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藏族；丧葬；文化。
　　[摘　要]藏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先后存在着火葬、石葬、墓葬、天葬、塔葬、灵葬、树葬以及水葬等丧葬形式。由于受到历史、地理与宗教的交互作用，藏族的丧葬仪式逐渐发生变化，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具高原特色的丧葬文化。
　　丧葬习俗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
　　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高原特色的丧葬文化。从文献史料和考古遗存看，其丧葬形式有火葬、石葬、墓葬、天葬（鸟葬）、塔葬、灵葬（灵塔葬）以及树葬、水葬等。
　　由于历史、宗教以及自然条件等原因，这些丧葬仪式逐渐发生变化。
　　一、火葬。
　　历史上，火葬是藏族人对最敬重的人使用的葬法。朶藏才旦、格桑本所著的《天葬———藏族丧葬文化》中讲道：“藏传佛教佛僧大德们仿效佛祖及印度火化的丧俗，纷纷执意火化，把火葬清高化、神秘化，成为表现一种社会等级的葬俗，随之又有附庸风雅、自视高贵的王公贵族、土官头人大批加入火葬之列，有意无意地排斥了平民阶层，使火葬变成了统治阶层的丧俗，成为上层人士的‘专利’，平民只能望而却步，不敢加入。在有的地方，平民若实行火葬，则受到社会的非议和打击。”[1]此外，这从有关文献对西藏历史上天赤七王死后“尸体像彩虹一样消失”的记载中也可以得到佐证。藏学专家土登彭措先生在其所著的《藏史纲要》中写到：“天赤七王进行火葬之后烟火像彩虹一样飞上天空之后烟消云散。”[2]《东嘎藏学大辞典》中也讲道：“苯教认为天赤七王……死后抓着头顶上的白色绳子，像彩虹一样消逝在天空。”[3]
　　这里讲的“白色”的绳子，应当指的是火葬时冒出的烟。然而，也有一些专家学者不同意这一看法。陈立明、曹晓燕在《西藏民俗文化》一书中即认为：“史籍中记述的天赤七王死后不留尸体在人间，像彩虹一样消逝在天空，实际上反映了藏族远古时代人死后‘弃之中野，不封不树’的野葬习俗”。[4]朶藏加和德吉卓玛等学者则认为“天赤七王”死后之所以不见尸体，是因为巫师及卫士们将其秘密运至最险要、最偏僻的地方藏匿，以避免国王尸体被人们发现，而秃鹫则是将国王尸骸带到天界去的具有神奇功能的“天神”。
　　以上看法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但是仔细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这种见解是不合情理的。
　　因为一个受人民敬仰爱戴的像神一样的赞普是不可能被“弃之中野，不封不树”进行野葬的。在佛教观念还未进入藏地时，他们的尸体也不可能被运到最险要、最偏僻的地方，由秃鹫将其带至天界，因为当时藏族人的脑海里还没有产生把秃鹫当成天使般的神鸟的观念。那么，应当如何解释“天赤七王”死后不见尸体、像彩虹一样消失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对他们进行了火葬。
　　火葬也是佛教推崇的丧葬方式。然而，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兴盛，火葬非但没有成为藏族主要的丧葬方式，反而逐渐淡化并为其他丧葬仪式取代，其原因究竟是为何呢？
　　有的学者主张这是因为当时西藏缺乏木材所致，如焦治平、陈昌文认为：“虽然火葬最为佛教推崇，但实行火葬需要大量的木柴作燃料，这对缺乏木材的西藏大部分地区来讲，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丧俗。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火葬始终没能成为藏族的主要丧俗。”[5]然而，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讲道：“其他王统史籍的记载除了个别方面有出入外，主要的内容，如海水干涸、长出茂密的森林、上中下三部地方生活着的各类动物等，则基本相同。由此证明，藏族关于西藏地貌形成和变化的传说，具有一定的科学根据，不是神话和迷信。”[6]另外，《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还引用了《贤者喜宴》中“众猴因食用果实而变成人，采集树叶当衣衫，如同野兽居森林，好像珞、门之人遍西藏”的记载。[7]历史上，由于喜马拉雅山脉不断升高，导致西藏地区的气候发生变化，但西藏的东南部气候还是比较暖和，有田地、森林存在。因此，若说藏族的火葬习俗因木材短缺而改变，则颇令人怀疑。事实上，西藏的土地与人口的比率也能说明这一观点是不确切的。西藏素有“地大物博、人口稀少”之称，《西藏自治区概况》中写到：
　　“西藏东南部林区是中国最大的林区之一。
　　林地面积165, 789万公顷。”[8]虽然这是现代的记述，但是从中可以看到历史上西藏的森林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在这样森林资源富饶的地区，怎么会因缺乏木材而改变自己神圣的丧葬习俗呢？况且我们已经谈到，火葬是藏族人对最敬重的人最先使用的葬法，因此更不可能因缺乏木材而改变。
　　那么火葬是什么时候开始淡出藏族丧葬史的？《新红史》中记载：“止贡赞普王心乱无缘，因与大臣洛昂战斗，逐被大臣所杀……政权逐被洛昂所夺……筎拉杰，此子成年惑杀死洛昂，继而往迎三兄，逐自波卧地区迎回恰墀，因登王位乃称其为布代贡杰。并建青昂达孜堡。”[9]《汉藏史集》中记载：“虽在贡布色木布建立了第一个陵墓，但是没有安顿在此，这是建立陵墓之始”。[10]《东嘎藏学大辞典》中也讲道：“藏族历史上传说止贡赞普王被大臣罗昂杀害之后有了尸体，此后才开始建立了陵墓。”此外，《西藏王臣记》一书在记述止贡赞普史事时讲道：“止贡以天绳被斩，死后遗体地上……筑墓于秦域达塘，是为筑墓之始。”[11]众多专家学者认为，这即是藏族有陵墓之始，同时也是藏族火葬丧俗淡化之始。罗昂夺位之后，没有把止贡赞普的尸体进行神圣的火葬，而是把尸体扔进河中，以此表达对赞普的蔑视。并对他的三个儿子起名为霞赤、聂赤、恰赤，也是对他们三个的侮辱。罗昂与止贡赞普之战并非是简单的夺位之战，而是宗教之战。《西藏通史》中讲到止贡赞普与罗昂木达子比武是有原因的。据苯教《俱舍音释》称：“止贡赞普的祖父们尊敬苯教法师，提供优厚待遇，他也效法。结果使格辛们的权力膨胀，威胁到赞普的地位。当时传言，‘没有辛苯发话，王不敢降旨，大臣不议事；不唱辛苯歌舞，君臣不歌舞’，最终导致大辛苯法师凌驾于赞普之上。于是，大臣勒赞协等对止贡赞普说：头上帽子过大，会累得汗流浃背；美食吃的过多，也会引起反胃；听任别人的虱子爬到自己腿上，最后它会爬上你的头顶。现在赞普与诸辛苯教师长权势相当，如果这样下去，到了赞普子孙之时，权力肯定将被苯教夺去，大概赞普不会下令杀死苯教师们，那么就请下令把苯教师们驱逐到边远地方去吧。”[12]大臣们这样反复陈述，使赞普也对苯教徒感到忿怒，并认为大臣们言之有理，于是希望留下护身苯教师，将其他苯教徒全部逐至边疆，灭除苯教。在平措次仁先生所著的《西藏地方历史年鉴》中对此有更详细的论述，在此就不赘述了。
　　布代贡杰夺位之后，开始推行他的宗教观点，废除以前聂赤赞普时代的附体苯波，代之以止贡赞普的流苯。在丧葬仪式上，他既不实行属附体苯教的火葬，又不实行民间流行的石葬，而是实行墓葬，但赞普和贵族的墓地比普通老百姓的宏伟得多。正是因为藏王墓的建立，开始使墓葬的方式规范化、风尚化，逐渐形成了规模，从此以后火葬就逐渐走向衰弱，取而代之以墓葬，即所谓的土葬。
　　二、石葬、墓葬。
　　石葬是藏族最古老的丧葬法。最早藏族祖先把亲人的尸体放在荒山野地让野兽来吃，后来感到把尸体埋在地里比放弃在荒野好得多，如此一来石棺葬开始慢慢盛行。石棺墓是用石板、石块拼砌建造棺室的墓葬，藏族的石棺墓具有自己的特色，采取整块的石板砌筑成棺，每个壁是一块完整的石板，墓室没有底板石，直接建在坚硬的沙石上，墓口上封盖数量不等的盖板石。石葬在聂赤赞普时期就已经开始实行，这从地下挖掘的卡若遗址以及其他考古资料可以证明。霍巍在《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中讲道：“现有的考古资料充分证明，西藏石棺墓葬是西藏史前丧俗中最主要的丧俗。”[13]考古研究发现，新石器时代藏族普遍实行石葬，如在藏族最早发祥之一的山南地区，其南部隆子、错那以及中部乃东等地发现了早期的石棺葬遗址；拉萨、日喀则、昌都、林芝也都发现了石棺墓。20世纪20年代在藏北高原和西藏中部，近年来在拉萨、昂仁、阿里等地，都发现了吐蕃政权建立之前的石丘墓葬。此外，《根敦群培著作》第三集中也提到“古代藏人死后尸体埋在地里，当时没有文字”。[14]到了止贡赞普时期更加盛行，此后又出现了藏王墓的丧葬习俗。墓葬和石棺墓持续到后弘期。由此可见，石葬是藏族祖先很久以前就使用的一种丧葬习俗。墓葬主要是用于藏族王室家族，其规模宏伟，墓内的陪葬品也很多。史书《西藏王统记》中记载：“内罗网用珍宝满，殉葬华贵名声著。”有人把墓葬等同于土葬，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事实上，在藏族的丧俗中，土葬一般用于埋葬那些得了麻风、炭疽、天花等传染病死去的人以及被刀砍死的人，是一种非主流的葬法。那么，墓葬、石葬习俗是怎样衰微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陈立明、曹晓燕在《西藏民俗文化》中写到：“在土葬向天葬过渡期间，是多种丧俗并存，葬式无高下优劣之分；有的学者认为此间藏族曾普遍实行火葬，认为土葬与天葬之间的缺环应由火葬来衔接。藏族丧俗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的变革和宗教信仰的改变，与佛教的传入和藏传佛教的形成密切相关。”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佛教传入西藏以后，墓葬、土葬开始瓦解。焦治平、陈昌文在《论地理和宗教在藏族丧葬风俗中的作用》中认为，由于藏族以畜牧为主、未形成入土为安的观念：“藏区多山的特点造成了可耕种农作物地区面积很小，加上海拔高造成的寒冷、低温，使这块土地无法提供人类需要的大量粮食，藏民族主要依靠畜牧业来维持生计，对土地的依赖性不强，从感情上疏远了土地，以土为本与土地相依为命的观念未能深深植入藏族人的心中，入土为安的意识从未成为藏族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土葬在869年的平民和奴隶起义后迅速崩溃的一大原因。”其实，对土地的依赖和利用早在布德贡杰时期就已经开始。《贤者喜宴》、《新红史》等书记载：“西藏七位智慧大臣之首是如来杰，智慧之事烧木制炭，从矿石提取金银铜铁，开垦荒地引导溪水，做犁轭把草场变农场，河水上造桥，耕种粮食从此而来。”从上述可以证明，藏族祖先早已把土地看成是维持生命的最宝贵之物。藏族祖先非常重视土地的利用，并与土地相依为命，因此把国王尸体进行墓葬、把百姓的尸体进行石葬（石棺葬）是有其合理性的。英国学者麦克唐纳所著的《旅藏二十年》中则认为是由于冬季严寒难以挖掘墓穴之故：“因藏地冬季极寒冷，地冻如石，如欲挖掘坟穴，先须用火，将地面焚烧，而同时又极缺乏火柴，故以天葬为便。”帕尔在其《西藏志》中也写道：“处置尸体最普通的方法，即裂尸于藏野，以飨兀鹰，其原因为土葬则地冻难挖，火葬则乏柴薪，水葬则污及饮水，故拉萨四周之平原，以及边旁之山谷，有数地，即划出专作鸟葬之用。”然而，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第一，上文已经谈到西藏森林的数量和人口的比率；第二，如果西藏的气候寒冷而不能挖土进行土葬，那么上文提及的吐蕃王朝庞大的墓葬从何而来，数不尽的石棺葬又从何而来？此外，生死没有规律，人死亡并不一定都发生在冬季。因此，土葬（石棺葬、墓葬）瓦解的主要原因并非地理自然因素，而应与苯教的衰败和佛教的兴盛密切相关。
　　三、天葬（鸟葬）。
　　许多学者谈道，天葬是佛教传入西藏以后产生的，但是没有具体的年代和创始者。如果说天葬是随着佛教传入西藏以后而传入的话，至少应该是拉脱脱日年赞时期。而这个说法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因为那时候还实行墓葬和石棺葬，目前发现的松赞干布等的许多墓葬是拉脱脱日年赞以后出现的。天葬盛行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帕当巴桑杰时期，也即12世纪帕当巴桑杰第三次到西藏推行他的希杰派（断行教诫）时期。东嘎教授在《佛教教派研究》一书中讲得非常清楚：“在西藏把尸体喂鹫起源于帕当巴桑杰时代。在这之前尸体进行土葬（石棺葬、墓葬）和火葬。”[15]贡嘎旺久在其《藏族丧葬习俗》（《西藏研究》藏文版2009年第1期）中也写道，“天葬开始实行的时间为帕当巴桑杰时期（1113年）。”[16]藏族人之所以接受天葬，是因为它比起苯教的活人殉葬、杀牲祭祀方式要仁慈进步得多，且不致因祭祀中大量牲畜被杀而影响其生活资源。东嘎教授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中讲道：“这种早在聂尺赞普以前就已流传于西藏的苯教，名为‘附体本’，它是在原始宗教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崇奉五界神、地方神、守舍神、战神、娘舅神等不同神祈，要杀奶牛、山绵羊、鹿等牲畜祭祀这些神，认为不但人死后可以转生为鬼神，神死后也会转生为人。”[17]意大利学者杜齐在其《西藏的苯教》一书中引用了古代藏文文献，讲述苯波祭祀所承担的各种职能：“参加祭祀时要九名苯教学者，这种仪式中要规定由一名洗涤之苯来主持，他应以一把长柄大勺使祭祀的牲畜接受仪轨性的净礼，而召神的任务则落到了修苯的头上。这些行为导入了祭祀仪式。当祭祀仪式结束时辛苯从角上抓住了牲畜以举行宰杀仪式。”由于苯教祭品需要大量的牲畜，给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而帕当巴桑杰所推行的希杰派所讲的是因果关系，人死后还有轮回，特别强调慈悲为怀。把自己的身体施舍于秃鹫作为行善，这对百姓的牲畜没有影响，因此广大藏族百姓很快就接受了天葬。更重要的是759年，在墨竹苏丕蒋布才宫前面，佛教和苯教徒进行了辩论，结果苯教徒失败，赤松德赞将苯教徒驱逐到阿里象雄地方，将所有苯教经典收集起来，一部分弃于水中，一部分压在桑耶寺的黑色佛塔下面。同时制定法律，规定给活人和死人念经时不得宰杀牲畜做血肉供，除信仰佛教外，不得信奉苯教。但赤松德赞却将苯教的修福祈祷、禳灾送崇、焚尸、熏烟、驱秽、焚魔等部分仪轨保留下来未予取消。可以说，天葬的流行是土葬瓦解的主要原因。

　　四、塔葬。
　　塔葬最早是在印度实行。《东嘎大辞典》写道：“塔有三种，舍利子塔，肉身塔，以及放有佛经等珍贵物品的塔。”西藏最早出现的塔葬是在赤松德赞时期。8世纪赤松德赞为了修建桑耶寺弘扬佛教，特邀请印度大师希瓦措来藏。希瓦措亦称静命、寂护，古印度佛学家，生于孟加拉，为萨霍尔王之子。他在西藏十余年，最后死于意外，为了纪念他在西藏弘扬佛教所作的贡献，按照印度佛门的传统丧俗，在山南哈布山后修建了舍利子塔。这是西藏实行的第一座舍利子塔葬，距今有1300年的历史。从此以后，塔葬成为藏族的高僧和活佛的葬仪。那么，肉身塔、灵塔在西藏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关于肉身塔的问题，朶藏才旦、格桑本在《天葬———藏族丧俗文化》中讲道：“藏传佛教五大教派中，注重戒律的格鲁派后来居上，一统天下，居于统治地位。它的最大特点是有一套严格的戒律管理僧侣队伍。这支职业宗教队伍在形式上与外界俗事隔离，而且它有着众多的坚实的弘扬佛教的基地———大大小小的寺院。寺院的主持活佛，在相当一部分地区是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尤其是五世达赖喇嘛在蒙古汗王固始汗的扶持下，建立起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后，政教权势集于一身。经济基础雄厚，政教影响深远，德高望重，蜚声中外，其葬礼自然不能和一般佛位的活佛等同相待。格鲁派为他首先创立了法体肉身塔，也称作灵塔。”在《东嘎藏学大辞典》中讲道：“在过去西藏的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加派，格鲁派等教派有三十多位圣者灵塔，有的超过一千多年，大多数有七百多年的历史。”《贤者喜宴》记载：“香巴噶举的创始人大学者琼布瑜伽师临死前对其弟子们留下遗嘱，死后要进行灵塔葬。但是他的一些弟子不愿意这么做而要进行舍利子塔葬法，这样他的弟子们可以分到舍利子。”[18]此外，现在日喀则地区昂仁县日吾寺内，可以见到强达扎西多杰（1540~1578年）的灵塔；在昂仁县达居乡夏如村，也可以见到大译师仁庆桑布灵塔（此大师不是阿里的大译师仁庆桑布）。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灵塔葬是一千多年前已经出现的一种丧葬法。
　　五、水葬。
　　在西藏，水葬是不太盛行的丧葬形式，多适用于地位低下或非正常死亡的人。在赤烈曲扎先生的《西藏风土志》中讲道：“水葬大部分是乞丐及鳏、寡、孤、独等经济地位十分低下的人使用的葬法”。[19]孙之龙在《世界屋脊的民俗与旅游》中讲道：“在雅鲁藏布江河附近，有水葬习俗。尤其是在夏日江河水涨季节，人为水葬并不亚于天葬。”[20]《天葬———藏族丧葬文化》中讲道：“在康区大多地区，只对患传染病者和夭亡的儿童实行水葬。在青海省兴海县牧区，水葬的对象是患传染病死亡的、不正常死亡的，以及夭折的小孩等三种人。”综上所述，由于藏族各个地区的地理环境以及自然条件的不同，其实行的水葬法也有所不同。
　　总之，西藏的葬俗文化随着历史和宗教以及自然条件等原因逐渐发生变化。时至今日，天葬成为藏族最主要、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丧葬方式，其他如水葬等丧葬方式，在某些地区、针对某些特定人群仍不同程度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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