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由《诗古微》的成书过程，探讨魏源思想的变化，并对《诗古微》的主要内容进行全面分析，从发挥三家大义、驳斥毛说，及贯穿“以三百篇为谏”的观念等各个角度，全面展示《诗古微》的今文经学观点，从而扭转学界对魏氏的偏颇之论。

　　关键词： 魏源；《诗古微》； 今文经学； 三家《诗》
　　
　　在清代三家《诗》研究领域，从某种角度来说，只有魏源的《诗古微》是独创性的著作。如果说与魏源同时代的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使三家《诗》遗说的收集得以完备，稍后的王先谦对三家《诗》遗说进行整合，而魏源三家《诗》今文大义的发挥，则是使泯灭逾千百年的两汉三家《诗》结合社会现实特征得以复活。或许魏源的发挥对两汉时期的三家《诗》说有所偏离，但其最大贡献在于张扬了晚清时期的三家《诗》说。魏源《诗古微》，既具有古文经学家的考证功底，又兼有宋儒理学注重义理的睿智，并拥有今文经学家发挥微言大义的特性。杨守敬《重刊诗古微序》云：“魏先生默深《诗古微》张皇幽眇，归之大道。向之弃之如遗，噤不敢出口者，至此大声疾呼，旷若发蒙。盖二千年之绝学，天实启之，非躛言也。”[1]充分肯定了魏源《诗古微》启两千年绝学之功用。
　　陈其泰先生论述道：“魏源《诗古微》、《书古微》两书充分发挥了《公羊春秋论》中推动清代学术思潮转变的基本宗旨，……魏源此两书出，遂把经今文学复兴推向更多儒家经典的范围，大大壮大了今文学派的声势，遂掀起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变革的新高潮，具有深远的影响。”[2]可见，魏源的《诗古微》研究，从整个晚清今文经学思潮发展的角度来说，扩大了今文经学研究的范围，壮大今文经学研究的队伍。以便更好地完成晚清今文经学所倡导的通经以致用的目的，推进了晚清时期今文经学研究思潮的高涨。
　　魏源《诗古微》有初刻本及二刻本两个版本。二刻本不仅在初刻本两卷的基础上增加到了二十卷，充实了内容，更主要是表明了魏源思想的发展。初刻本由修吉堂刻，分上、下两卷，前有李兆洛序。魏源成书及刻本刊刻的确切年代史无可考，从胡承珙的书信及刘逢禄的序中，可以作出大致的推断。胡承珙《答陈硕甫明经书》云：“魏默深闻刻《诗古微》二卷，不知其去岁曾到杭州，顷已寄书都中，向索所著矣。”[3]又《与魏默深书》云：“自丙戌奉书后，旷焉三载，山川间之，无繇通问，鸡鸣风雨，我劳如何？前承大著《诗古微》一册，发难释滞，迥出意表，所评四家异同，亦多持平，不愧通人之论。”[4]由此可知，从丙戌再下推三载为乙丑，即为道光九年，胡承珙已在道光九年以前读到《诗古微》二卷本。并且刘逢禄曾为《诗古微》作序，而刘卒于道光九年，他作《诗古微序》亦当在此以前。由此可以推断，初刻本《诗古微》成书并刊刻于道光九年之前的道光初。龚自珍在道光十一年九月《与张南山书》中记道：“魏君源居忧吴门，其所著《诗古微》，颇悔少年未定之论，闻不复示人。”[5]可见，在初刻本刊行后，魏源并不满意，故后来又增补修订，即为二十卷的二刻本。
　　从《诗古微》初刻本的刊刻，到二刻本完成的十余年间，是魏源的思想逐步成熟定型的一段时间。道光时期的这十余年间，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夕，国内外的各种矛盾都处在激化上升的阶段。随着鸦片的输入，大量的白银外流，国内灾荒不断，边疆暴乱时有发生，这些都更加刺激了魏源治世救国的决心。这十余年也是魏源本人广泛交友，切磋学问，发展思想的十余年。在北京期间，他参加各种集会，广泛结交治经爱国之士。他们既倡言国家政治之大势，又交流学问研治之心得。这些都对魏源“如国家何”的研经使命的确立有很大的帮助。
　　相比较初刻本从整体上发挥三家今文大义，二刻本更注重结合具体的历史事实，更加发扬“以三百篇为谏”的今文传统，提出了许多的治理国家的措施，也对最高统治者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都是在初刻本中不曾谈到的，表明了魏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如在二十卷的《通论豳风》中，针对《毛诗序》的：“鸱鸮，周公救乱也。”他发挥说：“《毛诗序》曰：‘鸱鸮，（周公）救乱也。’若全诗皆为周公自救，何与于救国家之乱乎？”[6]这样，就把救乱之说，引向了拯救国家，确保国家稳定的更高层次上来，因而对于统治者提出了应以国家为重的要求。实际上是他从关注社会现实的角度出发，结合具体的三家《诗》说，进行借题发挥，表达了关心国家治乱，重视变法求强的治世主张。
　　可以说，二刻本正是在初刻本基础上，进一步联系现实，深化三家大义的结果。这种变化，正体现了魏源治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以考证的方式论述，发挥三家《诗》微言大义的宗旨，是魏源《诗古微》最根本的特征。魏源以“古微”命名，就表明了他意在发挥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当代学者李瑚先生也谈到：“魏源作《诗古微》的目的，在于阐发三家《诗》的微言大义，用以辟毛郑《传》、《笺》的肤说泛议，以前史为鉴，以《诗经》当‘谏书’，以达到政治清明，人民幸福的目的。”[7]魏源在发挥三家之义的时候，绝不空发，都是在结合具体考证的基础上予以证明。并且贯穿清代考据学家“孤证不为定说”的治学宗旨，多以“请列多少征以明之”标示，罗列证据，详为考证。晚清的三家《诗》学，既脱不了乾嘉汉学重视考证的影子，又有紧密结合实事发挥“微言大义”的经世之用，也就是王国维所总结的：“龚、魏兼具乾嘉专门之学，及清初诸老经世之志。”[8]在注重考证的基础上，以发挥今文大义为宗旨的《诗古微》，在具体的考释过程中，呈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发三家之微言，以驳《毛诗》之误说。这是《诗古微》著述的根本点。对于《毛诗》的反驳，首先从传授渊源上，就流露出与三家《诗》的传授相比较，《毛诗》的传授源流不可信。在考证三家《诗》时，都有明确可据的传授渊源。而《毛诗》的传授则采用《经典释文》引徐整言，注明徐乃“三国吴人”；及陆玑《草木鸟兽虫鱼疏》言，又注明陆“亦三国吴人”。意在说明三国时期以前，并没有人谈到《毛诗》的传授源流。如果真如二者所言《毛诗》传自子夏，那么为什么三国以前的文献没有记载呢？并且二者所记源流不一，更增加了《毛诗》的传授源流不可信。一个连渊源传统都无法考证的诗派，它的诗说怎么能不令人怀疑呢？因而当四家不同时，当然以三家为是毛为非了。其次指出《毛诗》的篇次多为有误，并指出《毛诗》的一些说法违误。如在说《驺虞》之诗时，在考证三家以驺虞为官名为长，毛以为兽名为非的基础上，引伸发挥道：“《麟趾》、《驺虞》，王道之成也，自家及国，风化美而贤才多，察乎天地。”也是针对治世安国而言。在《邶鄘卫答问》中，列举八例以三家之说来证《毛序》刺、淫说之失，等等。这也是魏源发挥三家大义，以明周孔治世之志的重要部分。通篇观览《诗古微》，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全书有不少的证明《毛诗》之失处，但也有许多以三家倡志发明毛义的。这表明了魏源并不是全然否定古文《毛诗》，而是发挥三家之说，以争得三家与毛同等的经学史地位，打破《毛诗》一统的局面，以完成通经以致用的学术理想。
　　其二、诗、乐为一，周时无不入乐之诗。魏源在二卷本中有专门四篇《诗乐》，二十卷本中有通论诗乐，包含三篇《夫子正乐论》及《附考乐章节次》一篇。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魏源的诗乐观。在《通论诗乐篇》对先秦礼乐与诗进行考证，从而得出：“周时无不入乐之诗”。这一论断为后来学者所证实，解决了争论几千年的诗乐问题。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论诗乐合一，谓‘古者乐以诗为体，孔子正乐即正诗’，皆能自创新见，使古书顿带活气。”[9]肯定了魏源的诗乐合一观。
　　其三、“谏书”观念的直接表露。魏源在具体的诗篇论述中，始终贯穿着“以《三百篇》为谏”的观念，有的时候在阐发议论中，直接表露出来。如《周南答问》中，解《麟趾》，《毛传》“公姓，公同姓”时，引《左传》襄十二年曰：“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后，发表感言道：“《周南》当殷之末世，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之仅存者，经纣数十年之荡涤，已无复存。及文王积功累仁，移风易俗，人材蔚兴，变凉德为敦厐，变贪竞为推让。盖南国之宗族，皆有盛世之休祥，非独美周国之公子也。”[10]这实际上是对当朝统治者施政的谏言。《召南答问》言《甘棠》召公之意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在树立为民立政的形象。魏源“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发挥三家微言大义而著述《诗古微》的目的，就在于“以《三百篇》为谏”，从而提出自己的施政箴言。　

　　其四、三家同源论的认识。魏源在《序》中说：“余初治《诗》，于齐、鲁、韩、毛之说，初无所宾主，顾入之既久，碍于此者通于彼，势不得不趋于三家；始于碍者卒于通，三家实则一家。积久豁然，全经一贯。朋亡蔀祛，若牖若告，愤悱启发之功也，举一反三之功也。学问之道，固不可浅遇而可深逢者也。”[11]可见，魏源对于“三家实则一家”的认识，是魏源在研治《诗经》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三家同源是魏源贯穿全书的发挥大义的立足点。以一家之说推其他两家之义，以两家之说定一家之义，魏源经常以此来推求三家，从而发挥微言。魏源的三家同源论，既是基于一定考证基础上的认识，又是他面对三家亡佚之说，所需发挥大义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积久豁然，全经一贯”，可见是他长时期思索的结果，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心应手的发挥三家大义，可谓用心良苦。但有时过于强调三家之同，而忽视了三家之说存在的不同，因而有的学者指责为妄论三家同源，不能不察。
　　其五、富有文学色彩的论说。魏源在《齐鲁韩毛异同论中》说：“夫《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焉；有说《诗》者之义，而又有赋《诗》、引《诗》者之义焉。作诗者自道其情，情达而止，不计闻者之如何也；即事而咏，不求致此者之何自也；讽上而作，但蕲上寤，不为他人之劝惩也。”[12]《诗》为作诗者之情观念的表露，是对“诗以言志”文学传统的阐释。他所强调的“作诗者之心”、“采诗、编诗者之心”，及“正义”、“旁义”的一些理论，都极具有文学色彩。
　　又在《毛诗义例篇中》以更直接的方式，表明了《诗》对文学产生的影响。“自国史讽《诗》述志，于是列国大夫有赋《诗》之事，自夫子录《诗》正《乐》，于是齐、鲁学者有说《诗》之学。然说《诗》者旨因诗起，即旁通触类，亦止依文引申，盖诗为主而义从之，所谓‘以意逆志’也；赋诗与引诗者，诗因情及，虽取义微妙，亦止借词证明，盖以情为主而诗从之，所谓兴之所之也。‘以意逆志’者，志得而意愈鬯，故其后为传注所自兴；兴之所至者，兴近则不必拘所作之人、所采之世，故其后为词赋之祖。”[13]齐鲁说诗之学，乃为“词赋之祖”，这一文学源头的追认，在《诗经》研究领域是空前的。
　　他在《三家发微下》云：“夫诗之道，今古一同，志有所之而形于言，岂有抒写怀抱之作十不一二，而篇篇美刺他人者？欢愉哀怨，不病代呻，是今有性情，古无性情也。”[14]表明了他对《诗》为抒发性情之作的认识。这些言论，直接刺激了后来《诗经》文学研究的发展。梁启超谓其此深合“为文艺而作文艺”之旨，[15]直破二千年来文家之束缚，从对近代文论影响的角度，点明了魏源《诗古微》中富有文学色彩的论述的价值。
　　魏源《诗古微》的今文大义发挥，是真正意义上的今文三家《诗》的复活。是清代后期三家《诗》研究的重镇，无论是他的考证成就还是学说影响，在《诗经》研究史及清代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许多创获，为后来研究者所广泛借用。他不仅实际考证许多新说，表明其卓越识见，而且发表对解经的看法，从理论上指导研《诗》之径。如在《变小雅幽王诗发微上》中说：“说经者必明全经之例，而后可以定一篇；亦必综当时之全势，而后可以论一事。”[16]魏氏的解经之法，意在说明《毛诗》在解经方法上存在失当之处，故而导致了偏离《诗》本义。成为后学研治《诗经》的理论先导。
　　《诗古微》研究所造成的声势，对当时的古文经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引起了一些古文经学家的不满。叶德辉是晚清固守古文的守旧派的代表，他简直无法容忍魏源《诗古微》之类的著作存在，强烈批驳道：“夫不读东京诸儒生传注之全经，而读后人掇拾之残经，不读文完义足之内传，而读断章取义之外传，其心非尽灭全经，以入于异氏之室，必犹有不能息喙者。观于《毛诗》，本出西京，亦谓西京无此学派，则其意固非主张西京可知。其端开于魏源，晚病风魔，虽由于好佛，佛亦岂可好者？其死而因毁《毛诗》也者，则言者无罪；其死而非毁《毛诗》也者，则闻者足戒。”[17]可见叶氏不仅从古文经学家的立场出发，言语之中尽是对今文学的不满，而且对魏源进行人格上的攻击。当然他这说法是有历史背景的，是针对戊戌时期维新派倡导今文经学，主张“经学当求微言大义，勿为考据训诂所困”而言的。但他的强烈愤恨批驳的态度，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嘉道以后的三家《诗》今文学研究之盛，已动摇了纯粹古文派的思想基础。以魏源为代表的今文三家《诗》学的研究，对古文派《毛诗》研究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因而“《诗古微》是清代中叶经今文学派的一部力作，它以新颖深刻的见解，驳倒以往支配人们头脑的古文学派‘美刺’说一类观念，进一步动摇了古文学派的地位，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18]
　　总之，魏源《诗古微》发挥三家《诗》今文之学，张显今文大义，堪称卓著。如台湾学者文幸福所言：“陈乔枞之考据详博，魏源之议论宏辩，言今文者并为二雄。”[19]陈、魏二人的三家《诗》辑佚之功与阐释之功，并为清代三家《诗》研究双子星，同在三家《诗》研究史，及《诗经》研究史上发出了耀眼的光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杨守敬：《重刊诗古微序》，《魏源集》（下），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77～878页。
　　[2]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13页。
　　[3]胡承珙：《答陈硕甫明经书》，《求是堂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500册，第255页。
　　[4]胡承珙：《与魏默深书》，《求是堂文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500册，第266页。
　　[5]龚自珍：《与张南山书》， 张维屏：《花甲闲谈》卷六，《四库未收书辑刊》10辑3册，第334页。
　　[6][10][11][12][13][14][16]魏源：《诗古微》，何慎怡点校，《魏源全集》（第一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34、343、99、129、169、60、273页。
　　[7]李瑚：《魏源研究》，朝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13页。
　　[8]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二十三（下），《民国丛书》第四编第93册，上海书店1992年版。
　　[9][1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2、62页。
　　[17]叶德辉：《与戴宣翘校官书》，《翼教丛编》卷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18]陈其泰，刘兰肖：《魏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19]文幸福：《诗经毛传郑笺辨异·自序》，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