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文学进行思想启蒙是一回事，文学本身的启蒙又是另一回事。早在1907年，周作人曾在《红星佚史》译文序言中指出：“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已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9}所谓的“益智”就是利用文学进行启蒙，但在周作人看来这只是文学的外在目的。文学的内在目的是“移情”，只要做到了这点，文学就尽了自身的责任。周作人看到了文学的自足的艺术空间，而不是视之为启蒙的工具，这就是文学本身的启蒙。
　　文学为什么需要启蒙呢·因为中国的文学常常缺乏独立性。王国维曾这样批评中国文学：“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粹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而加贬焉。”{1}就是在开放之后，也没有太大的进步。他说：“又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2}鉴于这样的情况，王国维积极主张文学本身的启蒙，他在一生中虽然只研究了几位外国作家，但他们都是纯粹的艺术大家，对文学启蒙大有裨益。
　　在文学启蒙的阵营中，除了王国维、周作人之外，还有很多别的学者，如施蛰存、梁实秋等。当然，在利用文学进行思想启蒙的阵营中，大多数人也为文学启蒙作了不少贡献。例如，郑振铎也提倡过文学启蒙，他说：“文学的研究着不得爱国主义的色彩，也着不得‘古是最好的’，‘现代是最好的’的偏见。”③他还说：“我们应该只问这是不是最好的，这是不是我们所最被感动的，是不是我们所最喜悦的，却不应该去问这是不是古代的，是不是现代的，这是不是本国的，或是不是外国的，而因此生了一种歧视。”{4}他的《文学大纲》就是以这种开放的胸襟写出来的，首先关心的是文学性本身。但他也意识到，仅仅谈文学启蒙是不合时宜的。他曾带着忧患意识说道：“纯艺术的戏剧，决不是现在——尤其在中国——所应该演的。因为在现在的丑恶，黑暗的环境中，艺术是应该负一部分制造光明的责任的。”{5}所以他更加关心的是利用文学进行启蒙。
　　真正的艺术家首先把文学当做相对独立的艺术。这种观点走向极端的话，就是为艺术而艺术。但完全不管内容的艺术未必是好艺术。没有了相应的内容，不见得会受大家的喜欢。瓦勒里曾说：“诗歌涵义理，当如果实含养料；养身之物也，只见为可口之物而已。食之者赏滋味之美，浑不省得滋补之力焉。”{6}中国古人也有很好的论述。鲍照的《舞鹤赋》描写道：“众变繁姿，参差洊密。烟交雾凝，若无毛质。”这里的“若无毛质”，指的是鹤的舞跳得很好，使人们只见美丽的舞姿，而不觉得那是鹤的毛和身体在运动。可见，好的文学应该像水果一样，不但有滋味之美，还具滋补之力，也应该像鹤的舞蹈一样，虽以毛质为材料，却能将质料完全溶于舞姿之中。所以，理想的文学应当能够将内容完全溶化于艺术形式之中，不能只重艺术形式，忽视内容。
　　虽说好的艺术应当两者兼重，但人的思想往往是片面的，所以不同的学者之间难免发生论战。当时的主流是为人生而艺术，其核心内容在于启蒙和救亡。这样对待艺术当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来看，也有偏颇之处。为人生而艺术的声音太大了，艺术就会被工具化，使持相反观点的人遭到较大的压抑。总体来看，那个时代的外国文学研究功利主义比较明显，文学本身的启蒙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三、启蒙和救亡的关系
　　启蒙和救亡往往相互联系在一起。近现代的思想家一般都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才去学习深刻地思考，在有了思考能力之后，就能更好地救国。但光有独立的思考还不行，还得依靠救亡运动来保证思想的自由，救亡往往能够给启蒙以良好的外在保障。如果合理地处理它们的关系，两者可以处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之中。鲁迅、茅盾等大学者都是启蒙和救亡并重的，他们的两个方面常常是相互促进的。
　　救亡和启蒙也有着明显的区别。虽说这里所列举的学者都同时重视救亡和启蒙，但各自的侧重点还是不一样的，鲁迅、茅盾、郑振铎、郁达夫、瞿秋白等相对来说比较重视救亡，王国维、周作人、吴宓、梁实秋等更重视启蒙。他们的这种区别常常引起各种矛盾，甚至导致剧烈的笔战。
　　首先，救亡者和情感与暴力运动联系更加密切，而启蒙者更重视理性和讲道理。郑振铎曾说：“理性是难能使革命之火复燃的。因为革命天然是感情的事：一方面是为要求光明的热望所鼓动，一方面是为厌恶憎恨旧来的黑暗的感情所驱使。”{1}启蒙注重的是理性，需要的是不加约束的思考，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反对以暴力解决问题；而救亡是充满热情的事业，主张不惜采用暴力。如果启蒙所讲的道理不利于救亡的事业，或者救亡者的行为阻碍了自由的思考和辩论，两者必然陷入可怕的斗争之中。以启蒙为己任的梁实秋认为：“文学本不一定要表现反抗的精神，反抗的精神在文学上并不发生艺术的价值，不过在一种相当的时代之中，文学作品便不免要沾染一点反抗的色彩而已，并且有反抗精神的文学又往往发生在实际革命运动之前。”{2}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 ③，也就是说，“文学就没有阶级的区别，‘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实际革命家造出来的口号标语”{4}。如果冷静地看待问题，梁实秋的观点，作为一家之言，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这种论述在某个特定的时代不利于救亡，主张反抗和救亡的鲁迅看了这样的观点就很不高兴，把他贬为“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的批评带了不少革命者的激情，不完全是在讲道理。他们的论战虽然可能带有个人恩怨的成分，但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立场的不同。
　　其次，启蒙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并不专为救亡服务。救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概念，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只为某个具体的目标而思考只是启蒙的开端，随着启蒙的不断深入，什么问题都可以思考，应该像笛卡尔那样，争取“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5}。启蒙者因此成了完全独立的理性主体，万物都是怀疑和重新思考的对象。以这样的方式继续思考，救亡本身就会成为怀疑（甚至否定）的对象。其他一切价值观，如友谊、爱情、美等，都会成为理性审判的对象，结果甚至导致价值虚无主义。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发现，在纯粹理性的世界中，不可能有价值观的藏身之地，他说：“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世界之中一切事情就如它们之所是而是，如他们之所发生而发生；世界中不存在价值。”{6}以这样的方式思考世界，可能还会导致整个人文学科的崩溃。所以，康德曾提醒人们说：“故我发见其为信仰留余地，则必须否定知识。玄学之独断论（即不经先行批判纯粹理性，在玄学中即能坦然进行之成见）乃一切无信仰（此常为异常独断的而与道德相背反者）之根源。”{7}可见，没有限制的启蒙会以无比锋利的理性之刀把救亡、上帝、善等全部解剖开，甚至全部否定掉。另一方面，救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思考的自由，而救亡本身论文联盟http://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只允许人们往一个方向看问题。如果启蒙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开始独立地思考，触及对救亡不利的问题，诸如敌人的合理的一面、战争的残酷性等，导致救亡者反过来限制启蒙。梁实秋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编者按，反对空洞的“抗战八股”，引发了当时文坛大地震。以启蒙者的眼光看，梁实秋所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而以救亡者的眼光看，则是十足的大逆不道。真正的启蒙是不应当受到限制的，可一旦触及救亡的禁区，就会遭到声讨，两者必然处于紧张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