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隋唐时期帝王行宫为数众多，主要集中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的周围及两京道上，形成哑铃型分布格局。隋唐时期的行宫在功用上存在明显的不同，其中尤以避暑行宫的数目最多而且也最为重要。唐代都城建置对国家政治格局固然颇有影响，但宫廷革命的成败却并非只表现在宫城北门的得失这一个方面。隋及唐初的帝王们对不同的行宫有着不同的偏好，但他们对于某些行宫的频繁临幸和长时间居住，使这些行宫充当着临时性政治中心的角色，也就是说，客观上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都城，另一个是帝王所幸的行宫。帝王们在巡幸行宫期间，固然享受了生理或心理上的快感，但同时也为宫廷政变的发动者提供了绝佳时机。在行宫中发动政变的一方要想获得政变的成功，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对相关行宫的控制。这一观点，可视为是对陈寅恪“玄武门学说”的一个拓展。

　　关键词：行宫制度；宫廷政变；玄武门学说
　　
　　一、隋唐两代的行宫制度
　　
　　行宫亦即离宫别馆，是中国古代帝王为了出外游幸方便而建造的居所。大致从殷纣王开始就已有了行宫的营建，史称殷纣王“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取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渐其间，为长夜之饮。”唐李泰等著《括地志》解释说：“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秦代以来更形成一种制度，据说秦时“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又说“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
　　西汉以降，历代所建行宫的数目大都没有超过秦代，但在建筑设计上却呈现出后来者居上，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势头。据初步统计，隋唐时期有名称可考的行宫共有73所，其中隋时营造者38所，唐时营造者35所，而两代并用的行宫则有14所。这些行宫中，除隋榆林宫、晋阳宫、汾阳宫、临朔宫、临渝宫、江都宫、扬子宫、丹阳宫以及唐泰山顿等距离都城(长安或洛阳)稍远以外，其余均距离都城较近，一般少于400华里。从地理分布的大势来看，行宫大多集中于京师长安、东都洛阳的周围及两京道上，形成哑铃型分布格局。这种地域分布格局的形成，显然与陪都制度有关。隋以大兴为都城，而以洛阳为东都。唐都于长安，而洛阳、太原、凤翔、江陵都曾立为陪都。洛阳地居天下之中，挽漕便利，又距京师长安较近，故于诸陪都之中地位尤其重要，与长安一起被唐帝称为“东西二宅”或“东西两宫”。长安、洛阳既为隋唐帝王的主要活动中心，因之行宫也就多建在此两京的附近。隋唐诸帝中，以隋炀帝、唐高宗、则天皇帝和唐玄宗居洛阳时间较久一些，所以东都洛阳周围的行宫多为这几个帝王所兴建。因为隋唐帝王们往返两京十分频繁，为巡幸方便起见，两京道上也营造了许多行宫。
　　隋唐时期的行宫在功用上又存在明显的不同，或为消夏避暑，或为冬春沐浴疗养，或为巡幸两京时沿途驻次，也有一些是因帝王旧宅改建以及为了军事、宗教活动的方面而兴建，其中尤以避暑宫(又称清暑宫、夏宫、凉宫)的数目最多而且也最为重要。根据著名气候史学家竺可桢的研究成果，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大致可划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其中公元600－1000年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新近的相关研究揭示，这个温暖期大致从公元550年开始，到1050年结束，持续时间约500年左右，比竺可桢所界定的时间段要长1个世纪左右，整个温暖期实际上跨有南北朝晚期、隋、唐、五代和北宋中前期，但主要与隋唐两代相对应，其间虽然存在明显的气候波动，但物候、动物分布、孢粉、雪线和海平面等相关资料显示，这个温暖期的气候特征总体上比较温暖，如与现代气候比较，则当时年平均温度高出现在1℃左右，气候带的纬度北移1度左右。这就是说，当时京畿所在的关中地区的气候实际上已具有了北亚热带的某些特征，与今日秦岭南面的汉中、安康地区略相接近。由于气候偏暖，而当时的盛夏更显得十分炎热，隋代及唐前期尤其如此，加之隋唐王室又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性不宜热”，所以两代的帝王均非常热衷于在京师长安与东都洛阳的周围，尤其是关中南北山区大规模建造避暑行宫，稍不如意，则另行择地改建，长安周围共建有17所(其中隋仁寿宫与唐九成宫在一地)，洛阳周围共建有6所。避暑宫是为了盛夏避暑，所以常建在依山面水、清凉宜人的山谷地区。
　　隋唐避暑宫以隋仁寿宫(即唐九成宫，唐高宗一度亦称万年宫)最负盛名，隋唐两京周围的避暑行宫多营建在依山面水、清凉可人的山谷地区，选地适宜，设施完备，是盛夏避暑的理想去处。在诸多避暑行宫之中，又以隋仁寿宫(唐九成宫)最为重要，唐时九成宫中殿阁皆题署牌额以类皇居，并专门设有九成宫总监进行管理，可见地位之不同一般。此宫在唐凤翔府麟游县西一里，背依天台山，襟带杜水，“炎夏流金，无郁蒸之气；微风徐动，有凄清之凉”，据说其安体养神的功效，虽汉代的甘泉宫也无从比拟。正因为九成宫“凉冷宜人”，而且“去京不远”，隋文帝及唐前期诸帝一再改修扩建并频繁前往避暑。据笔者统计，隋文帝在位24年，外出避暑6次，全部都在仁寿宫；唐高祖在位9年，外出避暑2次，因九成宫尚未修复，故未曾临幸；唐太宗在位23年，外出避：暑10次，有5次是在九成宫；唐高宗在位34年，外出避暑17次，临幸九成宫(万年宫)更达8次之多。隋文帝、唐太宗和唐高宗等不仅频繁临幸仁寿宫(九成宫)，而且每次都要驻次相当长的时间，所谓“春往冬还”，大致在春二、三月前往，秋八、九月返回，出幸时间往往长达半年以上。有时从春正月就开始避暑，而结束的时间则推迟至冬十月。隋文帝甚至在开皇十九年(599)春二月去仁寿宫避暑，一直到次年的秋九月才返回京城，历时长达一年半有余。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生理状况和喜好不同，有些帝王对于温泉宫更为偏爱。如华清宫在京兆府昭应县(今西安市临潼区)骊山。骊山山色秀丽，“骊山晚照”素为关中胜景，山下又有温泉之利，泉水流出地面时的温度达43℃，并富含多种有益物质，以之浴疗可治风湿病、皮肤病及消化不良。骊山温泉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都曾利用过，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辟为行宫。玄宗于开元十一年(723)、天宝十载(751)两次扩建，对此宫极为迷恋，当政之日，几乎岁岁巡幸，竟达37次之多。无论如何，隋及唐初帝王们对于某些行宫频繁临幸并且往往是长时间的驻次，实际上使这些行宫每每充当着临时性政治中心角色，这就不能不对当时的政治格局和相关的政治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仁寿宫之变成败的关键因素
　　
　　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发生的仁寿宫之变，是隋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关于这次事变的性质、起因、经过、后果以及影响，郑显文、胡戟、王光照、刘建明等先后作了相关研究，不过对于某些问题如隋文帝是否为杨广和杨素合谋加害、事变是否导因于杨广对文帝宠妃的非礼等等，诸家尚有分歧的看法。在诸家研究成果之中，多已注意到了仁寿宫之变与当时政治变动的关系，如王光照认为，“从开皇初立皇太子杨勇，到开皇中杨广邀结关中权要，博取有预政之好而且有干政之实的独孤后的支持，推倒自称渤海蓓人的高颎，最终取杨勇而代之，大致体现了隋朝关陇集团内部不同地域势力的权力斗争，而太子之位则正是这种权力斗争的焦点”，“文帝死于杨广夺位之变，宫廷风浪激变姑或有之，而其真实原因则在于仁寿中不彻底的政治变动”；刘建明也特别强调，“实则探讨仁寿宫之变，不单是为了了解此次事故何以发生，还应注意此次事变与当时政局的关系”。这样的研究视角值得充分肯定，但也有补充论证之必要。
　　笔者以为，从性质上来说，仁寿宫之变无疑是一起宫廷政变。然而这起政变的起因是一回事，而其成败与否又是另一回事。这次宫廷政变，以杨广一派大获成功而告终，但杨广、杨素之流何以能够轻松取胜，颇值得深入研究。
　　关于隋文帝仁寿四年(604)仁寿宫之变，《隋书》本纪语焉不详：“(秋七月)甲辰，上疾甚，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宝殿，时年六十四。”但《资治通鉴》对具体过程记载则较为详细：“上寝疾于仁寿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皆入阁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宝殿。太子虑上有不讳，须预防拟，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条录事状以报太子，宫人误送上所，上览而大恚。陈夫人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颜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乃呼柳述、元岩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阁为敕书。杨素闻之，以白太子，矫诏执述、岩，系大理狱；追东官兵士贴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令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尽遣后宫出就别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颇有异论。”类似的记载也见于《隋书》陈夫人本传和杨素本传大致是可信的，皆暗示了因突发一场宫廷政变而致隋文帝并非寿终正寝。政变发生的前夕，隋文帝已决定废掉太子杨广，重立庶人杨勇为太子，并命柳述、元岩起草诏书，不意杨广、杨素先发制人，矫诏逮捕柳述、元岩并谋轼了隋文帝，取得宫廷政变的成功。
　　相关史料记载，隋文帝“寻令素监营仁寿宫，素遂夷山堙谷，督役严急，作者多死；杨素推荐的宇文恺、封伦则具体负责其事。有学者据此分析道：“可见杨素是仁寿宫的监修者，而由杨素推荐的宇文恺、封伦则实际上负责具体建造事宜，故杨素对仁寿宫的内部情况，是了如指掌。这场宫廷政变中，杨素明显处于有利的位置。同时，柳述始终出身文官系统，不及出身军人的杨素心狠手辣，故杨素能利用柳述、元岩出阁的机会，先下手为强，这也是杨素得胜的另一个关键”；另外，文帝身边虽有近身侍卫，“不过由于他们明白文帝垂危，忠于文帝反会危害他们的生命，故他们只得接受诏令，让东宫侍卫入宫，避免得罪即将即位的杨广。基于杨广是太子的有利条件，成为这次政变不用流血的主因”。这样的分析，应当说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仁寿宫之变虽然发生在避暑行宫之中，但整个政变的过程还涉及对京城的控制问题。史载隋文帝于仁寿四年(604)七月“丁未，崩于大宝殿”，“乙卯，发丧”。刘建明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指出“按是月乙未朔，丁未即十三日，乙卯即廿一日，可知文帝死后第八天才公布他的死讯，显然是杨广与杨素利用秘不发丧的数天去作各种部署”。其说甚有道理。其实，秘不发丧以便拖延时间来进行相关部署，往往是宫廷政变者的一贯作法。史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李)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赵)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杨广、杨素也是如此，政变之后秘不发丧，是为了让杨素之弟杨约有时间控制京师大兴城的局势：“易留守者，缢杀庶人勇，然后陈兵集众，发高祖凶问。”仁寿宫(九成宫)距京师300余里，帝王出幸，“严跸经旬，非旦暮可至”，沿途需要设停次之所，故而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诏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12所。仁寿宫与京城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政变的消息不易传到京师，这为杨约轻松控制京城局势、确保政变最终成功提供了可能。但这后一步行动计划从部署、实施到汇报结果，都需要一些时间，这正是杨广在隋文帝死后第八天才敢发丧的原因所在。
　　
　　三、与行宫相关的其他宫廷政变或事件
　　
　　隋唐时期的行宫制度对宫廷政变的影响，还可从另外几起政治事件中得到反映。
　　杨广是通过发动仁寿宫之变、谋害父兄而确定了皇位，但为他始料不及的是，自己同样也是因一场发生在行宫的政变而结束了性命。史载隋之末叶，隋炀帝杨广再度游幸江都宫(在今江苏扬州)之时，看到天下已乱，遂于大业十三年(即恭帝义宁元年，617)“起宫丹阳，将逊位于江左”，不料次年(618)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武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监门直阁裴虔，将作少监宇文智及，武勇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景，内史舍人元敏，符玺郎李覆、牛方裕，千牛左右李孝本、弟孝质，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等，以骁果作乱，入犯宫闱。上崩于温室，时年五十。”隋炀帝曾想要徙都丹阳(在今江苏南京)作一个偏安皇帝，但因多行不义，众叛亲离，遂罹祸于发生在江都行宫的宫廷政变，比其父皇还要短命。    

　　武德七年(624)六月，唐高祖携李世民、李元吉前往仁智宫(即后来的玉华宫，在今陕西铜川市与宜君县交界处)避暑。太子李建成想利用唐高祖、李世民不在长安的机会，与李元吉密谋，指使东宫旧臣庆州(今甘肃庆阳)都督杨文干组织发动兵变，企图“表里相应”，“就图世民”，后因有人告密，李建成被唐高祖从长安招来与李元吉一起拘禁于仁智宫，但因为庆州毗邻宜君，所以杨文干的叛乱实令唐高祖受惊不小，以至于令李世民带兵平叛时还许诺“还，立汝为太子”，而自己则“恐盗兵猝发，夜帅宿卫南出山外，行数十里”，行事颇显狼狈，所幸杨文干兵变很快被李世民平定，仁智宫之乱因而成了一起未遂宫廷政变。当时唐高祖因为情况紧急，曾经向李世民许诺，平定叛乱之后另立世民为太子。此事由于有人为太子建成说情而未曾兑现，但世民与建成、元吉一党积怨日深，所以后来还是发生了长安城玄武门兄弟残杀的悲剧。李建成、李元吉策划的行动虽然未获成功，但显然他们起初的设想，却是利用李世民随同唐高祖出巡行宫之时机成其大事。唐朝初年的仁智宫之乱，也可再次证明帝王行宫确实在当时的宫廷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帝王频繁临幸并长时间居住在避暑行宫中，对帝王的自身安全和国家的稳定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一点，朝庭中的有识之士甚至某些帝王都是有一定认识的。仁寿末年，卢太翼就曾固谏隋文帝不要经常避暑仁寿宫。大业十二年(618)秋七月，隋炀帝将幸江都宫，“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谏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颐，乃斩之……车驾次汜水，奉信郎王爱仁以盗贼日盛，谏上请还西京。上怒，斩之而行。”唐朝前期，每当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等人出外避暑时也要受到许多臣子的犯颜直谏。隋炀帝因为发动过仁寿宫之变，据说当政之后不仅不敢像隋文帝一样经常前去仁寿官避暑，而且不时“梦太子杨勇领徒持兵问杨广何在”，故而“遂幸洛阳，终身不敢留长安”唐太宗即位后，“欲以(仁寿)宫奉高祖，高祖恶之，不往”。贞观二十一年(647)四月和七月，唐太宗不豫，因唐高祖所修的太和宫与仁智宫之旧基分别营造翠微宫和玉华宫，以作休养身体的行宫。之所以刚营翠微宫不久又诏营玉华宫，据唐太宗在《建玉华宫手诏》中的解释说，是因为翠微宫“峰居隘乎蚊睫，山径险乎焦原。虽一己之可娱，念百僚之有倦”。单就避暑的效果而言，玉华宫距离长安300多里，修建在关中北山地区的坊州宜君县(今属陕西铜川市)凤凰谷中，“因山藉水”，环境优美，同时惟“正殿瓦覆”，“余毕葺之以茅”，所以当时以为“清凉胜于九成宫”，这是位于长安城南50余里、秦岭北麓太和谷中的翠微宫无从比拟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唐太宗仅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夏去过玉华宫一次，而次年即贞观二十三年(649)夏却是到翠微宫避暑的，并于这一年的五月病逝于此宫的含风殿。唐太宗善于玩弄权术，晚年对魏王李泰和一些权要将相颇存疑虑，他之所以舍远求近，在自己临终前将避暑的场所选择在距离京城长安较近的翠微宫，或许正是为了防止武德七年(624)仁智宫之乱再度重演。史载，唐太宗临终之际，任命李世勣为叠州都督，招长孙无忌辅导太子李治，而本月丁卯太宗崩逝后，太子、长孙无忌等“乃秘不发丧。庚午，无忌等请太子先还，飞骑劲兵及旧将皆从。辛未，太子人京城。大行御马与侍卫如平日，继太子而至，顿于两仪殿，以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少詹事张行成兼侍中，以检校刑部尚书右庶子兼吏部尚书高季辅兼中书令。壬申，发丧于太极殿，宣遗诏，太子即位。”唐太宗翠微宫含风殿悲情托孤和长孙无忌随后为太子即位所作的一系列周密安排，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四、陈寅恪“玄武门学说”之拓展
　　
　　60多年前，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即认为唐代政治革命依其发源根据地之性质可以区别为中央政治革命与地方政治革命两类，而在安史之乱以前亦即“关中本位政策”未变易以前，政治革命惟有在中央发动者可以成功，但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亦有失败，其关键实系于守卫宫城北门禁军之手。
　　在其另一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陈寅恪先生又详引自高祖、太宗至中宗、玄宗的四次中央政治革命俱以玄武门之得失及屯卫北门禁军之向背为成败之关键为证，对这一论点作了进一步的阐发。陈寅恪先生将唐代都城建置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考虑，确有高人之处，这种小中见大的治史方法对于后学尤具启迪作用。援引郑天挺先生说法而称陈寅恪先生“是教授的教授”的唐振常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学习笔记》中，导读《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之“宫城北门(玄武门)系成败之机”一节时即说：“读史者应认真学习先生在本节的考证，更应认真学习先生小中见大的治史之法。宫城北门，初视之，似无关宏旨。北门之得失，不过战争之失地与得地而已，先生竟以其‘小’而做出了关乎政治革命成功与失败这样一篇大文章。每见西方汉学家为文，题目与事件往往很小，诚然他们做得很细，有其长处。但是，其结果常是以小见小，而未能见其大。学者欲窥见西方汉学家之以小见大，甚难，甚难。先生在此，做出了典范，详考宫城北门之建置，小也。详考之，以历次政治革命之成败论证之，乃得其大。这就是大儒与饾饾考据的区别。多年来，史学界常说求历史发展之规律，为文之际，究竟何为规律，还是疑莫能明，从先生的治史，必然有所启发。”其说诚为中肯之论。实际上，陈寅恪先生的“关中本位政策”理论与其“中央政治革命系于宫城北门”学说(似可简称为“玄武门学说”)，是由表及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大学说，确有启发学人之处。
　　然而自古学者为文不能无病，对于上述陈氏两大巨著中的缺陷与问题，史学界也不时地提出质疑，章群先生更指出陈寅恪先生的一些说法“并不尽然”，认为在研究唐朝一代政治格局时最好“能不囿于地域和婚姻关系的成见”。实际上，陈氏的两大学说确实有言而未尽之处，如他的“关中本位政策”理论素为学界所推重，其间包括两个要点：其一是统治集团——关陇集团；另一个是核心区——关中，而府兵制又将关中的核心地位很显著地表现出来；其内容则很广泛，不仅包括关中物质本位政策，即以关陇为中心的统治集团，以关中为中心的核心区，结合关陇人物与关中核心区之府兵体系，而且包括关中文化本位政策，亦即“就整个关陇本位政策而言，物质是主要的，文化是配合的”。但陈氏的学说侧重于政治、社会两个领域临界线之研究，学术视角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其说既出，也有不少学者力图在其史学理论基础上有所拓展。如许倬云先生就有进一步发挥，将中国文化(也就是中国历史现象)分为政治、社会、经济、意念(即思想)四个范畴，关注的问题不仅涉及官僚制度下君权与士大夫社会势力的相合或对抗，而且拓展及于市场网、城乡的整合系统、精耕细作的小农经营、义利之间、五伦与修齐治平的扩散程序、道统与法统等方面。毛汉光先生则指出，“陈寅，恪‘关中本位政策’是以关中为核心区，军府之设立亦以关中居多，所以关中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在西魏北周时期，关中亦是宇文氏政权的经济中心及社会中心，但隋唐是一个统一帝国，‘关中本位政策’之下，关中仍然是政治与军事中心，但是经济中心、社会中心便不一定是关中了。”当时洛阳是经济中心，亦是社会中心，“各类中心不在一个焦点上，就可能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都城或重心。这种现象在中国中古屡见，如北魏孝文帝将首都自平城南迁洛阳以后，云、代、并仍然是军事中心，东魏、北齐以邺为都，但晋阳是其军事中心，高氏有三分之二驻晋阳。西魏、北周以长安为都，宇文氏则常以同州(冯翊)为军事中心，隋唐帝国有长安与洛阳两都，一度又有北都，五代各王朝亦行多都，然大体上皆以汴梁、洛阳为经济政治中心，以魏博为军事中心。”毛氏还以充足的论据证明中古时期核心区核心集团存在转移现象，这更是对陈氏“关中本位政策”理论之具体拓展。另外，李浩先生则从地域文化之视角，检讨了从魏周到李唐用人制度之嬗变，认为从历史进程来看，“关中本位政策”经历了魏晋周迄隋唐的军事战争、建政伊始与和平发展三个时期；从地域角度看，“关中本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经历魏晋及隋唐统治者囿于关中、并吞山东、饮马长江淹有天下阶段；科举制作为“关中本位政策”在和平发展时期的替代物与扩充变型，有其历史必然性。
　　不仅陈氏的“关中本位政策”理论有拓展之可能，而且与之相表里的“玄武门学说”也有补充、拓展之必要。如孙英刚新近撰文指出，唐朝前期登上皇位的皇帝，基本上是依靠发动“宫廷革命”(引者按：即陈寅恪所说的“中央政治革命”，实际上就是宫廷政变)上台的，唐朝前期围绕皇位而产生的政治斗争，因此也就有了其本身的特点，呈现出“一君两储三方”的格局。其中所谓的一“君”是指握有实权的皇帝或太上皇(如先天时期的睿宗)；两“储”是指政治集团间分化组合最大的两个集团，各自拥有一个皇位继承人选“名义的储君或潜在的储君”；三“方”是指两大集团与握有实权的君主构成三方力量。“在这种格局中，处于继承方的集团，如果要政变夺权，往往采取两个行动。第一，控制或杀死在位者；第二，消灭另一继承人。同时完成两项任务者，往往成功，如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中宗复位、唐玄宗诛太平公主；而单独完成一项者，必遭失败，如李重俊政变、韦后之乱。”这样，“唐朝前期宫廷革命的行动方向，是在位君主和另一继承人，而他们的居住地点也就成为重点袭击对象，这一点在历次政变中都得到了验证。”从地理上讲，“实际上唐朝前期的这许多政变，除了中宗复位发生在洛阳外，其余全发生在太极宫。太极宫前地势的低洼，加上南门有大量南衙卫兵，因此自北门突破居高临下便成为政变者选择的方式。玄宗后来搬到地势更高的大明宫后，便在气势下(引者按：下疑当作上)压倒全城，形势也为之一变。”这样的研究分析，比之陈寅恪先生的相关论述更为细腻一些，可称得上是陈氏“玄武门学说”的有力补充。
　　但如依笔者之看法，唐代都城建置对宫廷政治格局固然颇有影响，但宫廷革命的成败却并非只表现在宫城北门的得失这一个方面，作为都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期的帝王行宫也与多起宫廷政变密迩相关。从笔者前文所举的事例来看，隋文帝仁寿四年(604)仁寿宫之变、隋炀帝大业十四年(618)江都宫之变、唐高祖武德七年(624)仁寿宫之乱，甚至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翠微宫托孤，都是发生在行宫中的。这就说明，隋唐时期的宫廷革命并非只发生在都城之中，若干重要的行宫尤其是避暑行宫，也常常是发动宫廷政变的主要场所。这是与当时的行宫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隋及唐初帝王们对不同的行宫有着不同的偏好，但他们对于某些行宫的频繁临幸和长时间的驻次，使这些行宫充当着临时性政治中心的角色，也就是说，客观上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都城，另一个是帝王所幸的行宫。帝王们在巡幸行宫期间，固然享受了生理或心理上的快感，但同时也为宫廷政变的发动者提供了绝佳的时机。而诸多例证已充分显示，在行宫中发动政变的一方要想获得政变的成功，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对相关行宫的控制。这一观点，可视为是对陈寅恪“玄武门学说”的一个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