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字：薛福成 侨务政策 早期维新思想家 晚清 中国近代史 洋务活动 风俗人情 文化教育 中国实际 进步意义 时代特色 外交家 政治 保护 主张 四国 海禁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阉，江苏无锡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和外交家。在长期从事洋务活动和奉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期间，潜心研究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风俗人情，冷静地考察欧洲社会的得失利弊，并力图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效法西方，革新政治，振兴工商，保护华侨，富强祖国的一系列主张。其中，豁除海禁，保护侨民的思想就是他一系列主张中最具有时代特色和进步意义的一部份。
       　　　　　　　　　　　　　　　   一
　　薛福成的护侨思想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同他参与洋务活动和对外交涉的社会实践密切相关。
　　薛福成出生于晚清道光中叶，成名于同治年间，主要的社会活动是在光绪朝的前期，即19世纪80—9o年代，这个时期是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最初阶段，天朝上国尽善尽美的神话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破，中华帝国长期闭关自守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列强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在华通商、传教、居住、游历等特权，朝野上下有识之士均视为“古今一大变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人民的反抗活动不绝如缕。薛福成有感于时局变化剧烈，从小就“慨然欲为经世实学”，遍览群籍，以期练就经邦济世之才，“以备国家一日之用”。…他不再走“迪迫场屋，槁项黧馘，以老死牖下”』的科举之路，而对洋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上承林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夺其所长而乘其所短”。j1865年，他向曾国藩上万言书，提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等政治主张，极得曾的赏识，被延揽入幕，与黎庶昌、张裕钊、吴汝沦并称“曾门四子”。七年的幕府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朝廷机要，熟悉兵事吏事，并亲身参与了曾氏举办的“洋务”事业，拓宽了他对西学认识的视野。1874年，帝死后，清廷决定“博采谠言，用资治理”，谕令“内外大小臣工，竭诚抒捆，共济时艰”。j薛福成应诏陈言，向朝廷提出了“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引起很大反响，使他由“微官末秩”一跃而成为朝野知名人士。丁宝桢说他“学堪致用，识略闳深”，郭嵩焘誉其“博学多通，精习西洋地势制度”，举荐他“可胜公使之任”。薛福成过人的才识更为洋务首脑李鸿章所注目，应诏陈言不久，李即招他人幕，奉为上佐，依为股肱。薛福成自此开始了与洋人面对面的交往，对世界的认识已非一般士大夫可比。在北洋幕府的十年中，他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多所赞襄策划，参与了许多中外交涉，列强竭力维护其侨民利益给薛福成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二
　　薛福成的护侨思想内容丰富，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一)华侨是炎黄子孙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对祖国有很强的向心力。吸收侨资可以帮助国内兴办实业，办理侨务是“收权利而销外侮”的大事。薛福成认为，一个主权国家应该有义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海外子民，否则会丧失海外侨民对祖国的信赖。因此，他每到一地，总是亲自或派人实地考察，及时将侨情上奏清政府，“总期捷声息而通隔阂，收权利而销外侮。”他指出：“中国出洋之民数百万，粤人以佣工为较多，闽人多富商巨贾。”充分肯定华侨拥有不可忽视的经济实力。他说“余尝考越南、暹罗、柬埔寨等国，虽往往多受西人约束，而贸易开矿诸利权，华人操之者六、七，西人操之者二、三。”暹罗曼谷“为通商巨埠”，“阉境华民约有十三万，商务枢纽大半归之”，“至若吕宋，葛罗巴，婆罗洲，苏门答腊，澳洲等处，商矿种植之利，华人约占其大半。”缅甸仰光“华商不下五、六万人”，印度加尔各答“尤多殷实华商”，』基于此，他主张引进侨资振兴工商业，指出：“夫英、荷诸国招致华民，开荒岛为巨埠，是彼能借资于我也。华民擅于才，操利柄，不思联为指臂，又从而摈绝之，是我不能借资于彼也。”薛福成实际上批评了朝廷歧视和限制侨民的错误政策。为了提醒政府认识华侨的经济实力及在中外商务中的作用，薛福成作了深入调查，“每岁中国之银流入外洋者，约一、二千万两。又考数年前美国旧金山银行汇票总账，每岁华民汇人中国之银约合八百万两内外，虽该处工资较丰．而人数尚非最多。则推之古巴、秘鲁可知，推之南洋各岛又可知。夫中国贸易与各国相衡亏短甚巨，然尚有周转者，以华民出洋所获之利足资补道也。”l19j可见，华侨的资金对中国是多么重要。不仅如此，薛福成还特别关注华侨的政治态度，肯定华侨的爱国爱家之心，指出他们“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姻葬祭，亦沿旧俗。近年来各省筹赈筹防，多捐巨款，竞邀封衔翎顶为志荣幸。¨驯可见华侨是炎黄子孙的一部分，关心侨民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华侨的经济力量是中国同列强进行商战所不可忽视的。 
　　(二)通过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多年考察，他认为海禁是束缚侨民的最大枷锁。因此，他要求改变传统的侨务政策，主张华民来去自由，要求政府与各立约国详订章程，维护侨民利权。清朝继承了明朝对海外华人的歧视政策，因而在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之后，为了镇压沿海一带的抗清斗争，曾实行了十分严厉的“海禁”措施。1656年，朝廷颁令：“……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将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但奏闻处斩，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缉，皆革职重治罪。地方保甲不行举首，皆处死。”康熙皇帝于1712年诏令：“……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者同往枷号三月。该督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沿海文武官员，隐匿不报者，从重治罪。”【j由此可见，清朝中前期的法令是严禁出洋谋生的。1840年以后，尽管朝廷没有变更这一律例，然事实上由于列强的介入。华人(主要以苦力形式)的出海谋生已成了不容争辩的事实。薛福成使欧不久，正值巴西、墨西哥等国急需华工前往。薛福成极力赞同华工出洋，他在《许巴西墨西哥立约招工说》一文中指出：“方今美洲初辟，地广人稀，招徕远民，不遗余力，”朝廷应“乘此时与彼两国详议约章，许其招纳华民，或佣工，或贸易，或艺植，或开矿。”由于政府以前对在洋华民不予重视，侨民利权受到很大损伤，致使“美国有驱逐华民之政；秘鲁国及荷兰、西班牙所属各岛，或迫之人籍，或拘之为奴；而澳大利亚一洲，亦有薄待华民之意”；_2j鉴于华工在外处境悲惨，屡受蹂躏压榨，薛主张与相关国家“议立专章，添设领事”，以期“操纵由我”。他呼吁朝廷应多为华工设想，在与外国立约时应明文规定“始终优待”华工，务使华民有自主之权，往返自如，出入无禁，以“杜其驱逐之渐。”_2晚清时期，大部分华工是被“掮客”、“拐匪”、“洋人”诱卖至国外，政府长期没有相关的护侨措施，致使漂泊异乡的子民饱尝人间辛酸，沦为变相奴隶，大部分华工由于毫无人身保障死于非命，秘鲁、古巴、美国、加拿大的华工悲惨命运就是很典型事例。由此可见，薛福成将华侨问题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来思考是多么重要。为此，他奏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保护归国侨胞。鉴于奸胥劣绅依恃旧禁讹索、迫害回籍华侨，薛福成痛感旧律条的危害，指出“时势互殊，例意已变。”t24]政策应因时而变，因势而定，“此等旧例，在今日原同隔岁之旧历，积年之废券，存之毫无所用，而一经铲除，可以禁喝讹索，招徕羁旅，收拾既散之人心，挽回积坏之大局。所裨实非浅鲜。”他奏请“申明新章，豁除旧禁，以护商而广招徕。”嗣后，清廷出于客观形势的需要，接受了薛福成的奏议，“敕下刑部将私出境之例，酌拟删改，并由沿海督抚出示晓谕：凡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官给与护照，任其回国治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并听其随时经商出洋，毋得仍前借端讹索，违者按律惩治。”_27_这一政策的实施尽管有客观的必然，但与薛福成的主观努力是分不开的。

　　(三)薛福成认为要维护侨胞的合法利权，必须在海外有华人处设置领事，他希望朝廷以国家的名义运用外交途径保护侨胞。薛福成认为，在华侨聚居之地设立领事机构，对解决日益增多的外交交涉事件和有效地保护海外侨胞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外洋诸国莫不以商务为富强之本，凡在他国通商之口，必设领事以保护商人，遇有苛例随时驳阻，所以旅居乐业，商务日旺，即游历之员，工艺之人，亦皆所至如归。”又说，“领事一官关系紧要，”“盖枝叶繁则根本固，耳目广则声息灵，民气乐则国势张。”l】‘‘领事一官，在彼外洋虽无官辖华民之权，实有保护华民之责。纵令妥订条约章程，必得领事随所见所闻与彼地方官商办，则洋官亦得借以稽查，而土人不敢任意苛虐。即驻洋使臣欲与外部辩论，亦必以领事一官所报为凭，方能使洋官有所顾忌，此领事一官所以不能不设之由。”i293他向朝廷上了《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保护华民疏》，主张在南洋各岛荷属苏门答腊的日里埠、葛罗巴、三宝隆，西属的小吕宋，英属的香港、新金山、仰光、法属的北圻、西贡等埠设置领事，在英属槟榔屿设副领事，“慰情于绝远，不启华人觖望之端；收权力于无形，不开外人讪笑之渐。所获裨益，较之所费奚啻十倍。”l30j薛福成的这一提议虽未被朝廷采纳，却体现了他设领护侨的进步思想。为了在英属各地添设领事。他殚精竭虑与英方周旋，并成功地在新加坡增设了总领事。这使他大受鼓舞，高兴地说：“惟念南洋准添领事。则法、西、荷各国属地，皆可以次仿行，徐商添设，于海外商民。大有裨益。”[]为了突出领事在对外交涉和保护华侨中的重要作用，薛福成将其与保家卫国的将相相提并论，指出“战资乎将。守资乎相，和资乎使，殆有交相为用而不可阙者。且相臣主内政。使臣主外务，绥外则内方可治，外与内相表里也。”这就将设置领事这一问题上升到定国安邦的高度，认识是很深刻的。
　　(四)薛福成认为政府不仅应当保护华侨利益，而且应当导民出洋生财致富。康熙以来，“户口蕃衍，实中国数千年未有，然生计之艰，物力之竭。亦由于此。”[33j薛福成清楚地看到当时人满为患的现状，再加上天灾人祸频频，已造成“昔供一人之食，而今供二十人，”“昔居一人之庐舍，而今居二十人”，针对这种情况，他观察了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活动，指出西方人“善寻新地，天涯海角。无阻不通。无荒不垦。其民远适异域视为乐土者，无岁无之。”因而发出感叹：“噫!彼以此法治民。虽人满，何尝不富也!而况能使其不满也。”他认为当时中国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已无发展余地，“谓中国地有遗利软!则已山之坡，水之浒暨海中沙田、江中洲址，均已垦辟无余。抑谓人有遗力软?则中国人数众多，人工之廉，减于泰西诸国十倍，竭一人终岁勤动之力，往往不能仰事府畜。”他主张中国应当效法西方国家实行大规模的海外移民，认为这“不啻于中国之外，又辟一二中国之地，以居吾民以养吾民也。于以张国势、厚民生、纾内忧、阜财用、广声气，一举而五养备焉。救世之要。莫切于此。”_j薛福成的人口理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他提出这样振聋发聩的主张，在当时确实是惊世骇俗的。
　　　　　　　　　　　　　　　　　　　　三
　　薛福成的护侨思想是其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商战”思想的自然延伸，也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时代潮流发展的必然反映，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薛福成出使欧洲时期，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各国资本家为追逐最大的商业利益，客观上使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世界成了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侵略日益加剧，列强之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中国自1840年被英国“坚船利炮”轰开大门以后，国势江河日下。薛福成审时度势，冷静地分析形势，作出了中国“终不能闭关独治”的结论。[3sj同时，他对列强弱肉强食的强盗行径深表愤慨，指出：“数十年来外人欺侮之积弊，言之可为太息者也。”他期盼中国能强大起来，成为一个可与列强相抗衡的国家。为此，他极力主张学习西方，变法维新，革新政治，发展经济。薛福成心仪西方的政治制度，他说：“地球万国内治之法，不外三端；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他主张中国学习西方，实行君民共主制度，认为它“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099i4o3他特别青睐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薛福成详尽地向国人述说西方政治体制，并且认为西方之所以“学向日淅，工商日旺，”[41j皆缘于其制度的优良。他特别钦佩日本的明治维新。说“讲求西法以夺西商之利，环顾亚洲，舍日本其谁属哉!”薛福成的“商战”思想为他之所以重视侨民，保护侨胞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薛福成护侨思想也是19世纪下半叶海外华侨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反映。这一时期，大量的契约华工出国，海外华侨人数激增，其分布由南洋各岛迅速扩展到美、澳、欧、非洲，侨民遍布全世界，基本形成了现代华侨分布的格局。侨民出国的原因或是为生活所逼，或是因政治迫害，或是想发财致富，或其它原因，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富有智慧，渴望祖国的庇护。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夹缝中求生存，相同的肤色，共同的文化，一样的传统使他们团结起来，形成了较有规模的华侨社会，由于侨民社会向祖国吁求保护的请求以及自身力量的壮大，渐渐引起了清政府朝野内外有识之士的重视。一批批较注重华侨情况的人士开始向朝廷呼吁，主张联络华侨，利用侨资振兴国家，这就推动了清政府由过去的蔑视华侨向保护侨民的政策转变。薛福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办理洋务时就比较注重华侨的重要性。出使外国途中，他于新加坡、槟榔屿等地亲自考察各地华侨情况。他还通过其部属黄遵宪了解到很多美国、日本等地华侨的真实情况。出使期间，他派姚成栋、黄致光等到英属孟买、仰光、加尔各答、马打刺士等地华侨聚居的商埠考察了解侨情。在这一过程中，薛福成继承了前人的护侨主张，又形成了自己以民族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护侨思想，认为华侨与内地人民是同呼吸、共患难的；他们同样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他极力赞扬侨民的艰苦创业精神，非常同情侨胞的悲惨遭遇，认为保护华侨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因此，在出使期间，为维护华侨的合法权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鸿章当时曾赞扬他说：“薛福成学识深稳，淹通古今，在故大学士曾国藩幕中多年，深被器赏，平日讲求经世实学，于洋务利弊尤为洞澈源流。充出使大臣，在外五年，遇事持正力争，不避繁难，前后绦奏事件如长江教案，及各岛添设领事，豁除出海旧例，严禁私购军火各端，皆关系中外大局。”“知遇图报方殷其趋功之勇，治事之勤实为今日所罕见。”_4jj考诸实际，并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