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发展阶段与秦汉学术转型

　　春秋战国时期被公认为是我国社会历史的转型期，也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的转型时期，其时间可下延至整个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社会的转型和学术的转型往往相伴而行，战国、秦汉时期就是显著的例子。将儒学到经学的发展作为战国秦汉时期学术的主要载体或者作为代表，放在整个战国秦汉时期两大转型的背景下来研究，以此揭示秦汉学术转型的规律，对于战国秦汉时期学术史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一、秦汉时期的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
　　经学从根本上讲就是儒家之学，秦汉学术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百家争鸣的局面渐渐式微，战国后期法家学说的兴盛帮助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统治者在统一之后沿袭法家学说的治国策略过于苛刻，是严格意义上的以法治国，但战国以来的旧学术传统与秦王朝的君主专制主义发生了严厉的冲突，最终导致了“焚书坑儒”这一事件，俗话说“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极端化的法家学说随着秦王朝的迅速灭亡而逐渐势弱。到了汉代，统治者们为了避免“强秦速亡”局面重蹈覆辙，总结秦亡的教训，秦代盛行的法家思想到汉代以后就逐渐败落，这是秦汉之际学术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黄老之学和儒学在汉代成为最典型的主流。汉初为了休养生息，推行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兼容百家、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帮助西汉王朝取得了“文景之治”的盛况，但是它无助于社会的礼乐教化和政治上的制度建设，并不是长久之计。中央政府的无为而治反而便利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坐大，七国之乱的爆发从根本上破论文联盟http://坏了统一帝国的稳定。况且，先秦诸子学在西汉初年仍然有着强大的势力，黄老之学无法取而代之、坐享独尊。汉武帝时期，政治局面逐渐稳定、社会环境日趋繁荣，他想要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有一番作为，为了使刘汉政权能够“一而再，再而三”，传之无穷，大量推举有贤能的文学之士以对策，“垂问天人之应”，希望以统一的学术促进统一帝国的发展，董仲舒等人就是顺应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建构了“天人感应”学说，贯通了天、地、人三才之道，使其转变为“王”字，就是所谓的“王道通三”，这一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推行让经学彻底地占据了学术的主流位置。
　　二、经学盛行于西汉的原因探讨
　　学术的转型与社会的转型密不可分。经学之所以能够在西汉时期盛极一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建立起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君主集权的封建专制代替了宗法制贵族统治，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社会转型。代秦而起的西汉王朝也基本承袭秦制，中央集权、诸侯分封制度的形体等政治上的变更，使得传统的学术随之发生改变，统一的时代需要统一的学术思想，先秦的那种“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态势显然不再适合统一王权的统治需要，秦汉时期的学者和政治家们为了适应统治的需要做出了艰苦的探索和尝试，法、道、儒依次意识形态化，不断寻找适合变化了的社会政治格局的学术形态。
　　毋庸置疑，经学是在学术转型的大背景和大潮流下开始发展起来的。儒生们最先抓住了学术应与王道相适应这一契机，虽然汉初的刘邦认为打天下用不着《诗》、《书》，但是在儒家学者陆贾看来，坐江山少不了《诗》、《书》，在他和贾谊为代表的儒家学者的躬亲实践下，先秦儒学理论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侧重学术和政治的双向互动。以叔孙通为代表的儒生侧重学术直接为现实政治所服务，强调礼制建设。以韩婴、伏生为代表的经学名家则侧重学术文本的传承，把先秦儒学与上古经书融会贯通。
　　汉武帝是一个有雄才伟略的帝王，他在位期间倾心儒学，提倡积极入世、维护等级制度、在政治上推行德行并重的政策，而这些都是在儒家学者按照儒学的理念进行制度建立的辅助下完成的。而元光元年，在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公孙弘等大儒脱颖而出，受到汉武帝的赏识，提出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学确立为官学的建议，汉武帝采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树立了儒学的权威，从此，儒学成为凌驾于学术界之上的官学。
　　三、经学在先秦两汉时期的发展
　　经学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占据了主体地位，它蕴藏了深刻而丰富的哲学思想，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主要形态。
　　经学在先秦两汉的发展历经四个阶段：春秋战国的原始儒学阶段；秦帝国至汉武帝前期竞争独尊学术地位的过渡时期；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到汉成帝时期经学的快速发展、成熟阶段；汉成帝以后至东汉灭亡这一时期经学的衰亡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与先秦诸子学和秦及西汉前期的诸子学、儒道互黜及主导学术派别的选择、经学为代表的汉代文化的形成、经学为代表的秦汉文化学术的中衰等战国秦汉学术转变的四个时期相联系。
　　经学的发展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两汉之际的今古文经学之争、谶纬之学的激荡，出现了种种弊端，由于思想的僵化，经学逐渐走向了脱离现实的经书文本研究中，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在此基础上走向融合，但是也预示着经学走向了衰败。伴随着东汉末年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中国传统学术的格局彻底被改变了，经学的地位也大不如前了。
　　四、结束语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历史和文化学术的双重转型时期，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之下，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构建面向21世纪现代化的文化，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一种历史的角度展开论述，把经学的四个发展的阶段放在先秦两汉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双重视野考察，从经学发展的视角透视秦汉学术的转型问题及其历史规律，对当代学术研究和文化建构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启示借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