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科学文化十分繁荣的一个时期，许多重要的学术理论和技术发明都发生在那个年代。宋代在生物学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时不但在动物化石的认识、人体解剖学和金鱼育种方面都有突出的成果，而且凭借生物学知识的广泛积累，有关生物的学问已逐渐从原来更为广泛的知识门类中分离，开始形成一门关于“鸟兽草木”的学问，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古典的生物学。这种情况明显地体现在当时涌现的众多的生物学著作中。笔者在此就当时这种学术发展的特征和有关情况作一初步的探讨。
i北宋时期有关生物学专著的涌现
众所周知，在农业社会中，“草木鸟兽虫鱼”或者说生物资源，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基本源泉。对它们的认识和开发，自然就成为当时社会实践和学术探讨的基本内容之一。但是在宋代以前，我国有关生物的论述主要寓于医药、农业和方志等类型的著作中，只有比较零星的生物学著作出现，如三国时期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北朝时期的《竹谱》和《魏王花木志》、唐代王方庆的《庭园草木疏》和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草木记》等等。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但出现的生物学著作很多，而且涉及的生物层面更为广泛，内容更加深刻。它们大体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资源记述型，亦即通过学者的调查，对有关动植物资源进行记述的作品。它们的性质多少有点象后代的地区动植物志。这类著作记载了大量新颖的动植物知识。第一本这种类型的著作是宋祁(公元998—1061年)的《益部方物略记》。众所周知，唐代中期以前，我国南方由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那里的生物等资源为外界所知较少。从东汉时起，不少到南方做官的学者就不断以各种“异物志”或“水土志”、“记”为名，记述了在华东南各地所见闻的各种生物和矿产资源。这些著作尽管包含了大量的生物学内容，如三国时期的《临海水土异物志》就记有110余种的动植物[1]，但还不是记述动植物的专门著作。宋代的学者在此基础上把注意力更集中地放在具有当地特色的“草木鸟兽虫鱼”，撰写出专门记述生物的作品。这是我国古典生物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益部方物略记》是现存关于我国西南动植物的第一本专书。作者宋祁是宋初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益部方物略记》是他在四川做地方官时写的。全书按草木、药、鸟兽、虫鱼分类编排，共记述动植物65种。书中对所有动植物都配有插图(今已不存)，内容新颖。根据宋祁在书前的记述，这本书的编写原则为“凡东方所无，乃有而自异，皆取之。”从书中记述的狨(金丝猴)、龙羊(盘羊)、桶、桤、红豆树等动植物可以看出，宋祁秉承了前人细致记载“异物”。的传统，但又有创新，即记述的都为当地动植物，具有较高的生物学价值。当时属于这种类型的著作还有《益州草木记》[2]、《郊居草木记》[3]等。
上述类型的著作还有另外一个类别，那就是记述当地突出的生物资源，尤其是带有地区特色的花卉果木的著作，即后人常说的动植物"谱"、"录"。它们是宋代开始大量涌现而极具我国古代生物学特色的著作。这类作品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地区性的著名动植物认识的深入，加速了人们生物学知识的积累。
记载一个城市花卉的著名著作首推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这本书写成于1082年。大家知道，洛阳在唐宋两代都是陪都，园林艺术十分发达。周师厚在少年时就听说"洛阳花卉之盛，甲于天下"。后来到洛阳任职后，深感这里花木种类之繁多和绚丽多彩。于是根据所见所闻，参照唐代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记》等著作，写下此书。书中细致地收录了城中的各种花卉，其中仅牡丹就达i00多个品种，芍药也有40多个品种，连同其他花卉300多种，共记各类花卉500余个种和品种。不论从记述植物的种类，还是形态描述方面，其内容都比以往的著作要丰富得多。类似的书还有张峋的《洛阳花谱》等。
在北宋，除《洛阳花木记》这类效法前人，但在内容广度加以扩充的地区性综合型花卉植物专著外，为某类属(或某种)著名的植物作记(谱)而成的专著更多。著称的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刘攽、王观、孔武仲的《淮扬芍药谱》，沈立的《海棠记》，陈翥的《桐谱》，刘蒙的《菊谱》（1104年成书)等等。这类著作大多记有植物种或品种的名称、特征、性状和繁殖方法等，包含较为丰富的生物学内容。如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记载了他认为比较好的牡丹品种24个；还记述了牡丹由野生到栽培，由单瓣到重瓣的演化发展过程，及牡丹的分布地域等涉及植物驯化、栽培育种和植物地理方面的内容。而王观的《芍药谱》不但记述了将近40个芍药品种，而且还分析了芍药在扬州栽培的繁荣与当地气候和土壤等自然条件及当地人的精心培育优良品种的关系。书中所述芍药的繁殖、修剪和病虫害防治技术，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桐谱》的作者由于自己作实际的野外调查和栽培植物进行观察，获得的有关桐(包括今天的梧桐、泡桐和油桐)的种别，以及生理特征方面的丰富知识，使自己的著述体现了较高的植物学价值。
除园林花木的专著外，其他带有地方特色的动植物专著还有不少。著名的有赞宁的《笋谱》，蔡襄（1012一1067年)专记闽南佳果荔枝的《荔枝谱》，张宗闵的《增城荔枝谱》，傅肱的《蟹谱》和王纲的《猩猩传》[4]等。其中《笋谱》和蔡襄的《荔枝谱》包含着作者较多的调查和一些深刻的生物学观察，如《荔枝谱》不但细致地记载了32个品种的特征，而且对与荔枝生长相适应的气候条件，及荔枝分布的北界都有准确的记述。
第二种类型是伴随当时各种生物学知识尤其是观赏动植物知识的大量积累，一些学者为扩大影响而编写的一些大类别的动植物著作，包括张宗诲的《名花木录》、《木谱》[5]，以及一些学者造的“经”。“经”有《草经》、《花经》、《鹰经》、《禽经》等等。这些所谓"经"的编著，大约有点自诩为某一方面知识经典的味道。从中不难看出当时人们试图“经营”一门新学问的努力。《草经》、《鹰经》在郑樵的《通志·昆虫草木略》等处提到，后来这两本书似未流传下来。流传至今的只有《花经》和《禽经》。这类著作的特点是收录有较多的某一专门领域的生物学知识，比较典型的著作是《禽经》。
《禽经》题的是周师旷撰，但肯定和《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一样，是冒名之作，因为其中的内容主要是晋以后的东西。此书未见宋初王尧臣等撰的《崇文总目》著录，首先见于陆佃（1042一1102年)的《埤雅》所引，一般认为是唐宋时期的著作。考虑到宋代生物类著作写作、编撰的繁荣，以及出现《南方草木状》等冒前人之名的作品，因此，我认为它更有可能是宋代的作品。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鸟类学专著。其编写风格带有普及知识的特点，如书中记“王雎、雎鸠，鱼鹰也。《毛诗》日：，‘王雎，鸷而有别。’多子。江表人呼为鱼鹰。雌雄相爱，不同居处”。该书记载了鹗、鹰、鸢、鱼鹰、锦鸡等各种雉，
翡翠、鹤、鹬及鹈鹕、斑鸠等数十种鸟。对鸟的名称辨异、形态特征、生活习性、行为特点，以及对环境的适应等等都有记述。书中还提到鸟类的器官形态与功能的一致性等等。就其内容而言，堪称是一本包含着丰富鸟类学知识的著作。
第三种类型是综合性的生物学著作，它与经学有关。也就是说一些学者从经学解释名物的角度出发，分门别类地对各种生物的名称、习性和形态进行描述、解说。这种著作无疑由以前百科全书式的《尔雅》分化、发展而来。与《益部方物略记》一样，从中可以看出，“鸟兽草木之学”从先前更加笼统宽泛的学问中脱胎而来的轨迹。代表性作品是陆佃的《埤雅》。从书名和书中的生物分类就明显可以看出它是由《尔雅》派生出来的作品。全书共20卷，前18卷分别为“释鱼”、“释兽”、“释鸟”、“释虫”、“释马”、“释木”和“释草”。此外，还有“释天”两卷。共记动物i85种，植物92种，内容不出博物学范畴。陆佃的著作不但有对动植物形态、分类方面的描述，而且也有行为特征、生态习性方面的描述。作者在总结前人积累的生物学知识同时，也加上自己的观察、认识。如他在记述松的时候写道：“松性陵冬不雕，四时长见，有松之操，故其字会意”（1）i94页)；在记述梅时写道：“梅，一名柟，杏类也……转淮而北则杏，亦梅至北方多变而成杏”([i]，i68页)。这种解释在今天看来非常幼稚，但它回答了人们对菘(白菜)越冬习性，以及梅和否两种外形非常相似却在地理分布上一南一北的有关问题，为当时的学者喜闻乐见，使自己的著作易被接受。更由于他的著作与解读经书有关，一般的学者都得阅读，影响尤为广泛和深远。
上述史实表明，由于众多学者的努力，北宋时期不但出现了类似地方动植物志的作品，更涌现了众多专门类型的动植物著作。此外，还有传播知识的一般性生物学著作。初步构成当时收集生物学知识和传播知识的著作体系。加上当时《图经本草》等有影响之本草著作的出现，这种情况无疑对后来“鸟兽草木之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 郑樵等为 “鸟兽草木之学”张目
北宋时期生物著作的大最涌现，及其在学术上和实际生活中显示的重大意义，促使南宋初期的学者更加深人地思考有关“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如果说北宋时期只是出现众多学者刻意撰写生物专门著作，有营造一间学问的倾向的话，那么到了南宋初期，则较为清晰地出现了为创立“鸟兽草木之学”的理论说明。
最早提出这一问题，明确强调“鸟兽草木之学”非常重要，并且致力使之发展的学者是著名史学家郑樵(1103—1162年)。郑樵是南宋初期一位知识非常渊博的学者。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他非常重视生物学知识的获得和传播。引人入胜的是他从治学的角度而不是从资源的角度出发强调动植物知识的重要性。他举学习《诗经》为例，认为：“若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不识雎鸠，则安知河洲之趣与关关之声乎”。他认为汉代的学者不了解这一点，因此“鸟兽草木之学”就停滞不前了，即所谓“汉儒之言诗者，既不论声，又不知兴，故鸟兽草木之学废矣”。他认为，三国时期的陆机认识到掌握生物知识的重要性，所以撰作了《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但陆机记述的知识不够系统，后来能加以发展的很少，原因在于“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但是本草学的发展，在古代生物学知识的积累方面还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因为“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不比他书只求说也。”在这里郑樵提出了他对宋以前生物学未能很好发展的原因分析；同时强调实践对获取生物学知识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他不认为本草直接属于“鸟兽草木之学”范畴。
基于自己的分析，这位学者采取行动，在实际观察和资料整理两方面同时下功夫，以实现其发展“鸟兽草木之学”的目的。郑樵在《昆虫草木略·序》中曾写到：“臣少好读书，无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于是取陶隐居之书，复益以三百六十以应周天之数而三之。已得草木鸟兽之真，然后传《诗》，已得诗人之兴，然后释《尔雅》。今作《昆虫草木略》为之会同。……夫物之难明者，为其名之难明，名之难明者，渭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别。是以此书尤详其名焉。”从序中可以看出，他崇尚本草学家陶弘景的处世态度和治学精神，试图通过实际观察，在尽可能了解各种生物的基础上，对包括解释《诗经》、《尔雅》以及本草在内的生物学内容进行总结，将”鸟兽草木之学”作一番发展。
经过山林中居住30余年的读书、探索和请教“农圃之人”，郑樵终于写下了在古代生物学发展史上有重要价值的《昆虫草木略》一书。这本书郑樵自视甚高，把它列为自己巨著《通志》的“二十略”之一。《通志》的“略”相当于以前史书中的“书”或“志”，如《史记》中的“河渠书”、《汉书》中的“律历志”。郑樵在《通志·总序》对其“二十略”有这样的解说：“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谓之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作为“大学术”之一端的《昆虫草木略》，其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治学时识别“名物之状”。对此同《序》有这样的表白，说：“语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状难识。……五方之名本殊，万物之形不一。必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然后参之载籍，明其品汇。故作《昆虫草木略》。”由感于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从而努力创作《昆虫草木略》，把它当作重要的学术的一个方面，确实是他创造性的构建。
《昆虫草木略》大约是郑樵自己认为在发展“鸟兽草木之学”方面的奠基性著作，因此，原先的设想的内容框架应当是比较大的，即上面所说“取陶隐居之书，复益以三百六十以应周天之数而三之”。但不知何故，《昆虫草木略》中并没有达到这个数目。不过所包括的动植物种类还是相当丰富的，记有植物约340种，动物130余种。作为展示学术的一个方面，或者作为一间学问的基本著作，就当时而言，还是说得过去的。从书中的记述来看，郑樵显然认识不少动植物。在解释动植物名称方面，他历述了各生物名称的源流，各书所提及的辨识和相似植物的互辨，确有不少精彩独到之处。在生物分类方面，郑樵的书显然受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影响，区分动植物为草类、蔬类、稻粱类木类、果类、虫鱼类、禽类和兽类。郑樵的著作与上述《埤雅》有所不同。在《昆虫草木略》中，除《埠雅》也大量引用的《诗经》、《尔雅》、《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尔雅注》外，也引证一些唐代《新修本草》和《本草拾遗》，以及北宋的本草著作《图经本草》的内容。此外，还引用了《齐民要术》等其他一些著作。这说明郑樵对以往的鸟兽草木知识确曾作过考查研究，并根据自己的意愿予以总结继承。这体现了他试图博采众家之长，在构建“鸟兽草木之学”方面进行了丰富的资料准备。
为使自己构建的"大学术"基础更加牢靠，郑樵还投人大量精力编写“动植志”等其他生物学著作。受北宋学者重视给生物著作(包括本草)插图的启发，郑樵也很强调在生物学著作中加上插图这种方法的先进性。他在《通志·图谱略》中写道：“图，经也；书，纬也”；又说“别名物者，不可以不识虫鱼草木。而虫鱼之形，草木之状，非图无以别”[2]；生动地说明了插图对于辨别生物、传播知识方面的重要意义。
郑樵强调“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要性，在这门学问的建构方面确实下了很大功夫。但他关于生物知识重要性的说明虽然冠冕堂皇，但未免失之偏颇，不足以为当时类型众多的生物著作杂彩纷陈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当时有些学者以一种更为宽泛的理论强调动植物知识的重要性，其基本观点正如著名学者程大昌(i123—1195年)在《演繁露》中所表述的：“大学致知，必始格物。圣人之教，初学亦期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他们认为治学要“格物”[6]以提高认识，首先就应多掌握有关生物学方面的知识，从对外部世界认知的需要强调生物知识的重要性，因而显得更加圆满和具说服力，并为不少学者所认同。
理学家朱熹(1130—i200年)也提出：“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3]。后面我们还要提到的一些生物学著作的作者，常用"格物"所需为自己作品的创作提供理
论依据。如《尔雅翼》的作者罗愿(1166年进士)在《尔雅翼·序》中阐述自己撰写这本生物学著作的缘由时说：“惟大学始教，格物致知。万物备于我，广大精微，一草木皆有理，可以类推”。王贵学的《兰谱·序》中，也有种兰是“格物非玩物”的表白。此外，韩境在《全芳备祖·序》中指出，《全芳备祖》是部“独致意于草木蕃庑，积而为书”的作品；因为“大学所谓格物者，格此物也”；“昔孔门学诗之训有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因此，陈景沂编的书是有意义的。陈氏自序中也认为：“大学立教，格物为先；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亦学者当务”。
3南宋“鸟兽草木之学”的发展
郑樵等人对“鸟兽草木之学”重要性的强调和论说，显然很好地代表了当时的学术时尚，当然其学术观点可能也影响了一批学者。这充分体现在南宋有更多的学者致力于拓展这门学问，并编撰种类更多、知识内涵更加丰富的生物学著作，以培植“鸟兽草木之学”。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作品就是冒嵇含之名编的《南方草木状》一书。毫无疑问，由于当时的小朝廷偏安江南一隅，南宋的人们对华南等地的地区性动植物资源比以往更加重视，而《南方草木状》的出现正代表了这种学术风气。从原书的题记中可以看出，这是出于帮助人们了解华南植物，刻意编出的一本著作，满足了人们对华南生物的好奇。另外，由于编者有一种“弘扬学术”的目的，因此也为“鸟兽草木之学”充实了基础。许多学者都曾指出它成书于南宋，从历代有关南方的方物著作中拮取材料编成。笔者也持此种观点。它很可能是《益部方物略记》、《益州草木记》、《禽经》影响下的产物。托名嵇含与《禽经》托名师旷一样，无非也是为了宣扬这门学问的古老和源流深远[4]。诚如己
故著名学者石声汉等指出的那样，编者具有较高的文史水平，所撮史料编排之精当，叙述所提大多岭南植物文字之贴切，都显示出作者有很高的技巧。全书分三卷，卷上记草类植物29种，卷中收木类植物28种，卷下收果类和竹类植物共2；种。就内容而言，堪称是一部纯正的植物学著作。该书虽系伪书，收录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不失为一本对前人知识进行提炼、总结性质的专著。
在《益部方物略记》、《南方草木状》等著作的影响下，南宋著名田园诗人范成大在华南的广西为官两年后，于1172年转往四川任职的途中时，“追记其登临之处与风物土宜，凡方志所末载者，率为一书”，这就是《桂海虞衡志》。《桂海虞衡志》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博物学著作。书中分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6类对广西的动植物进行了记载，共计142种。其中所记的动植物为作者自己所见，很有华南和广西地方特色，如动物中的孔雀、鹦鹉、白鹦鹉、象、果下马[7] 金丝猴、黑叶猴、灰叶猴、蚺蛇、玳瑁、鹦鹉螺。植物也是如此，如红豆蔻、南山茶、红蕉花、史君子花、馒头柑、菠萝蜜、山韶子、八角茴香等都极具当地特色。该书中有不少比较准确的记载，对植物的习性和开花时的摹写也很生动，足见他善于观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生物学知识。
具有地方特色的动植物作品在南宋时也不少，性质如《郊居草木记》的著作有王质的《林泉结契》。作者根据自己在山中居住所见，分别以“山友”、“水友”为名记述了73种动植物。书中记述了竹鸡、啄木鸟、杜鹃、画眉、白头翁、鹧鸪、鸳鸯、野鸭、红鹤(朱鹮)、池鹭等43种鸟类；枸杞、合蕈(香菇)、蔊菜等20多种可供食用的植物；还有少量的兽类、两栖爬行类和昆虫。书中记述动植物的颜色、大小和生长环境，鸟类还包括鸣叫的特征。书中每一种生物都配有一首诗歌，是一部很具有当时文化特色的动植物专著。从名称看，显然表达了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的良好愿望。
记述各地名产的著作也不少，典型的如韩彦直的《永嘉橘录》和陈仁玉的《菌谱》等。其中《菌谱》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种菌类专著，《橘录》则是有很高植物学价值的作品。
《橘录》是韩彦直于淳熙五年(1178年)，在著名的柑橘产地温州 (永嘉)任知州时写的。柑橘是原产我国南方的著名果树，历代关于它们的记载很多，但直到韩彦直才写下了这类果树的第一本专著。全书共三卷，分柑、橘、橙三类记载了真柑、海红柑、黄橘和橙子等27个柑橘类果树种和品种，对它们的形态、味道、栽培管理和病虫害防治都有较细的记载。在形态描述方面，作者重点突出对果实的记述，包括大小、形状，果皮的色泽、香气、厚薄，果瓣的数目、味道和种子的多寡等等。他也是依据果实的这些差异来区分当时柑桶的不同种类的，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
南宋学者对花木“谱”、“录”的编写更加热衷，成就更为突出。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园林艺术也非常发达，花木自然成为人们研究和乐道的对象，因此，各种花谱自然就多。著称的如范成大的作品《范村梅谱》、《范村菊谱》，史正志的《菊谱》，陆游的《天彭牡丹谱》，赵时庚、王贵学等人的《金漳兰谱》和《兰谱》，及陈思的《海棠谱》等等。这些作品有些是新类型的花卉专著，有些是对前人著作进行补遗的作品。其中不少是以自己的花园为中心记载的，相应的体现了作者更多的观察和实践，包含的生物学知识比北宋同类著作充实。
另一方面，南宋时期养宠物之风盛行，这种情形促进了人们对相关鸟兽虫鱼的饲养和深大观察，对动物知识的积累也有重要作用，并进而导致一些专门动物谱、录的出现。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当时流行“赛诸般花虫蚁，鹅黄百舌、白鹅子、白金翅……秦吉了、倒挂儿、留春莺，宠尤非细”，而且还盛行“斗鹌鹑”。很显然，养鸟作为宠物是当时社会上层的普遍爱好。此外养“狮猫”、养金鱼也是一般达官贵人的喜好（4]。其中金鱼大约在北宋时期献出现，不过当时的金鱼很可能是原始形态的。著名学者苏东坡有“我识南屏金鲫鱼”[5]的诗句，“金鲫鱼”的名称就体现了这种情况。到了南宋，己经培育出著名的金鱼品种。《梦粱录》记载：“金鱼，有银白玳瑁色者……今钱塘门外，多畜养之，入城货卖，名鱼儿活”。可见它们深受大众的喜爱。当然，养蟋蟀这种虫子也许更为普遍，因为斗蟋蟀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风尚。
蟋蟀是我国常见的一种昆虫，很早就为我国古人注意。古人因其发声象急促织布声，也称之为促织[8]。《诗经》中已有一些关于其习性的记述。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从唐代开始，斗蛾蝉的游戏在宫中就非常盛行。到了南宋更成为社会上各阶层的官僚富豪所钟爱的娱乐和赌博方式。《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六月六日……促织盛出，都民好养。或用银丝为笼，或作楼台为笼，或黑退光笼，或瓦盆竹笼，或金漆笼，板笼甚多。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火(伙?)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头生得大，便会斗，便有一两银卖。每日如此。九月尽，天寒方休。”正因为如此，钻研蟋蟀也成了学问，出现了专门描述蟋蟀的《促织经》。这本书题贾似道撰。贾是历史上祸国殃民的奸臣，大约也是一个玩蟋蟀的行家里手。史籍记载，他"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7]。这本书是否确由他作已难查考，现在流传的本子(《夷门广牍》本)经明代周履靖增添过。书中内容很丰富，包括蟋蟀的生活环境，历史上各种名称，生活习性，形体特征与能斗的关系，及其饲养方法和有关注意事项等等，可以说包括了当时人们认识到的这种昆虫的各种知识。
当时众多有关园林“生物学”和各地资源、特产动植物专著的涌现，终于促使一些学者去编写综合性的生物学类书。约于i253年，浙江人陈景沂有感于缺乏专门辑录“生植一类”的类书，于是通过多年的查阅，将240种植物(自提400余门，主要是栽培植物)的资料分花、果、草、木等8类收集罗列在一起，名之日《全芳备祖》。每种植物的资料分事实祖、赋咏祖和乐府祖三部分。是书收有不少前人有关植物典故和利用方面的经验知识，但作为文人作品，更重视的是诗词歌赋。其撰写的主要目的当然也是增进文人的博物学知识，实际上也体现了一般类书所具有的功能“文人作艺术文字时供参考剽窃”[8]。从中也可看出当时人试图完善"鸟兽草木"学问的努力及其学术倾向。
南宋学者对“鸟兽草木之学”的重视，还体现在有关解释经典之学术著作的编写方面，使一些这类著作成为传播生物知识的专门著作。罗愿《尔雅翼》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罗愿的著作仅从名称看，就能看出是与《埤雅》性质相似、从《尔雅》派生而来的作品。在《尔雅翼·序》中他写道：自己以“《尔雅》为资，略其训沽、日月星辰；研究动植，不为因循。观实于秋，玩华于春；俯瞰渊鱼，仰察鸟云……有不解者，谋及刍薪；农圃以为师，钓弋则亲。用向参伍，必得其真。”从中可以看出，他把“动植”作为一个专门的门类分离出来，使自己的著作成为名副其实的动植物学专著。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他试图通过追求生物的知识来满足认识进步的需要。作者和郑樵一样，强调通过实际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
《尔雅翼》共32卷，记述的全部是生物，分“释草木”、“释鸟”、“释兽”、“释虫”、“释鱼”等部分，共记述生物4i5种。所记述的都是以前经书史籍比较常提到或生活中接触较多的生物。其中对昆虫的变态和鸟类的行为习性都有比前人更加细致的观察记载。
上面的史实表明，南宋的学者发扬了北宋的学术传统，在古代生物学方面作出了许多杰出的成就。就相同类型的著作而言，不论从内容显示的科学性还是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有长足的进步。很显然，在阐明“鸟兽草木之学”重要意义的同时，他们做了更多的知识积累方面的工作。无论是致力于编撰有关地域性的生物学(或博物学)著作，抑或是编撰各种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花卉果木和玩虫的作品，使之成为重要的“休闲学问”[9]，都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罗愿刻意在经学著作(《尔雅》)"动植"的基础上，通过实际调查获取资料编写出纯粹的生物学著作《尔雅翼》，为更好地使有关生物的学问成为学术的基础部分作出了贡献；而陈景沂编写的专门(植物)类书古代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的出现，体现了当时人们为发展一间学问而进行了深入的基本建设。
4几点考察
从上面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开始以一种专门记录和传播生物学知识的学问，逐渐从原来更为广泛的学问中分化和独立出来。这种情况在北宋时期已露端倪，南宋的学者进行相关的理论说明，并进一步完善这门学问的系统建设。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有如下一些原因。
首先是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进一步南移，对南方开发的深化，导致了南方丰富的生物资源作为一个专门的类群引起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注意。虽然前人的方志著作为人们认识那里的生物打下一定的基础，但农医和园林艺术的发展，需要更加专门的动植物资源著作的出现，这导致《益部方物略记》、《益州草木记》、《南方草木状》、以及《桂海虞衡志》等区域性动植物志类型著作出现。这种情形体现了从传统"博物学"向动植物学的自然发展，也反映了人们对有关专门知识的探求和认识的深入。
其次是对地方特产的重视和园林艺术的空前发达，以及当时与此相关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宋代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的花卉果木的专著，这种状况得益于统治者的提倡和一般官僚的喜好园林。园林多了，作为园林主体的花木和相关的观赏鸟兽虫鱼自然就受到人们的重视。实际上，宋人对“鸟兽草木”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关注园林动植物方面推动的。
园林花卉作为人类重要观赏对象和美化环境的主要物品，在我国向来受到重视。有关的专门著作出现得比较早，如上面提到的《魏王花木志》等。宋代文人学者受传统的影响，非常热心记述各地的特色花卉。如欧阳修记述洛阳牡丹，强调这里由于气候等原因，所产的牡丹天下第一，因此不能不加以记述；王观等人也以扬州的芍药天下第一必须加以记述；蔡襄以荔枝“果中第一”，过了一定的地理界限就没有分布为由写下《荔枝谱》。翻开当时这类著作，大多可以从中看到作者强调这类原因。
宋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本质而言，由于文人官吏所处的经济地位优越，对观赏花草虫鱼方面投人大量精力的结果。这些人并不太在乎一般的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认为那些是俗务；关注花草和美果可以得到更多的精神享受，在他们认为这是雅事。而且还可以用“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为自己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找一冠冕堂皇的借口。因此当时的士大夫对各地的园林花卉果木情有独钟，并愿意记述下来供后人知晓，欣赏和激励更好地发展这方面的工作。于是为名花和果木作谱成为一时风尚，涌现出大量相关著作。这客观上促进了文人学者之间就这类动植物的有关问题进行交流。这又进一步导致托名为师旷草创的《禽经》和所谓的《草经》、《花经》的出现，为草创一间学问造势。
之所以说还与当时的文学发展的形式有关，是因为花卉果木是当时诗词，尤其是词的重要吟咏对象。这从当时的“谱”、“录”著作中常常收集相关的诗词内容中也很容易看出。有些花谱，如陈思的《海棠谱》实际上相当于胪列海棠史料、诗歌的类书。既然有单种花卉果木的类书，很自然就促成《全芳备祖》花卉果木为主体的植物类书的出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物推其祖，词掇其芳”（韩《序》语）的《全芳备祖》是试图使园林植物著作完成由具体到一般这一过程，为完善某一学问(即关于植物的学问)刻意编辑的著作。另一方面，它又是从以往内容更广泛的类书分离和发展而来的作品。宋代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突出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对园林花鸟情有独钟，耽于虫、鱼娱乐等注重精神享受的一种绮靡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的繁荣。
第三，是宋代儒学发达的结果。虽然和历史上其它国家一样，我国古代对生物的认识，以及把对生物的认识当作一间学问来发展，是与农医、园林艺术实践的发展密切相联系的。然而它也有自己的明显特点，那就是与我国古代的经学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诗经》记有大量的动植物。作为我国古代学术鼻祖之一的孔丘曾因此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多识鸟兽草木之名”[9]。孔圣人的这一说法显然很快受到学者重视。我国第一部解释词义的著作《尔雅》中，就充分体现对动植物的重视。书中对包括《诗经》在内的先秦古籍中的500多种生物的名称，分门别类为草、木、虫、鱼、鸟、兽和畜加以注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奠定了我国古代生物分类的基础。后来东晋著名学者郭璞在他作的《尔雅序》指出：“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莫近于《尔雅》者，蓋兴于中古，隆于汉氏，豹鼠既辨，其业亦显”。也许出于这样一种原因，《尔雅》很快受到重视。汉代以来有不少学者对《尔雅》所记的生物学内容进行了扩充或深入的注释，最终《尔雅》也成为儒家的另一经典。
出于这样一种原因，我国古代文人尽管可以看不起农夫和郎中，但却不得不为更好地钻研学术，为了成名而尽可能多地掌握些“草木鸟兽虫鱼”的知识，即古人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遇物能名，可为大夫”[10]。北宋经学发达，因而还出现了一些学者以一种正规的学术探求，考释《尔雅》等“经”文中动植物名称和记述它们形态、生态方面的知识，并对原书动植物的种类加以扩充，最终导致从以往的《经》(或具体地说《尔雅》等名物著作中)分化出一种新类型的生物学著作。陆佃的《埤雅》就是这种产物。陆佃是北宋对经学颇有研究的经学家，曾注《尔雅》，作《诗讲义》及《礼家》和《春秋后传》等。《昆虫草木略》和《尔雅翼》的写作都有同样的影响因素在内。当然，郑樵的著作不但强调生物学知识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注重资源的利用开发，从更广的角度着眼为这门学术的重要意义造舆论。另一方面，南宋的一些理学家如朱嘉也确曾用生物学现象，来阐述自己的理论[11]。
综上所述，宋人在认识生物方面的种种努力，包括记下各地有特色的生物资源；对各种旧的和新的生物知识进行系统整理，以更好地完善整个知识体系结构，并使生物学知识得到广泛的传播，促进人们对外部世界认识的深人(格物致知)；编写出了大量各具特色的生物学著作，服务于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充实生活为目的，以"多识草木鸟兽鱼虫之名"为动力，不断地通过地方生物资源的记述收集生物学知识，编书传播知识，充实经典，这就是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当然，它主要还是以经验知识积累为特征，对生物生长发育规律的探求较少，更谈不上对生命本质的探寻。这可能是当时“草木鸟兽虫鱼之学”的特点，也是今天看来的不足之处。它毕竟是古代的鸟兽草木的学问。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宋代的“鸟兽草木之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学术方面它们引发产生了大量类型相似的著作，如《荔枝谱》后来就有很多种；而且带动明清内容更加广博而深入的著作的出现，如《打枣谱》、《水蜜桃谱》、《兽经》、《蛇谱》、《异鱼图赞》、《群芳谱》、《花镜》等等。同时，它们的内容迅速被后来的著作引用，如《荔枝谱》的内容很快就被《图经本草》等著作引用。另外，它们叙述生物的方法为后世研发扬，如陆佃和郑樵在自己的作品中为生物解释名称的做法，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发展为“释名”。宋代学者对生物“名物”考证的注重对后来《植物名实图考》等生物学著作的出现的促进作用也是明显的。因此，它确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代生物学的发展。当时的一些生物学著作如《荔枝谱》、《橘录》、《促织经》等，在世界生物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
地[12、13]。另一方面，宋代有关生物学专著，在实践中促进了动植物的引种和育种。如蔡襄《荔枝谱》记载的荔枝品种“将军荔”、“丁香”等种类后来为广东栽培[10]。这些著作对古代农业生产发展也有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宋]陆佃·埤雅[a]·四库全书[z]·22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i986·
2.[宋]郑樵·通志[a]·卷七十五·万有文库[z]·北京：商务印书馆·
3.[宋]朱烹·朱子语类[a]·四库全书[z]·70i册·台北：商务印书馆，i986·225
4.罗桂环，今本南方草木状考析，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9（2）
5.（宋）吴自牧，梦粱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59
6.（元）脱脱等，宋史·列传·奸臣，北京：中华书局，1977.232
7.石声汉，中国古农书评介，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74
8.论语·阳货第十七，四部丛刊初编，第9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81
9.（清）曾奥（火旁），尔雅图重刊影宋本叙，北京中国书店，1985.2
10.（宋）朱熹，朱子全书，性理一，四库全书，24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260
11.reed h 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plant sciences.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1942.50,51.
12.sarton g.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ii. washington： car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53. 65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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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数根据张崇根辑的《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农业出版社，i98i年，h9一i26页)统计，实际数目应该大一些。
[2] 原书不存，但《全芳备祖》引有“虞美人”等植物的内容，从“虞美人”的描述看，它与《益部方物略记》（记有娱美人）肯定不是一种书。
[3] 原书不存，见《通志·艺文略》著录。
[4] 原书不存，见《通志·艺文略》著录。
[5] 原书不存，见《通志·艺文略》著录。
[6] “格物”一词，出于《大学》，原文为“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
[7] 这大约是德保矮马，是广西特有动物。
[8] 见晋代崔豹《古今注·虫鱼》
[9] 当然也有少数有很强农业实践意义的作品，如《橘录》
[10] 见清代《广东新语·木语》的记载。当然实际的影响还不仅如此，象宋代陈景沂《全芳备祖》中，收集了一些蔡囊未记的福建种类，其中一种叫"状元红"的品种(现在仍大量栽培)在清初的时候就被广东普遍栽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