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人教版历史课本在谈到辛亥革命的功绩时指出：从此，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新课标岳麓版必修（1）第65面也如此表述。无疑，辛亥革命确实使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生活习惯、伦理道德观念等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但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真的能深入人心吗？我认为值得探讨。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仍然是封建的儒学思想。让我们看一下1913年《时报》上的一则材料：“这是江苏第一师范学校的一份考卷，应考的有300多人，都是中小学生，考卷中要求考生列举自己崇拜的人物，统计的结果是：崇拜孔子的157人，孟子的61人，孙文的17人，颜渊的11人，诸葛亮、范文正的8人，岳飞的7人，王守仁、黎元洪的6人，华盛顿等的4人，程德全3人，苏轼等的2人，苏秦、张仪……各一人，此外23人则无崇拜者也。”从这则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中小学生普遍尊崇儒学，对于没有文化知识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状况我们便可想而知。由此可见，民主共和思想只是开始被民众接受。
        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迅速败亡，通常被论者当作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有力佐证。笔者认为，这两次短命闹剧的匆匆收场，与其说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倒不如归功于部分接受民主共和观念的政治精英奋起抗争。正如当时一位同盟会员所言：“革命告成之后，全国灵觉为之震荡，然大都属于上流人士，而氓之蚩依然浑噩相安。中国由专制政治骤跃为共和政治，自表面观乏，虽若神速可喜；而自里面观之，前后陟断，习惯、根据悉受变动，人情未定，党见难齐，调和统一，待时尚多。”“人民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千百年来占人口90%以上的普通百姓远离政治，他们关心的是柴米油盐，交租纳赋，生儿育女。至于统治者是皇帝还是总统，是宣统皇帝还是洪宪皇帝他们并无多大兴趣。    
        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清朝、创立民国的政治使命，却没有来得及完成本应由它完成的、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文化使命，不能不令人扼腕痛惜。“文化易帜”的任务只能留待后来者、继承人。    
        五四运动前夕，面对甚嚣尘上的尊孔复辟思潮，《新青年》不怕犯下“‘得罪社会’的‘滔天大罪’”，大声疾呼“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庄严宣告：“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如果认定辛亥革命就已经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揭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岂非无的放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辛亥革命前封建思想未受到彻底批判，仍束缚着民众的头脑。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它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但它还是披着儒学的外衣去干那“离经叛道”的事业。革命派在宣传革命思想批判改良主义的时候，并没有从正面去触动儒学的统治地位。
        二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帝制搞专制独裁的政治野心的暴露有一个过程，而且北洋军阀为维持自己的统治， 继续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大搞复古尊孔，强迫全国各学校“尊孔读经”。在社会上出现了“孔道会”“孔教会”“尊孔会”等组织，它们利用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民主共和，织成了一张封建思想的罗网。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认为最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思想逐渐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