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今学界普遍认为，贾谊被贬的原因是他才高遭嫉，为庸臣所排挤。事实上，贾谊被贬的主要原因在于：思想的不成熟使他提出的“积极多为”的政治主张，与当时君民俱欲“清静无为”的客观形势相违背，因此，其言论不为执政者所接受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此外，文章还论述了后人对贾谊被贬原因的误解是如何形成的。

　　[关键词]贾谊；积极多为；清静无为
　　
　　从古至今，人们一直认为，贾谊被贬的原因是他才高遭嫉，为权贵所排挤。西汉的刘向就持这一观点，《汉书·贾谊传》记载：“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刘向认为，贾谊之才堪比伊、管，但不幸为庸臣所害，故刘向对此深感惋惜。东汉时，也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据《后汉书·崔驷列传》记载，崔驷上书朝廷说：“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摈弃，……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屈子之所以摅其幽愤者也。”崔寔认为，周勃、灌婴因为嫉贤妒能，故而极力排斥贾谊。李白也持这一观点，他说：“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白居易也认为：“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现、当代的学者们更是如此，任继愈先生在谈到贾谊时说：“他终于被那帮元老旧臣排挤出去，以致悒郁而死。”金春峰先生也说：“贾谊青年奋发，锐意改革，……由是受大臣周勃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贾谊“表现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得到文帝的赏识。但却因此受到守旧派的诋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可见，贾谊才高遭嫉，为权贵所排挤而被贬，几成定论。
　　而我们认为，把贾谊被贬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为才高遭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他被贬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白居易也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他说：
　　楚怀邪乱灵均直，放弃合宜何恻恻。汉文明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
　　白居易认为，楚怀王昏庸无道，故屈原被逐还可以理解，可是汉文帝是一代明君，贾谊却也同样落得被贬的下场，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白居易只好无奈地将贾谊被贬的原因归结为“人事多端何足怪，天文至信犹差忒”，认为这是由于复杂的人事原因而造成的一种偶然现象。换句话说，对于贾谊被贬，白居易也没有能够找出明确的原因，所以只能对贾谊报以同情。而我们认为，贾谊之所以被贬，是有其明确的主、客观原因的。
　　我们先看主观原因。贾谊二十几岁就被文帝召为博士，“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诸老先生不能解答的问题，年少的贾谊竟能一一应对，可见其才华横溢，因此不久就被超迁至太中大夫。自负其才的贾谊急于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但他毕竟是一个得志的“少年”，由于年少与阅历较浅的原因，使他在许多方面表现得很不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社会现状把握不准。《新书·数宁》记载了贾谊多次上书言政事，他说：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惜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大息者六。若其它倍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独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独曰“未治”。恐逆意触死罪，虽然，诚不安，诚不治，故不敢顾身，敢不昧死以闻。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因谀者耳，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横决，国制抢攘，非有纪也，胡可谓治!
　　贾谊认为当时的局势犹如置身于底部已经起火的积薪之上，是十分危险的。文中所说的“可为痛哭者”是指诸侯王势力强大，威胁汉朝廷；“可为流涕者”是指匈奴边患和国家无蓄积；“可为长大息者”主要是说当时礼制混乱，君臣无别。贾谊的目光是敏锐的，他看到了社会潜在的危机。他谈的这些问题虽然存在，但并非如他所说的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特别是其中礼制混乱的问题，更是如此。
　　文帝时期是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安定时期，而贾谊说当时社会危机重重，这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贾谊之所以有这样的言论，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由于年少幼稚，看问题不准，使他无意地夸大了社会危机的程度；二是他可能有意地效法先秦纵横家的夸饰文风，夸大事实，耸人听闻，以引起君主的关注，给自己以大展宏图的机会。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与先秦纵横家的已经大不一样了。战国时代，战争频仍，各国君主都有一种危机四伏、朝不保夕的感觉，耸人听闻的言论更容易撼动其思想；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国家、君主很多，纵横家们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当他们在某个君主面前无法兜售其术时，他们可以转身去寻找另一个君主，如苏秦即是。而贾谊所面对的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和一个圣明的君主，当他的经过“夸饰”过的言论不被君主接受时，他就别无出路了。
　　由于贾谊过分夸大了社会危机，使得他的言论很难为文帝全盘接受。先秦人就已经意识到大臣在向君主汇报时要“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而贾谊就有“传其溢言”的嫌疑，因此难以得到君主的信任。
　　第二，年轻气盛、急于求成。贾谊认为当时社会危机重重，基于这一认识，他向文帝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汉书·贾谊传》记载：
　　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
　　贾谊屡次上书文帝，要求改正朔、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为解决诸侯王问题，贾谊还专门提出了“未生子而先分家”的推恩法策略：“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马上就把诸侯的土地分为若干块，等他们的子孙出世后再划归于这些子孙名下，目的是尽快削弱诸侯的势力。在短时间内，贾谊骤然提出了众多的改革建议，特别是其中对待诸侯王的“未生子而先分家”的策略，反映出贾谊急于求成的迫切心理，而当时文帝刚即位不久，无论是客观形势还是文帝本人意愿，一时都很难接受和施行这么大规模的改革。可见，贾谊犯了孔子所说的“欲速，则不达”的大忌。
　　第三，贾谊的部分主张很幼稚，甚至自相矛盾。从贾谊认为当时社会矛盾重重的错误认识来看，他的思想是比较幼稚、不成熟的，不仅如此，他针对“种种社会危机”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就以他解决匈奴问题的“五饵三表”方案为例，来说明其策略的幼稚。《新书·匈奴》说：
　　臣为陛下建三表，设五饵，以此与单于争其民，则下匈奴犹振槁也。夫无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计，臣且以事势谕天子之信，使匈奴大众之信陛下也。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梦中许人，觉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诺，若日出之灼灼。故闻君一言，虽有微远，其志不疑；仇雠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则信谕矣。所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势谕陛下之爱，令匈奴之自视也，苟胡面而戎状者，其自以为见爱于天子也，犹若子之遌慈母也。若此，则爱谕矣，一表。臣又且谕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视也，苟其技之所长与其所工，一可当天子之意。若此则好谕矣，一表。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帝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将至。此谓三表。 

　　贾谊认为，解决匈奴问题的关键是“与单于争其民”，只要通过对匈奴民众宣传汉天子的诚信、慈爱和爱好匈奴人的技能，以仁义来感化匈奴民众，那么一定会使匈奴民众归附汉朝。这就是贾谊提出的“三表”。再看“五饵”：以华车美服、酒肉美食、好女美乐、高楼大宅、特殊恩宠这五者大肆赏赐匈奴降者，并以此刺激其他未降匈奴人的耳、目、口、腹、心各方面的欲望，从而诱之归降。由此可见，贾谊解决匈奴问题的方针是以德怀之，以利诱之，然而其“五饵三表”的具体措施是不具可行性的。“三表”很难令匈奴人真正信服，而“五饵”则必须要有巨大的财富作支撑，可文帝时国家急于发展经济，不可能腾出这么多财力来招降匈奴。此外，我们注意到，贾谊一方面说国家因为没有蓄积而岌岌可危，另一方面却要求文帝花费如此巨大的财力来收买整个匈奴，同时还要进行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改服色、兴礼乐等一系列的改革，这一自相矛盾的说法更加说明了贾谊的幼稚和不成熟，而班固对贾谊的这一思想问题也看得十分清楚：“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班固认为，贾谊提出的“五饵三表”等建议确实是疏陋、幼稚的。这种幼稚的主张，自然很难为执政者所认同并采纳。
　　其次，我们看客观原因。贾谊被贬的客观原因是他的“多为”主张与当时汉朝“清静无为”的客观环境格格不入，即“积极多为”与“清静无为”的大政方针相左。
　　《汉书》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文帝即位时，距这一悲惨时代也不过二十多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想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就完全摆脱如此萧条的局面，几乎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文帝初年，国家并不具备“多为”的国力。如在对待匈奴问题上就是如此，武帝时的韩安国曾经分析说：
　　孝文皇帝又尝壹拥天下之精兵聚之广武常溪，然终无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无不忧者。孝文寤于兵之不可宿，故复合和亲之约。
　　文帝曾经聚天下精兵于广武常溪以对付匈奴，然而并无多大成效，百姓对朝廷用兵更是忧惧不堪。这使文帝最终明白，不可用兵以苦天下之民，于是罢兵而结和亲。这一事实证明，文帝时的客观形势需要实行“清静无为”而不适合“积极多为”。正是由于统治者看清了这一客观形势，加之文帝、周勃、灌婴等人对道家思想的偏好，所以制定了“清静无为”的大政方针。可以说，从汉廷君臣到普通百姓都愿意实行“无为”政策。
　　而正是在汉朝君民俱欲“无为”的大环境下，贾谊却与之针锋相对，提出要“积极多为”，他批评那些主张“清静无为”的大臣说：
　　然而献计者类曰“无动为大”耳。夫无动而可以振天下之败者，何等也?曰：为大夫治，可也；若为大乱，岂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无等也，至冒其上也，进计者，犹曰“无为”，可为长大息者此也。
　　他极力批评那些不欲摇动天下、主张“无为”的大臣们，认为靠“无动”拯救天下的主张是错误的，这说明贾谊的态度是要以“多为”救天下。他的这一主张是建立在认为当时的社会已病入膏肓，且自以为是唯一能拯救天下的良医的认识基础上的，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幼稚、狂傲和孤独。正是由于他对当时社会的客观形势把握不准，所制定的“积极多为”政策不符合客观需要，因此很快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反对：
　　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
　　周勃、灌婴等朝廷重臣认为，贾谊提出了一系列“多为”措施对当时安定的社会局面是有害的，故文帝没有采纳他的种种建议，而将他贬为长沙王太傅。《汉书》记载：“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因为贾谊积极有为的政治主张与文帝时期的“清静无为”政策严重冲突，所以他就只能离开朝廷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贾谊被贬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认清当时需要“清静无为”的客观形势，因而提出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事实证明，那些一贯被人们误认为是嫉贤妒能、排挤贾谊的“庸臣”们的决策是正确的，“清静无为”使整个西汉前期受益匪浅。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狭隘地将贾谊被贬视为才高遭嫉，而应该跳出这个圈子，从更大的社会背景中去寻找他被贬的政治原因。
　　最后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造成了千百年来人们对贾谊被贬原因的误解?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其症结所在。其一，贾谊自比屈原，为自己鸣冤叫屈。在《吊屈原》一文中，他无限悲愤地说道：“乌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鹗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认为自己和屈原一样生不逢时，生活在一个“谄谀得志、贤圣逆曳”的黑暗时代，故而和屈原一样遭受了被贬的不公正对待。他本人的申诉博取了人们的同情，起到了一定的误导后人的作用；其二，司马迁将屈、贾合为一传，他的描写加强了这一误导作用。由于司马迁本人也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却无处申诉，因此他自然而然地以屈、贾自况，借此表达自己心中的不平，这就使《史记》对贾谊的命运评价带上了很大的主观色彩，加强了对后人的误导；其三，后世文人如李白、白居易、李贺等纷纷效法司马迁这一做法，每当自己感到怀才不遇时，就习惯性地以贾谊自况，而这种“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抒情方式，使“贾谊”逐渐演变成一个怀才不遇的文化符号。由于这么多的著名文人都在为贾谊鸣不平，这就使后来的人们误以为贾谊被贬原因真的是才高遭嫉、受权臣排挤，而忽略了其真实原因。
　　总之，我们认为贾谊是一位志大、才高、量小的才子。贾谊认定“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如此狭小的天下很难容纳如此巨大的自我。他志向高远，然而心胸狭窄，这就注定他很难适应现实社会，因而最终使自己成为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倘若他胸怀宽广一些，在遇到挫折时能够具有更多的忍耐性，使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经受磨炼，从而变得更为成熟一些，那么他很可能成为历史上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家、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