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抗日战争； 毛泽东； 和谐社会
　　论文摘要：一般认为，毛泽东的和谐社会思想集中体现在建国后《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关于和平赎买资本主义工商业等论著之中。本文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理论、“三三制”民主政权理论与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分析，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冲突中求平衡，以及在对民主政治的阐释和实践中追求公平与正义，已经含有丰富的和谐社会思想。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十分复杂与艰难的社会环境和革命实践中激发和孕育的理论，既是指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法宝，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之中。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本来由西方列强支配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暴露了占领全中国的狼子野心。这样就改变了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格局，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当时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矛盾，从而把中国同其它帝国主义的矛盾推到了次要的地位，同时也扩大了日本自身与其它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时，日本侵华改变了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官僚阶层甚至军阀都遇到了相同的生死存亡问题。在民族矛盾加剧、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缓解的同时，国内各阶级、各阶层有了团结合作、共同对敌的意向与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针对国难当头、大敌当前的严峻局势，在如何赢得战争胜利、取得民族独立，以及如何处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造，倡导建立、维护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制度、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等。充分体现了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冲突中求平衡的领导艺术和对民主政治与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实践中形成的这些理论、政策，既是指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法宝，又是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思想资源，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吸收和借鉴。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外部矛盾的加剧促使内部矛盾的缓解，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被侵略民族内部各派势力的整合。但是，此种情势的出现离不开人为因素的因势利导，更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指导。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及时地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任务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①即“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②，通过对国内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人们的分析，他充分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初步建立抗日民族统—战线的基础上，毛泽东又多次强调“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③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要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统一，即要靠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人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方略，其思想、理论，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高度的成熟、高超的发挥和成功的运用。统一战线是保障抗战胜利的基础，在把握和解决这个基础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和谐思维，正确地协调各种矛盾，最大限度地维持国内的团结与一致，构造了一个战时的和谐局面。其和谐社会思想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其—，以和为贵，不计前嫌，努力促成国共两大军事集团能够合作的和谐局面。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便向国民党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力倡国共合作，并成功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随后又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做出四项保证，以重大的让步来谋求国共两党的和平共处与合作抗日。纵观中共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这一战略转变意义重大。因为国共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不仅不能有效地形成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合力，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状况。社会动荡不安，生产完全停滞，人民就不能得到最起码的生命和生活保证，社会就得不到最基本的和谐保障。有人也许会反驳，国难当头之际，人民自是不得安宁，又何谈和谐？其实不然，既然对外战争不可避免，国内的矛盾冲突减少一些，人民所受的苦难自然减少几分，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也便降低几分，这极大地有利于对日作战。况且，当时的和谐社会，主要是对抗日势力和抗日群体包括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至于沦陷区，也有一个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和凝聚抗日力量，孤立亲日势力，集中全部力量打击日寇和汉奸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国共合作是在特殊形势和特定环境中我党谋求战时社会和谐的一大创举，展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整体和全局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反映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④与“和为贵”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其二，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尽管当时中共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在做出最大让步、顾全抗日大局的良好愿望的前提下阐发的，但现实情况是复杂的，不仅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集团惧怕抗日军民的大团结，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而且在抗日阵营内部，反对团结、制造分裂的声音和行动也始终没有停止过。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针对这种形势，毛泽东提出了“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和“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即使是在1941年1月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皖南事变的巨大损失面前，中国共产党人也相忍为国，始终以民族大业为重，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力挽濒于破裂的国内政局。
　　其三，根据实践的检验和需求，不断深化和发展和谐社会的理论创新。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并不表明时时、事事都和谐，也不表明没有矛盾。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外、党内外、抗日统一战线内外的复杂情况，在延安的窑洞里进行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创造和哲学创作。他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问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及《矛盾论》、《实践论》等重要著作，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深刻分析了中国具体实际，指明了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的大方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述中无不阐发和贯穿了一条和谐思想的线索，尤其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站在哲学高度全面把握和深入分析了社会矛盾的构成、发生和发展的原理以及应该如何对待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态度与方法。他指出，任何事物都是由矛盾的双方构成的，矛盾双方既有对立、斗争的一面，又有统一、和谐的一面，且相伴相生，互相转化，但始终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事物能否达到协调、平稳与和谐地发展，关键要看事物发展过程中斗争性和统一性谁占主导地位。若能克服斗争性使统一性占主导地位，就能保持和促进事物得到和谐、平稳的发展。社会发展本身即是在不断解决各种矛盾、调适各种关系、协调各个方面、衔接各个过程，使整个社会系统处于良性运行、健康运转之中。毛泽东的哲学理论指导我们党能在复杂形势下注意斗争的策略和方法，在大节不失、原则灵活的前提下求同存异，从而消除了各种不协调与不平衡现象，避免了一些重大的不良突发事件的发生，使得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保持了抗战时期国内的统一和谐与一致对外。
　　其四，在巩固和发展国内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同时，积极谋求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反侵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明确提出，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英、法、美援助的策略，并始终坚持亲苏、联苏政策，突出在与各国互相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上“助我者友之”的和平外交原则，正是在这一和平、和谐外交政策的影响下，国际上掀起了一定规模的援华运动。因此，建立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仅仅是使敌人陷于孤立和包围之中，重要的是既为我们争取了外援，又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由上述可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抓住了当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目标，正确处理了国内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做到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在国难当头之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起到了稳定时局、安定人心、维护国内团结和发挥全民抗日积极性的不可取代的重大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理论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谋求国内外和平与追求普遍社会和谐的战略思想的阐发和运用。
　　
　　二、民主政权理论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抗日战争是一场异常艰苦和残酷的战争，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是巨大的，要想夺取战争的胜利，关键是全国人民的团结统一，而一个有效且强有力的民主政权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有利于团结人民，扩大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毛泽东于1940年3月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首次明确提出“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⑤要求建立由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组成的各党各派合作的“三三制”民主政权。随着这一民主政权的普遍推广和实施，各抗日根据地呈现出一片和谐的民主政治新景象。回顾和总结我们党创立这一制度的历史经验，至今仍有着强烈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三三制”政权体现了战时的最大民主化，它扩大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范围，明确规定“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⑥较之以前的苏维埃政权时期，取消了选举与被选举的阶级身份限制，这不仅有利于调动最广大的民众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而且也有利于提高解放区居民的民主政治觉悟和参政、议政与管理政权的意识与能力。同时，“三三制”政权注意调节一切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心保障一切抗日军民的合法权益，明确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个人都有同等的人权，包括财产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随着“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实施与推广，一些本来不太合作的地主阶级人士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转而拥护政府并与政府友好合作。这些情况有力地表明：“三三制”政权的建立不仅加强了根据地人民的团结，增强了抗日的力量，而且使抗日根据地成为政治民主、政府廉洁的社会，人民群众在根据地内真正过上了当家作主的崭新生活。

　　其次，“三三制”政权保证了党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领导地位。和谐社会是各种社会要素、力量和势力的协调一致与合理配置，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能否保证先进政党和先进文化对民主政权的领导与指导地位，是民主政权能否巩固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由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特殊地位和当时国内各阶层人民先进性的状况决定，中国共产党在“三三制”政权中始终居于领导地位。对于在贯彻“三三制”过程中如何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要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⑦由此，中央对各级党委和政权机关中的党员干部规定了一系列明确的纪律。抗战时期党对民主政权的这种领导，突出了毛泽东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理念，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党政之间、军民之间、政民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使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各阶级、各阶层的向往光明、背弃黑暗，向往民主、反对专制的进步青年和人士，为新中国的建立积蓄了人才，训练了干部积累了经验。
　　再次，“三三制”政权的具体运作实行相互合作、共同协商和民主参政议政的方式。“三三制”政权要求我党工作人员必须要有善于与其他民主人士和团体合作的精神，尊重并虚心听取合作者的各种意见，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毛泽东认为，“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习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⑧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民主作风，正是在抗战时期形成、发展和成熟的。当然，作为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对于来自社会基层、各个方面和各种利益群体的意见要分析合理性，区别对待。对于合理、应急的事关重大的意见或建议，当取则取；对于修改变通后就是上策的意见或建议，则给予必要的修改变通；对于合理但并非应急且一时无法实行的意见或建议，则备案在册，来日再说。
　　抗战时期，共产党员不仅注重加强与其它各党派的团结与合作，而且注重以正确的思想和理论引导他们，及时的批评、教育和帮助他们一道前进。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共建中共与其他各党派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和谐关系，从而使得战时的根据地和谐、团结、充满活力。
　　“三三制”政权的实行，团结了根据地各抗日阶级和阶层，调动了各方面抗日人士的积极性，有力地保证了抗战的最终胜利，同时也是一次民主政治的试验和实践过程。正是在选举制、参议制、保障人民大众享有一切合法权益等制度的实施下，才使得战时的根据地出现一派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新气象，一首“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谣传遍神州大地，解放区成为热爱自由、向往民主的人们的圣地，这对全国的民主化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记者斯坦因这样评价说：“在中国历史上，民主第一次在中国的一部分土地上实行了。这是敌后根据地的军事成功和延安区域的社会进步的主要原因。”⑨
　　
　　三、减租减息上地政策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抗战时期，为了争取和团结国内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和进一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最高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同时，还在经济上实行让步政策，中止使用强制性手段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改为用减租减息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对此，毛泽东指出：“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⑩这是一个既符合中国土地革命、又符合民族革命实际要求的土地政策，这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革命性与策略性相结合的政策，闪烁着实事求是和追求社会普遍和谐的思想光辉。
　　首先，农业人口占解放区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是抗日和生产的基本力量，必须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实行减租减息，既能保持社会稳定，又能充分调动解放区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这不但有利于改善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更有利于持久抗战。因为只有这样，农民群众才会真诚拥护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不会因为生计所迫引发社会冲突，从而稳住了抗日的后方阵线，发展了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壮大了抗日的基本队伍，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后勤保障。
　　其次，中国的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大都从农村中转移而来，他们与农村中的各种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党在抗战时期的十地政策，务必要考虑到照顾他们的利益，至少不能使他们的利益受到过多的损害。况且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但有抗日的要求，主动为抗日筹款捐物，出谋献策，而且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要求。这样，在农村中实行减租减息，既有利于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又有利于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同时也是对一切有利于抗日有利于社会进步力量的尊重与肯定。
　　第三，在大敌当前、民族矛盾激化且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前提下，用减租减息的政策取代没收地主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的做法，不仅减轻了农民尤其是贫雇农的负担，也降低了地主阶级与我党的对立情绪，从而缓和了农村的阶级矛盾，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避免因土地改革使农村阶级矛盾尖锐化，造成一部分反动地主卖身投敌而扩大敌人阵营的不良后果。再说，地主中的大多数人也是爱国的，有抗日的要求，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为了尽可能多地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参加抗战，现实情势也不允许继续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采用减租减息确是唯一能使他们接受的政策，这十分有利于战时我国农村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实践证明，切实贯彻农民减租减息政策，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而且保障了地主、富农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使大部分地主、富民愿意站在民族大义一边，共同抗战，甚至一些外逃的地主在经过一段犹疑和观望之后，也陆续返回家乡，参加生产与抗日。
　　在减租减息这一兼顾多方利益的土地政策的指导下，通过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最进步，经济发展最快，人民群众精神面貌最好的地方。减租减息政策是抗日战争时期正确处理农村问题的一种特殊的土地政策，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创举。减租减息虽不能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种平稳的、渐进式的土地改良政策，它有效地避免了土地革命所带来的剧烈的社会动荡，从而稳定了人心，维护了团结，释放了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减租减息政策就是一种和谐的土地政策。
　　在抗日战争复杂和特殊的环境下，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和阐发的和谐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迪价值。
　　第一，继续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样需要这一法宝。我们应当继续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爱国人士的合作，努力营造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我们必须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政权、基层村民自治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确保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健康有序地发展。要始终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完善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制度，尊重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保护群众管理基层经济组织、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积极性。认真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治省规划，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不断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不断提高法制化管理水平。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动态平衡、稳定发展、永无止境的，且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谐社会建设都有不同的具体目标。因此，我们既要协调目标和过程的一致，又要把握长远性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统一。要坚持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不可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当前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协调好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局之间的利益关系，努力做到互利、互补和相容。同时在实现国家长远目标进程中，个人和局部不仅要肯于放弃一些既得的利益，做出必要的牺牲，以求得社会整体的协调与和谐，而且要懂得放弃一些眼前利益，以求得未来利益和长远发展，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37，138页。
　　③⑤⑥⑦⑧《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703，700，701，700，700～701页。
　　④《诗经》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⑨斯坦因《远东民主的种子》《解放日报》1945年6月4日。
　　⑩《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7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