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期中日海军兵力补正

　1945年9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了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海军上将代表中国海军参加了受降仪式。自清末甲午战争以来，由于外国侵略和内战连连，中国海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建设和发展。在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中，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海军也是一支重要的抗战力量。作为正面战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双方的海军作战情况进行研究不仅是必要的，对我国海军史的整体研究水平提升也是有益论文联盟http://的。
　　一、七七事变前日本海军在中国的兵力设置沿革
　　自清末以来，日本便一直觊觎我国长江流域的领土和各项权益。日本海军首次向长江流域派遣舰队是在1884年4月中法战争之后，由舰队司令官松村淳藏少将率领战舰“扶桑”（舰长为伊东佑亨大佐）和“天城”（舰长为东乡平八郎少佐）进入上海港，并溯江至汉口，“天城”更沿着华南、台湾方向行动。1885年以后，日本政府决定在长江流域派驻常驻警备舰，遂于1885年4月派遣战舰“清辉”常驻上海，1891年又临时增派巡洋舰“天龙”至上海和福州，“爱宕”至大沽［2］。
　　甲午战争后，由于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了在中国内地增辟通商口岸，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建立工厂等一系列不平等权益，日本政府以日本权益和交通贸易扩大以及居留侨民的增加为由，决定派遣更多的警备舰。1887年，日本政府派遣战舰“摩耶”和“赤城”至华北，“大岛”、“筑紫”和“高隆”至华中，次年增派5艘战舰，1899年，又派遣战舰1艘至舟山群岛、澳门，1艘至台湾、澎湖列岛，1艘至长江福州附近华南沿岸，1艘至塘沽、芝罘、牛庄等华北沿岸，这些舰只的派遣日期大约为6个月［3］。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日本政府以保护侨民为由，由常备舰队向中国派驻“爱宕”、“赤城”、“须磨”和“筑紫”4艘警备舰，其中“爱宕”是于事变爆发当时，列强军舰中唯一停泊于白河内的军舰［4］。后又陆续增派“笠置”、“阳炎”前往大沽。北京沦陷后，“爱宕”和“笠置”返回日本，日本政府又以警戒华北为由，派遣战舰“浅间”、“高砂”、“千代田”和“鸟海”开赴华北，同年11月，上述3舰与“松岛”、“千岁”和“浪速”换防之后返回日本。1901年2月，日本政府决定不在华北设置将官级舰队指挥官，命令常备舰队司令有马新一少将率领“千岁”返回佐世保。
　　在华北发生义和团运动的同时，日本政府还阴谋在东南沿海一带制造事端，企图趁乱扩大在东南沿海的利益。1900年6月，日本政府派遣战舰“筑紫”、“和泉”和“高千穗“至厦门，8月，日本军方阴谋策划了“东本愿寺”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出兵镇压，但由于英国在厦门有直接利益，联合美、法、俄等国军舰入港，日本的阴谋没有得逞，日本政府遂下令逐渐减少驻泊舰只数量，1901年后，由“龙田”和“须磨”常驻华南。
　　日本在中国首次设立常驻舰队是1905年12月，日俄战争结束后，联合舰队解除编制，新设华南舰队，司令官为武富邦鼎少将，下辖“高千穗”、“千岁”两艘巡洋舰和“宇治”、“隅田”两艘新造的炮艇，负责长江流域及华南、台湾沿海的巡航警备。1908年12月华南舰队改编为第三舰队，司令官为寺垣猪三少将，由巡洋舰、通报舰和炮舰等7艘战舰组成，根据需要另外配属驱逐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以保护租界为名，继续向长江流域增兵，增加了便于在内河行动的炮艇。至10月12日，第三舰队中“对马”和“隅田”在汉口，“秋津洲”在上海，“宇治”在广州，“伏见”在宜昌。10月13日，“龙田”、“卷云”、“千早”和“敷波”等舰以及第二驱逐队（下辖驱逐舰“神风”、“初霜”、“如月”和“响”）相继编入第三舰队。12月随着武汉战事平息，第三舰队的编制和舰队序列也做了相应的改变，“对马”和“秋津洲”脱离第三舰队，“新高”、“鸟羽”和“须磨”3舰被编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宣布对德宣战，由于中国政府宣布中立，第三舰队司令官土屋光金少将下令解除“鸟羽”、“伏见”和“隅田”武装，3舰离开第三舰队返回日本。但随着1917年中国政府对德宣战，上述3舰又重新被派往长江流域，负责警备工作。1917年12月，日本海军将“千代田”、“宇治”、“隅田”、“伏见”和“鸟羽”编成第七战队合并编入第三舰队，司令官为山冈丰一少将。1918年8月第七战队独立，编成遣华舰队，担任长江流域及中国沿海警备，1919年8月遣华舰队又改编为第一遣外舰队。1922年随着日本海军军备缩减，第三舰队解除编制，第一遣外舰队遂成为日本海军在中国的常驻舰队。
　　1927年，随着国民政府北伐的进行，日本海军又将巡洋舰“平户”和“对马”以及第九驱逐队编成第二遣外舰队派往中国，司令官为中岛晋少将，第一遣外舰队主要负责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中国沿海，第二遣外舰队主要负责长江以北以及关东州沿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扶持伪满洲国政权，1933年4月设置旅顺要港部，遂解除了第二遣外舰队编制。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以保护在中国的日侨的安全为借口向中国大举增兵，2月2日，日本海军在原第一遣外舰队的基础上重新编成第三舰队，司令官为野村吉三郎中将，下辖第一遣外舰队、第三战队、第一航空战队、第一水雷战队，旗舰“出云”、水上飞机母舰“能登吕”以及上海特别陆战队由第三舰队司令官直辖。同时第二舰队也有部分增兵。
　　1936年在广东省北海一名日本人被杀，酿成“北海事件”，日本以此为借口增兵北海，第三舰队司令及川古志郎中将将派到北海及海口方面的舰只编为“第三舰队南遣部队”，司令官为第五水雷战队司令细萱戊子郎少将，下辖第五水雷战队、“嵯峨”、“若竹”、“球磨”、“太刀风”和“洲崎”等舰。事件解决后，南遣部队将1艘驱逐舰留在海口后，返航马公。10月，南遣部队被解除编制。于是至七七事变前，第三舰队一直是日本海军在中国的常驻舰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