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国的一位国学大师。2003年是他诞生110周年。进一步探讨、认识他在我国学术　上的成就和贡献，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一

　　他是现代中国史学的奠基者。
　　1922年他为商务印书馆编《现代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时，对中国古史进行了深入的分　析研究，创造了震惊学术界的“层累说”。他把《诗经》、《尚书》、《论语》中之上　古史料“比较看着”，说：“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尧　典》和《皋陶谟》我是向来不信的，但我总以为是春秋时的东西；哪知和《论语》中的　古史观念一比较之下，竟觉得还在《论语》之后。我就将这三部书中说到禹的语句抄录　出来，寻绎古代对于禹的观念，知道可以分作四层：最早的是《商颂·长发》的‘禹敷　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把他看作一个开天辟地的神；其次是《鲁颂·ｂì@①宫　》的‘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把他看作一个最早的人王；其次是《论语》上　的‘禹、稷躬稼’和‘禹……尽力乎沟洫’，把他看作一个耕稼的人王；最后乃为《尧　典》的‘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把后生的人和缵绪的人都改成了他的同寅。尧、舜　的事迹也是照了这个次序：《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　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　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　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　、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　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此论一出，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　反响。
　　蔡元培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是颠扑不破的方法”。钱玄同赞曰：“真　是精当绝伦”。胡适指出：“《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替中国史学　界开了一个新纪元。”郭沫若评论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一个　卓识。……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　的。”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指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在史学界发生革命性　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现代史学的观念。”“的确建立了孔恩(t.s　.kuhn)所谓的新‘典范’，也开启了无数解决难题的法门，因此才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　的史学革命。……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前苏联历　史学家越特金(р.в.ъяткин)则说顾先生“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立了第一块　基石”。1987年6月22日，北京英文《中国日报》评介刘起@②《顾颉刚先生学述》时进　一步评价道：“一位在六十年前曾给了二千年的旧的中国史学传统以毁灭性打击的历史　学家，在中国当前学术重新认识本国文化之际，再度取得了他的声望。……顾颉刚……　是国际承认的现代中国史学的奠基人，同时也受到数量日益增多的国外学者的研究。”  据美国施奈德(l.a.schneider)《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一书所言，西方研究顾颉刚者就  不下四十余家，主要论著七十余种。(参见“国学大师丛书”顾潮、顾洪著《顾颉刚评传  》刘起@②《序》及该书第2章)顾颉刚在中国史研究上开辟了新天地，写下了新篇章。

　　　　　　二

　　他是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是在蔡元培和周氏兄弟倡导下，1918年2月1日刘半农、沈尹默、　钱玄同、沈兼士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发起的　，随后常惠、张竞生、周作人、董作宾、魏建功、顾颉刚、容肇祖、胡愈之、孙伏园、　郭绍虞等许多学者也参加了进来。他们都做出了贡献，其中以顾颉刚的开创性的功绩最　为显赫，为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民俗学运动分为“发端与开拓时期”(1918至1927)、“奠基与开展时期”(1927至　解放前)、“新兴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这三个时期中，顾颉刚都有着　非凡的表现。
　　我们先看看他在民俗研究方面的成绩。
　　1.搜集和研究吴歌
　　1919年，在家乡苏州发动家人和亲友搜集当地歌谣200首，先后在北平《晨报》和北大　《歌谣周刊》上发表，引起了沈兼士、魏建功对吴歌的讨论，魏建功、董作宾并为之注　音。顾颉刚还写了《写歌杂记》等研究文章，北京大学出版了他的《吴歌甲集》。1936　年，他还撰写了《吴歌小史》。胡适和刘半农为《吴歌甲集》写《序》，给予了高度的　评价。胡序说：该书“是独立的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是“道地的方言文学”。“颉刚　收集之功，校注之勤，我们都很敬服。他的《写歌杂记》里有许多很有趣味又很有价值　的讨论(如论‘起兴’等章)，可以使我们增添不少关于《诗经》的见识。”“这部书的　出世真可说是给中国文学史开了一新纪元了。”
　　2.掀起对孟姜女传说故事讨论研究的热潮
　　顾颉刚在郑樵《通志·乐略》中见其论汉代蔡邕《琴操》之言，知杞梁之妻故事由经　传的数十言而为稗官之流演变成后来的千万言，又从姚际恒《诗经通论·郑风·有女同　车》得知未有杞梁之妻故事时“孟姜”为美女的通名。他乃把《左传》、《礼记·檀弓　》、《孟子》、《列女传》等古籍中有关材料进行排列、对比和研究后，指出：杞梁之　妻故事的中心，在战国前是不受郊吊(《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在西汉以前是悲歌哀　哭(《礼记·檀弓》)，在西汉后期又从悲歌哀哭变为崩城(《说苑》、《列女传》)，至　唐代才有万里寻夫、哭倒长城之说(贯休《杞梁妻》诗)。迨其《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在　1924年《歌谣周刊》第69号发表后，立即震动了当时学术界。当时正在法国巴黎留学的　刘半农给顾颉刚来信极力赞赏，说：“教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你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　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来一个有价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　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并在《吴歌甲集·序》里称顾颉刚坐上了“中国民俗学上　的第一把交椅”。
　　顾先生在《歌谣周刊》上出了九个“孟姜女”专号，以后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出　了八个“孟姜女”专号。孟姜女故事一时成了数十位学者共同研究的课题。将所有征集　的材料及讨论的文字于1927年、1928年在中山大学出版了《孟姜女故事研究》三册。他　在1927年1月给《现代评论第二周年增刊》撰写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中提出了孟姜女　故事历史的系统和地域的系统，是继《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之后最为详到精辟之作(约　三万余字)，如他分析总结道：
　　就传说的纷异上看这件故事的散乱的情状。从前的学者，因为他们看故事时没有变化　的观念而有“定于一”的观念，所以闹得到处狼狈。例如上面举的，他们要把同官和澧　州的不同的孟姜女合为一人，要把前后变名的杞梁妻和孟姜女分为二人，要把范夫人当　作孟姜女而与杞梁妻分立，要把哭崩的城释为莒城或齐长城，都是。但现在我们搜集了　许多证据，大家就可以明白了：故事是没有固定的体的，故事的体便在前后左右的种种　变化上。例如孟姜女的生地，有长清、安肃、同官、泗州、务州(武州)、乍浦、华亭、　江宁诸说；她的死地，有益都、同官、澧州、潼关、山海关、绥中、东海、鸭绿江诸说　。又如她的死法，有投水、跳海、触石、腾云、哭死、力竭、城墙压死、投火化烟，及　寿至九十九诸说。又如哭倒的城，有五丈、二三里、三千余丈、八百里、万里、十万里　诸说。又如被她哭崩的城的地点，有杞城、长城、穆陵关、潼关、山海关、韩城、绥中　、长安诸说；寻夫的路线，有渡浍河而北行、出秦岭而西北行、经泗州到长城、经镇江　到山海关、经把城关到潼关诸说。又如他们所由转世的仙人，范郎有火德星、娄金狗、　芒童仙官诸说，孟姜女有金德星、鬼金羊、七姑星诸说。这种话真是杂乱极了，怪诞极　了，稍有知识的人应当知道这是全靠不住的。但我们将因它们的全靠不住而一切推翻吗　?这也不然。因为在各时各地的民众的意想中是确实如此的，我们原只能推翻它们的史　实上的地位而决不能推翻它们的传说上的地位。我们既经看出了它们的传说上的地位，　就不必用“定于一”的观念去枉费心思了。
　　正像《顾颉刚评传》所说：“先生用研究史学的科学方法、精神来对社会上向来被认　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故事传说进行研究，使人耳目一新。”“作出划时代的贡献。”

　　3.进行妙峰山香会调查
　　顾颉刚对民间信仰也很关注，曾对北京的东岳庙、妙峰山、财神庙、白云观、黄寺，　苏州的东岳庙，泉州土地神，东莞城隍庙，广州各寺庙等进行考察，其中以1925年对妙　峰山香会的调查最为有名。
　　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受北大风俗调查会之托，顾颉刚与容庚、容肇祖、孙伏园、　庄严五人对位于北京城西北的妙峰山进行了考察。五人中属他最为活跃、突出，眼观、　耳听、手抄，忙个不停，感慨颇多，收获极大。他说：“到了这种地方，迷眼的是香烟　，震耳的是鼓乐，身受的是款待，只觉得神秘、壮健、亲善的可爱，却忘记了他们所崇　奉的乃是一种浅薄的宗教。这使我对于春秋时的‘祈望’，战国后的‘封禅’得到一种　@③解。妙峰山香会在财政、礼仪、警察、交通、饷糈……各方面都有专员管理，又有　领袖人物指挥一切，实在有了国家的雏形了!”他跑前跑后抄录“会启”。调查成员各　自撰文，顾颉刚将其编为《妙峰山进香专号》，在《京报副刊》发表(共分六期)，到中　山大学后编为《妙峰山》一书出版。这次妙峰山香会调查，是中国首次有组织、有目的　、有计划的庙会民俗学田野作业，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江绍原《北大风俗调查会　＜妙峰山进香专号＞书后》评论说：“现今的民众宗教的研究，则顾颉刚先生的妙峰山香　会调查，在邦人中只怕是绝无仅有的。”“如果顾颉刚早生几千年，而且多托生中国若　干次，由他调查记载古中国的民礼民教像他此刻的调查记载妙峰山香会，则我们写中国　法术宗教的人，真不知可以多出多少有价值的材料，真不知可以省多少心思也。”何思　敬在《读妙峰山进香专号》中称妙峰山进香调查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霹雳，说：“至今　没有人来理会民间的宗教生活。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不特关于民　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这全靠此专　号作者的同心协力，尤其颉刚先生的精敏周到。他在专号中确是一个最忠实的调查者”　，是一个“时代精神”。
　　4.对婚丧礼俗的研究
　　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上先后发表了《两个出殡的导子帐》(1924年4月27日　第52号)、《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1924年5月25日第56号)、《一个光绪十五年　的“奁目》(1924年6月8日第58号)。1928年4月，他将此三文与刘万章撰写的《广州的　旧婚俗》、《广州的旧婚俗补述》、《广州的旧丧俗》合在一起，以《苏粤的婚丧》为　书名，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小丛书之一出版。
　　他对吴歌、孟姜女传说故事、妙峰山香会、礼俗等的研究是同时进行的，很有魄力。　顾颉刚在民俗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为世人所公认，他在歌谣、传说故事和庙会的研究方面　树立了三个典范，对后世影响深远。日本学者平冈武夫说：“即使说中国民俗学的研究　是顾先生首创和培育起来的，恐怕也不过分。”(平冈武夫《古史辨自序》日译本《译　者前言》，创元社，1940年)
　　再看看他在组织领导方面的建树。
　　1919年，他在苏州搜集歌谣，虽然当时还是一个学生，但已开始显露出了其组织领导　才能。他说：“在家中组织人力，从我的祖母起，直到保姆，由她们唱，我来笔记。后　来又推广到亲戚、朋友家。我的爱人殷履安又在她的母家，用直镇上为我收到了好些。　一年之中，居然记下了三百余首。其中，有儿歌，有妇女歌，有工农歌，也有对山歌。　除歌谣外，还连带搜集了谚语、歇后语。”(《我和歌谣》，载《民间文学》1962年第5　期)
　　1924年4月参与《歌谣周刊》的编辑工作，则开始表现出了他的编辑、组织能力，如为　该刊组织、编辑了九个“孟姜女专号”，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组织、编辑了八个“　孟姜女专号”，为《京报副刊》编了六个“妙峰山进香专号”；1926年到厦门后，发起　组织了那里的风俗调查会，创办《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1927年到中山大学后，　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以“民俗”命名的社团组织——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了《国立中　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间文艺》、《民俗周刊》，设立风俗物品陈列室　，举办民俗学传习班，编辑出版了36种民俗学会书籍，制定了学会章程和计划，等等；　1936年，在北大发起成立了“风谣学会”，在南京《中央日报》创办《民风周刊》，在　北平《民声报》创办《民俗周刊》，次年在北平《晨报》创办《谣俗周刊》；1930年，　他曾拟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并拟了《中国民俗学会发起宣言》；1943年12月，在重　庆召开座谈会，被推举为“中国民俗学会筹备员”；1950年，在上海与赵景深、李白英　、钱小柏等研究成立中国民俗学会事；1978年夏秋间，与白寿彝、容肇祖、杨ｋūｎ@　④、杨成志、罗致平、钟敬文联名上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议设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　构。
　　顾颉刚在我国民俗学研究和组织领导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赞扬　和敬仰。20世纪30年代，钟敬文、娄子匡、陶茂康主编的《民间月刊》第2卷第8期称其　为“中国民俗学创导者之一”。北京大学段宝林教授1993年9月19日在《工人日报》上　以《中国民俗学之父》为题撰文，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对其在现代中国民俗　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方面做出的历史功绩进行了阐述，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三

　　一代宗师不是毫无缘由地从天而降、拔地而起的，而是与历史、时代和个人素质主客　观条件紧密相关的。
　　顾先生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自幼好学并善于思考，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可谓条件极优了。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改革校风，提倡科学与民主，顾颉刚很受鼓舞。听了胡适　讲中国哲学史从周宣王以后讲起，更是兴奋，使他“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③的意识”　，对民间文化由兴趣发展到对其重要性的了解。刘起@②在《顾颉刚评传·序》中谈到　顾颉刚“古史辨学派”时写道：
　　直接促成他完成这一伟业的，则是胡适、钱玄同二先生，以及与二先生共同讨论发现　中国疑辨传统中代表人物郑樵、姚际恒、崔述诸人的辨伪著作。顾先生在《我是怎样编　写＜古史辨＞的》中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于郑、姚、　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
　　他的这一……业绩，划时代地把中国封建传统中的古史系统从旧的霾雾中解放出来，　力倡古史资料必须批判地对待，促成中国史学步入新时代，显出了他对中国社会历史科　学领域所起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1993年，我在《民间文学论坛》第2期上发表的《顾颉刚对我国民俗学事业的杰出贡献　——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中写道：
　　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以后，见蔡元培校长聘请戏曲家吴梅、韩世昌到学校讲课，引起　了他的好奇，使他“懂得戏剧是一门学问”，便也常去听戏。他说：并从开始的“寻娱　乐”，“转到了研究故事方面去。我知道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迁流变化的，不该　用固定的眼光去看；从此更转到了古史上，懂得许多古史也只是当时的故事。于是我发　了大愿，要彻底寻求古史中的故事性的规律。”1918年2月，刘半农发起征集全国近世　歌谣的活动，在《北京大学日刊》编“歌谣选”，“又是一个新鲜的环境儿”，再次引　起了他的兴趣。于是，由原来受了“读书人家”“世家子弟”思想的影响害得他“对于　市民们的文娱活动，如唱歌、拍曲、说书、滩簧、宝卷，虽常有接触的机会，但总不愿　屈就它”的思想认识到对这些被士大夫阶级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感到好奇并被吸　引而投身于这股新文化思潮中去了。他说：“那时的我，已经看了五年的戏，对于一切　的民间文艺有了比较平等的眼光；自己想道：《小放牛》剧中，不是一个牧童跟一个女　孩唱对山歌吗?《孟姜女》剧中，不是过关时唱‘十二月花名’吗?为什么要反对?所以　也就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新潮流。”这种认识影响着他以后整个一生的学术活动。
　　除了《我和歌谣》的回忆文章外，早在六十多年前他就说：“我对于民众的东西，除　了戏剧之外，向来没有注意过，总以为是极简单的；到了这时，竟愈弄愈觉得里面有复　杂的情状，非经过长期的研究不易知道得清楚了。这种的搜集和研究，差不多全是开创　的事业，无论哪条路都是新路，使我在寂寞独征之中更激起拓地万里的雄心。”(《古　史辨》第一册“自序”)乃下定决心“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　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民俗·发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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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颉刚在中国古史和民俗学研究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民俗学研究中国古史，以中　国古史研究民俗学，二者互相促进。他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　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　以前我爱听戏，又曾搜集过歌谣，又曾从戏剧和歌谣中得到研究古史的方法，……原来　单想用了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并不希望即向这一方面着手研究。”“民俗学方面　，除了故事以外，这二年中着手的工作又有三事：神道、社会和歌谣。我在《研究古史　的计划》中，把民俗学的研究放在最后，希望先辨明了外表，然后再去探求内部的意义　。现在我的环境是适于研究民俗学的，我只得先从此入手了。”(《古史辨》第一册“　自序”)
　　顾颉刚有着深厚的古史古文学的基础，又有着敏锐的思想和开拓精神，在五四新文化　思潮中驰聘于学术的大海，为中国现代史学和民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层累说”和　民俗学研究的示范及创立民俗学会的功绩，一直为海内外学者所瞩目，不断有研究他的　论述发表或出版。值此顾颉刚先生诞生11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进一步学习他的治学精　神，继承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为中国史学和民俗学在新的21世纪里得到新的更大的　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