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复兴与民族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论文联盟http://
　　
　　近年来，中国在对外交流上一个奇特的现象正在引起世人关注。一方面，中国对外经济贸易连年出超，经济综合实力已经超过英国位居世界第四，一时间“中国威胁论”在一些国家甚嚣尘上。这种言论固然包含其试图遏制中国而故弄玄虚的居心叵测，然而，中国经济大国形象正日益得到彰显则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处于严重的入超地位，“文化入超”与“经济出超”形成十分强烈的对比。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结论，据统计，2005年，中国制造了世界20％的冰箱、30％的洗衣机、40％的袜子、50％的摩托车、55％的彩电、60％的青霉素、65％的体育用品、75％的钟表、80％的拖拉机与95％的纽扣。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的比例则是10：1，对欧美逆差更高达100：1。2000到2004年，中国进口影片4332部，出口影片则屈指可数。
　　在影视剧进出口贸易中，“韩流”现象对中国影视剧市场的冲击，更是引起业内人士和学术界的惊叹，不仅如此，“韩流”已经裹挟着韩国制造业商品，在短短两三年内便充斥了中国市场。“2005年，韩国化妆品在‘韩流’影响国家和地区出口额比上年增加35．6％，其中对中国出口6273．1万美元，居于首位；而对‘韩流’影响范围以外地区的出口则呈萎缩态势”。无疑，这种以文化产业为开路先锋的“扩散效应”，在颇具战略意图的深谋远虑中，使其文化的“软实力”作用已经得到彰显。
　　由此观照中国，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明，曾经长时间引领世界文化潮流，并有着千姿百态、闪耀着中国人智慧结晶的中国文化产品，如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尴尬的情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文化产品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弱势”地位?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值得认真对待的严肃课题。尤其在文化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当下，更是一个事关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现实问题。
　　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上自中央，下到具体的文化单位，乃至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在wto的框架内，中国的文化安全、甚至文化危机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令人忧虑。因此，振兴中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相关问题，已成为如今最时髦的话题之一。其中，中国文化产品为什么总体上缺乏竞争力的问题又尤为突出。如果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文化生产资源浪费、效率低下；或者一些文化经营性单位观念滞后、缺乏创新和活力；抑或因受制于技术水平低，使文化产品的艺术形式、生产手段等不能适应现代人的文化需要等种种原因是主要症结所在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上世纪80年代诸如《四世同堂》、《渴望》、《上海一家人》等电视剧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其中《渴望》的播出几乎达到万人空巷的程度；历史剧《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也曾风靡东南亚影视剧市场。在此，笔者丝毫不否认上述关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滞后原因的分析，甚至十分赞同这些观点。但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以内容取胜，并因此又被称之为“内容产品”的文化产品，如果失去了“内容”的独特性，失去了对本土文化的自觉意识和特有的文化精神，最终必将导致其文化产品如同一般工业品一样失去差异性，甚至成为某些民族文化的复制品，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则将大打折扣，文化产业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竞争乏力的情况则在所难免。“一个人只有对自己有着更深刻的了解，才能去拥抱其他的事物；只有对自我认同有着更深刻的把握，才能拥抱其他更多的可能性”。换言之，如何在时代变化与保留传统价值之间找到平衡，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文化遗产，尤其是文化精神遗产，是中国民族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必然选择，抑或是做大做强民族文化产业的重要前提。
　　
　　二、文化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近年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格外引人注目。从“蒋庆读经与龙场会讲”，曲阜市政府前所未有地以政府的名义举办祭奠孔子的活动；从2004年北京的文化峰会和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到中国人民大学创立国学院(2005年5月)，并由此引发了迄今为止仍方兴未艾的一股强大的振兴中国文化的思想潮流和广泛的讨论。参与讨论、或争论的学者既有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等学术界的大家，更有众多中青年学人，乃至普通网民。尽管从总体上看，这场争论似乎尚未脱离“五四”时期那场文化论争关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巢臼，但是，对文化精神缺失危机的忧虑，对重建中国文化价值之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振兴民族——国家的意义，则成为学界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才是这场争论的关键所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们不可能成为在文化精神意义上的西方人，我们不可能把西方的灵魂引入到我们的内心深处。放弃中国文化精神的唯一结果，就是中国人之丧失文化生命。没有文化生命，我们就不会有德性和创造性。……因此，可以相信，在当代情势下复兴中国文化，重新寻找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必将成为一个普遍的要求。”
　　回顾100多年来的现代化历程，中国文化已经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在社会道德方面，“三纲”观念已受到激烈的批判，计划经济时代基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而过分压抑个人权利的弊端也得到匡正，“但是新的道德范畴体系”却未能建立起来，致使道德失范问题凸现，并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正常运转造成负面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人们呼唤振兴中国文化的思潮方兴未艾之时，主流舆论对中国文化给予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关注。从中共中央关于“和平崛起”理念的提出，到胡锦涛“八荣八耻”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高度概括，无一不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光大，无一不是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诠释。这反映了社会的普遍要求，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坚持和传播中国文化精神是民族文化产业走出去的重要保障
　　
　　由上述可见，无论是出于“和平崛起”的国家意志的战略需要，还是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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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考虑我们的文化资本、本土论文联盟http://价值的当代意义。中国文化精神要在建立“宇宙秩序”中担当起“共同参与创作者”的职责，就必须坚持和传播中国文化精神，让民族文化产业走出去。
　　首先，在广泛的国际文化交流中，我们应该生产出更多的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文化产品，让中华文化精神在构建世界普遍价值中发挥重要作用。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物，物质载体和精神内涵构成了文化产品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双重属性。其中，物质载体的本身性能对文化产品的效用也将产生重要影响，但是，文化产品的效用主要不是取决于其物质载体的自然属性，而是决定于其精神内容或思想感情内容的社会属性；不是取决于它对人们物质需要的满足，而是决定于它对人们精神需要或观念情感需要的满足。因此，观念情感和精神属性无疑是文化产品的本质属性。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广泛的文化交流中，我们首先输出的应当是“中国理念”——中国文化基本精神。
　　张岱年先生新近出版的《文化与价值》全面论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认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等思想涵盖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而这些思想中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整体观念，充分尊重人的人本主义精神，始终奋发进取、顽强拼搏的刚健精神和“厚德载物”的兼容并包、博大宽厚的和合思想，对于当代全球伦理价值重构中，匡正“泛科学主义”的滥觞对人的存在的忽视，肯定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统一，尊重各国文化的“护本意识”和创新意识，建立世界文化“和而不同”的价值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构建独具特色的国际教育体系和足够强大的传媒实体，为传播中国文化价值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文化价值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教育体系和媒介宣传两大渠道完成的。其中，留学生教育是主要的国际教育体系，国际语言教育是重要的手段之一。中国不仅要向世界出口电视机，而且还要出口电视机所播放的内容。而要让其他民族理解中国文化精神，语言教育首当其冲。因此，尽管人们对中国将在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100所孔子学院的问题仍存在争议，但笔者认为，面对中国经济日益崛起和世界上汉语需求呈上升趋势的状况，这不失为一种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传播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选择。
　　如果说汉语言的国际传播渠道古已有之，源远流长，并已形成体系，尚有一定竞争力的话，那么，媒体对外传播的实力则令人堪忧。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媒业在过去20多年里得到快速发展。中国“传媒实力”已经超过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结构很不均衡。这主要表现为，“国内传播和传播基础实力相对较强，与美国的差距较小，而国际传播和传媒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不仅与美国有巨大差距，而且与日本、英国、印度和德国等国家也有很大差距”。在当今信息社会时代，传媒不仅是国家在国际舞台扩大影响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约瑟夫·耐(joseph．s．nye)认为，冷战的胜利和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是通过新闻、娱乐、广告等“软力量”得以实现的。由此可见，如果要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我们必须增强国际传播的能力和传媒经济的实力。诸如加强对外宣传力度，加快互联网建设和传媒业改革的力度，使之增强国际竞争力。
　　第三，注重文化传播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密切结合，创造更多的适应现代人、乃至世界其它民族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就内容而言，虽然我们强调本土文化意识，重视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希望中国文化在建构世界价值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决不是在概念体系上的回返，而是在当下生活境遇中的返本溯源。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精神的简单回归，都无助于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之所以不断强大；中华文化之所以历经数千年，成为世界四大文明中最具生命力的文明，无一不是遵循了文化“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发展规律。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在于创新，在于善于以开放的胸怀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诚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文化自觉’的含义应该包括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当季羡林先生大声疾呼用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时，他指出，这种“取代”不是消灭，而是通过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因此，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特有的民族性，而且更在于其包容变革的时代性。事实上，“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种判断只反映了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而文化本身所固有的包容性特征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才能使这个民族的文化长盛不衰”。在此方面，近年来，韩国文化产业将儒家文化与工业化背景下的大众文化紧密结合而取得成功的事例即是最好的佐证。以韩国影视剧为主要内容的“韩流”，之所以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掀起阵阵旋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其影视作品所张扬的“儒家伦理情怀”与现代人生活的巧妙结合，从而适应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人们的价值追求和审美取向。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和传承地的中国，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吸取和借鉴的。此其一。
　　其二，对于文化产品的艺术表现形式，则应当在彰显中国元素的基础上，努力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把握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使我们的文化产品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和价值取向上的普遍适应性，使之更加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如，川剧《金子》将西洋歌剧与川剧唱腔融会贯通，一改传统川剧高、尖、细的单调唱法，从而增添了川剧音乐的优美和感染力。《云南印象》自2003年问世以来，就已经在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100多场演出。她的成功正是由于整台舞蹈既是源于云南12个少数民族舞蹈的基本元素，充满中国风格，但又绝非原生态民族舞蹈的再现，而是通过改编、创作，将云南少数民族舞蹈特有的粗狂、质朴的特点与现代舞热情、奔放、向上的艺术张力相结合，并用这种独特的肢体语言来诠释人类与大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来颂扬生命与信仰之美。而“女子十二乐坊”所依托的是最具中国元素的清一色的民族乐器，但她们却打破了民乐演奏正襟危坐、含蓄内敛的传统风格，代之以超短裙、露背装、站立表演，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并且身体还随着音乐的起伏颤动，可谓离经叛道。然而，她们却将中国传统的民族器乐与时尚的现代音乐元素有机结合，使其作品既保留了浓郁的中国民族音乐色彩又兼具时尚与流行的世界音乐风格。同时采用现代高科技的声、论文联盟http://光、舞美等手段，使之达到完美的视觉与听觉的双重效果，成为了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成功案例。
　　大量的事实证明，在全球化和世界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下，民族文化产业只有在坚持文化的本土意识的基础上，在保持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注重世界文化潮流，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创造性地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成现实的文化资本，生产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人审美情趣、行为方式和消费习惯的产品。只有这样，才能使民族文化产品获得广阔的市场，才能改变中国在对外文化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以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借助实力强大的民族文化产业，通过大量具有“中国概念”的文化产品的输出，使中华文化在构建世界伦理体系中作出应有的贡献，进而使民族文化获得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当今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路径之一。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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