格式。此处不作图，《图》单列为一大部分。

《天文历法志》。古代天文，既有科学成就，亦是文化的一种体现。新修《清史》，将《清史稿》之《天文志》与《时宪志》合并为《天文历法志》，删除《时宪志》中有关数学知识的内容。

《灾害志》。灾害有天灾和人灾，在自然经济状况下，对社会影响巨大。《清史稿》有《灾异志》，新修《清史》改为《灾害志》，“异”的部分，附于“灾”之后。灾害按类排列，纪以编年。大致种类有：水、雨、雷、旱；寒、雪、霜、雹、风；陨、地震、山崩；蝗、虫、鼠、疫、火、饥。

《礼乐舆服志》。《清史稿》分别设《礼志》、《乐志》、《舆服志》，新修《清史》将其合并为《礼乐舆服志》，以存帝王及封建等级制度。《清史稿·礼志》中之“醇贤亲王庙”、“醇贤亲王及福晋丧仪”两项，因属特例，应删除。

《选举志》。《清史稿》有《选举志》，新修《清史》仍之，但将“学校”一项移出，另设《教育志》。

《职官志》。新修《清史》之《职官志》，各项设置应沿《清史稿》，对具体内容可作必要变通。

《宪政志》。《宪政志》为新设之《志》，用以揭示晚清政治体制向近代转化的基本趋向，可大致按“维新时期”—“宪政时期”—“责任内阁”这一基本线索设计，划分为三卷，每项一卷。

《刑法志》。《刑法志》可以沿用《清史稿》，但内容需要充实，尤其是针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立法，以及各族、民间的习惯法。后附“清末已颁未行法律”。

《兵志》。《清史稿》之《兵志》立目已细，可以继续沿用，不过，亦可考虑将“制造”归入《实业志》。

《食货志》。《清史稿》中之《食货志》内诸项，除“户口”外，均沿用之。“户口”移入《人口志》。

《民生志》。官修旧史往往重国用而轻民生，此是一大缺憾，故新修《清史》应立《民生志》。《民生志》记叙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的生活状况，可以按区域分别叙述，区域内要关照各民族的不同特点。

《人口志》。《人口志》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人口数量及其变化、影响；人口流动及其规律；人口政策、人口理论和相关思想；普通民众的人口观念与生育观念（如溺婴等）。

《实业志》。《实业志》记述近代农业、工业、矿业、商业、金融。另附商会、农会等民间实业组织。

《城市志》。在清代，无论经济繁荣时期，还是危机时期，城市的发展都没有停滞，相反，清后期又涌现出一批新兴城市，分布于内地和边疆。所有城市，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日益重要，所以，《城市志》不可不立。本志中，可以按城市的规模、功能和属性，分成几类，分别叙述。本志后，附“租界”。

《交通志》。《清史稿·交通志》有“铁路”、“轮船”、“电报”、“邮政”诸项，新修《清史》仍之，增加“驿路”一项。

《河渠志》。《河渠志》仍《清史稿》之内容，载黄河、运河、淮河、永定河、海塘、直省水利。无一定规模水利建设之江河，不必载入。

《外交志》。《清史稿》设《邦交志》，新修《清史》改为《外交志》，仍按《清史稿》之体例，分列各国，分述外交。另附“属国”。

《藩部土司志》。《清史稿·列传》中有“藩部”、“土司”两类，新修《清史》将其合并，设《藩部土司志》，以突出边疆之地位。藩部土司之重要人物，融入《列传》，与满、汉族平等。本志照分“藩部”、“土司”两部分。

《民族志》。本志记载民族文化特征、民族分布、民族迁徙与发展、民族经济状况、民族关系。

《风俗志》。本志分为三部分，即边疆风俗、内地风俗和清末习俗改良。边疆按民族记其风俗，内地按区域记其风俗。清末习俗改良，包括习俗改良（如妇女放足）和恶习改良（如禁止吸食鸦片）两类。

《宗教志》。《宗教志》内容包括：“佛教”（含藏传佛教、南部佛教）、“道教”、“萨满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民间宗教”、“其他宗教”。列强对华宗教侵略及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融入本志中。

《教育志》。应包括官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其中又分为传统教育和新式教育。传统教育中，应包括封建教化；新式教育中，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含军事教育）、特殊教育。

《科学技术志》。《科学技术志》展现清代科学技术上的各项成就。分为“科学”、“技术”两部分。“科学”包括“传统科学”与“近代科学”；“技术”包括“传统技术”与“近代技术”。

《学术文化志》。《学术文化志》记述清代学术文化方面的状况与成就。分为“学术”与“文化”两部分。“学术”又分“旧学”与“新学”两类。“旧学”中，应突出地域特色，尤其是两湖、江浙、岭南地区。新学与旧学的关系，应当体现出来。“文化”中含“艺术”。“文化”内容比较丰富，尤其1840年以后。应包括的内容主要有：出版、杂志、报纸；表演、音乐、绘画、建筑等各种艺术。

《艺文志》。《艺文志》按“经部”、“史部”、“子部”、“集部”、“西学”划分。清人著述浩繁，必须加以一定的筛选，否则，数量过大，质量难保。

以上各类《志》前，应有一短“论”，昭明宗旨，阐明大势。

关于《表》。《表》以明系统，在纪传体中不可或缺。清史内容繁富，《表》之数量应在《清史稿》基础上，酌量增加。

《皇子世表》。《清史稿·皇子世表》的确“详列历代后裔，人员众多，旁行邪上，条理不清，难以究诘”。为此，可以做两项处理。一是于每卷之首列一“世系简表”，如下所示：

努尔哈赤——褚英——杜度——

——尼堪——

二是凡入《列传》者，《表》中只书姓名，注明“见《列传》某某卷”即可。

《公主表》。《公主表》可依《清史稿·公主表》，不必载入其子孙。

新修《清史》不必设《外戚表》。总体来讲，清朝外戚之作用并不大，重要人物可载入《列传》。

《诸臣封爵世表》。与《列传》互见之人物，《表》中省文，仅注明互见处。

《大学士年表》。可沿用《清史稿·大学士年表》。

《军机大臣年表》。可沿用《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

《部院大臣年表》。可对《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作格式上之变通。

《疆臣年表》。可对《清史稿·疆臣年表》作格式上之变通。

《藩部世表》。与《列传》互见之人物，《表》中省文，仅注明互见处。

《交聘年表》。可对《清史稿·交聘年表》作格式上之变通。

《进士题名表》。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实行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朝代，进士是上层官吏的重要来源，进士群体在清代官场上，也的确发挥了不凡的作用。设《进士题名表》，既是对史料的保存，同时也有助于人们了解清朝政治上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文字狱表》。清朝之文字狱，是专制皇权加强的产物，对清代前、中期社会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文字狱表》之设，使人们对此种状况一目了然。

《秘密会社、秘密宗教表》。清代秘密会社、秘密宗教众多，目的不一，宗旨各异，表现出社会中下层的复杂性。设《秘密会社、秘密宗教表》，可以清晰线索，展示状况。

《民众起义表》。之所以不称《农民起义表》，是因为起义者并非皆农民。“起义”者，必是代表民众利益、武装反抗封建统治。那些啸聚山林、打家劫舍，虽与官府冲突，但也掠夺、伤害普通民众者，不入此表。

《教案表》。清朝后期，随着列强对华侵略的加深，西方之宗教侵略也不断加强，各地教案遂层出不穷。教案迭兴，既说明反“洋教”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的方式之一，也反映了中西方的文化冲突。收入《教案表》者，应当是引起中外交涉的教案，否则，将那些没有影响的教案统统汇入，不免滥竽充数，徒占篇幅。

以上诸《表》之前，应冠一“序论”，对该《表》作提要式说明。

关于《传》。《传》书人物，在纪传体史书中，数量最大。突出人物，是纪传体的特点之一，也是优点。新修《清史》，《传》应分两类，即《列传》与《类传》。

《列传》。体裁与旧史之《列传》相同，聚以类、群，辅以年代排序。但作如下说明。

第一，人物收录范围，可参酌《〈清代人物传稿〉入选人物原则》，然需变通。“皇帝”不设传，事迹载入《纪》。“在历史上起一定作用的后妃、王公贵族”，“有事迹可述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有较大影响的部院大臣、督抚、将军、都统、参赞办事大臣、出使各国大臣；有突出政绩的司道府州县官”，“著名的农民军领袖和其他爱国人物”，“少数民族、宗教、华侨著名人物”，“有重大影响的金融、工、商界人物”，“著名的学者、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医生”，“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的重要人物”，“长期在中国活动的外国传教士、商人、侵华战争中的外国主要将帅、重要的驻华使节”，“其他重要或著名人物”，均在收录范围。

第二，南明政权人物，诸帝王系事于《南明载纪》；诸大臣，无论是否见于《明史》，均将其事迹载入《类传》中之“南明大臣”。对辛亥革命时期之烈士，《类传》中专设“辛亥烈士”一项。清季民初人物，清代侍郎以上、督抚提督、边疆将军大臣，凡有一定影响者，均应收录，其余则视其地位、影响而定。

第三，《清史稿·列传》内，按类设有“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遗逸”、“艺术”、“畴人”、“列女”、“土司”、“藩部”、“属国”诸名目。新修《清史·列传》，沿用“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义”、“遗逸”、“艺术”、“畴人”诸名目。“忠义”收录在开拓边疆、维护国家统一，以及抗击外敌侵略斗争中献身的爱国志士；不设“土司”、“藩部”，而设《藩部土司志》，其中重要和著名人物归入列传，与满族、汉族平等；不设《列女》，而于《类传》中设“妇女”；不设“属国”，而于《外交志》后附“属国”；增设“外邦”，收录“长期在中国活动的外国传教士、商人、侵华战争中的外国主要将帅、重要的驻华使节”。

《类传》。《类传》者，非将同类人物收录在一起而分别叙述，而是对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政治集团的整体性记载与描述。《类传》有两类，一类属社会阶层，有：“胥吏”、“幕僚”、“商贾”、“买办”、“妇女”。一类属政治集团与社会群体，有：“清流派”、“南明大臣”、“维新党人”、“辛亥烈士”。《类传》在于群体性记述，可以将典型人物贯穿其中，以有助于揭示一“类”之特点特征、地位、角色、社会关系、作用，等等。因此，此种《类传》，较旧史之“类传”，有实质性的区别。

凡各《传》，卷后应有一“论赞”短语，以“提要撮元，评骘议论”。

关于《图》。《图》系纪传体旧史所无。新修《清史》之《图》，应设如下几类。

“舆图”。应以《嘉庆重修一统志》为基本史料依据，绘制各行省、边疆特区等行政区划图；绘制民族分布略图；绘制中国领土损失图。凡入《载纪》之政权，亦应各予一图。

“人物图”。主要是各民族人物服饰图。

“器物图谱”。应选择具有普遍意义之器物，为之置“图谱”。

每一类图（谱）之前，加一说明性的按语。

关于《考疑》。《考疑》作为新修《清史》主体之附件，但应是《清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考疑》之作用，在于存有清一代之“迷案”、“公案”，如孝庄皇太后下嫁之迷、雍正皇帝即位之迷、光绪帝之死，等等。每项考疑，首先叙述该“案”的来龙去脉，次及各种观点，不加评论，存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