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战略的再思考
本文以战略管理理论的相关理论为框架,结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核心精神,谈谈中国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文化强国战略需要一种动态多元的博弈观战略管理理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型叫战略三角模型(3c模型),该模型是由日本战略研究的领军人物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提出的。他强调成功战略有三个关键因素,即公司自身(corporation)、公司顾客(customer)、竞争对手(competition)。只有将公司、顾客与竞争者整合在同一个战略内,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才有存在的可能。战略三角模型的启示有三点:(1)主体实现战略目标的前提是满足客体的需求。(2)由于存在竞争或替代品,客体具有选择权,所以主体必须比竞争对手(或替代品)更好地满足客体的需求。(3)战略三角中的任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到战略三角的均衡,并必将引起另两方的反应性变化。
从战略三角模型的角度来看,文化强国战略需要一种动态多元的博弈观。国家是文化强国战略的主体,那么,客体和竞争对手如何界定?这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十七届六次会议《决定》提出要“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里的“人民”应该是指中国公民。但是,《决定》中也提出,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的“面向世界”显然表明,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是面向世界的,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质是提高国家软实力,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那么,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就不能仅仅是面向中国公民的,而应该是把全世界的人民都作为文化强国的客体对象。从现实情况来看,中西方文化的格局是“西强我弱”,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的客体首先应该定位于中国公民,文化强国战略首先要满足中国人的精神文化需要,如果没有满足中国人精神文化需要的能力,那么,根本就谈不上面向整个世界去满足全世界人民的需要。所以,文化强国战略的客体定位是多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中国公民,第二层次全球华人和亚洲人,第三层次是全世界的人民。这样就构成了三个文化圈,即中国文化圈、东方文化圈和世界文化圈。中国文化最终将走向世界。文化强国战略的竞争对手也是多层次的,第一层次是同属东方文化圈的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第二层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日本和韩国的传统文化与中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启动文化发展战略,韩国也紧随其后,近年来日本和韩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在东亚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韩流”。日本的动漫、游戏占领了中国的青年人市场,而韩国的影视剧吸引了为数众多的中国中老年人。所以,中国文化强国战略首先要面对的对手是这些同属东方文化圈的亚洲国家。其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发表的数据显示,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文化影响力居世界前六位,中国排在世界第七位,是文化影响力最大的亚洲国家。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7月第12卷第4期郑丽勇:文化强国战略的再思考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面向全球的国度,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与世界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在这种环境下,文化强国战略的客体无疑拥有着文化消费的自主选择权。人们可以自主地选择价值观,自主地选择生活方式,甚至自主地选择国籍。所以,现代文化传播模式是自主选择模式而不是传统的文化灌输模式。强行推行某种价值观、某种思想理念的做法可能会有短期的效果,但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因此,主体必须而且只能把客体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以人为本”不能只是一种口号,主体必须充分关注文化客体的价值需求,并要努力比其他主体创造更大的文化价值、以更好地满足客体的文化需要。
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一直是哲学思考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曾从四个维度界定人的价值:(1)需求性。“需要”是现实个人天然的内在规定性。只有需要的内在冲动才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动因。所以,“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p326)。(2)劳动性。个人需要的满足方式只能是动物不具备的社会劳动,“当人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1\](p24)。(3)社会性。劳动的社会性决定了个人在劳动中必然与他人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成为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18)(4)自由自觉性。人类社会实践的最终结果,毫无例外地总是人化了环境并提高了自由度。这说明,人不像动物那样,只能在自然给予的肉身与环境中适应性地生活。人是能动的实践存在物,他们要通过对环境的改造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因此“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特性”\[3\](p96)。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中,人的需要是指人的欲望未得到满足因而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得到满足的愿望,而人的需要的最主要的内容恰恰就是自由自觉性;劳动不是人的价值追求,而只是人实现价值的手段;人的社会性是人的一种属性,人除了社会性,人还有自我。因此,人的价值可以通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种关系中得到体现。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其本意就是人的价值的全面提升,就是人的主体性在其与自然、社会及其自我的关系中不断得到提升,人的主体性的提升实际上就是表现为人更自由了,所以,自由成为人的价值的本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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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自由不是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代名词,马克思主义也强调人的解放,也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解放的本义就是人的自由,而自由也是衡量人的全面发展水平的最终尺度。只不过,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过程,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然后是提高生活的品质,再进一步的是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人的生活能够更自由、更自在。中国的压力在于,虽然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生活品质已经得到很大的提升,但中国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贫富分化问题还很严重,但是,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的竞争对手们早已完成现代化进程而进入到后现代化时代,对于那些率先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而言,“共同富裕”已经不是目标,而后现代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对他们更有吸引力。这也是近年来国内富裕阶层以及精英阶层大量移民的内在原因。这种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文化需求的不平衡,是文化强国战略必须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求文化强国战略必须要有更开放的心态,允许多元价值观念的并存,建构多元文化共同存在的、自由的、开放的文化发展平台。
二、文化强国战略需要一个超前思维的愿景战略管理的第一要素是对事物发展趋势的把握。管理学理论把远见视为企业家的内在特质,认为企业家最伟大的贡献就是远见,这种远见基于企业家某种与生俱来的直觉、智慧和洞察力,而一旦企业认同企业家的远见并全力以赴地实施该战略,企业便能成为某个领域的创新者和领导者,比如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乔布斯。基于远见,企业家们为他们的企业描绘出一幅灿烂的发展愿景,从而引领企业全体员工向着目标前进。因此,文化强国战略必须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并进而为社会公众呈现一个具有吸引力的、超前思维的愿景。远见是对事物本质的一种洞察,但远见绝不仅仅是一种感觉,作为战略层面的远见,其实质是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而趋势本身就是一种时间序列的产物,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所以,文化强国战略,不仅需要向前看,同时也要向后看。向后看是为了把握趋势,向前看是为了建构愿景。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自近代以来,变革图强一直就是中国文化的主旋律。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保守封闭的文化形态,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借助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传统文化开始面临危机论文联盟http://。儒家士大夫长期以来的文化优越感开始崩溃,中国的精英们开始“开眼看世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不过早期的“中体西用”论仍然坚守“传统文化为体、西方文化为用”的观点,如维新派薛福成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但是,儒家文化的“内圣”与“外王”之间的逻辑被打破了。20世纪30年代,胡适提出“全盘西化”论,胡适认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整合性和统一性,凡是一种文明必须具有物质和精神两种因子,没有一种文明是单一精神的,或者是单一物质的。按照这个逻辑,建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体”恐怕很难与西方大机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之“用”相协调。“全盘西化”论显然是抓住了“中体西用”观的“内圣”而不能“外王”的逻辑断层。但是,“全盘西化”论并没有被中国的文化精英“全盘”接受,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外部文化冲击的时候,中国文化一直采取的就是兼容并蓄的态度,从未有“全盘接受,颠覆自己”之情况发生。
回顾中国近代文化的际遇及变迁可以给我们几点启示:(1)“西强我弱”并不是当下才发生的,而是一直贯穿着整个中国近代史。相对而言,当下中国各方面的状况已经远远好于一个世纪前的中国。只不过,在中国经济强势崛起的背景下,中国软实力没有得到同步的发展,因而,“西强我弱”的文化格局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2)儒家文化绝不是“灵丹妙药”。中国当下文化的弱势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传统文化的断层,“国学热”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但不是解决“西强我弱”的根本之道。因为,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宋明理学将儒家文化推至极致,但宋明两朝先后被外族颠覆,因狭窄的民族自尊心而无限放大儒家文化的价值无助于中国文化的创新和发展。(3)开放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勇气。现代中国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并非原创于中国,它来自欧洲;现代中国民间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佛教也是舶来品,它源于印度。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创建了新中国,宋明儒学从佛教中汲取精华提出性理之学,从而将儒学思想发扬光大。“穷则思变”的内在逻辑是通过学习以最快的速度、最佳的路径改变落后的格局。十七届六次会议《决定》亦提出“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坚持这种开放的心态并勇敢地落实于行动,是改变“西强我弱”文化格局的解决之道。
战略管理用“愿景”这个概念来回答三个问题,即:(1)我们要到哪里去?(2)我们的未来是怎样的?(3)目标是什么?十七届六次会议《决定》提出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的愿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其内涵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公平正义、民主法制、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就是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并在这个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简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愿景是“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
那么,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愿景是什么呢?美国的第39任总统卡特在1977年1月20日的总统就职典礼上讲话中诠释了西方国家对未来愿景的定义。“我们已经达到了高度的个人自由,我们现在正在为促进机会均等而斗争。我们为维护人权所作的承诺必须是绝对的,我们的法律必须是公正的,我们天赋的美德必须保存,强者决不可以欺凌弱者,人的尊严必须提高。”
对比两种愿景,它们有共同点,也有差异点。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需要、人的活动和能力、人的个性以及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其本质是人的主体性的提升,其内涵与西方愿景中的“高度的个人自由”、“人的尊严必须提高”等内容是高度一致的。两者的差异在于:由于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共同富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而西方愿景更注重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强调“促进机会均等”、“维护人权”、“法律公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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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实而言,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贫困悬殊的现状与“共同富裕”的理想相去甚远,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负面情绪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先富起来”的社会精英来说,“共同富裕”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他们更为关注个人的全面发展,因而希望中国能够加快民主和自由的进程,为“人的全面发展”打造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和文化环境。所以,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多层次的、多维度的,一方面要加快现代化步伐,推动区域全面平衡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重视文化软环境建设,而后者恰恰是文化强国战略之本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可以从西方引入马克思主义,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那么,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美好愿景,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一定也可以汲取西方文明的精华,社会主义既然可以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当然也可以有自由民主。
三、文化强国战略需要一个清晰准确的定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目前人类使用的语言至少在5 000种以上,如果说每种语言代表一种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只是这5 000多种中的一种而已。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文明丛林中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这就是文化的定位问题。决定文化定位有三个主要变量:一是东方与西方;二是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三是传统与现代。
东、西方原本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近代以来,人们约定俗成地把欧洲以东的地区(其中主要是亚洲地区)称为东方,而欧洲和美洲称为西方。到了现代,东、西方的概念中又加进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含义。欧美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达国家为西方世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不发达国家为东方世界。就文化范畴而言,东方文化主要是指亚洲地区,包括部分非洲地区的历史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是东方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和哲学体系。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的文化大多秉承自中华传统文化。东、西方文化之分野形成当今世界文化的两大阵营。西方重个人、重竞争,东方重社会、重和谐。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是西方文化的内核。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认为,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出发点,人必须为自己个人的利益而奋斗,为自己才能维持社会正义,爱自己的人才会爱他人和社会,为自己奋斗也是为他人和社会奋斗。儒家伦理价值观念则以孔孟的仁义为核心,它强调社会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只有整个社会得到发展,保持稳定,个人才能得到最大利益。儒家伦理讲家庭和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与道德标准,强调亲属之间、朋友之间,应为一体,天下一家,讲群体意识。西方重利、重法,东方则重义、重情。西方皆有人权宣言,明确政府有责任保护个人的权利,极力弘扬天赋人权说。在一个人人追逐个人权利和私利膨胀的西方社会里,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东方重义轻利、重情轻法。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义利关系上,义是最高价值。孟子强调义理,又肯定人们的求富欲望,但义在利先。人必须受社会道德的约束,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置社会道德于不顾,只有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才去做、去行,反之,则宁可舍弃个人利益直至牺牲个人生命。如人人追逐私利,则与禽兽等同。人必须克制自己的七情六欲,尤其要控制人的情欲,努力追求道德的完美和高尚\[4\]。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日本企业文化上得到极好的佐证。日本是亚洲国家最早面向西方,并且在经济领域获得巨大的成就,日本企业从西方引进大量的管理知识和技术,但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却非常强调整体、强调忠诚,而这种企业文化也被西方管理学者视为日本企业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韩国、新加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并没改变东方民族的伦理观、价值观。
从政治意识形态的分野来看,当今世界两大主流文化分别是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内涵是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文化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础上,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它以个人主义为核心,推崇个人的成功和价值实现;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多元化,技术理性、等价交换与讲求效率的意识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资本主义文化为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变了管理方式和理念;推动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全人类倡导了科学精神,传播了科学思想;它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启蒙思想以及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政治思想对促进人类思想解放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都有着不容置疑的贡献\[5\]。
从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世界分布来看,推崇社会主义文化的国家在当代世界处于少数地位,特别是前苏联解体后,两种文化的对峙格局已打破,在前苏联的各共和国以及东欧和中亚、北非等许多都逐渐传向资本主义文化阵营,即使是在中国,资本主义文化的输入度远远大于社会主义文化的输出度,这正是中国官方做出“西强我弱”之结论的时代背景。
传统与现代的分野也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问题。世界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称之为文化现代化。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次文化现代化和第二次文化现代化。第一次文化现代化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农业社会文化向工业社会文化的转型,第二次文化现代化是现代文化向后现代文化、工业社会文化向知识社会文化的转型。传统文化一般是指工业社会之前产生的文化,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文化。而现代文化一方面继承了部分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否定部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许多新的文化。“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和“科学”正是现代文化的核心内容。现代文化强调理性、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精神,追求进步、财富、变化和自我表现、个人价值和能力的发展,强调效率、灵活、适应、开放和参与意识,推崇信任、责任、成就和公正意向等。所谓后现代文化,又可称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后工业社会文化、信息社会文化、晚期发达或跨国资本时期文化、后资本主义文化等。后现代化与现代化最大的差异在于发展目标。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经济增长,通过工业化和系统的技术应用来扩大有形产品;后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使个人幸福最大化,追求生活质量和生活体验。一直以来,中国的发展片面强调gdp的增长,这种粗放型的发展带来许多问题,如能源浪费、环境污染、信用缺失等。近年来,决策层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注重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这说明后现代意识已经开始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同。
基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和现代化进程三个维度进行文化定位,当前文化影响力在中国之前的六个国家基本上属于同一定位:即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后现代化的。而当前中国文化的定位是东方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既不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也不是完全工业化后的现代化社会,而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未来中国文化的定位应该强调:现代东方文化。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这个无可置疑,而且,中国有责任将东方文化发扬光大;其次,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中国首要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历史证明,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将生产关系拔苗助长,只会受到历史发展规律的惩罚。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要想提高文化国际影响力,必须弱化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只有当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发展成为后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只有当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自由、更自在,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得到更广泛的国际认同。
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着力于经济的发展,偏重于物质文明的建设,那么,未来30年,将是以文化的发展为重点,强调精神文明的建设。因此,文化强国战略无疑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中国发展经济的许多成功经验对文化发展同样适用,比如实事求是的态度、改革开放的勇气、与时俱进的理念等。基于战略管理的系统思考,未来中国的文化应该定位于现代东方文化,实现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与东方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创新,在保留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建构多元文化体系,真正把人的价值放在文化发展的首位,注重人的个性的解放,最终通过人的全面发展来推动整个社会的繁荣和进步。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