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史分期的争论与八种“封建说”

　　1919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由此构筑了中国古史　分期论辩的基础与前提。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古史分期的论辩大体经历了三　个时期：即30年代、50年代至60年代初、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由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引发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　战。论战大体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　质等三大主要论题展开，参加论战的代表人物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等，　有新生派陶希圣、梅思平等，还有托派李季、陈邦国、胡秋原、王宜昌、杜畏之等。吕　振羽、郭沫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论证了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分别肯定　殷商、西周为奴隶制社会，西周、战国以后为封建社会，而托派人物则否认中国社会历　史曾经过奴隶制阶段，认为“没有划然的奴隶社会一阶段”，“在氏族的丘墟上产生了　封建社会”[1]。对于秦汉以后的社会性质，或曰“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2]，或　曰“商业资本主义社会”[3]，或曰“前资本主义时期”[4]。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　史论战，揭开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大论辩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古史分期的论辩，烽烟再起，导火索为郭宝钧于1950年3月19日在　《光明日报》发表的《记殷周殉人之史实》。此文结合安阳殷墟墓葬发掘，揭示了殷代　集体殉葬之史实，并对殉人的身份，作了不确定的推测，曰：“所殉之人，是否皆奴隶　，是否皆从事生产之奴隶，作者未敢进一步推断。”郭沫若看到这篇文章后，撰写《读　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刊于《光明日报》1950年3月21日)一文，指出：“这些人毫　无人身自由，甚至连保全首领的自由都没有的殉葬者，除掉可能少数近亲者之外，必然　是一大群奴隶”，“因此，这一段史实，正说明殷代是奴隶社会。”此说既出，引来众　说纷坛，由殉人身份的论断，掀起了新一轮的古史分期论辨。这场论辨一直持续到20世　纪60年代初，大体形成了三个回合：1950年至1953年为第一个回合，两军对垒主要是“　西周封建论”和“战国封建论”。第二个回合时在1954年至1956年，由两军对垒演变成　多方对阵，“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秦汉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相互　角力，特别后两者，形成辨坛劲旅。至此，古史分期的论辨已达到高峰。《历史研究》　编辑部从数以百计的论辨文章中，选出42篇代表作，编成《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　问题论文选集》和《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二书，由三联书店(1956、1957年)出　版，算是对前两个回合作了一个小结。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形成第三个回合，这一回　合较之前两者，激烈程度渐趋缓和，并呈现出二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论辨更加理性化，　尽量从问题的全面和思想深层去考虑自己的学术观点，如郭沫若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研　究中的两个问题》(刊于《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围绕“中国奴隶社会的基本特征　”和“中国古代史分期的标准”两个问题，概括了50年代分期争论的内容，虽仍申明坚　持“战国封建论”，但对其它学说也显示了宽容；二是结合中国通史的撰著，各派均从　理论阐述到史料解释，对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充实和完善。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学术界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1978年10　月，《历史研究》杂志社和《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在吉林省长春市联合召开中国古代　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会开得很热闹，知识分子沉寂了多年，开始又能畅所欲言。　而且这是一个热门话题，无不踊跃发言，各抒己见……‘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古代史　分期已定下用郭老(沫若)的说法，中国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际。长　春会上又把这个问题翻出来，西周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重有人提。会下就有一位与会的　教授说：‘现在是西周封建说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5]1979年后，全　国各大报刊陆续发表了许多关于古史分期的学术论文，出现了“春秋封建说”、“秦统　一封建说”、“东汉封建说”和“东晋封建说”等，论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直到　80年代中期，论争的热度才逐渐冷却下来。
　　中国古史分期论辨最为纷扰的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断限，各派虽均以马克思主义　社会形态理论为依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准则，但由于使用的尺度不一　，或以生产工具为矩，或以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规，因此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先后出现八种“封建说”，争奇斗艳，让人眼花缭乱，学术魅力也引人入胜：
　　1.西周封建说
　　首倡此说者为吕振羽(注：见吕振羽：《西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刊于《中山文化教育　馆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吕氏又著：《论西周社会形势发展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　——关于中国社会完成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问题的探讨》，刊于《新建设》1959年　第9期，对“西周封建说”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赞同并主张此说者有吴玉章、翦伯赞　、范文澜、杨向奎、徐仲舒、王玉哲、王亚南、杨翼骧、束世@①、李埏等。代表作为　：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942　年延安出版)和《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　1954年第1集)、杨向奎《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文史哲》1952年第5期)、王玉　哲《有关西周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王亚南《西周领主　经济封建社会的形成及“亚细亚生产方式”诸特点在地主经济封建社会的残留》(载于　《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束世@①《关于西周封建　制形成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李埏《试论殷商奴隶制向　西周封建制的过渡问题》(《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杨翼骧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为博　士生授课，一再申明“西周封建说”。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学家吴玉章在一些讲话中　，也表示主张此说。
　　2.春秋封建说
　　此说由李亚农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曰：“周宣王以后，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　页，走进了典型的封建制社会。”[6]主张此说者有唐兰、祝瑞开、吴慧等。代表作有　：唐兰《春秋战国是封建割据时代》(《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1963年。《光明日报》　1962年5月10日刊逯立达《唐兰论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对其“春秋封建说”作了　较为详细的介绍)、祝瑞开《春秋初中期齐晋楚的封建主革命》(《西北大学学报》1979　年第1期)、吴慧《西周的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
　　3.战国封建说
　　倡导此说的主要代表人的是郭沫若，主张此说者有杨宽、吴大琨、田昌五等。代表作　有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杨宽《战国时代社会性质的讨论》　(《文史哲》1952年第5期)、吴大琨《论地租与中国历史分期及封建社会的长期阻滞性　问题》(《文史哲》1953年第2期)、田昌五《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问题》(《社会　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4.秦统一封建说
　　主张此说者有黄子通、夏甄陶、白寿彝、金景芳等。代表作有黄子通、夏甄陶《春秋　战国时代的奴隶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白寿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　问题》(1977年讲话，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　中国历史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　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历史研究》1979年第2、3期)。白寿彝认为春秋战国　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秦统一，标志着封建社会确立。这一看法，在很大程　度上沿承了他的导师黄子通的学术观点。田居俭《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讨论三　十年》(载于《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版)，将白寿彝列入　“战国封建论”者，并不确切，应为“秦统一封建论”者。
　　5.西汉封建说
　　侯外庐首先提出此说，赵锡元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代表作为侯外庐的《论　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赵锡元《试论中国奴隶　制形成和消亡的具体途径》(《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
　　6.东汉封建说
　　20世纪50年代，周谷城提出此说，70年代末，郑昌淦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证。代表作是　周谷城的《中国奴隶社会论》(《文汇报》1950年7月27日)、郑昌淦《井田制的破坏和　农民的分化》(《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7.魏晋封建说
　　主张此说者有陶希圣、尚钺、王仲荦、何兹全、唐长孺、王思治、日知、赵俪生等。　代表作有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中国社会史论战》第2辑)、　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　(《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和《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王思治《三论汉代是奴隶社会》　和《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它》(三联书店1980年版)、日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　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赵俪生《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角度来看我国　古史的分期》(《兰州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唐长孺晚年也主张“魏晋封建说”，　其关于古史分期的学术观点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已　有详细论述。
　　8.东晋封建说
　　此说由梁作干提出，代表作为梁作干的《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国与西罗马　帝国的灭亡》(《暨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二、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说”

　　在八种“封建说”，西周、战国、魏晋等三说为最强，“三强”之中，以“魏晋说”　最为丰富、系统，不仅成果多，队伍壮，而且还架构起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显示出强　劲的发展势头。“魏晋说”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局面，这自然与尚钺先生的研究和倡导是　分不开的。
　　尚钺先生的“魏晋封建说”是由他的古史分期讨论而建立起来的。它曾将其古史分期　理论归纳为七点：第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即“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和一　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才能引起新的生产关系的发生　和发展；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反过来，生产关系　也会对生产力发生作用和影响。”[7](p354)第二，人类社会五种形态所经历的时间“　越古越长”[7](p355)。第三，除社会主义外，新的生产关系总是在旧社会内部开始产　生的。“在古代阶级社会中，不会存在着某种单纯的生产关系，而且相反，经常是许多　不同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前行生产关系的残留和后起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与现实的主　导的生产关系，经常交织在一起。”[7](p295)第四，相似的历史现象因社会发展阶段　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会产生本质完全不同的结果，家庭公社、农村公社与农奴制大　庄园解体，均出现大量自耕小农，小农分化、破产，“前者为奴隶制提供大量的奴隶新　来源；后者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输送了广大的产业后备军。”[7](p355-356)第五，古　代商品生产发展，商人、高利贷者日益活跃，他们一方面兼并小农，占有大量奴隶；一　方面腐蚀贵族奴隶主，与诸侯王“分庭抗礼”，这是奴隶制经济发展所出现的矛盾；第　六，奴隶制社会的矛盾，除奴隶与奴隶主、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外还有新兴奴隶主与氏族　贵族奴隶主的矛盾，三家分晋、田氏篡齐、吴起改革、商鞅变法等，即属于这类矛盾，　“其间并没有什么进行封建改革的意义。”[7](p356)汉武帝“算缗钱”是贵族奴隶主　与商人奴隶主争夺财富的矛盾爆发。第七，关于法律，周文王“有亡荒阅”的规定、晋　铸刑鼎、子产作刑书，“既是针对奴隶的，同时也是保证新兴的富有奴隶主的利益。”　[7](p356)

　　按照这样的理论和标准，尚钺先生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划分，确定在汉魏之际。为了　支持他的“魏晋封建说”，他对“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两汉封建说”进　行了辩驳。认为“西周主要的农具基本上仍然是使用木器、石器和蚌器……由于没有铁　器，农业技术上的重大进步如牛耕、深耕细作等在西周时代也不存在。”[7](p340)再　就土地所有制形态来看，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王有”，土地私有权没有　完全或最后形成，农业生产由农村公社和家庭公社组织进行，公社内的“私田”仅归私　人使用，但不可以自由买卖；再次，世袭贵族通过“授民授疆土”，占有大量土地和劳　动者。基于这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无法构成封建的剥削性质的。关于“战国封建　说”，他指出：“不论是资料或理论上，都不能使人构成一个象社会历史巨大变革的印　象……头脑中连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系统也未能建立起来，相反地，从整个历史发展线　索来看，从商周到春秋战国，不仅看不见如奴隶制经济形态的解体现象，反而构成了一　种生产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合理线索。”[7](p340)“两汉封建说”者的主要依据　是汉代已有租佃关系和小农经济的存在。尚钺先生说：“小农经济和租佃关系发生的时　代，是在原始公社解体时期。因此，仅凭这些现象是不能作为论证封建社会存在的决定　性证据的，因为这些小农和租佃关系是封建社会的或是奴隶社会的，还必须深入研究当　时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特别是当时整个经济基础，才能比较明确的认识到这种小农和　租佃关系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7](p342)汉代生产工具落后，技术原始，生产率低　下，而贵族生活又“是那样的奢侈，兼并土地和掠夺奴隶是那样的厉害”，小农无法维　持再生产，不得不“把土地交给豪民而为他耕作”，通过“见税什五”苛刻的租佃关系　“寻得一种保护”，这“正是奴隶制度下的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向奴隶命运沉沦变化的步　骤。”因此，“说汉代是封建社会，实在难以另人信服。”[7](p343)
　　对于古史分期讨论，尚钺先生指出：“不仅要从横的方面，即生产力、生产关系、阶　级斗争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研究；还要从纵的方面联系起来考察　，即要上溯夏商，下及两晋南北朝。”[7](p346)自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他列举了　四方面的变化：第一，由商品经济到自然经济的变化。他说：“从战国到汉代，虽然基　本上仍是自然经济的社会，但在其中，商品生产和流通却不断发展，且呈现某种程度的　活跃，甚至连贵金属也成为贷币；而到了两晋南北朝朝代，自然经济却占了绝对的统治　地位，前一阶段颇为活跃的商品货币关系却长时期地(不是短暂地)极度衰落了，物物交　换成为主要形态。”[7](p346)第二，农奴制劳役制的变化。曰：“主张西周是封建社　会的同志认为，西周时，农奴制和劳役经济占主要地位……而主张战国秦汉是初期封建　社会的同志们，往往把‘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解释为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租佃关　系，对于两晋南北朝大量存在的‘免奴为客’的现象，也将作如何解释呢?”[7](p346-　347)对于这一变化，何兹全先生归纳为“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5]。第三，官　私手工业中奴隶制关系的变化。曰：“从战国到两汉，在官私手工业中，奴隶制关系都　不断发展，直到两晋以后，才没落下去。把不断发展的奴隶制手工业，解释为封建社会　中的奴隶制残余，也很难另人信服。”[7](p341)第四，学术思想的变化。曰：“战国　时代学术思想中产生了‘百家争鸣’，汉武帝时虽‘独崇儒术，罢黜百家’，但在西汉　后期至东汉，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天人感应’到阴阳五行的谶纬的宗教思想。佛教　也在这时起传入。东汉末作为宗教的道教又形成为一种社会势力；另方面，东汉初又产　生了以王充为代表反对迷信和谶纬说的朴素唯物论思想。此外，文艺、科学都有进一步　的高涨。对于这些现象又将怎样解释呢?适应什么社会要求产生这些上层建筑呢?这些上　层建筑的基础又是什么呢?”[7](p347)他所总结的这些历史变化与问题，均是其“魏晋　封建说”的重要论据。
　　此外，尚钺先生还提出通过经济现象揭示阶级对立关系；从人身隶属关系和剥削方式　的变化，观察封建社会产生、发展、停滞、倒退的线索，再由这个线索追寻社会发展的　规律性；土地制度的变化、商品生产与货币流通的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官营手工业　的变化对封建社会发展影响等方面，考察中国封建经济关系。(注：见尚钺：《＜中国封　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序言》，载于《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这些也是其“魏晋封建说”的内容。

　　　　　　三、“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尚钺先生的学术贡献

　　“魏晋封建说”的首倡者应该说是陶希圣。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陶希圣在经过　一段摇摆不定之后，终于将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断在魏晋，他的这一学术观点影响了何　兹全先生。何先生曾回忆他于1932年至1936年在北大读书时，说：“北大四年，予我影　响最大之人莫过于陶希圣，他开的两门课：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我都选修过　；我治中国经济史，主要受他的影响。”[5](p14-15)何先生的“汉魏之际封建说”“　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中已见端倪。”[8]而此文　的撰写又是受了陶希圣的“启发”。对于陶希圣的学术思想，何先生也有比较公允的评　价。他说：“当时北大史学系的教授依学术思想渊源，大体可分为三个流派：一个是可　由钱穆教授代表的，以乾嘉为主导的学派，孟森教授、蒙文通教授可划在这一派里；一　个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学的学派，以胡适、傅斯年教授为代表；一个是乾嘉加点辨证唯物　论，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陶希圣。要说明的是，我是从学术观点的角度说陶希圣有　点辨证唯物论，在政治组织上他是国民党的改组派。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　人的著作，受他们的影响而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这使他成名，在学术上有高人之处　。陶希圣的史观是不纯的，他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5]
　　正因为陶希圣等人的史观不纯，所以有学者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所涉　及的古史分期讨论，排除在学术之外。田居俭说：“当年那场讨论，严格地说，还算不　上真正的学术讨论，因为它是和关系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的政治论战紧密　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御用文人和各种伪马克思派的掣肘，使得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批驳形形色色的反革命舆论上，因而不能全力以赴　从学术上进行科学的研讨。所以说，对这个问题真正从学术角度开展广泛的讨论，还是　全国解放以后三十多年的事情。”[9]按照这样的看法，陶希圣对于“魏晋封建论”仅　仅是提出而已，而对此说予以正确论证，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向　学术界表明了其“魏晋封建说”。《中国历史纲要》的撰著始于1951年，这说明起码在　此时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已有了成熟的考虑。而且本书在出版前，还征求了尹达、侯　外庐、张政ｌǎｎｇ@②、唐长孺等先生的意见，张政ｌǎｎｇ@②先生亲为本书选择插　图，这都表明了本书的学术地位。
　　尚钺先生的“封建说”是以他的古史分期理论为基础的，而其古史分期理论又是建立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基础上的。他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学说分析中国古　代社会的变革，起码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相当成熟了。1944年，他在《中山文化季刊　》(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释@③——从中国古代农具发展探讨古代社会》认为社会制　度的演变，起主导作用的是生产工具，社会关系则是第二等的因素。“主要的变革，还　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决定的，同时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才　能找到正确的线索和说明。”[7](p294)这可以说是其“封建说”的端倪。至50年代初　，其“封建说”形成。
　　1955年以后，是尚钺先生“封建说”的发展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先秦生产形态之探　讨》、《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序言》、《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　序言》、《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等论文，对其“封建说”作了系统的论证。他的　论证基本上是循着“奴隶社会怎样崩溃，封建社会又是如何产生”这样一个思路进行的　。因此，他先从先秦生产形态着手，探讨早期奴隶制下氏族公社与农村公社的变化。他　将奴隶社会分为两个时期：“大约在舜、禹之时，古代社会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　，在父系氏族时期奴隶制已经产生，到殷商形成了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从西周到春秋　，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的脐带。当时的基本生产关系是‘以家长制公社为　基本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从战国到西汉，是中国奴隶制从发展到没落的阶级。”[1　0]封建的生产关系孕育于奴隶制的发展与没落阶段。“西汉初期就已产生了封建关系的　萌芽，直到魏晋，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10]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昌盛时代，乃至说是中　国封建社会的分水岭。”[7](p352)宋、元是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明至鸦片战　争为封建社会末期。20世纪50年代，尚钺撰著《中国通史讲义》(即《尚氏中国古代通　史》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将奴隶制、封建制的发展演变过程具体划　分为四个阶段：早期奴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西周到春秋战国，中国奴隶制的崩解与　封建制度的形成——秦两汉到南北朝，封建制度的发展——隋唐五代，封建主义最高阶　段与资本主义的萌芽——宋、元、明、清。按照“魏晋封建说”，构建了他的古史系统　。从尚钺先生关于古史分期研究的总体情况看，他对奴隶制的兴衰，研究得较为充分，　而对封建制度形成的探讨，略显薄弱。
　　奴隶制如何瓦解?封建关系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对此问题给予较为充分说明的是王仲荦　先生。他于1956年在《文史哲》(第3、4、5期)发表名篇《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　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以生产关系的变化为线索，以依附民(即农奴)阶层的形成为标　志，描述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衰与兴的过程。认为夏至战国为原始奴隶制；战国初至东　汉，较发展的奴隶制占统治地位；自汉武帝时，大量“流民”出现，至东汉末，黄巾起　义，埋葬了奴隶制，引起了封建关系的急剧发展，旧的奴隶与奴隶主的生产关系，不得　不让位于新的依附民与封建主的生产关系，至魏晋，形成了封建制；封建土地所有者与　依附民“部曲”、“佃客”构成了封建社会初期的基本阶级；魏晋时，封建制的优越性　并未立即显露出来，到了南北朝，封建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为唐　代的昌盛作了准备。王仲荦先生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尚钺先生有关研究的薄弱之处，而且　沿着尚先生的学术思路，将“魏晋封建说”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稍后，何兹全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　，1979年何先生又发表了《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具体阐述了　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社会变化的四个方面：即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由自　由民、奴隶到部曲、客；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由民流到地著。十分清晰地描绘了中　国历史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发展线索。1991年何先生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不仅构建了“魏晋封建说”的理论体系，还将“魏晋封建说”的　研究作了一系统的总结。
　　这样，在“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即尚钺　、王仲荦、何兹全。尚钺对“魏晋封建说”具有开创之功，王仲荦则有开拓之力，何兹　全有集大成之劳。对于尚钺的开创之功，王仲荦在尚先生逝世之后，曾赋《挽尚钺同志　》诗，概括了尚先生的学术贡献，曰： 

三千桃李列门墙，老树婆娑扑鼻香。
若问门人谁最健，中国粲粲扶余王。
古史自今开草昧，萌芽何必讳清初。
从来学术难定论，且继前贤要著书。

　　“古史自今开草昧”注曰：“尚钺同志主张魏晋封建论。”[11]充分肯定了尚先生在　古史分期方面的学术贡献和地位。
　　1959年，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受到批判，翦伯赞先生将尚钺的学术观点与“食货派　”联系起来。何兹全先生说：“史学界开始批判尚钺教授和他的魏晋封建说，而我也执　这一说，认为汉魏之际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我俩虽无深交，但学术思想是有共鸣的。　翦伯赞教授曾著文说：尚钺同志是共产党员，但和共产党的同志走得不近，而和《食货　》余孽倒似一伙。”[5](p90)从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没有迹象表明尚钺先生与陶希圣在　学术上有任何渊源关系。虽然何兹全先生早年曾受陶希圣的影响，但其以后的学术思想　与陶氏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与尚钺先生较为接近，同属马克思主义史学。因此，翦伯赞　先生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
　　对于尚钺先生的“封建说”及由此所遭受的磨难，戴逸先生曾作了这样的评价，曰：
　　他具有许多哲人常常具有的那种创造精神和执着性格。他提出了魏晋封建论和资本主　义萌芽说，体系最完备，论述最详尽，旗帜最鲜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与范文　澜的西周封建论、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并称为古代史分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他对自　己的学术主张，极为坚持，虽然碰到万钧压力而毫不动摇。回想那时，学术研究的环境　太严酷了，有的情况简直到了可悲又可笑的地步。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　中提到过一句：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因此持魏晋封　建论的同志碰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开始尚是一般的诘辩非难，逐渐地上纲上线，成了　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异端邪说，甚至扣上托派的帽子。领导命令不准在课堂上讲授魏晋　封建论，其帽子之大，压力之重，令人惶惶然……从50年代中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长长的二十多年内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首当其冲，无数篇的批判文章，排山倒海，　汹涌而来。服劳役、蹲牛棚，直到家破人亡。尚钺同志遭受的坎坷经历，一言难尽，非　一般人所能承受。但他一直镇静自若，处之泰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争取保留自由　研究的权利。他对自己认定的真理，执着追求，表现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无　畏气慨。阅读他的遗著，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可以挑拣他在论证和运用史料中的疏　失，但你不能不佩服他那种在逆境中坚持真理的勇气，那种“威武不能移”的铮铮铁骨　，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不渝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12]
　　每读尚钺先生的书及戴逸先生的评论，不禁对尚钺先生的学术精神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