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韩非是战国法家的杰出代表，他的法术思想对后人有着深厚的影响，具有进步的意义，但他的女性观点无疑是不可取的。他认为女性的全部价值为“色”，把女性当作红颜祸水，并在“利”的掩盖下鼓吹男尊女卑。

　　关键词：韩非；女性；色；祸水；男尊女卑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家之集大成者，他将法家的法、术、势三者融为一炉。形成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自西汉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实施“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的政策，使法家思想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扮演重要角色。后人研究韩非时，多注意他的法术思想，他的感情生活由于资料厥如，几乎无人触及。但通过对《韩非子》的解读，我们可看出韩非对女性的态度。韩非在书中，多次提到女性，文中论点多以与女性相关之论据佐证。这些例子中，女性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仅有一次，即《十过》论述“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时所举曹君亡国的例子。晋公子重耳出亡经过曹国，曹国君主窥其裸浴，极其无礼。臣子釐负羁见晋公子非常之人，预知曹公引火烧身，必殃及臣民，但束手无策。其妻为他出谋划策，使他免于灾祸。在这一事件中表现了妻子明礼、通达与智慧等诸多美德。除此之外，韩非所举涉及女性之例，对女性皆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女性的价值在于色貌，而美貌具有危险性，女人是祸水；为了防范女人，应把所有的权利，包括家庭权力，集中在男性手中。
　　
　　一、食色性也，貌美是金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已体现出人类对女性美的欣赏与尊崇。《诗经》开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肯定女性的美与地位。《卫风·硬人》具体的描绘了女性的自然美与情态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颈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周南·桃天》“桃之天天，灼灼其华”，把即将出嫁的女孩比怍春天粉红艳丽的桃花。《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用木槿花比喻女性的美貌，并从德行上肯定女性。女性不仅有自然美，情态美，还有品行美。诗篇着力赞颂了女性那艳丽夺目，令人怦然心动的美。但在韩非眼中，美即是“色”，“色”成了她们存在的全部的意义。
　　《诡使》曰“女妹有色，大臣左右无功者，择宅而受，择田而食。”《备内》云：“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死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从这里可看出，韩非将“色”当作了女性价值的全部。女性年轻美貌时，男性对她宠爱有加，恩及家庭父兄；一旦年老色衰，便如昨日黄花，随手可弃，连自己的儿子也受到牵连。女性的价值在于她的美貌，用“色”事夫成为男女感情的全部，夫妻间并没有相濡以沫的爱情。主动权在男性手中，男性决定女性的价值与去留，二者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外储说左上》记载：“蔡女为桓公妻，桓公与之乘舟。夫人荡舟，桓公大惧，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复召之，因复更嫁之，桓公大怒，将伐蔡。”仅因为妻子的一个小玩笑，便把妻子赶回娘家；妻子回家再嫁，大大伤了男性的自尊心，为挽回面子，不惜发动战争。韩非用此例说明“挟夫相为则责望，自为则事行”，桓公将蔡灭了，韩非认为女性不顺从丈夫被出之是理所当然的，只是提醒男性行事的方式应巧妙些。女性如何以“色”事夫?孟子有言：“必敬必成，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下》)作为女性，要尽量曲尽己意以逢迎男子的喜好。在妇顺夫这一点上，韩非与儒家达到共识。男性妻妾成群，三宫六院，属天经地义；男人窃玉偷香，寻花问柳，可以心安理得地“娱其色”。女性连妒忌的权力都没有，因为这是七出之一。夫妻之间不存在真情，如此，女性别无选择，只有战战兢兢的顺从，如履薄冰。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人性的本能，男女概莫能外。然而在韩非看来，是绝对不包括女性的，二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他只肯定了男性的本能，女性仅仅是君王用来装饰后宫，充塞下堂，使人赏心悦目的一件器玩而已。他们喜好的是美丽的外表，而不是那使人体透明发亮的光芒，即女性除女美貌之外更重要的东西。韩非并不肯定女性的才智。釐负羁的妻子提出极富远瞻性的计谋保全其性命，在文后评价时韩非对其妻只字未提，而把功劳归于男性，“此礼之所用也。”因此，女性人老珠黄时被抛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为人妇而出，常也”(《说林上》)。女性与其他玩物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她们会开口说话，所谓“妇有长舌，维厉之阶”(《小雅·桑柔》)。男性“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八奸》)，那么，为了自身的利益，男性应“娱其色而不行其谒，不使私请”(《八奸》)，她们的内心情感和言语完全不用理会。由于女性没有施展才华的空间或即使显示才华也得不到肯定，所以女子只有以色貌作为依附男子的资本，并判定其价值。然而，美丽的外表并非不美，但是若停留在此而没有精神内涵，则是低级的。正如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身体的美，若不与聪明才智相结合，是某种动物性的东西。内在的美、精神上的美应该比形体上的美更珍贵，更加被看重。同时，“以色事人”的观念阻碍女性自身的发展，它使女性仅仅期望以自己的美貌邀宠求贵而无视于其它方面的提高，聪明才智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因此，韩非衡量女性价值把“色”放在首要的地位而忽视其它，无疑大大降低了女性的素质和社会地位。
　　
　　二、红颜易惑，祸水亡国
　　
　　女性的价值在于“色”，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秀色可餐。然而，“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十二章)，男性沉溺于女色，骄奢淫逸，致使玩物丧志。祸国殃民。因此，韩非认为女人是祸水，涉及到方方面面。“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扬栅》)，亲近女色使身体受到损害，女性误身；“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成于妻以成其私”(《备内》)，宠爱女性，会使其被别人利用，干涉朝政，女性误国；“六日，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十过》)，沉迷于女色，国君因此不理朝政，女性亡国。
　　《韩非子》被后人称为帝王之书，他站在帝王的立场，为巩固帝王权位出谋划策。在《八奸》中，他指出了大臣所以成为奸邪，君主所以被蒙蔽，失去他所拥有的一切的原因所在。其中列为“八奸”之首的便是红颜。“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术：一日在同床。”“同床”是指被君主所宠爱的美貌女子，这些人是“人主之所惑也”。“托于燕处之虞，乘醉饱之时，百求其所欲，此必听之术也。”她们凭借自己的美貌环绕在君主周围，趁君主沉溺于享受时提出要求，君主被迷惑，不假思索，言听计从。“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一些权臣奸臣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用金银财宝收买她们，让她们迷惑君主，实现自己的意图。最终君主大权旁落，甚至丧身亡国。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女性是被利用的工具，而韩非却把症结归于女性。

　　“同床”被列为“人臣之所道成奸者”八术之首，女性被韩非看成了亡国的祸首，这种思想，正是父权文化中“女子亡国论”的具体表现。被司马迁《史记》全篇引用的《说难》中，便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武公想要攻打胡国，却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的君主。为何?女色可使胡国君主心里高兴，放松的警惕，荒怠政事。结果郑国人偷袭了胡国，夺取了它的土地。韩非认为这一系列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便是胡国君主娶了郑武公之女，被美色所迷，看不到陷阱。仿佛没有这个女人，君王就不会亡国。其实亡国者，实为君王自误。正是由于君王的荒淫，腐朽，才导致王朝灰飞烟灭。鲁迅先生曾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千百年来，不知多少女性为此牺牲了个人的幸福，却仍被背负骂名，百世不得翻身。把男性的错误与罪责归于女子，女性成为了帝王们推卸责任，掩盖无能的挡箭牌。红颜祸水，女性不可承受之重。
　　女子不仅可间接亡国，还可直接亡身。齐庄公垂涎齐崔杼妻子的美貌，数次到崔氏之室。结果庄公死于崔子之徒乱刀之下。韩非用沉痛的口气叙说了君王的不幸。认为美丽的女人是此事的导火线。韩非没有看到正是庄公的荒淫无耻才导致了他的死亡，对齐崔杼妻子的不幸更是熟视无睹。美貌成了她的罪责。
　　韩非子在《亡征》篇中，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这种观点。“太子已置，而娶于强敌以为后妻，则太子危，如是，则群臣易虑者，可亡也。”“婢妾之言听，爱玩之智用，外内悲惋而数行不法者，可亡也。”“不顾社稷之利，而听主母之令，女子用国，刑余用事者，可亡也。”在韩非笔下，女子实比洪水猛兽更甚。女性搅乱视听，妒忌而又心狠手辣，工于心计而又见识短浅。齐家治国，不压制住女性，则国将不国。
　　“祸水”源于《汉书》中的《飞燕外传》，这篇文章记载，汉赵飞燕妹妹合德，美容貌。被召入宫。博士淖方成在其后唾日：“此祸水也，灭火必矣!”但“红颜祸水”这种思想，在春秋时已有所表现。如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孔子·阳货》)，把女子与小人同列。韩非出身王侯之家，在朝廷供职，见多了贵族女性为争宠而不惜一切手段的事情，对女性无多少好感。且韩非为儒学大师荀卿的学生，在这方面必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荀子在《解蔽》中就曾说“桀蔽于妹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以惑其心而乱其行；纣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此其所以丧九牧之地而虚宗庙之国也”。他认为正是妹喜和妲己迷惑桀与纣才使夏商亡国，这是典型的红颜祸水论。在这方面韩非与他老师的思想一脉相承。把女人看成祸水。玩物是男权主义的产物，这是对女性的极端不公平。
　　
　　三、“利”宇当头，男尊女卑
　　
　　韩非吸取前期法家的名利思想，提出“利之所在民归之”(《外储说左上》)，认为人都好利恶害，民为利归。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寒则求衣，饿则须食，物质利益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为了自身生存，必须追求物质利益。《五蠹》篇指出，古代人口少而财有余，不事力而养足，故民不争；现在却相反，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因此人与人之间会有争夺，韩非看到了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春秋中后期开始，铁器工具用于耕作并逐渐推广，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男性成了农业的主要生产者，也成为家庭经济的支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在极度讲究功利的年代里，男权势力膨胀，而女性便被视为男性的附庸。
　　子女同为父母的骨肉，然而女性在母家宗法上没有地位。《六反》云：“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原因是男子可以成家立业，使老有所养；女大不中留，对家无多少用处。血浓于水的父母子女之亲情，在利益面前显得无足轻重。一贺一杀充分显示了利益下男尊女卑的观念，利字当头，女性倍受歧视。《礼记·郊特牲》有言，“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仪礼·丧服传》语，“夫者，妻之天也。”认为丈夫是妻子的一切，丈夫掌管妻子的一切，妻子生活在丈夫的活动范围内。庄子认为“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庄子·天道》)。这些都说明，在封建社会，以男权为中心的纲常伦理已非常成熟，男尊女卑成为天经地义。到韩非，则说得更透澈。《忠孝篇》言：“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他明确提出“妻事夫”，并认为这是常道不可违，将性别尊卑与政治挂钩，把治理国家的方法引伸到家庭中。韩非认为，夫权在家中应占绝对地位，唯夫独尊。《扬权》载：“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如果夫与妻处于同样的地位，共同执掌家政，作儿女的就不知道该听从准了。丈夫的权利绝对不可下借，如果让妻子有平等的权利，她不仅会不贞，还会因此与下人串通一气使丈夫有浴狗矢的危险(《外储说右上》)。因此，为了维持家庭正常的运转，妻子必须绝对服从丈夫，丈夫在家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女性只是丈夫的附庸，毫无尊严可言。“男女无别，是谓两主。两主者，可亡也”(《亡征》)，将男尊女卑的观念与统治阶级安邦治国联系起来，由此成为封建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部分。正是基于这种观念，韩非从理论上确定了女性地位的卑贱。
　　男性为了实现自己的报负，在必要的时候，妻子便成了男人们追求功名的牺牲品。韩非在《外储说右上》说“术之不行，有故。”“故”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不愿意牺牲自己所爱的东西，不愿意付出代价。那么，为了术的推行，韩非认为牺牲是必要的，他拿吴起作为正例。吴起的妻子织的丝带比他要求的短，他以言而无信为借口，把妻子休回家。“吴子，为法者也。其为法也，且欲以万乘致功，必先践之妻妾，然后行之。”妻子哥哥的一番话，彻底打消了妻子回去的希望，也道出了吴起休妻的真正目的。吴起把妻子作为推行变法的道具，与“不杀狗则酒酸”中的狗属于同一范畴，妻子地位可见一斑。
　　妻子的地位尚且如此，妾的尊严更加不值一提。在韩非眼中，“主妾无等，必危嫡子”(《爱臣》)，“配有撷妻之妾，……国之所危也”(《说疑》)。并借《周记》之语曰：“无尊妾而卑妻，无孽适子而尊小枝。”妾仅仅是玩物，是增进两国关系的送礼佳品。将地位卑贱的女性又分为三六九等，致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女性不能认识到自身地位的卑下，并首肯男权者为她们安排的命运。
　　韩非的著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成熟提供了许多思想观念，《韩非子》也成为我们研究先秦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史料。作为荀子的弟子，韩非的女性观不仅继承了儒家的消极面，并且强化了对女性的歧视和男尊女卑观念，这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