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超循环理论是系统科学从有机整体论走向生成整体论的开始，超循环，分形与混沌揭示的是世界生成演化的规律。生成规律本质上是信息规律，生成的“单元”是信息载体，生成过程是两种相反相成力量或趋势相互作用，并形成反馈和多层次回环，层层涌现的过程。本文提出以“复元论”或“归源论”超越“还原论”，认为超循环理论揭示了超稳定系统生成的内在机制，生成的逻辑除了形式逻辑，还需借助辨证与类比推理。本文认为更重要的是，超循环理论第一次将价值引入了科学，证明选择价值是生成进化得以实现的必然性依据，第一次展示了内涵价值的世界图景，为人类建构基于信息的生成论科学开辟了方向。沿此方向发展的科学不仅需要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数学，而且需要新的方法论和形而上学基础。在科学的这一发展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当可提供重要的启示与资源。
关键词：自选择 自组织 生成 信息 载体 “复元论” 价值

贝塔朗菲创立系统论的初衷本是要开创一种机体论的新科学，但由于仍然不能超越构成论 —— 即整体由部分构成的预设，其后的发展几乎仍然向着制造“更复杂的机器”前进，以致许多人认为系统科学并非科学革命，因为它并未逃脱机械的逻辑和“还原论”的“如来佛”掌心。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系统科学后又一轮重大突破是从超循环理论开始的，超循环直接探究生命发生的奥秘，终于冲破了机械论的遮蔽，揭示了生成的逻辑及由之生长起来的整体的规律。由此，它不仅推动了系统科学从有机整体论走向生成整体论，而且展示出内涵价值的自然界生成演化的世界图景，为人类建构基于信息、内涵价值的新科学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自选择与自组织——整体生成的内在机制
艾根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超循环理论，与达尔文进化论不同，超循环研究的不是宏观个体的物种进化规律，而是分子水平上微观整体——“拟种”*的进化规律。根据超循环理论，作为“拟种”的一个自复制单元（即一个催化剂）不仅能催化生成一个类似的循环，这些循环还会耦合成一个更大的循环，这更大的循环又能进一步成为新的更大循环的单元而催生出更高层次的循环。超循环即指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催化循环系统。如此类推，理论上可生成无穷层次自相嵌套的循环生长系统。
根据超循环机制，从无生命到生命的进化实质上是一种生成的过程，即生命发生及其完成的过程。这是系统在远离平衡条件下，从不稳定到重建新的整体稳定的过程。与构成性整体不同，生成不是从实体到实体，从部分到整体的既成“原子”之组合，而是信息不断选择和组织质料（信息载体），而质料不断生灭的过程，由此生成的整体在原则上不仅不可逆转，也是不可还原的（或不具有经典意义上的可还原性）。为明确整体生成与构成的差别，笔者将超循环机制或过程概括为自选择、自组织与自稳定三个主要阶段：
1、自选择：即具有进化优势的突变体作为偶然涨落而出现，并通过自复制实现自我选择。这种自复制机制相当于“正反馈”放大作用。通过自复制，信息选择质料，功能相似的突变体越“生”越多，它们逐渐聚集起来，使进化信息得以积累。
这里，突变体的出现及其自复制作为总体现象乃发生于远离平衡的不稳定状态下，或者说，突变体的发生和生长本身就是一种远离平衡态下打破系统原有稳定的行为。
2、自组织：经选择生成的突变体通过自组织进行功能整合。选择出来的众多突变体经相互竞争、相互协同，功能慢慢耦合起来，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负反馈机制，最终生成总体稳定的封闭环。显然，若干自复制单元组成的总体的功能整合，必然要求在所有成员中建立催化联系，这样，突变体通过自组织成为一个整体，从而作为更大循环功能整合的单元进入更高层次的进化过程。
3、自稳定：在高度关联的组织中，由突变体组织成的循环逐步地自我稳定。突变体能够在新的稳定序中复制、保存、转换、传送进化信息，经过因果的多重反馈循环、自我选择和组织，在新的稳定序中，系统的整体功能不断完善，信息不断积累，并层层转换传送，形成具有“长程相干”的多层回环，最终使系统整体得以稳定生长，实现向高度有序的宏观组织进化。
艾根指出：催化超循环的作用，不仅是选择，更重要的是它的这种整合功能，由此它才能推动系统迅速越过不稳定点，建立新的整体稳定，它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①为保存信息而竞争。②允许不同单元竞争协同，自己组织起来。③建立某种稳定的共存。
我们看到：正是在超循环这样的生成系统中，携带进化信息的突变体不断被创生并自己组织起来，并通过竞争和筛选联结在一起，从而使每一个体的优势都能够被所有成员加以利用，成为一种整体性的协同进化。艾根指出：这就是一切系统能在没有“外部选择者”的情况下，自己有选择地组织自己，完成进化的奥秘。
笔者认为，生成整体的不可还原性正是由以上超循环的生成机制所决定的，或者说，是超循环过程的必然结果。与构成性整体不同，超循环起源于某种达尔文拟种的突变体分布中，它是从自复制单元出发的，这种自复制单元不是还原论意义上的“原子”、“分子”，它从一开始就是整体，不是部分，更重要的，它是信息载体，具有某种排列序，而非单纯物质。信息（而非形式）赋予质料方为载体，载体离开信息即成死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超循环机制的关键是自选择和自组织。这种自选择和自组织乃是信息对质料的选择和组织。载体所携带的信息将指导生成发育的全过程。这里，信息是主动的，质料是被动的。信息规定了选择和组织的基本法则和标准，根据这一法则，质料与能量不断被选择、组织和协调。由此，超循环生成的过程必然是一远离平衡的过程，即与外界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只有信息相对稳定，而作为信息载体的质料则是不断生灭的。
正如艾根所说：信息是生物学的典型性质，信息的物质载体（核酸分子），同别的化学物质一样不稳定。…… 但蕴含在核酸分子中的遗传信息却是稳定的，经过自我复制而生生不息，大约3、5到4万亿年前，即核酸开始贮存和传递信息，连续地改变信息，并以修改过的形式转录信息的时候，贮存在我们基因中的信息原理上就被产生。在这些过程期间，材料载体仅有有限的生命，只有非材质的信息幸存。[1]
因此，笔者认为：生成规律本质上是信息规律，是信息选择、组织物质和能量的规律。生成的过程是从整体到整体，而不是从部分到整体的过程，从根本上说，生成是信息的创生、保存、传送、翻译和转换，而不是物质的运动，也不仅是能量的传递与转换，或者说后者只是表面现象。

二、 “复源论”—— 关于生成的方法论原则
根据超循环机制，我们可以逻辑地推出：
1、超循环生成的系统原则上是不可还原的。因为一个通过超循环机制生成的整体，不仅相同层次各单元间具有功能耦合的非线性反馈关系，而且不同层次间亦存在不可割断的功能偶联和信息回环关系。这里，被生成者反过来生成自己的生成者，回环即指不同层次间对自我进行组织、生产的反馈整体。显然，与构成系统不同，生成整体在小尺度与大尺度之间存在“长程相干”的“强相互作用。” 由于生成过程中贯彻始终及一切层次的信息规律之一致性和时间绵延性，决定了生成的整体不仅不可逆转，也是不可还原的。此外，根据超循环生长机制，可以推出一切生成系统必然具有蝴蝶效应。因为微观尺度上的微小变化——如基因变异必然会被放大为宏观的整体突变。
2、超循环生成的系统必然是超稳定系统。由于通过自复制自组织生成的每一部分（如突变体）都携带着某种整体信息。因此，一旦系统的物质结构被破坏，乃至毁灭的情况下，只要信息尚存，其每一部分或“单元”皆有可能成为“种子”或“生成元”，被破坏的系统便可能通过超循环机制再次生长起来，重新修复系统。但注意：可修复决不意味着原系统可逆或可还原。这里，修复是再生，是信息对质料的重新选择和组织，修复的系统乃由新的载体实现，它虽与原系统结构相同，但却具有完全不同的质料。
笔者认为，超循环理论揭示了超稳定现象的内在机制或原因。可以推测，经由超循环机制生成的系统，只有在信息本身被破坏，或其生长信息不能再适应环境变化时，才面临真正的灭绝或淘汰。同时，也只有在信息“进化”时，系统才可能有真正的进化。总之，在宇宙长期的进化过程中，“经常性再生的无序则是对组织有序不断进行再生建构的必要部分。”“一切存在。一切生命，它们都靠不平衡和不稳定得以长存。”[2] 而系统进化的差别在于这种不平衡、不稳定表现的方式，因为系统突变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
3、超循环是一种层层涌现的整体性生长过程。如果说，涌现是（emerge）是一个“无中生有”产生新秩序的过程，或“可变结构的受限生成过程”那么，涌现本身就是一种生成现象。注意到哈肯曾将序参量称为“信息子”，并指出序参量的功能乃是作为宏观信息的信源，向子系统发出如何组织和行动的命令。[3] 那么，一旦组织成整体的循环作为“单元”在宏观层次上出现，它就相当于一个序参量。“涌现”使生成过程充满不稳定的突变点，这是超循环论与“自然界无飞跃”的达尔文渐变进化论之又一显著差异。
综上所述，超循环理论不仅揭示了从无生命到生命的机制，揭示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前提，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系统整体或群体生成演化的普遍规律，为我们研究自然界生成进化及一切生成性组织现象奠定了新的科学基础。它本身蕴含着一种新的科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原则。笔者以下试提出以生成论为基础的“复元论” 或“归源论”，以图超越以构成论为基础的还原论：
首先，探索世界生成演化的科学方法应建立在信息及生成论的基础上，肯定生成整体原则上的不可还原性。尽管它也需从某种“单元”出发，但它所需观察和研究的是如何从这种“单元”生长为新的整体之过程，而非将整体静态分解为基本物质实体。因此，它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研究，而不是静态的结构研究。
其次，作为新的科学方法之基础或逻辑起点的“单元”是整体，不是部分；它本身亦是生成进化的产物或过程。“种子”或“生成元”是信息载体，而非“死物”原子，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1、是以信息为基础还是以质料为基础，前者具有复杂性，因为它携带或蕴藏着整体生成信息， 2、是生成整体的信息源，还是构成整体的“本原”。信息源是“时间最初”，而非“空间最小”，更非层次最低。3、关键是破译和掌握载体所携带的信息及其生成法则，还是分析物体的运动或物质成分。如果说整体是“质”，部分是量，那么，生成整体论的方法乃是“以质还质”，而不是“以量控质”的。
进而，如果科学必遵循某种因果律，那么，由此出发可以开出两条路：一条是遵循构成因果律，还原到最小物质实体，这是众所周知的传统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另一条则是遵循生成因果律，复归（恢复、回归）到最初生命之“信源”或“生成元”，笔者将后者称为“复元论” 或“归源论”，以区别于还原论。迄今，此二者分别引领了科学发展的两大主流，以前者为范导，科学找到的是分子、原子、基本粒子、夸克及由之构成的世界；以后者为范导，科学发现的则是宇宙大爆炸奇点、奇怪吸引子、各种信息载体或“生成元”——基因、细胞、胚胎、种子及由之生成的世界。
笔者认为，“复元论”和还原论展示的是两种不同的世界图景，研究“生成”抑或“构成”需要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论。也可以说，两者对“分”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显然，对于一颗“种子”，我们不能同时既观察其内部结构，又观察其生成过程，为全面理解和探索世界生成演化的规律，“复元论”与还原论这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应是互斥互补的。在一定情况下，“复元论”可将还原论作为静态的特例包容在内。

三、辩证与类比——生成进化的逻辑与数学
透过超循环机制，我们进一步看到，以信息为基础的生命性活动，从一开始就涵有与物质构成及机械运动不同的逻辑。
艾根的研究表明：在进化过程中，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充当信息载体，那就是：代谢作用，自复制与阈值范围内的突变。与这些条件对应的正是载体实现或完成进化的三种必要能力：即保持系统远离平衡态——与外界交换的能力，积累和保存信息的能力以及自我否定、自我革新或超越的能力。
显然，这些条件从一开始就已将两种相反相成的因素统一在信息载体之中。为进一步研究遗传的保守性与变异的革新性的关系，艾根提出了最大信息量的阈值关系。该关系表明，复制错误是进化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错误导致进化”，但复制错误是有限定的，当突变率处于某种阈值时，进化最快，但突变率不能超过阈值。否则，只要一次错误突变，就会使进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信息丧失殆尽。这里，误差阈保证了内稳定性的需要，但它也限定了拟种进化的能力，规定了生成进化只能是“遗传变异”。
从自选择、自组织过程看，进化信息诞生于不稳定，却完成于稳定。可以说，生命起源于两种相反相成力量的相遇和作用。或者说，自选择、自组织、自稳定本身就是平衡与不平衡，稳定与不稳定，正反馈与负反馈两种相反相成的过程。生成意味着：“在起源、生存和常态上，时间之存在都以复杂的方式（即在对立中合作的方式）在自己体内包含了反组织活动的形式，也就是说，它把解体的基本因素统合为组织的基本因素。”[4] 如果我们将这种相反相成的力量或因素归结为生与灭两种作用或过程，那么，一切生成系统都必然内涵生与灭两种循环。由此，笔者认为：生成进化，特别是生命的逻辑必然需要能涵容互补、互含、互根或互生关系的辩证思维。显然，在超循环理论等非线性科学观念与方法论中，蕴涵着当代辨证逻辑深化发展的重要契机。
其次，对于不可还原的生成整体，量的守恒律不再适用。但以遗传变异为基础的进化，在其不同进化阶段或不同层次间必然具有某种相似性。由此，以质的相似性为基础的“类比逻辑”亦日益引人关注。令人鼓舞的是，随后分形理论的创立为超循环的生成提供了相应的数学形式。分形通过简单的几何变换法则的重复，或方程迭代，或直接应用迭代方程，揭示了超循环生长的普遍规律，并可以利用多媒体计算机技术，生动而形象地展示出具有非线性自催化特征的生长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生长的整体性表现在变换并非是一部分一部分完成的，而是每变换一次，所有相应部位便一起变换，也就是说，所有相关部位是同时生长的。这里，我们看到贯穿所有层次的信息或规律的一致性与自相似性，这决定了生成性整体必然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与构成性整体的又一明显差异。此外，如果说一个方程代表一个系统，解方程意味着对系统的静态分析，那么，迭代方程便意味着系统整体随时间的演化。注意到迭代将反馈回环表现为数学上的递归，而递归在逻辑上则意味着自生产或再生的过程，由此可以说，分形提供了关于生成的逻辑基础和数学形式，
混沌学作为生成动力学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生成的普遍规律。我们知道，混沌的关键在找到奇怪吸引子，而奇怪吸引子具有分形特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分形所表示的既非物质结构，亦非运动轨迹，而恰恰是信息传输的通道——即信息从小尺度传向大尺度的通路。混沌学通过各个不同学科，以各种不同方式证明了，生命性的发生与完成实质上是信息的创生、储存、传送与转换，这种独特的信息活动方式和生成发展规律，不仅决定了系统生长的基本形态，而且决定了系统整体生成进化的基本道路。笔者以为：奇怪吸引子的涡流正是一种超循环的螺旋，它源于稳定与不稳定两种作用的相遇，它生成旋涡，又每时每刻孕育着旋涡得以再生的组织，并由此维系着整体的动态稳定，正是这种涡流的形式“不仅是发生学性质的，总体性质的，也是生成性的。”[5] 而进化的限度与超循环生成的非线性、反馈与回环特性，决定了分叉、s形，螺旋与网络才是生成性系统的基本形态。

进一步追问下去，辩证的逻辑亦可能找到合适的数学表达吗？“一阴一阳之谓道”，其中蕴含的是某种二进制推演方法。那么，从目前的二进制数学中有可能发展出更复杂的能涵容互含、互生辩证关系的数学吗？
迄今，从不同角度研究生成进化的数学尚有突变论、拓扑学、群论等，而复杂网络方面的研究更令人关注，或许，其进展可望为艾根提出的超循环化学反应网络及其数学处理方法带来新的发现。
总之，超循环所开创的研究世界生成进化的科学方向，需要新的时空观（另文详论），以及与之相应的因果描述与时空描述，它的发展正有待逻辑与数学方面的新的突破。

四、价值与“一旦——永恒”——生成进化的必然性依据
西方经典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基于主客二分，以追求客观性为主旨，将价值排除在科学的殿堂之外，而超循环理论对科学发展最重要、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它第一次将价值引入了科学。并根据选择价值，证明了生成进化是大自然的一种非决定，但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为科学建构以信息为基础、内涵价值的生成论研究纲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启示。
作为科学，超循环理论必须证明生成进化实现的可能性或普遍必然性。艾根指出：在分子进化中，信息如果不能保持到被读出，它就没有价值。而信息只有通过选择，才可能获得价值（语义）。超循环机制表明：系统自选择、自组织的过程就是信息创生、保存、传递和转换的过程，这一切都是通过信息载体来实现的，与普通物质不同，可以说，信息载体是集信息、物质、能量“三位一体”的整体。而要证明生成进化的必然性，就必须确定载体实现或完成进化信息所赋使命的能力或性质。
由此，艾根引入了选择价值，他指出：对选择有决定意义的是选择价值，为了定量刻划选择价值，艾根根据载体必备的三个条件，建立了选择进化方程，并以具有最大选择价值的函数来表征在选择约束下幸存的系统，该函数包括三个价值参数，即速率参数：包括生成速率参数——表征信息复制的速度；分解速率参数——表征信息寿命长短，以及品质参数——表征信息转移的精确性。显然，它们是对载体在有限的寿命内保存、表达并准确转移信息的能力或“素质”的度量。对于最优选择，要求价值参数尽可能大，三者的组合则决定选择价值。
根据选择价值和选择原理，艾根规定了进化的选择原则 —一简言之，即携带最大信息量的载体，具有最高选择价值。 由此，进化便意味着提高选择价值和利用更大的信息量。而自选择、自组织便都成为由价值引导的合目的性的行为，其目的就是生成本身。
选择价值的至关重要性在于：它让“上帝的骰子灌了铅”！ 艾根证明了：选择价值使超循环具有一种特殊的“once—— forever” 即 “一旦——永恒”发展趋势，它使得超循环虽然根源于随机性，而且在生成过程中还会包含大量随机事件，但只要条件具备，超循环组织的出现就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要自然选择有了偏好，它就可能超越统计平均值，从而保证具有选择优势的突变体只要一旦出生，就会继续生长，并最终将微观的不确定性通过不可避免的放大过程在宏观上映射出来。这样，通过超循环的进化不但在原则上不可避免，而且在现实的时间间隔内也是完全可能的。艾根指出：这种“一旦——永恒”之势乃是大自然的一种统计必然性。一种非决定，但不可避免的规律。
近代以来，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西方科学，一直将价值中立奉为最基本的原则与信念。笔者认为，超循环理论作为科学革命的最深刻之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将价值引入了我们对自然的基本理解之中，科学地证明了自然界的进化乃源于有价值的选择，并将事实的生成与价值的实现统一在自然进化的同一过程之中。科学的建构基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超循环的提出为人类建构某种价值内在的科学带来了希望。至此，贝塔朗菲所提出的科学转向亦终于有了进一步明确的内涵：那就是：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从探究物质实体转向解读信息载体；从还原论转向“复元论”；从机械的逻辑转向生命的逻辑；从价值中立转向价值内在。显然，沿此方向发展的科学，与目前科学的基础是矛盾的，它需要新的自然哲学或形而上学为其开路。
值得注意的是，10年前，朱葆伟在《机体与价值》[6] 一文中已以超循环理论为案例，深入讨论了科学世界图景中的价值学蕴涵及其意义，并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哲学问题，本文仅从建构未来科学的角度出发，引述如下（有删改）：
1、假定价值在人和人类社会形成之前有一个自然的起源并由此与我们的生命存在形式密切相关是否合理？
2、宇宙中是否有一种“可以追溯到被理性所发现，但仍然是根源于自然的普遍的善的原则”？或是否可能概括出一条适用于整个宇宙进化的标准或价值倾向，以此作为“普遍的善”？并进而成为所有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共同遵循的普遍规范？
3、用机体乃至生命的隐喻取代机器的隐喻，把生命有机体看作理解世界的模型和代表水平对自然界来说是否更为本质？
4、生命活动有着与机械运动不同的逻辑，通过与超循环类似的“活动－实践的逻辑”，我们能否找到认知与价值统一之路？建构某种价值内涵的科学？
“光明来自东方，法则来自西方。”[7] 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追问，笔者蓦然回首，转向中国文化。
五、“天地之大德曰生”——探索内涵价值的科学
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与科学，恰恰是一种以价值为基础的整体论与生成论，它对我们今天与未来试图建构内涵价值的科学，将提供重要的形而上学基础与智慧启迪。
追根寻源，亚里斯多德从‘存在’（‘to be’）的探究开始，创立了“四因说”，他以形式加诸质料成为一物，外部动力推动物体运动以恢复其自然位置来理解存在及过程。实质上，这是一种机械论或构成论的制造原则，由此出发奠定了西方近代科学之方法论基础。
而牟宗三先生指出：“中国人了解‘存在’不从‘to be’（是什么）讲，中国人从‘生之谓性’的‘生’讲存在。” [8] 笔者发现，中国古代亦有关于存在的“四因说”，那就是老子道德经中所深刻揭示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五十二）[9] 这是一种生成论“四因说”。
老子以道、德、物、势为万物生成的四大原因。其中，“道生之”：道为生命之本源，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道变化，代表宇宙生命的创始，或原始动因；“德畜之”：德为生命之载体，所谓“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坤德载物，可谓保存生命，使生命得以诞生之质料。一开始，“道”“德”便为生命创造之源，或者说，万物生成皆源于内涵价值的“乾”“坤”；“物形之”：物使生命有形，须注意，中国人以“气”为物质基础，生成是“气”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气一旦凝聚成物，自然有形；故形与物不分开讲。“势成之”：生命既已诞生，便必有自然而然生长之势，以实现和最终完成自身之生命，“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复之。……是谓玄德”，（五十二）这种自然而然的生长本身就是自然本体的道德目的。
根据老子之四因说，显然存在一个人类诞生以前，根源于自然的普遍之善的创造性原则，“天地之大德曰生” (系辞下，一)，整个宇宙的价值倾向就是“生”，而这种本然的价值乃是今天我们与万物得以生成的根本依据。
显然，老子的生成论四因说与亚氏构成论的四因说是大异其趣的。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我们可将老子四因说中的“之”理解为信息，以此解释超循环理论，则“道”可释为信息创生，“德”可释为信息载体，“物”释为突变体，“势”恰为“一旦——永恒”。
循此新径，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中国文化与哲学中对变化及其规律的理解。
“生生之谓易”，[10] 易经中讲变易即指生成，如果说自然有选择，那么其偏好就是“好生”。“生”就是宇宙价值，“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五）继承生成之根本法则，维护万物之“生生不已”就是天地之大德。
就生成过程看，周易讲“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上，十一）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这里，道为无，为终极因，而太极即宇宙万物生成之起点或“信源”。值得注意的是，太极一开始便是将阴阳两种相反相成力量或趋势统一为“一”的整体，太极图生动表达了阴与阳互含、互根、互生的动态关系。故“万物得一以生，”（三十九）太极既为生成万物之本源，又为万物生成之普遍规律而内在于万物之中。万物通过气，使对立的因素和谐共存：“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
就生成之最基本法则：“一阴一阳之谓道”，或“反者道之动”（四十）显然遵循辩证的逻辑，中国人讲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笔者认为，这一法则是人类最早提出的具有信息内涵的生成法则，[11] 此不详论。有趣的是，中西科学皆推崇简单性，而西方科学的简单性指逻辑或形式之简单，而中国则指“易知”“易从”，西方以简单性为美，中国却以简单性为善，所谓“易简之善配至德”。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二），中国的认识论是沿着以价值为本的实践（践履）与直观的“感应论”路线发展的。“外师造化，内得心源”，首先强调的是人内心之“德“与天地之”“德”的相通、相应，实以价值取向统摄认知取向，并大量采用了类比推演的方法。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开不出西方近代机械论式的科学，由此可说易经“阻碍”了近代西方式科学在中国之诞生；但易经却哺育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源于价值的生成论式的科学。
机体乃至生命的隐喻与机器的隐喻，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模型，何者更合理？更本质？这一问题牵涉到中西科学的又一重大区别，进而，西方科学之隐喻与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之隐喻，是否有研究层次上的差异？自然之“真”是否可有不同层次？如果有，怎样认识世界才能更本质或更合理？
众所周知 ，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以最基本、最低层次的物质和机械运动为隐喻，将机器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型。而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则以宇宙进化之最高产物——人为隐喻，将人的生命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型。它们基于两种不同的宇宙论、本体论以及认识论、方法论原则，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如果我们将所谓“真”分为不同层次，西方近代科学所讲之自然，乃人所认识之自然，故其“真”乃为感性与概念之“真”，主要依靠实验与形式逻辑。但20世纪后，其真理性已不断受到质疑。问题在于，低层次的“真“对更高层次之真”往往是“瞎”的，机械的隐喻及其模型显然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目前，以之解释生命现象已显困难，解释人类社会则更有危险，故以基本物质或机械为理解世界之模型，若试图覆盖一切，必导致生态危机和道德危机，目前已引发了整个西方文化的危机。
而中国传统文化所讲自然，乃自然而然之“物之在其自己”，自然不仅是善的，而且“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此为真善美统一之本体。实乃人之最高境界或理想。中国文化与科学以人之生命为隐喻，将人体作为理解世界之模型，所谓“天地万物，犹一人之身也”（《吕氏春秋•有始》）。其形式逻辑不发达，主要依靠辩证与类比推理。值得注意的是：以人为隐喻或模型，必最全面而具有最大包容性。因为人是宇宙进化序列中最高、最全面者。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2] 邵雍说：“举凡动植之偏，莫若其（人）气质秉受之全也”“万物于人一身，反观莫不全备。”[13]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周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能“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五）“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系辞上，六）笔者以为，“生成论”与“人之隐喻”才是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和持久性的根本原因。但其弊或在于，一旦由此“据高临下”蔑视、忽略甚至取代最基本之物质需求与知性框架的建构，则必因缺少基本层面的支撑，最终导致虚伪而带来文化衰落。
与以上两者不同，超循环理论是介于无生命与有生命之间的理论。应该说它是一种以原始生命为隐喻，将生命发生及生成过程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型。沿此方向发展的人类未来科学，有可能综合中西文化与科学之长，开辟出既内涵价值又有实证基础的科学之路吗？
总之，对以上三种不同的隐喻与模型值得作进一步的深入比较研究。
笔者以为，科学的发展亦遵循生成演化之规律，未来科学的发展必将继承当今科学发展的成果，同时吸收中国整体论、生成论的自然哲学，并将这种哲学转化为现代型的关于世界生成演化的科学。而中国文化只有在对世界文明及科学作出自己贡献的过程中，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获得现代生命，走出自己的创新之路。



[1] 参见艾根 (m.eigen )： 《相跃——生命的未来基础》潘涛译 引自《走向混沌》 新学科研究第一辑
北京、上海 1995年 p123-4
[2] 莫兰（edgar. morin）：《方法：天然之天性》吴泓渺 冯学俊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p227、226

[3] 参见李曙华：《从系统论到混沌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p164
[4] 同[2]，p227
[5] 同[2]，p186
[6] 参见朱葆伟：《机体与价值》 《自然哲学》1994年第一期 p151-179
[7] [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 刘珺珺译 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 第143页
[8] 页牟宗三：《四因说演讲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p2
[9] 老子引文，皆引自《老子道德经》辜正坤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 以下同
[10] 易经引文皆引自《周易》 马恒君注释 华夏出版社 2001年，以下同
[11] 参见李曙华：《非线性科学视野中的易经》 《系统辩证学学报》 2002年第4期 p16－17
[12] 荀子：《四部丛刊》本，卷五，《王制》，p12－13
[13] [宋]邵雍：《皇极经世书》（明） 黄畿注 观物内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