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与朝鲜半岛不仅山水相连，而且人民心系彼此，关系始终最好，密不可分。中国与朝鲜半岛具有相近的历史传统、相似的文化传承，铸成了数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与朝鲜半岛人民曾经共同进行了4次英勇的抗日战争，双方同生死，共患难，铸就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回顾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与朝鲜半岛友好交往的历史，必然给中国与朝鲜半岛人民以深刻的历史启迪。

　　[关键词]中国与朝鲜半岛；抗日战争；患难与共；历史启迪
　　
　　中国与朝鲜半岛唇齿相依，有着相近的历史传统、相似的文化传承，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人民感情相通，心心相印。无论从文献学还是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看，远在夏代，中国大陆的先民就与朝鲜半岛的先民有所来往，如山东半岛的古东夷族通过海路迁往朝鲜半岛的人员连绵不断，人数也越来越多。殷末周初时，由于中原动乱而造成的移民潮更是汹涌澎湃，不仅东夷人迁入朝鲜半岛者空前剧增，而且作为华夏族的殷人也成群结队地流亡到海东之地。春秋时期，朝鲜半岛的邑落部族同山东半岛的齐国就存在着贸易往来。战国时期，中国东北部的齐国和燕国与朝鲜半岛联系密切。燕昭王时期，燕国向东北拓疆，并且设置了辽东郡，中原地区与朝鲜半岛的交往空前频繁，近年在朝鲜半岛南部发现了燕国的明刀钱就是例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徐芾人海求仙药，路经今朝鲜半岛南部沿海地区，带去的“方士文化”对朝鲜半岛产生了很大影响。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灭掉了卫氏朝鲜后，在其故地设置了四郡，从此，中原王朝的郡县统治延伸到朝鲜半岛北部，中原王朝对朝鲜半岛北部实行了直接管辖，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大陆同朝鲜半岛南部的古族和古国的联系。
　　
　　一、唐王朝“援罗”促进了朝鲜半岛的统一
　　
　　公元前37年，高句丽在中国的浑江流域崛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将势力逐渐扩张到朝鲜半岛，并取代了中原边郡对朝鲜半岛北部的统治，与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图霸争雄，并于427年迁都今朝鲜半岛的平壤城，朝鲜半岛历史上进人了三国时期。
　　隋唐时期，中国再次出现了大一统国家，当时，由于中国唐朝国家实力雄厚，就成为东亚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唐朝近300年对外关系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周边民族国家自身的发展，外部环境的变迁，以及唐朝本身的缘故等，能够和唐朝保持比较密切关系的民族或国家并不多见。但是，地处朝鲜半岛的新罗却是一个例外。新罗和唐王朝卓有成效的交往，堪称古代形态国家关系的典范。双方友好交往在中、韩现存的史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唐大诏令集》等典籍中均有记载。“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新罗首次遣朝贡使赴唐，高祖亲劳问之，唐朝随即派遣通直散骑侍郎庾文素出使新罗，赐以玺书及书畵屏风，锦彩三百段，自此朝贡不断”，开启了双方友好交往的先河。但此时由于新罗与百济、高句丽同在朝鲜半岛上形成了三国对峙的局面，加之与日本交好的百济和北方的高句丽不断进攻新罗，并隔绝了新罗到唐朝的朝贡之路，于是，新罗便向唐王朝再三求助。
　　唐王朝在经过贞观之治后，国力得到迅速增强，于是便极力调和朝鲜半岛三国之关系，在多次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唐王朝最终不得不出兵朝鲜半岛，以保护对自己恪尽臣职的新罗。关于出兵目的，唐太宗给新罗使者金春秋的敕书中说得很清楚：“朕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你新罗，摄乎两者，每被侵凌，靡有宁岁。山川土地，非我所贪。”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王朝乘高句丽国内发生政变之机，唐太宗亲率10万大军进击。虽然高句丽举国反抗，致使唐军进展并不顺利，但高句丽的国力却因之而大大削弱，从而减轻了对新罗的压力。
　　百济在唐军进军高句丽期间，乘机连夺新罗的十数城，还切断了新罗赴唐的贡道。此时，由于唐太宗病逝，唐军遂从高句丽撤兵。唐高宗即位后，在再次接到新罗的求助急报时，当时并未打算出兵，而是极力调和三国的关系，于是，唐王朝同时赠百济国王玉玺书，赠倭王玉玺书。但是，日本与百济于653年8月“通好”后，关系密切，并且，百济见唐太宗出兵高句丽也不曾有什么实质性成果，因而，置唐高宗玺书于不顾，进而再次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再夺新罗30余城。
　　新罗告急，唐高宗决意援助。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高宗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30万出兵百济，以解新罗之危。苏定方大军从成山(今山东荣城)由海路出发，进军百济，船帆千里，随流东下。新罗武烈王闻讯亲自率军5万与唐军会师，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七月，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时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只是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被搁浅。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日军将领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军和百济的军队在白江口与唐、新罗联军进行决战，唐、新罗联军以一当十，奋勇拼杀；日本和百济方面的军队虽然人多势众，但他们过高估计了己方优势，轻视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在决战中盲目拼杀，结果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彻底灭亡，唐、新罗联军大获全胜。
　　白江口海战胜利后，新罗一直说服唐高宗与它一起消灭高句丽的力量。于是，唐王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唐军在灭百济5年后，又灭掉了高句丽，使与唐王朝友好的新罗强大起来，并逐渐统一了半岛，进一步加强了唐与新罗的友好往来。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新罗真圣女王遣使唐朝，请求让位于其侄子金峣时，“新罗以朝贡、请兵、献物、贺正、表谢等各种名义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以册封、答赉等各种名义向新罗派出使节34次，在不足三百年时间里双方共互派使节160次”，如果平均计算的话，双方不到两年就来往一次。
　　唐王朝援助新罗的白江口之战，不仅结束了新罗与百济间的长期纠纷，同时也使日本受到了严重打击，日本失败的直接后果是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以后千余年之内，未曾向朝鲜半岛用兵。唐王朝和新罗联军攻灭高句丽，结束了朝鲜半岛长期以来三国鼎立的局面，促进了统一新罗国家的形成。统一新罗对朝鲜半岛的一元领有，对于朝鲜民族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从此，朝鲜半岛才能够以独立国家的名义与中国交往。以后，朝鲜半岛历史上除了后三国有一段短暂的分裂外，后继的高丽和朝鲜两个王朝的寿命比中国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长久的多。
　　二、明王朝竭力“抗倭”实现了对朝鲜的“再造”
　　
　　有明一代，中国与朝鲜半岛一直友好相处，双方使臣往来频繁。当时，中国向朝鲜输出绢、布、药材等物品，还特别允许朝鲜购买明朝严禁贩卖的硝黄、火药和牛角。朝鲜半岛则向中国输出耕牛、马匹、纸张和麻布。政治上的友好关系和经济上的相互援助，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朝鲜半岛在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影响下，于15世纪初首先创造了铜活字印刷术，这一技术后来传到中国。
　　朝鲜半岛在历史上数度遭遇日本的军事入侵，其根源是日本企图开辟从东亚边缘区域海洋方向侵入广袤的华夏中原的大陆通道。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极力向外扩张。他妄图先侵占朝鲜，然后征服中国及印度，奉日本天皇定都北京。丰臣秀吉借口朝鲜拒绝攻明，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底悍然派兵入侵朝鲜。日军以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为先锋，统率10多万军队，上千艘战船，偷渡朝鲜海峡，用闪电式的战术，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在釜山登陆，五月占领王京(汉城)，旋即攻陷开城、平壤，侵占了朝鲜大片土地。朝鲜国王宣祖出奔义州，打算渡过鸭绿江死在天子脚下。日军所到之处，焚烧劫掠，仅晋州一地，军民被屠杀者就达6万人。随着日军向朝鲜北部入侵，中国边境受到了严重威胁。这时，朝鲜国王李昖遣使向明朝告急，要求出兵援助。明朝政府深知：“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决定立即派兵援朝。“盖朝鲜与中国，势同唇齿，非若琉球之国泛泛之可比耶。唇亡齿寒，自古言之，休戚与共，是朝鲜为我中国必不可失之藩篱也”，中朝人民这次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1592—1598年)，朝鲜史家称之为壬辰卫国战争。
　　在此次“抗倭援朝”战争中，明朝将士与朝鲜军民一起殊死战斗，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明朝将领李如松亲率敢死队冲锋陷阵，与日军的精锐部队3万人遭遇，战斗非常激烈。劲弩齐发，火焰蔽空，中朝将士奋勇当先。明军神机营参将骆尚志冒险登城，腹部被滚石打伤，仍然屹立不动。60多岁的游击将领吴惟忠，胸部中弹洞穿，犹奋呼督战不已。明军将领李如柏的头盔中弹，李如松的坐骑被炮击毙，都置之不顾，愈战愈勇。在东南海岸露梁海战中，朝鲜著名将领李舜臣亲自驾船擂鼓，率龟船冲入敌阵被日军包围后，明军将领陈磷舍身救援，年高70的明朝老将邓子龙，率领壮士200人，跃上朝鲜战船奋战，杀敌无数，所驾战船不幸起火，壮烈牺牲。李舜臣、陈璘杀出重围，赶来救援，连开虎蹲炮，击沉敌船。李舜臣不幸中弹，伤重垂危，他叮嘱不许声张，把军旗交部下代为发号施令，继续战斗，直到胜利。

　　1592—1598年，中朝军民经过，7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把日本侵略军驱逐出境，粉碎了丰臣秀吉吞并朝鲜征服中国的妄想。日军撤退后，中国援军也跟着撤退。这是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最标准的无私援助，战后中国一无所求。这次战争是中朝人民并肩战斗共同夺取胜利的一役，体现了中朝人民休戚与共、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通过这次卫国战争，朝鲜人民维护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侵吞朝鲜，染指中国的侵略企图。明代的援朝御倭战争，对明朝和朝鲜两国历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明朝国势早已由盛转衰，这场战争拖延7年，明朝“縻饷数百万”，战争使明朝国力大衰，颓势进一步显现，以至半个世纪后终告衰亡。这场战争的胜利，朝鲜却能够危而复安，国运绵延，这不能不说是明朝的功劳。因此，在清朝取代明朝成为朝鲜新的宗主国之后，朝鲜国内仍然有不少人鼓吹反清，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他们认为“(明)神宗皇帝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其兴灭抚颠之德，与天无极，此古今属国之未始有得于天朝者也。”。朝鲜国王更是对明朝抗倭救朝的再造之恩感激不尽，其在宫内秘密修建了崇祀明神宗等的“大报坛”，这就是感恩的最好力证。
　　
　　三、清王朝“甲午援朝”战败后，中朝两国分别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明治维新后，日本极力推行军国主义，不断侵略亚洲邻国，并制定了以征韩侵华为中心的“大陆政策”。1894年3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沉重打击了朝鲜的封建统治。朝鲜国王再次向清政府求助。日本为制造出兵朝鲜的借口，把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拖入战争的陷阱，于是一再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当清军将领叶志超、聂士成率2400多人在朝鲜登陆后，日本随即以保护使馆为名，以清军入朝为借口，调遣大批日军赴朝，迅速抢占了从仁川至汉城一带各战略要地。同时，日本还设立了战时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朝鲜战争的最高机构。朝鲜农民起义被镇压后，日本不仅不撤兵反而继续增兵，并囚禁了朝鲜国王李熙，建立了傀儡政府，还命傀儡政府“邀请”日军驱逐在牙山的清军，中日甲午战争由此爆发。在这场战争中，蓄谋已久的日本打败了清政府，其处心积虑“促成中日冲突”的目的终于达到。由于清政府当时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自身难保，加之官员腐败无能，消极避战，平壤丢失后，日本实行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的战略，从而把中国和朝鲜人民拖入了灾难之中。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中日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清政府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自身难保的清王朝15年后最终灭亡，中华帝国的势力从此退出了朝鲜半岛。
　　朝鲜王国在甲午战争后离开中华帝国的保护后，日本侵略者就开始逐步蚕食其领土，迫害其人民。1910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朝鲜半岛从此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人民因日本殖民者禁止在学校内使用朝鲜民族语言，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活动，史称“三一运动”，这场抗日运动遭到了日本警察的残酷镇压。“三一运动”失败后，中国广大领土成为朝鲜人民抗日复国的大后方，中国人民成为朝鲜人民抗日复国的同盟军。有中国这样的坚强后盾，朝鲜独立运动领导人才能把先后在海参崴、上海、汉城成立的临时政府及时合并，于1919年在中国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获得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的承认。
　　
　　四、中朝两国携手抗日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1932年，金日成在中国东北开展了抗日游击活动，朝鲜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游击队是最主要的朝鲜抗日武装力量之一。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武装在1937年曾经占领了朝鲜北部的普天堡镇，后在日军的压力之下，于1941年被迫退到苏联境内。
　　1937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1939年上海沦陷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几次迁移，最终于1940年9月迁至当时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在中国政府帮助下，朝鲜复国运动人士在中国先后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在遍地烽烟的华北前线，活跃着由朝鲜人民优秀儿女组成的抗日队伍——朝鲜义勇队。他们以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与中国抗日军民一道，战日寇、抓敌特、散传单、阵前喊话，出生入死，谱写了一首国际主义的悲壮战歌。还有大量朝鲜人加入中国的抗日军队。为搞好武装宣传，朝鲜义勇军的战士们经常化装成各行各业的人，潜入敌占区，组织秘密的朝鲜革命团体，动员大批的朝鲜人到根据地来工作和学习。同时，他们还搞了不少有关日伪军活动的重要情报，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朝鲜义勇队除了担负紧张而又充满危险的宣传工作外，还直接参加战斗，用枪和子弹消灭敌人。他们与八路军并肩作战，冲锋陷阵，气势如虹，有的甚至长眠于中国大地上。朝鲜义勇队是第一支驰骋在中国敌后抗日战场的国际纵队，但这些外国友人组成的部队和八路军一样，每到一地都帮助群众担水、推磨、扫院，见面还主动打招呼，态度和蔼可亲，很快就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拥护。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侨居在中国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12月9日向日本宣战。1942年5月15日，中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两支武装合并为韩国光复军，交由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直接统辖。光复军利用其通晓日语的优势，主要从事书写标语、对敌广播喊话等瓦解敌军工作以及审讯敌军俘虏、破译敌军口令等工作，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历史启示
　　
　　在古代中朝人民的交往历史上，朝鲜半岛与中国历代王朝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每当朝鲜半岛遭遇外敌入侵时，中国无不派兵支援。无论中国的王朝如何更替，但当朝鲜半岛请求援助时，中国历代王朝出兵援助朝鲜的规律始终不变，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本土之间存在着唇齿相依的地缘战略关系，因而，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并不是某个王朝的统治者个人的冲动与喜好。因此，每当朝鲜遇到外敌侵略时，中国政府无论自身当时处于何种境地，都责无旁贷地出兵救援，以免唇亡齿寒。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和朝鲜半岛人民在4次共同抗日的过程中，更是用鲜血凝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
　　从朝鲜半岛的近现代史可以看出，朝鲜在政治上可以说自新罗王朝起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民族命运上，从来都是与中国的兴衰息息相关的。朝鲜民族一旦离开了中国的援助，要么成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要么成为大国利益纷争的牺牲品，难以实现民族的统一。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朝鲜半岛相互之间利益相关、休戚与共、唇齿相依，二者和则双利，争则双害，如果相斗则害上加害，更易给他人以可乘之机。中国人民与朝鲜半岛人民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回顾历史，无论中国是否愿意或者中国有无实力，只要朝鲜半岛上发生了敌对国势力的入侵，中国都必须进入朝鲜半岛对抗外来的入侵势力，而且能否打赢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将决定中国本土的命运，这一点，已经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缘战略的最基本规律。没有任何人、包括改革开放后希望和平崛起的当代中国人，都不能违反历史规律和摆脱地缘战略的制约，另行制定出一种在朝鲜半岛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事实上，朝鲜半岛上的安全问题本身就是中国国家安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朝鲜半岛上无所作为和视朝鲜半岛上的盟友于险境而不出手相助，本身就是中国行将衰败的前兆。正因为中国和朝鲜半岛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才使中国人民更加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必须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与邻国共同发展是中国和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