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一直处于客体的位置上，她们是男人欲望的对象，是男人审美的客体，是男人理想的载体。男人将他们的审美欲望和审美趣味强加给女人，并借助强大的父系文化不让她们开口，不让她们成为她们自己，以使她们混淆自己的身份，以为男人所给她们的形象就是她们自己。男人们按照自己强烈的征服欲望与猎弱的性心理塑造着女性。于是乎文学上有了“侍儿扶起娇无力”，有了林黛玉的见花落泪、对月伤心，有了西施的心口痛。弱不禁风、娇滴滴甚至病态成了男人的审美趣味。天然的病弱似乎还不足以满足男人强势猎弱心理，于是又利用缠足来制造人为的病态屏弱美。无怪乎法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娃一句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石破天惊，道出了女人所有苦难的秘密。她在她的女性主义名著《第二性》里详细地分析了在强大的父权文化社会里女人所处的被动与边缘地位。她指出:“女人不是生就成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有决定人类女性有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女性的‘温存，‘柔顺’及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观念仅仅是文化的产物，是社会性构作，而不是由生理特点决定的。”男人这种审美愿望的达成又是通过剥夺女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来实现的。他们迫使女性由社会转向家庭、从公共空间转向私人空间，从而使女人在经济上形成对男人的依附。为了生存，女人必须取悦于男人，必须安于男人指派给她们的角色。因此所谓的女性美，并不是女人自顾自怜自己设计的，而是按照男人审美期待设计的。这种状况使女人始终处在了“被看”的位置上。“为了讨人喜欢，她必须尽力去讨好男人，必须把自己变成客体。
　　既然女人的身份是由男人确定的，是“被看”与“被审视”，那么容貌的坟好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其意义就特别重大了。花容月貌、体态风骚成了女人博得男人垂爱的资本。而对于相貌平常或丑女来说，她们没有了资本，心理上所遭受的打击可想而知。没有了天生的丽质，又要把自己推向“被看”的位置，并寄希望婚姻这根红丝线牢牢拴住男人，这种矛盾的心理本身就充满了痛苦悲凉的意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围城》中相貌平常或丑陋女人，都苦心经营、急于追逐男人。然而追逐的结果不是受到嘲笑与戏弄，就是劳而无功、徒费心力。也许有人会骂这些女人自轻自贱，毫无女人的自球自爱，但我们要知道这种自轻自践中交织着女性痛苦与扭曲的心灵搏斗—不想“被看”，但又不得不主动送给男人看。
    孙柔嘉家境一般，相貌平常—长圆脸，旧象牙色的颧颊上又略有雀斑，两眼还分得太开。要论性感比不上鲍小姐，论纯情比不上唐晓芙，论才学比不上苏文纹，论风雅比不上汪太太，她要把男人围进自己婚姻的城里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虽然和方同行，但并未引起方的注意。她要引起方的育睐只有用心计。所以她把自己严格地伪装起来，装得像人世不深的小女孩—装小女孩的清纯与倍借懂懂。一切在她都化紧为简。首先在装束上打扮得甚为素净，其次在行为上相当简约:在男人面前也像小女孩一样，怕生得一句话也不敢讲，脸上常带滚滚不断的红晕。一口一声赵叔叔，就更突出她的小、她的什么都不懂，凡事要仰仗叔叔照顾了。而正是这一点满足了大男子主义的虚荣心，引起了方鸿渐的注意，激起他的保护欲望与同情心。为此她一出现就在鸿渐的面前摆幼稚、装好奇，故作幼稚地间鸿渐在海上见过大鲸鱼没有(赵辛嵋当时就觉得这个问题是无可猜疑的幼稚)。当方胡扯一气，说他们坐的船险些嵌在鲸鱼牙齿缝里的时候，她又假装惊讶，惊奇的眼睛张得像大大的“o”字。当方在旅店里对老板娘调牛奶咖啡说了一句“只要不是她的奶，什么都行”时，她皱眉努嘴做了个颇可爱的厌恶表情。当方与李梅亭争论时，她在旁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似乎在问你们大人怎么这样呢，摆出的完全是涉世不深女孩的姿态。她工于心计却不露声色，事事把自己放在弱者位置上，放在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子的位置上。她以此来激起男人的同情心与保护欲。当她在学生面前受了委屈时，她毫不掩饰在方的面前抹眼泪;当她收到陆子潇求爱信的时候，会惊惶失措地向方讨教主意。她说的话也好像是涉世未深的女孩:“我照方先生的话去做，不会错的。我真要谢谢你。我什么事都不懂，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只怕做错了事。我太不知道怎样做人，做人麻烦死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么?”“你肯教教我么”一句话就引起了方鸿渐所有温柔的保护心。孙柔嘉高就高在一切都装得天衣无缝，但一切又极有心眼、极有主见。她精心设计“闲话风波”、“家信事件”等圈套，巧妙地利用舆论制造事实恋人或情人的假象，一步步逼方就范。她用李梅亭与陆子潇来打掩护，假装害怕伸手拉鸿渐的右臂，仿佛求他保护，故意让李、陆两人的眼光全射在鸿渐的右臂上，最终让方鸿渐落人自己预设的围城里。孙成了胜利者。但这是怎样的胜利呢?事实上恰恰是女人迷失自我的表现，是她们落人“被看‘，的围城里不能自拔的外在显现。她们把男人对女人的审美理想内化为自己的审美准则，一旦意识到自己不符合男人的审美标准，就感到了嫁的艰难与生存的危险。因此她们要想法设法从“被看”的围城泅渡出去，以达到婚姻的彼岸。

    范小姐对赵辛媚的围猎更充满了悲哀。她因为长得不好看一直没有引起男人的注意，大学四年就是在这样寂寞的情况下度过的，所以她一听说汪太太肯为自己做媒，就开始在心里盘算开了赵辛桐—精心地筹划着围猎他的计划。她听说女人恋爱经验愈多，对男人的魔力愈大;又听人说男人只肯娶一颗心还是童贞纯洁的女人。于是为了两者兼顾，她在赵的面前自编自导了一场闹剧:她向赵送剧本，在剧本上自己写上:to my precious darling. from the author(给我亲爱的宝贝，作者赠)几行英文，佯装曾有好多人发狂地爱过她，但她并未爱过他们，她和赵才是初恋。她一厢情愿地妄想以此来激起赵对她的兴趣，引起他的注意。她为了增加“被看”的资本，向汪太太借涂眼睫毛的油膏，要把睫毛修饰得能衬托出眼里有一种烟水迷茫的幽梦表情;在汪太太的指导下把嘴唇涂得“像印第安人上战场擦的颜色同样胜利地红”;周身的衣服也是精心设计过。为了创造与赵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她假装扭伤了脚，假称忘了拿手提袋。她到赵的住处，故意不断地发笑，发出的笑声“脆得像养花的一成不变房子塌了”一样响，惹得楼上楼下好几个房间人都出来看，以向人宣示她和赵辛相是情人了。她又假装娇弱，在赵的面前多次尖叫，还向赵示意她怕烟味、怕冷。“机关算尽太聪明”，她虽精心自编自演了好几场戏，急于把自己推销出去，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没人要看她的戏。一方是急于“被看”，一方是不要看，不看的原因在于“被看”者不漂亮，不符合男人的审美标准。女人陷入了可悲的“被看”的围城中难以自拔。范小姐大概也深知自己扮演的角色不光彩，但是为了走出“被看”的围城，她必须走进“被看”的围城，其痛苦的心情大概只有她自己才能体会。

    刘小姐虽然意识到女人“被看”的尴尬，反对别人为自己做媒，大声地反抗:“女人就那么贱!什么‘做媒’、‘介绍’，多好听!还不是市场卖鸡卖鸭似的，打扮了让男人去挑?不中他们的意，一顿饭之后，下文都没有，真丢人但她还不是打扮得衣服紧绷绷的去赴汪家的宴，去让男人去挑?生为女人注定逃不出“被看”的围城。不想“被看”，不想被挑，但仍然打扮得很性感地去让男人看、任他们挑，这难道不是一次痛苦的心灵磨难吗?
    有了几分姿色，就有了与男人讨价还价的资本。相比较孙、范二位小姐，鲍小姐、唐小姐、苏小姐的命运要好得多了，因为她们或风骚或漂亮或雅致，所以拥有待价而沽的本钱。“鲍小姐纤腰一束，正合《天方夜谭》里阿拉伯诗人所歌颂的美人条件:‘身围瘦，后部重，站立的时候沉得腰肢酸痛。”，长睫毛下一双欲眠似醉、含笑、带梦的大眼睛，圆满的上嘴唇好像鼓着在跟爱人使性子。她知道自己有资本，所以竭力展示“被看”的姿色—“只穿排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她符合男人“被看”的标准，看得男人心头火起、口角流水。因此她可以让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可以轻而易举地让男人为她留学出钱，可以很快勾引到方鸿渐作为旅行中的消遣。
    唐小姐漂亮得颇为过分，是摩登文明社会的一件罕物: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涡，天生好脸色，不需涂脂抹粉就新鲜得使人一见就忘掉口渴而又觉得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她的笑也是异常地迷人，不笑的时候，脸上还依恋着笑意，像音乐停止后袅袅空中的余音。正因为她是罕物，所以她心气很高，她可以抓一大把男朋友在手里玩弄。她可以有本钱对方鸿渐说:“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他在碰见我以前，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待我。”
    苏小姐年龄虽有些过时，但仍不失典雅端庄—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但脸蛋光洁得像月光泼上去就会滑下来，眼睛里也像闪活着的月亮。所以她自然不乏男人来追求，赵辛嵋、曹元朗就曾葡甸在她的脚下。
    丑陋平常也好，漂亮乖巧也罢，在父系文化中，女性命中注定处在了“被看”的位置上。像鲍、唐、苏三位小姐，或风骚性感，或天生丽质，或端庄雅致，但对女人的评价不是来自她们自己，而是来自男性期待的目光，是男人眼光里的风骚与漂亮。她们自恃的本钱来自男人的赏识，一旦男人不再赏识她们，她们离弃妇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所以她们都竭力利用男人的赏识—“被看”的本钱来加固对男人依附的纽带，巩固自己“被看”地位—做稳了男人的奴隶。因此，生而为女人，无论是漂亮还是不漂亮，此生注定走不出“被看”的围城。从《围城》里女人急欲追逐男人的行为表现中，我们可以窥见父系文化影响的一斑了。徐坤曾经精确地描绘了女人在父权文化下的尴尬处境:“生而为女人，本身就是不幸，就是命苦。一道凄婉哀怨的母性血缘，便是‘我们’共同的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