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寅恪先生所谓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实分为两部、河北藩镇成为胡化戎区的论断，如实反映了唐代朝野特别是唐皇朝直接控制地区的社会普遍心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北藩镇一律排斥“周孔文教”。除了外来的士子，当地有儒学传统的家族仍承习“世业”，从而使得政治军事上似乎“自为一秦”的河北藩镇，仍以文化为媒介与长安皇朝保持着内在联系，墓志资料所见成德镇的情况即为实例。

　　关键词：唐代藩镇；唐代节度使；墓志；藩镇形象；儒学传统
　　　
　　一、缘起
　　
　　陈寅恪先生《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指出：“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名虽统一，实则分为两部。其一部为安史将领及其后裔所谓藩镇者所统治，此种人乃胡族或胡化汉人。其他一部统治者，为汉族或托名汉族之异种。其中尤以高等文化之家族，即所谓山东士人者为代表。此等人群推戴李姓皇室，维护高祖太宗以来传统之旧局面，崇尚周孔文教，用进士词科选拔士人，以为治术者。自与崇尚弓马，以战斗为职业之胡化藩镇区域迥然不同。”陈先生从“文化、种族”视角，其实主要是从文化视角，将安史乱后的唐帝国视为二部，认为至开元晚世，诸胡族大量人居河北，以至“喧宾夺主，数百载山东士族聚居之旧乡，遂一变而为戎区”，藉以揭示唐后期藩镇割据形势之所以出现的文化、民族背景。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将李栖筠之自赵徙卫与“河北地域政治社会之大变动”乃至“中古政治社会上之大事变”联系起来，使之顿具重大历史意义。陈先生又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引用《樊川集·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认为“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日周公、孔夫子”的卢生，其“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实“代表河北社会通常情态”。陈先生见微知著的眼光和史识，在上述论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上述问题意识激发了一大批相关研究，在陈先生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推进，如毛汉光先生《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一文，即堪称代表。但对陈先生就卢霈墓志所论安史乱后河北藩镇区之“社会通常情态”，笔者内心深处又常存一丝疑虑。这一地区(至少卢龙节度使驻节地幽州以南)至迟自秦汉以来就是汉民族聚居的农耕之区，经济文化素称发达之区，何以竟在盛唐时代出现如此丕变，最后导致藩镇长期割据之局?河北地区具有千余年传统的周孔之教，何以竟在短时期内如此迅速地从该地撤出?近读唐代墓志，特别是郑涑及夫人崔氏的合葬墓志，又引起了对一问题的思考。为便讨论，先节引志文如下。
　　《唐故冀州阜城县令……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铭》
　　承务郎前试太常寺协律郎云骑尉王球撰
　　府君讳潨，大唐贞元十二年六月二日，终于冀州阜成县。……夫人博陵崔氏，大和六年岁次壬子五月九日，遘疾终于平阳里之私第，享年六十七。其年七月七日，合葬于东都河南县平乐乡北邙原祔什先茔礼也。夫人……奕叶华荫，门高士风，联联绅冕，光辉不乏。洎丝簧同韵，銮珮等音，承盥酢以奉庙献，守敬顺以和中外，风雨霜露，三十七载。有子三人：前绛州司马赐绯鱼袋长日杞；前赵州平棘县丞二日枢；前赵州参军三日楬。有女一人……夫人年十五。归于府君。常以府君家本居秦，偃仰皇泽百余载，大历初，偶因薄游滞留河北，当时国家化流八表。仁人之谊，先浸于河朔，求名学宦之士，如不失疆理矣。又值廉察使王武俊采掇贤彦。重仰才能，且以荐用，假名于理剧之奥，终遣求事，得地于膺艺之乡。以是申婚礼于他域。系名族于德门，士君子亦日叶时之美称矣。厥后天下军威转雄，兵志难戢，薄之即不守封限，宠之即不循略度。从建中初，镇冀之间，自为一秦，颇禁衣冠，不出境界，谓其弃我而欲归还。府君与夫人男女，戢在匪人之土矣。暂谓隔王化于三千里之外，离我戚于五十年间。府君至于身殁，不遂却返。夫人遭从夫之痛，霜在危邦，司马季仲幼志未立，与诸骨肉落为污俗，赖去元和中，司马亲叔'瓒以文畏佐以学重慕于彼地之帅，帅殒而子承元以顺逆自谕，举军来王，司马扶(版)舆出乎虎口，持小辈附于骥尾，其余血属姊弟，数年之内，稍稍而至。司马遂为忠孝所闻。顷者李寰仆射受镇于此，奏举成名，余见司马当理第宅于晋，授甘滑于绛，再陇西李氏淑令勤虔，修养晨夕，实仁子之教妇也。先太夫人谓司马曰：尔官虽贫，秩且自立，使吾儿孙男女欢聚不远，寝食爱思，得复乎清平之代。如此非汝之力，吾谁致之?……天夺其和，翌日疾作，司马与李妇面垢而形容摧赢，怀忧而骨髓轸瘵。衔毒止中，请命于上。及夫人之终，号昊一声，洒血在地，外人闻之，亦为之陨涕。……夏五月，司马乞诸途，而成诸礼，糯车启路，哀绝请书。余为里人也，谙备景行而志诸忠孝，俾粹琬琰，荐于馨香。铭日(下略)。
　　下面结合此志试作考析。
　　
　　二、崔氏丈夫郑潨的墓志及相关问题
　　
　　郑潨出自荥阳郑氏，所娶博陵崔氏，均为北朝以来第一流大族，堪称门当户对，可惜志中所载崔氏曾、祖、父辈，郑潨兄弟及诸子，均不见两唐书纪传及《宰相世系表》。志称郑潨“贞元十二年(796)六月二日终于冀州阜城县”，崔氏“大和六年(832)岁次壬子五月九日，遘疾终于平阳里之私第，享年六十七”，夫妇卒年相距37载。志云“洎丝簧同韵，銮王珮等音，承盥酢以奉庙献，守敬顺以和中外，风雨霜露，三十七载”，初读似乎是指崔氏结缡郑氏以来的全部生涯，据上推算，实则仅指郑潨过世后的孀居岁月。崔氏逝世当年的七月七日，即与郑潨“合葬”于“东都河南县平乐乡北邙”郑氏先茔所在，故墓志题为“崔氏合祔墓志铭”。惟其如此，志文但以崔氏为主，仅在志题中出现郑潨的结衔冀州阜城令，郑潨仕历及父祖均不见于志。不过志中亦有交待：“(郑潨)三代官业名氏，旧志之所详焉，故不重书，春秋简文而已。”所幸笔者最近阅读唐代石刻，发现这方郑潨的“旧志”尚存于世，即《唐冀州阜城令荥阳郑君墓志铭》，惟志中郑君名字空白未刻，所以不为人知。为便讨论，兹录其全文于下：
　　维唐贞元九年，岁在癸酉，六月二日，冀州阜城县令郑君终于恒府真定县之私第。公讳口口。自桓武佐周，因地命氏，至国朝开元末。割荥阳县两乡属河南府，今为汜水人也。郑氏北祖襄成公之后。公门风祖业，为姓之夹(奕)著；贞干绪白，为吏之徇良。高祖皇驾部郎中府君讳毅，郎中生洛阳令府君讳歆，府君生公之大父河南府寿安县主簿府君讳翰，主簿生公之列考皇大理司直兼穆州桐庐县令府君讳镙，公则府君之第二子也。以才地称，释褐奏授沦州长芦县尉；以干蛊闻，恒冀观察使奏迁冀州信都县尉；秩满，以清白著，又奏授德州录事参军。当纠辖而群吏肃，佐徭赋而夫家集，迁冀州阜城县令。当道节度使王公表荐充节度巡官。方欲浊居台宪，用展轮翮。呜呼!天与促算，不与厚禄，制命未降，俄以消疾而终，享年卅七。夫人博陵崔氏，有子四人，长日枢，次日札。札以贞元十八年正月四日奉夫人之命，自恒阳启殡，葬于河南府洛阳县城北廿里张阳村先茔桐庐府君墓之后，礼也。弟成德军节度(军)口口(渍)
　　对照上引崔氏合祔墓志，从郑潨官职(阜城县令)，卒于任上及卒地(冀州)、逝世月日(六月二日)、最后葬地(北邙)，夫人姓氏籍贯(博陵崔氏)，子女人数(四人)及长子、次子名氏(枢，札或杞)，以及郑潨之弟任官于成德等，均相符合，足以判断此志即为郑潨墓志。郑潨墓志由时任成德节度属官的弟弟郑潨亲自撰写，不仅明确记载了郑潨的“三代官业名氏”及本人官历，而且还可以据以补充、澄清上揭崔氏合祔墓志中的若干不明乃至错误之处。
　　1、灒在郑潨墓志中自称其家族郑氏为“北祖襄成公”之后，然而《新唐书》卷75上《宰相世系表》郑氏条载郑氏北祖为后魏建威将军郑晔之后，“北祖襄成公”未知何人。而且郑潨高、曾、祖、考四代官位均不显，不见于《宰相世系表》。
　　2、郑潨墓志记其长子名枢，次子名札，崔氏合祔付墓志却记其长子名杞，次子名枢。札、杞应为一人，二者必有一误，盖因形似致误。问题是郑枢和郑札的排行，两志的记载对立。如果注意到由郑札而不是由郑枢护送郑潨之丧归葬洛阳，在这一点上两志记载完全一致，那么可以推知，郑潨的长子郑枢在当时可能已然早逝，故次子郑札受其母命当此重任，从后来崔氏亦卒于郑札家而不是长子郑枢家，可资证佐。崔氏15岁结婚，28岁(贞元九年)时已生养4位子女，故其长子郑枢、次子郑札的年龄应相差不大，由于郑札数十年来即为郑家事实上的长子，主持家务，故志文撰者误以其亡兄郑枢为弟，似不难理解。
　　3、崔氏合丰付墓志称“赖去元和中司马(郑札)亲叔(郑)灒以文畏佐以学重慕于彼地之帅”，可知宪宗元和年间郑潨弟郑灒任职于成德军。又据《(唐)光州刺史李公(潘)墓志铭》，李潘“家于常山”，其“八岁”之时(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太守郑公灒性乐善，喜后进，因目之为奇童，荐于连帅”。按常山太守即恒州刺史，当时由成德节度使王武俊自任，郑灒官位尚不至如此之高，但据李潘墓志，并参据上引郑潨墓志末句“弟成德军节度(军)口口(灒)”，可证郑灒早在德宗贞元年间即人成德军幕。故郑潨卒官及迁葬之时，郑’攒已在成德。其所撰其兄郑潨墓志中明确记载“札以贞元十八年(802)正月四日奉夫人之命，自恒阳启殡，葬于河南府洛阳县城北”，不应有误。
　　4、郑涑墓志载其卒年为贞元九年(793)，并附当年干支“癸酉”，正合。且贞元十八年归葬洛阳，距郑涑去世不到10年，潨妻崔氏健在，志文又由在成德任职的潨弟郑灒亲自撰写，所记卒年亦不应有误。崔氏合利寸墓志作贞元十二年(796)，盖因郑潨去世已40载，既年深月久，其妻崔氏亦卒，其子女记忆或误，撰墓志者据以书写志文，遂将郑潨卒年晚记了3年，下推崔氏孀居岁月为“三十七载”，亦相应晚了3年。崔氏死后与丈夫合祔，可能采取的是同坟异穴方式，并没打开郑涑的墓穴，因而没有见到当年郑灒所撰郑潨“旧志”，以致崔氏合祔墓志在郑潨卒年、郑枢、郑札兄弟的名氏、行次等问题上与郑涑墓志不合，就郑潨卒年而言，可以肯定是合丰付墓志误记。
　　5、据合丰付墓志，由于成德军“颇禁衣冠，不出境界”，郑涑家族在河北生息长达半个世纪(“离我戚于五十年间”)。按郑潨“大历初(766—779)偶因薄游，滞留河北”，直到元和十五年(820)成德节帅王承宗死，其弟王承元“举军来王”——即以成德所统四州归朝，郑札才得以扶老携幼(“扶版舆”、“持小辈”)离开河北，“其余血属姊弟，数年之内，稍稍而至”，前后正好50余年。不过郑潨虽“至于身殁，不遂却返”，其丧柩却早于贞元十八年(802)就已归葬洛阳。
　　
　　三、崔氏合祔墓志所见成德藩镇形象
　　
　　合祔志称德宗建中(780—783)以后，“镇冀之间，自为一秦”。按“自为一秦”，即指建中三年(782)恒冀观察使王武俊据镇反，称赵王自立，与唐王朝决裂。志称郑潨“本居秦，偃仰皇泽百余载”，自郑潨“滞留河北”，“府君与夫人男女，戢在匪人之土矣。暂谓隔王化于三千里之外”；“夫人遭从夫之痛，霜在危邦，司马季仲幼志未立，与诸骨肉落为污俗”。墓志作者将当时的成德藩镇区视为“王化”之外的“危邦”、“污俗”、“匪人之土”，而称王承元“举军来王”后郑涑家族及其亲属迁出成德，是“出乎虎口”。志称主持其事的郑札“遂为忠孝所闻”，所谓“忠孝”，即指他率领家族离开河北藩镇回归洛阳王化之地。崔夫人临死之前，还不忘赞扬其子郑札将全家人带出成德，“得复乎清平之代”。
　　《新唐书》卷148《史孝章传》载孝章上谏其父魏博节度使史宪诚时有云：“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其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身为河朔藩帅的田弘正亦自称“自天宝以还，幽陵肇乱，山东奥壤，悉化戎墟”，“六十余载矣，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及，冀、赵、魏、常山又河北之尤者，日月积习，遂为匪人”。据前揭杜牧《范阳卢秀才墓志》，镇州儒者黄建在给年二十尚不知有周公、孔夫子的卢生讲述“先王儒学之道”以后，又给他描述了“自河以南”的另一个“土地数万里”的光明世界：“有西京、东京，西东(京)有天子，公卿士人畦居两京间，皆亿万家，万国皆持其土产，出其珍异，时节朝贡。一取约束，无禁限疑忌，广大宽易，嬉游终日……至老不见战争杀戮。”参据崔氏合祔墓志，可知在时人心目中，河北藩镇与两京为中心的朝廷直接控制之地，实为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二者之间不仅有心理空间的隔绝，而且“颇禁衣冠，不出境界”，在政治、军事上亦处于对峙状态。陈寅恪先生“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名虽统一实则分为两部”之论，正是从当时人的实际心理印象中来，又如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诚为不易之论。

　　四、墓志所见河北藩镇的另外一面
　　
　　1、合丰付墓志载郑潨“大历初，偶因薄游，滞留河北……又值廉察使王武俊采掇贤彦，重仰才能，且以荐用，假名于理剧之奥”。郑涑墓志载其在河北的仕历为“释褐奏授沧州长芦县尉：……恒冀观察使奏迁冀州信都县尉；……又奏授德州录事参军。……迁冀州阜城县令。当道节度使王公表荐充节度巡官。……制命未降，俄以消疾而终”。按王武俊建中三年(782)受任恒冀观察使，郑潨因其“奏授”出任成德属州冀州的信都县尉，距大历初起家于沧州长芦县尉，已有十余年之久。既而郑潨又“申婚礼于他域，系名族于德门(博陵崔氏)”，在河北成家立业，这些都发生在合祔墓志所谓“颇禁衣冠，不出境界”之前。可知郑潨之“滞留河北”，并非如合祔墓志所说起因于一次偶然的“薄游”，而是有意识的选择。如所周知，安史乱后士人求仕艰难，而藩镇有自由辟署之权，故士子多以游仕方镇起家，所谓“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达，多在方镇”，其中又以游仕河北藩镇现象最为突出。韩愈名篇《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韩翃《送李浞下第归卫州便游河北》等，以及崔氏合祔墓志所云“当时国家化流八表，仁人之谊先浸于河朔，求名学宦之士，如不失疆理矣”，皆是其反映。游幕河北的郑潨长期任职于成德，直至卒于阜城令之位。其弟郑潢(成德节度使属官)，长子郑枢(赵州平棘县丞)，三子郑褐(赵州参军)，均在成德藩镇任官。次子郑札，合丰付墓志中以绛州司马结衔，乃迁出河北之后所任职务，据其兄弟之例，他在成德藩镇时也应有职务。而郑札所娶、郑潨女所嫁之陇西李氏，亦属长期留居、任官于河北藩镇的名族。总之，郑潨家族在河北50年，既非“偶因薄游”而“滞留”，也不能归因于河北藩镇的“颇禁衣冠，不出境界”政策，而是因为郑涑家族已在当地积累了深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资源，不可能贸然放弃。
　　2、崔氏合祔墓志称郑潨“薄游”河北之际，“又值廉察使王武俊采掇贤彦，重仰才能，且以荐用”。按成德节帅王武俊之重用士人，文献颇有记载。《唐诗纪事》卷46“刘言史”条转载皮日休《枣强碑》：“王武俊之节制镇冀也，先生(言史)造之。武俊性雄健，颇好词艺，一见先生，遂加异敬。将署之宾位，先生辞免。”后王武俊又“奏请官先生，诏授枣强令”，仍遭到刘言史的拒绝。无独有偶，又据《旧唐书·窦群传》附兄窦常：“贞元十四年(798)，镇州节度使王武俊闻其贤，遣人致聘，辟为掌书记，不就。”当时窦常隐居于远离镇州的广陵，据说成德使者所带的聘礼为五百金，王武俊求贤若渴之心，于焉可见。这在墓志中也有反映。《唐代墓志汇编》长庆008《……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维大唐元和十五年……宜春郡宜春县尉李府君遘疾，捐馆于邑之官舍，春秋五十七。……父荣，皇定州北平县令。顷因流寓，便家定州，娶荥阳郑氏。……公生长河朔，早习诗书。器量深厚，言辞温雅。时太尉王公(王武俊)节制镇冀，以名高勋著，显重当世，开幕取士，无非才俊。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郑公濡，为盛府行军司马。以公族望清美，衣冠人物，景慕之厚。遂以次女妻公，得因军功奏官，累受冀州司兵参军。同书元和125《……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公讳弘亮，字广成，四公姑臧之后，世胄洪懋，门绪清劭。……建中初，成德军节度使、太尉王公(王武俊)以公文彩峻发，温密沉雅，奏授承务郎。左卫兵曹参军。公以择木心远。非邓林不宿，振衣脂辖，聿来我疆，初命瀛州平舒主簿。同书宝历017《……弘农杨公墓志铭》：
　　公讳瞻，字士宽，弘农人也。曾祖及祖，出于幽冀盛族，史籍已载，故不书讳。……贞元初，洎常山连帅太师王公(王武俊)弘覆焘之心，抚骑士如子，招绥有礼，赏罚必中。公之家君(孝直)，远慕风教，投事麾下。太师署以重职。将启戎行。岁月弥轮，受恩益重。及仆射出常山之日，公特献诚恳，誓从旌旗。仆射美其父作子述，俯乃允从。公少而岐嶷，长而恭懿，文武不坠，器宇天然，有名将之风，怀国士之量，特授郑滑亲事兵马使兼东城使。……家传孝义，外赞惠和，济济沉沉，弘敷群望。仆射拜凤翔日，授节度押衙兼排衙右二将。……终于凤翔府敷化里之私第也。享年卅有八。《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2《唐故张府君墓志故夫人豆卢氏墓志铭》：
　　公讳遵，字修本，其先南阳人也。……父献弼，皇忠，州刺史兼本州团练使，赠工部尚书。公少以门荫授解褐官。年廿，亲裴氏怀恋伯兄，遣省伯舅于镇州。时属军讌，王公(王武俊)大张乐于庭。公观焉。口为镇帅王公见。公身长七尺，关须眉。与语良久，便授押衙。明日，兼内院兵马使。不旬月，奏事德宗，授兼监察御史，依前押衙。日：奇士也。自后忠鲠屡进，数有苦言。及士真知留后，寻改殿中御史。承宗摄留后，国家变更镇事，以薛昌朝为帅，发将军景忠信削夺承宗官爵。朝庭振威，成德惴恐。……此时公乃请见。……一切以公止遏。攘除翊蔽。……寻有诏赦承宗。……出入成德二十余年，忘身立忠，事溢人听。上引可见，王武俊“开幕取士，无非才俊”，且不拘一格，惟才是用。宜春县尉李府君因“早习诗书，器量深厚，言辞温雅”，李弘亮因“文彩峻发，温密沉雅”，并得王武俊信重，入成德军幕任职。当然他们出自陇西李氏，所谓“族望清美，衣冠人物”，可能也是被重用的原因之一。杨瞻“出于幽冀”，这一家族是以武勇见长的土著“盛族”，瞻父杨孝直因王武俊“抚骑士如子，招绥有礼”，投其麾下，被“署以重职”，“受恩益重”。杨瞻自己则追随王武俊的孙子王承元出镇，担任重要的军职，“有名将之风”。张遵在宴会上与“王公”邂逅，深得王武俊欣赏，被目为“奇士”，当即授官，不次提拔。当贞元十七年(801)王武俊死、其子王士真“摄留后”的权力交接之际，成德镇受到来自朝廷的巨大压力，据张遵墓志，正是由于张遵的出色应对，巧妙斡旋于朝廷、成德之间，终于使危机得以化解。墓志对张遵的作用可能有所夸大，但他“出入成德二十余年，忘身立忠，事溢人听”，不可能全属子虚。史实表明，王武俊一方面举贤任能，一方面“颇禁衣冠，不出境界”，在与朝廷争夺人才、保留和储蓄人才方面确有过人之处，从而为成德镇以后长期维持稳定、独立，奠定了基础。
　　3、崔氏合丰付墓志称建中年间河北藩镇叛乱后，“天下军威转雄，兵志难戢，薄之即不守封限，宠之即不循略度”，成德军遂“自为一秦”。而在此以前，即代宗大历年间(766—779)下至建中三年(782)，仍是“仁人之谊，先浸于河朔”，“求名学宦之士”并不视河北为“匪人之土”(“如不失疆理矣”)。可见藩镇是“匪人之土”还是“王化”之区，关键取决于藩镇的政治态度，即是否承认长安朝廷为正朔，而非以该地区文化上是否“尊崇周孔文教”为依归。如前所述，就当时士人群体的心理，在文化上确实“目河朔间视犹夷狄”，避之去之惟恐不及；但另一方面，亦如上所述，河北藩镇仍对于士人具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有一大批士人游仕并留居该地，这对于改变河北藩镇统治集团的阶层结构，改善当地的文化面貌，应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已往的实证研究表明，河北藩镇的上层将领及军队骨干，多出生于所谓胡族，当地胡风强劲，这是历史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北藩镇一律排斥“周孔文教”。如成德节帅王武俊，据《旧唐书》本传，出自契丹怒皆部落，每以“虏”自称，但他对儒生文士却十分尊重，已见上述。成德镇由此集聚了一大批士人，如郑潨的弟弟郑潢，即“以文畏佐以学，重慕于彼地之帅”。这批士人对于以后王武俊的孙子王承元以成德四州归朝，曾发挥重要作用。《唐代墓志汇编》开成050《……李公墓志铭》：
　　公名潘，字藻夫，先世赵郡赞皇人，分继东祖之后。……始生六年，就学师训，明惠聪敏，有若生知，目睹必记，耳闻不忘。尝侍于伯兄，傍闻《左氏》，至于废兴理乱、褒贬善恶之深旨，发问必对，贯达无遗。家于常山，太守郑公潨性乐善，喜后进，因目之为奇童，荐于连帅，特表奏闻，策中有司别敕同孝廉登第，时才年八岁。其后讨览经籍，九流百家之语，靡不该通，著诗业文，名显当代。自幼居艰疚，号毁逾礼，有曾闵之行。闻于乡里。无何，长庆初，常山帅王承宗殁于镇，镇卒逼其弟承元主其军，且袭父兄之位，因而请焉。承元幼懦，辞进不决，公乃潜运音计，密择机宜，诱掖承元，敛身归国。朝廷果奖承元之节而授钺于滑台，始去常山。当是时也，自天宝末，两河之风未变者，唯渔阳一镇耳，因请承元，飞檄于范阳节度刘总，洞晓君臣之礼。大开逆顺之端。其明年，刘总尽室来觐，河朔之地，晏然削平，皆公之秘略也。承元以公有诚，尽推毂之力，遂奏口评为巡官，转掌书记。及王公移镇于歧，累授里行殿中侍御史职，历节度判官，以至加朱绶，为副停。久之，王公换青州，以公为检校都官员外郎副平卢军使。府幕十年，始终一贯，参尽勤尽，时论多之。李潘是成德当地成长的士人，其“就学师训”，“著诗业文”，恪守丧礼，与河北以外的士子并无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在8岁时，就被“以文畏，佐以学”的郑潨之弟郑潢目为“奇童”，并将他推荐给成德镇节帅，经“奏闻”朝廷，被“有司别敕同孝廉登第”。正是这一位受到良好儒学教育、恪守儒家规范的李潘，在以后的王承元“敛身归国”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潜运音计，密择机宜，诱掖承元”)。如果墓志所记属实，李潘还在王承元归朝不久发生的幽州节度使刘总“释兵柄入朝”事件中，有密谋筹划之功(“皆公之秘略也”)。而在王承元以后的出镇生涯中，李潘也始终是他最重要的谋士和助手。按王承元“敛身归国”时年仅18岁，如此重大的决策显然要倚赖谋士，而且不可能是李潘一人。这里再节录一方墓志。同上书大和070《唐故平卢讨击副使……刘府君墓志铭》：
　　公讳逸。……父讳元宗，素蕴奇志，早践戎旃，亲卫爪牙，内外经历，终义武军兵马使。……公即第四子也。幼专诗礼，长艺弓裘，不坠门风，雅称宗祖。长庆初，以镇冀不轨，丑迹彰闻，元戎太原王公乃脱彼凶妖，束身诣阙。公乃亲为侍从，共拔海蠕，殊节即成，众望斯洽。主上以太原公勋绩超拔，乃授义成军节度使，公即行焉。俄又有除凤翔节制，公又亲从。……除平卢军节使，公又从至，复署前衔。刘逸虽长于河北藩镇，仍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幼专诗礼”)。与李潘相同，刘逸也参与筹划王承元“束身诣阙”事件，其后跟随承元转镇各地。上引宝历017《弘农杨公墓志铭》志主杨瞻，亦如刘逸，在王承元“出常山之日”，“特献诚恳，誓从旌旗”，并追随承元转镇各地。上述王承元归朝事件的策划者、支持者杨赞、李潘、刘逸等人，一无例外都是儒家经典的修习者、实践者。
　　综上所述，可知河北藩镇地区周孔之教并没有绝迹，除了外来的士子，当地有儒学传统的家族，仍自童蒙课书问学，“不坠门风”。如上引长庆008《李府君墓志》即称其虽“生长河朔”，却“早习诗书”。又《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8《唐故卫尉卿赠左散骑常侍柏公墓志铭》载，志主、魏郡人柏元封“七岁就学，达诗书之义理；十年能赋，得体物之玄微”。其祖父柏造死于安史之乱，其父柏良器遂“学剑从戎”，以军功封平原郡王，而柏元封则自称：“今吾父武功立，予不可不守吾世业而苟且于宦达也。”乃“下帷读书，不窥园林者，星周于天。业成名光，登太常第”。所谓“世业”，即家传儒学。新出魏博军将《米公(文辩)墓志》则载其“季(子)存实，幼(子)存贤，皆学习礼经，以期乡秀”；前引元和125墓志志主李弘亮，曾在宪宗元和年间出任“知瀛州束城县事”时，“敦学校之道，迓宾朋以礼”。柏元封、米文辩、李弘亮诸例表明，河北藩镇地区制度化的儒学教育及人才选拔机制并未完全停止运行。以上种种，充分显示了河北地区具有悠久传统的周孔之教的顽强性，它使得政治军事上似乎“自为一秦”的河北藩镇，仍在文化上与长安皇朝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二者之间的士人及官员交流也从未停止，这些因素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就可能转化为政治上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上述王承元、刘总归朝事件的出现，即为其例。前文谈到的范阳卢秀才，在听到镇州儒者黄建的一番说教后，“立悟其言，即阴约母弟云窃家骏马，日驰三百里”，向两京所在的南方飞奔，即是来自“先王儒学之道”的导向。
　　打倒“四人帮”未久，著名唐史专家杨志玖先生即针对文革时有些学者“认为儒家路线支持分裂割据，是藩镇割据的根源”，著文考论“儒学和藩镇割据的对立关系”，指出：“在和唐中央对抗最烈的河北藩镇中，儒家学说曾经起到缓和甚至制止他们对抗中央的作用”。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居魏十余年，民安之”，其子弘敬、弘敬子全嗥亦有孝名，新出《何弘敬墓志》称弘敬以儒家学说教育子女：“学诗学礼，既孝且仁”；“皆付(子女)与先生，时自阅试，苟讽念生梗，必加棰挞。今虽儒流寒士，亦不能如此。未有知书而不知君臣父子之道。”志文所述弘敬课子事或有溢美，其中所谓“未有知书而不知君臣父子之道”，既是当时人的通念，亦是上揭杨先生所论“儒说和藩镇割据的对立关系”的最好注脚。
　　本文就《崔氏合祔墓志铭》所反映的成德藩镇情况，利用墓志资料，在前人基础上作了一点新的探讨。陈寅恪先生所论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实分为两部，河北藩镇被视为以战斗为职业的胡化戎区，乃如实反映了安史乱后唐代朝野特别是唐皇朝直接控制地区的普遍社会心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北藩镇一律排斥“周孔文教”，除了外来的士子，当地有儒学传统的家族仍承习“世业”，使得政治军事上似乎“自为一秦”的河北藩镇，仍以文化为媒介与长安皇朝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在文献及资料中有不少实证，墓志所见成德镇的情况亦为佳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