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明清散文 审美现代性 主体自觉
　　论文摘要:明清散文的审美现代性展示了自觉的人文理想和自由的世界观，文章试图从李费、袁宏道、张岱、黄宗羲和汪中为文为人中发掘出这种审美现代性。
　　审美现代性应该包括:“在现代性的总体性结构和精神氛围中的审美趣味，审美价值的现代性品格和现代性意向。审美现代性展示了自觉的人文理想和自由的世界观，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指主体精神内涵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精神内涵在文学作品中或是以传统的文学形式来表述，或以名目繁多的现代技巧来呈现，但其现代性内核就是人的主体性。明清小品散文就是在这种真善美的价值判断标准下，展现了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从而架构起了与现代审美互通的桥梁。
    真善美作为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东西，与创作主体紧密相连，是创作主体本质力量的显现和创造性的体现，是能贯穿古今文学的审美互通点。明清小品散文正是在这种真善美的标准下，充分展现了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成为明清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审美互通点。
    张岱是晚清散文最后一位集大成者，自幼聪慧灵隽，六岁时即被名士陈继儒引“小友”，自小豪华奢侈的生活养成了他喜欢享受、性情豁达、守大节而不拘泥于小节的性格。在散文创作中又受“公安派”和“竟陵派”影响，形成了其清新流畅、独抒性灵又不失冷峭诙谐之趣的为文风格。
    被袁宏道称为“细行不修，适情任口”，“好刚使气，快意恩仇”的李蛰，虽然好骂，但在他冰冷、尖刻的表面覆盖下，却是一颗充满善意的心。他自己就说:“我口恶而心善，言恶而意善也。”(《三蠢记》)而奠定他文坛地位的名篇《焚心·童心说》，公然以异端自命，倡言“人必有私”，“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抵;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这种独抒性情，敢于言敢于怒的性格不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人的主体自觉，不正是在李蛰本人身上，在李赞的散文中透射出的审美现代性吗?读过明清史的人都知道李蛰是因言而获罪，最终招来杀身之祸。袁中道曾再三说过，李赞写文章最大的特点是“别出新眼”。这里的“别出新眼”就是指喜欢读史、谈史、以史喻今，在那个对于所谓“大君子”敢怒不敢言的时代，李蛰的“默虚文，崇实用”虽有益于世道人心，但也必定触犯时忌。放言无惮、毫无顾忌、不守礼法的文风与魏晋名士孔融、秘康的文章一样都不被当时皇上和朝廷命官所欣赏。在一个思想禁锢的时代，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敢于怀疑，无论在思想史还是文学史上，李蛰的确非常人可比，有着难能可贵的现代人的审美品格，在这种品格支撑下的李蛰，为人为文都被后人所敬仰。
    “山有色，岚是也;水有纹，波是也;学道有致，韵是也;山无岚则枯，水无波则腐，学道无韵则老学究也”。 “公安派”的领袖人物袁宏道在《寿存斋张公七十序》里开宗明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韵既是情，是性灵，是个性。从这篇小品文里最能看出袁中郎的性情，处处以“人”，以“自我”作为终极关怀的对象，他提出“无心”与“纵心”的主张:“无心故理无所托，而自然之韵出焉”，“纵心则理绝而韵始全”。厌倦束缚，热爱自由的袁中郎还喜欢写那些“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游记小品文，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也是与作者借山水自然来抒写主体“性灵”分不开的。“心情半佛半仙，姓字半藏半显”，在出世与人世之间徘徊的袁中郎不像李蛰那样“好刚使气，快意恩仇”，作为一个文人的立身处世，袁宏道在所谓的抗争与消极、进取与颓废、清高与世俗之间还有很多个人的实际考虑。“大隐隐于市”的袁宏道既欣赏“山中幽韵”又不避讳对“都市声色”的喜好，它可以明目张胆地在文章中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趣味相提并论，清雅高洁的书生意气与纵情声色的携妓泛舟行为同时出现在他那篇有名的《龚惟长先生》里，这与他强调率直坦诚、尊重自我、不守束缚、不拘格套的个性一脉相承。
    陈平原说过晚明的文章大多是独抒性灵，轻巧倩丽的“文人之文”，清代的文章则大多是典制庄雅，朴实大气的“学者之文”。魏禧曾经概括明人的文章是“扬以急”，而清人文章是“沉以缓”，更多的后人知道明文的尊重自我，发扬个性，独抒性灵，而对清文“文”与“学”的并重看成是义理考证，引经据典，束缚个性。其实，未必如此，重新解读清代散文大家的作品，其中有很多思想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的黄宗羲，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早年的政治抗争，晚年的闭门著述使得黄宗羲能写出波澜壮阔、元气淋漓的文章，更造就了他坚持以遗民身份著书立说，不与新朝合作的硬朗意气，这与同时代诸多改换门庭的读书人相比，确实有着主体性很强的意志和信仰。黄宗羲的文章有他个人的姿态和风韵，但这种境界与气象又不同于晚清的李蛰和袁宏道等人，更多的是源于黄宗羲易代之际的生活阅历，史学丰厚的渊博学识，深谙现实的人情世故，造就了其文章的大气而不失于深情，思想幽深而不失于风韵曲折。说到黄宗羲就不得不提到成书于1663年的《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的民主自由思想在这本书里得到充分体现。在明清之际，君权是一个不可侵犯的神圣观念，黄宗羲以《元君》作为开篇之作，借以伯夷、叔齐的典故阐释了“昏君”在位之际受到外族诛灭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同时指责、嘲笑那些死守君臣之义的儒生之流面对天下“视之如寇仇”的昏君无所适从的言行。孟子“民贵君轻”民主思想在黄宗羲的文章里充分体现出来，虽然这种反对王权独尊的思想是希望有更好的圣君贤相来取代昏君，是不同于我们现代的民主思想，但是在那个时代作为朝廷命官的黄宗羲能够看到并且敢于直言，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精神了。再看黄宗羲晚年所作的另外一本小书《思旧录》，这是一本追忆文体的小书，“余少逢患难，故出而郊游最早，其一段交情，不可磨灭者，追忆而志之”。书中所追忆的友人有抗清名将张煌言，晚明隐士陈继儒，才气横溢的张溥，经史渊博的钱谦益，对这些人的追忆黄宗羲并没有一味地用尽赞美之词，而是深乎情、明乎理、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为人为文。如他提到张溥喜好读书，天资聪明，但同时自恃其才，下笔轻率。赞赏钱谦益文章“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但同时又不关心国家兴亡，只关注一己之私。黄宗羲的文章作为清代学者之文，不同于同时代桐城文章的独特之处是“以学入文”，以渊博学识、通达思想、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对当时朝廷钦定的一切学说用怀疑眼光和审视态度重新认识。其中汪中的散文也是以超脱性情，雅致文笔纳人到“学者之文”的行列里。
    汪中不同于明清时代的其他学者—大都经过正统的学院教育。出身贫寒的汪中是通过自小在书肆里当学徒而接近书籍，自学成才的学者。或许也正是没有当过官的身世经历，使得汪中不同于学术大盛、皓首治经的清代初期的学者，他们大多有半隐半士，徘徊于出世与人世之间矛盾的心情。汪中恃才傲物、锋芒毕露、正直率真的性格也造就了其行文中流露出的豪爽气盛，不拘一格，甚至带有些忧愤不满的情绪。《经旧苑吊马守贞文》一文借秦淮名妓马守贞的命运自喻，感叹自己生活困顿，怀才不遇，写尽当朝幕僚的难言之隐。“一从操翰，数更府主，俯仰异趣，哀乐由人”。汪中和李蛰一样都喜欢骂人，而汪中的骂比起李蛰来可谓更加直接表现在其言行中，据说汪中在读书期间就经常拿一些经史难题去请教先生，一旦答不出来，他就狂笑而出。比起时人独尊孔孟程朱，汪中表彰荀子，以及几千年来倍受压抑的墨子，对孔孟在先秦思想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质疑，为“五四”对中国两千年来思想意识的怀疑和反省提供了思想方向，明清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的互通性在这里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在《与巡抚避侍郎书》中，汪中再三表白自己的学术宗旨是“合于世用”和“实事求是”，不满足于同时代的人为考据而考据，不满足于墨守成规，考订精细的做学问，强调会通一气，能见其大，能观其变。汪中的这种怀疑精神不是仅仅计较一字一句的得失，不仅仅是在名物训话，而是表明了即使作为学术著作，也是应该具有人文主义的内涵，能体现主体的现代性。
    明清散文呈现出的阐扬幽韵、奇情壮采文风，散文家表现出的对独抒性灵、尊重自我追求，在审美现代性上与现代中国文学找到了互通点，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第三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