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毛泽东；忧患意识；民族复兴
　　论文摘要：毛泽东的“忧患意识”对中华民族产生的影响极大。分析毛泽东的“忧患意识”的特点和表现，论证其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影响：毛泽东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而其晚年“忧患意识”的浓烈滞后了民族复兴的进程。

　　“忧患意识”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种动力，既是中华民族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曾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毛泽东的“忧患意识”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息息相关。
　　毛泽东的“忧患意识”评价：毛泽东的“忧患意识”伴随其终生而晚年尤浓烈。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诞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且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先进党，作为先进党一分子兼决策者的毛泽东更是忧国忧民的典范。“忧患意识”使他能正确的认清形势并在强烈的危机感中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断地开拓事业的新境界，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把握前进的道路，在更清醒的思考中规划发展的历程。毛泽东在28岁定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决心；当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时，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当革命力量处于低谷时，他断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力挽狂澜，制定了正确方略；当国民党企图“划江而治”时及时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当革命胜利在即，他发出呼吁：“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面对如何对待苏联社会主义经验时，及时提出“有所学，有所不学”；当世界局势发生变化各国不知所措时，他高瞻远瞩地发明“三个世界”的理论。即使在临终念念不忘的还是如何防止“党变修，国变色”。可谓“进亦忧，退亦忧”，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和对国家富强和人民福祉的深切关怀。但他晚年的“优患意识”太强、太浓烈而使其负面作用越来越大。
　　毛泽东的“忧患意识”源于对国情的清醒认识与反映。近代中国被动挨打，“国将不国”的现实激发了毛泽东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决心，这是他“忧患意识”产生的现实根源。正是由于正确认识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革命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才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却面临更大的挑战：中国工业生产由于战争的破坏而远远低于近代工业生产的最高水平。其中煤为最高年产量的51．6％，石油为37．5％，发电量为71．7％，钢为17．1％，生铁只为13．9％，纱为73．5％，布为67．5％。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即毛泽东所说的“一穷-8”；中国搞建设的外部环境不利：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封锁与遏制；社会主义苏联搞霸权主义，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断进行武装挑衅；再加上自己搞建设的经验不足。这样的国情和建设环境使毛泽东一方面担心经济文化长期得不到快速发展，中国可能重新回到“落后挨打”的境地甚至将会“被开除球籍”，另一方面忧虑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使“党变修”、“国变色”。因而“忧患意识”逐渐浓烈。
　　毛泽东的“忧患意识”也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和总结。毛泽东的思想具有开放性，他尤善于从中国历史经验教ijil~吸取营养。秦朝“万代”而终于二世、隋炀帝纵隋声色而人亡政息、李白成“声色犬马”而急走北京等，这些生动事例验证的“逸豫可以亡身”之理，是历史总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的原因，正是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毛泽东提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要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毛泽东“忧患意识”的历史根源。
　　毛泽东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毛泽东思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他的思想、精神、品质甚至名字都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各族人民，因此，“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因而以忧国忧民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忧患意识”必将成为中华民族进行复兴事业的动力。
　　对毛泽东的“忧患意识”的思索：毛泽东“忧患意识”使他不忘自己的使命，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20、30年代，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时候，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复杂、曲折的环境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经过长期的探索，逐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成功地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建国后，在没有经验的条件下，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地解决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

　　50、60年代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提出了两类矛盾学说并确定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制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确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两组矛盾的不断发展和解决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等等。
　　这些思想以及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晚年“忧患意识”的浓烈滞后了民族复兴的进程。50年代无论从国际、国内环境，还是从理论实践上都形成了民族复兴的有利局面。可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真正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中国现代化进程滞后了20年。其中毛泽东“忧患意识”的浓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毛泽东晚年“忧患意识”的浓烈使他在实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提出了一些“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主要有：经济建设上的“大跃进”。毛泽东晚年思想里有一种浓烈的“落后挨打”和“急于求成”的意识。由此，1955年冬产生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基于这种思想，提出了“大跃进”的方针。实际上与党的“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相对立，由于它违背了经济规律，因而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在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上“以战备为中心”。毛泽东晚年忧虑国家的安全，担心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很快发动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破产后，毛泽东对“和平演变”又表现出特别的敏感。60年代中后期，他认为中国在国际上面临“帝、修、反”的包围和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因而从1965年开始把经济建设的着眼点放在军事战略上，把国民经济转移到以“战备为中心”的军事战略发展轨道，希望全国人民作好战争准备，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
　　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晚年特别关心“党变修”、“国变色”，坚持认为国际上修正主义思潮泛滥，自己的睡榻旁边正“酣睡”着中国式的“赫鲁晓夫”。因而得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也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意识”，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奠定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忧患意识”的浓烈导致中共领导层内部“人和”的失调。“人和”的失调表现在中共上层领导人的分歧上。中国当时现代化的关键在于解决好两个问题：如何对待当时存在的资本主义，如何对待农民问题。正是在这两个关系现代化建设命运的问题上中国上层领导人之间发生分歧。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错误估计了形势，过分注重在三大改造中及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由于人民的热情驱使表现出来的“积极、繁荣”景象，认为中共领导人包括他自己，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思想觉悟、创造能力，因而在三大改造中不切实际地大大加快了速度，制定了高速度、高指标；而另一部分主张“逐步”、“稳妥前进”、“反冒进”、反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人却被打入冷宫，使分歧尖锐化。领导层分歧越大，政府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越小，这是“后现代化”国家从事建设的大忌。
　　毛泽东“忧患意识”的结论与启迪：一个先进政党的决策者必然与时俱进，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党或领袖必然深谋远虑，居安思危，具有“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并将这种意识变成实现祖国富强、人民富裕的精神动力和实际行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忧患意识”一定要适度，要不骄不躁，如果忧患大于自信或过于浓烈，“忧患意识”就会像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把自己“斩落下马”。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