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胡适  宗教思想  民族思想
　　[论文摘要]胡适作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其思想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胡适的宗教与民族思想作为其思想和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研究当今的宗教与民族问题有着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胡适关于宗教问题的研究，其态度是理性主义的，其方法是实验主义的；而胡适的民族思想则是感性主义的、爱国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传统与现代的纠缠贯穿在他的宗教与民族思想中。
    胡适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直至今日，他的思想言论仍受到广泛关注，围绕他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以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多次举行。胡适的思想与学术，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传统与现代依然纠缠不清的今天，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考察胡适的宗教与民族思想，对于我们研究和思考当今的宗教与民族问题有着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
    一、胡适的宗教思想
    在宗教问题上，胡适算得上一个启蒙思想家，因为他对传统宗教的批判是理性主义的，因而完全区别于信仰主义的宗教神学。同时，他的宗教观在理论形态上与传统儒学的无神论宗教观也极为不同:一方面，现代意义的启蒙宗教观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而传统的无神论思想在政治上则是维护当时的封建君权和封建制度的;另一方面，现代意义的启蒙宗教观广泛引进并运用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特别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以及由此推演出的社会进化论，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启蒙宗教思想的科学根据。对于宗教，胡适说道:“我们对于一种学说或一种宗教，应该研究他在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影响:‘他产生了什么样子的礼法制度?他所产生的礼法制度发生了什么效果?增长或是损害了人生多少幸福?造成了什么样子的国民性?助长了进步吗?阻碍了进步吗?’这些问题都是批评一种学说或一种宗教的标准。”〔‘〕也就是说，胡适对于宗教问题采用的是他从杜威那里学到的实验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的，具有明显的现代风格。从实验主义的方法出发，他指出，对任何理论、主张，以及宗教信仰，我们都不应迷信，而应“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
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2l显然，胡适对于宗教的态度和方法受近代西方的影响极大。
    五四时期是中国启蒙思想运动的高峰，其中批判宗教神学和世俗迷信的启蒙宗教思潮占据突出地位。胡适运用从杜威那里学到的实验主义方法，开辟了对中国传统宗教的史学研究。胡适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对宗教有神论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并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提供的科学证据，已经打倒了二千年来倍受尊敬的宗教。他不仅否定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还谴责基督教所谓的平等和博爱是虚伪的。对于影响中国人很深的佛教和道教，他更是反感，一是因为佛道二教教义中都“充满了惊人的迷信，’;二是他认为和尚道士都弄虚作假、伪造经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一方面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不幸;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利用敦煌文献资料，运用历史考证的方法进行中国佛教史，特别是禅宗史的研究。他把禅宗的顿悟看成是一种“自然主义人生观”，是打倒佛教旧说的一种革命性的个性解放。他的《荷泽大师神会传》通过对神会的研究来破除神会在禅宗史上所作的神秘主义的附会。尽管胡适的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赞同，但他的方法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他既应用了传统国学的考据方法，又不拘泥于传统考据学的一字一句之辨，而是从宏观上把握整个禅宗的历史发展问题，着眼点放在剥开蒙在禅宗史上的那一层神秘主义的外衣。他的道教研究主要表现在《陶弘景的真浩考》上。经过研究，他认为《真浩》中有20章之多是剿窃佛经《四十二章经》。不仅《真浩》如此，整部《道藏》大多如此。
    对于儒教，胡适既反对和批判其麻痹和奴化民众的一面，又希望对儒教进行改良而成为现代宗教以发挥其社会教化功能。1933年7月，胡适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应邀主讲儒教时指出，同一切宗教一样，儒教也是“道德和社会教化的大体系，归结却都变成了信条和仪式的奴性的守护者”。[3]0对于这样的儒教，胡适坚决反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极力主张打击的“孔家店”，就是指这种挂着孔子招牌的儒教。胡适指出，儒教所极力拥护的礼制，在千百年前早已受到思想家的批评和攻击了，何况在现今这种大变而特变的社会生活之中呢?据此，胡适把二千年来的儒教判为吃人的礼教，在他的笔下，中国传统中的独有的宝贝和骄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等等，其中的大部分显然是宗教化的儒家意识形态的产物。这些因素在封建皇权和文化传统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膨胀和发展，又不断地渗人佛教和道教的影响，致使这些消极因素大大超过了合理因素，因而是需要坚决打击和反对的。

    应该说，在五四时期这样一个启蒙的时代，首先需要做的是揭破宗教的神秘与欺骗，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打破对神圣宗教和神圣经典的迷信态度，就不能启迪民智，更不能对之进行学术性的研究。没有启蒙性的宗教理论和宗教研究方法，真正现代意义的中国宗教史学和宗教学是很难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从总体上看，胡适站在现代立场上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和分析评价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合理的、进步的。
    二、胡适的民族思想
    中国固有的传统文明土壤，滋养了胡适的思想大树，也使得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感情根深蒂固。胡适13岁前在家乡上了9年私塾，摸的、吟的、背的都是国学，12岁就开始编历代帝王年代歌诀和国故胡适上了6年“新学”，大部分还是读中国书。到美国7年，喝的是洋水，辩论的却是中国文学，主攻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史，就连留学日记中论国学的内容也占了不少篇幅。更为重要的是，胡适对于国故的整理从未间断过。在胡适看来，整理国故最重要的意义是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再造中国现代文明，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

   对于传统文化，胡适虽曾有过相当激烈的批判，但这是基于他的“文化惰性”理论。他之所以执着地要向传统文化开刀，主张“全盘西化”，正在于要使我们从落后的社会现实中去追赶时代的潮流，在于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使中华民族重新振作起来。“我认为我们对于固有文化，应该采取历史学者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求是’才是最可靠的反省。自认贫乏，方才肯死心塌地地学，自认罪孽深重，才肯下决心消除罪想。如果因为发现了自家不如人，就自暴自弃了，那只是不肖的执垮子弟的行径，不是我们的有志青年应该有的态度。‑[s]同时他还说: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绝大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人，这是一切文化所共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文化各方面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这就是古往今来无数老成持重的人们所恐怕要损灭的“本国本位”。这个本国本位就是在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一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风下矣。’
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6]从上述可以看出，胡适虽然声明他主张“全盘西化”，但也很清楚地说明他的动机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他认为只有在提倡矫枉过正，“拼命走极端”，而让本位文化惰性去自然折衷，才会出现“本位新文化”。为了达到“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目的，胡适指出:“我们肯往前走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l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看作是“再造文明”，是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手段，表明了他深切的中华民族情怀。
    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胡适所关注的焦点已不是个人自由而是民族国家的兴亡。有一段话可谓是这种态度的最好注脚:“‘人权’固然应该保障，但不可捐着‘人权’的招牌来做危害国家的行动。‘取消党治’固然好听，但不可在这个危急的时期借这种口号来发动内战……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解除内战的大罪恶。,.}sl
    从以上可以看出，胡适提出自己经过独立思考的意见，为的是向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负责，而不是单纯为了迎合或反对某一党派的政治路线，其中所蕴涵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无疑是深沉的。这种深沉的情感从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段话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9l应该说，胡适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整理和维护，最终目的是希望中化民族和中国能够走上西方国家那样的现代化道路，成为“现代”民族和“现代”国家。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宗教问题，胡适的态度是理性主义的，其方法是实验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其对宗教的研究是客观而理智的，其中充满了现代气息;而当他面对民族、国家问题时，其态度则是感性主义的，其方法则是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透露出明显的传统关怀。而究其根本，胡适对于宗教的批判也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眷顾也好，都源于他深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结。胡适对于宗教和民族问题的思想观点、方法态度，对于我们研究当今的宗教和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研究宗教问题，离开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态度显然是不可取的;而对待民族问题，纯粹的理性主义则是不可能的。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与纠缠，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永恒的。