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苏格拉底;孔子;理性精神;情感因素
论文摘要: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生成了苏格拉底与孔子不同的伦理思想。苏格拉底提倡“美德即知识”,认为理性知识才是导致善行为的根本原因,情感则是导致恶的行为的根本原因,表现了崇尚理性的特点。而孔子力主“仁”、“孝”思想,认为血缘亲情是道德的终极因素,彰显情感。
人是理性与情感的统一体。伦理思想作为人类文明成果,就必然体现理性和情感的内容与特点。伦理思想虽为人类共同之现象,但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伦理问题之提出与解决之方式是不同的。代表着东西方文明源头阶段的先秦与古希腊时期,在伦理思想上对理性与情感,显示了不同程度的侧重和凸显,这一特点鲜明地体现在这一时期思想集大成者—孔子与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上。
一、苏格拉底伦理思想的理性精神
1.“美德即知识”产生的历史背景
苏格拉底(前469一前399年)是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古希腊三杰”之首,被西方学者尊为圣贤。苏格拉底的哲学核心是道德哲学,而这一核心又集中体现在“美德即知识”这个命题中。苏格拉底的世界观是一种自然哲学的世界观,这种自然哲学向自然寻求始基,比如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美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等等。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学理原因,正是对这种早期自然哲学的怀疑。苏格拉底实现了哲学从“自然”向“自我”的转变。正如罗马时代的著作家西塞罗所言:“苏格拉底以前的早期哲学,研究数、运动以及万物产生及复归的源泉……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了回来,引人城邦甚至家庭之中,使之考虑生活和道德、善和恶的问题。”
此外,苏格拉底实现哲学的转向及对伦理问题的关注,也是由当时雅典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并适应了这种历史状况。苏格拉底的一生经历了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由兴盛繁荣到腐败衰落的全过程。“战争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使雅典的民主政治受到了致命的摧残,农村经济和城市工商业遭到严重的破坏,而且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处于极大的危机和混乱中,使得人性普遍堕落,传统道德处于崩溃的边缘。苏格拉底作为那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对传统的知识提出了疑问,他要在伦理道德领域寻求真知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光辉命题。
2.苏格拉底论“美德即知识”
在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命题中,“知识”是有其特定含义的。苏格拉底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知识”概念:苏格拉底的“知识”不同于以往的自然哲学家所讲的知识,那些知识是从对自然现象的直观中得来的,而苏格拉底指的主要是关于人自身的知识;也不同于智者学派所讲的知识,智者学派主要从人的感觉人手建立知识,认为所有的感觉印象都是真的,感觉是千变万化的,所以真理是相对的,而苏格拉底认为只有通过人的理性所把握的常驻的绝对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可见,苏格拉底所谓“知识”,不同于感受,不同于流行的意见,而是一种理性的、必然的真理;既不是自然的物理知识,也不是自然的数量知识,而是对善的知识,对“自我”的知识。总之,苏格拉底的“知识”即是对“美德”的理性把握。
那么苏格拉底的“美德”又是什么呢?“美德”一词,希腊文为axete,其含义相当广泛,它不仅指人的优良品质,也指任何事物的优点、长处和美好的本性,苏格拉底将人的所有优秀善良的品质,诸如正义、自制、智慧、勇敢、友爱、虔诚等都称为人的arete,英译为virtue,汉译为美德。苏格拉底所谓“美德”,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而是一个实践的概念,正如饼之所以为饼在于它能充饥一样,人之所以具有勇敢的美德,在于他践行“勇敢”。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苏格拉底把现实生活中各种美德同智慧联系在一起,他说,正义的事和其他一切美德都是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而好的;凡认识这些事的人绝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事的人也绝不可能把它们付诸实践;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所以智聪的人总是做美而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而好的事。既然正义的事和其他美而好的事情都是道德的行为,很显然,正义的事和其他一切道德的行为就都是智慧。在苏格拉底认为的其余美德中,诸如勇敢、虔诚、自制、友爱等也无不与智慧、知识相关。例如,他说:“勇敢而不谨慎,岂不是一种莽撞?一个人若是没有理性,勇敢对他来说是有害的,但若是有理性,这对他岂不就有益了?”“而对于节制和敏悟也同样可以这样说;不论什么东西,如果有理性地来学着做,就是有益的,但若没有理性来做,它们就是有害的。”可见,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出自人共有的理智性,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而知识是其中的共性,任何美德都离不开知识而存在。
综上,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本意为:人们通过自己的理性所把握的对于人的本性的认识就是美德。这样苏格拉底就将人的道德本性直接建立在人的认知本性的基础上,明确肯定了理性知识在人的道德行为中的决定作用,在古希腊以至整个西方哲学中首次建立了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
二、孔子伦理思想的情感因素
1.“仁”学思想的产生及历史背景
孔子(前551一前479年)名丘,字仲尼,被尊为“圣人”。孔子生活的主要时期周朝日益衰微,正是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孔子不满意当时礼乐崩溃、社会秩序混乱的状况,提出了仁学思想。“仁”的概念在孔子以前已经出现,但以“仁”来统率整个思想体系,却是由孔子开始。仁的字义,许慎在《说文·人部》中训为“仁,亲也,从人从二”。即二人之间的亲爱之情、人与人之间的亲爱关系就是仁,仁字本身的基本含义就是相亲相爱。孔子第一次对人与人之间的亲爱关系加以系统阐述,以“仁”学来表述他的基本思想。
2.孔子论“仁”学思想
孔子率先在道德领域内自觉地确立了人伦情感为主导的精神,代表了儒家伦理的主流方向,并且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孝为仁本”,在孔子看来,“孝”的根据就在于父母之间的血缘关系。“孝”是“仁”的根本。《学而》: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段话虽出于孔子的弟子有若之口,但最能体现孔子“仁”的思想。他与宰我的对话,之所以特别强调“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正是为了凸显父母生养子女的血缘关系就是子女孝敬父母、实行三年之丧的终极理由。匡亚明先生在《孔子评传》一书中指出孔子“很重视亲子之间的情感因素,认为孝是由父母对子女的爱引起子女对父母的爱。在这爱的基础上产生的尊敬的心情,愉悦的颜色,乃至奉养的行动,必然是纯真无伪的情感流露”。此言可谓一语中的。事实上,孔子强调的诸如仁、孝、梯、慈、爱、忠等道德规范,无一不渗透着十分浓郁的情感内涵。这样,他凭借以“孝”释“仁”、以“仁”释“礼”的做法,把血缘亲情看成是判定一切行为是否可行的标准。
其次,“仁者爱人”是“孝梯”的放大与外推。正是从这种依据血缘亲情对于“孝”的正当合理性作出的有力的论证出发,孔子进一步提出了“仁者爱人”,主张通过“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为政》)的途径,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实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颜渊》)的理想目标。也就是说,孔子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父子之爱,兄弟之敬,但“仁者爱人”深厚的根源是家庭血缘的亲情之爱。应当说,孔子从血缘关系中发现了人的道德情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由此出发,进而对人类都要充满爱。这种情感是发自内心的,本质上是一种生命关怀,比所谓抽象的人类之爱更加切实得多。
最后,理性知识在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位置与作用。孔子也肯定了知识(“知”和“智”)在道德中具有的积极意义。但他既没有把“知”看成人的独特本质,也没有把“知”看成是“孝”和“仁”的理由根据。“知”在孔子那里不是指把握自然科学的知,而是把握人生活动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知,爱亲要有亲的知识,忠君要懂忠君的道理。“仁者安人,知者利仁”(《里仁》),明确地把知的任务规定为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有了这种知,就会利于人的行“仁”。在其伦理思想中,“知”的地位远远也低于“情”。他曾明确指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从而清晰地把认知置于意志和情感之下。从“知者利仁”,也可以看出,知对于仁来说,不是体而是用,是有利于实现仁的技巧之知,不是为知而知,而是为用而知,为行而知。此外,孔子还把“情”视为“知”的主宰,认为“知及之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卫灵公》),强调“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他的弟子子夏甚至主张:“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因此,如果说在希腊哲学认同的“四主德”中,“智慧”总是统辖着“勇敢”、“自制”、“正义”,那么,在儒家伦理思想中肯定的“四主德”中,“智”却总是从属于“仁”、“义”、“礼’,。
因此,孔子主张以“孝”作为基础,把血缘亲情看成是道德行为的理由根据和基本原则,用富于情感的道德来规范个体的感性欲望,情感与道德有一致的一面。
三、结束语
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生成了苏格拉底与孔子不同的伦理思想。苏格拉底强调理性的知识,而孔子则彰显情感。苏格拉底把理性知识与感性情感区分甚至割裂开来,强调二者在道德中领顽,认为理性知识才是人的道德行为的根本原因,把道德与知识等同,主张道德之理仅存在于理性知识之中,善恶是非也只能由知识这个标准来判断。相比之下,孔子虽然指出了知识与情感之间的差异、但没有突出二者的冲突与对立,而是认为血缘亲情才是道德行为的根据,明确将情感置于知识之上,主张道德之理存在于情感之中。结果,苏格拉底就将一切德性终极性地归属于理性知识,而孔子则将一切道德规范终极性地归属于情感。因此,我们研究苏格拉底与孔子的道德哲学对于实现中西文化的交融、互补,对于构建当代中国文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